东莞危局，“中国制造“榜样的迷雾与重生

最近，整整一周，关于东莞的话题充斥着南都、天涯和奥一。
2008，距离我第一次到东莞已经10年， 在过去整整一年时间里，我也一直关注这个当年我从内地来到珠三角的第一个城市的命运，我一直想，或许可以写点什么东西来给这个城市。
11月14日的《南方都市报》有这样一段编者按：东莞注定将在中国的经济史上留下烙印。东莞为什么会这么备受瞩目？官方、媒体、民间互相掐数据的背后，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东莞能否熬过这个萧瑟的冬天？东莞如何在急剧变化的经济大环境中重塑竞争优势？
我想用这个来做开篇也是再合适不过。
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这个城市：在这座在中国乡村知名度最高的城市，20多年来一直为无数的农村青年提供着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密密麻麻的大巴、中巴、小巴川流不息，不断地吞吐着操各种方言的青年男女，这些长途汽车不仅来自东莞市的28个镇，也来自国内许多省份……东莞每一个长途汽车站，都是这样一幅纷乱景象。
大学毕业后，我首先来到的是东莞这样一个被称为“中国制造”典范的城市，我看到的景象是，无数的年轻人，把自己的青春和热情投在流水线上，他们的青春就化为这样以分、以毛计算的产品利润上，他们的嘴里，永远就是“加班”、“跳槽”这样的词汇。我看到无数打工仔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但他们的青春却没有换回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整个庞大的工厂其实就是跨国公司的一个棋子，没有丝毫地位和尊严可言。
中间接近10年没去过东莞，和上个世纪后期相比，今天锐变后的东莞已经大不一样了。就是这个曾被当地人自嘲为“村不像村，城不像城”的地级市，最近几年，这个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莞大道、松山湖大道、东部快线、五环路、图书馆、青少年宫、玉兰大剧院、科技博物馆、国际会展中心……还有许多大型的商业项目和高档写字楼，都在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人们的眼皮底下冒了出来，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这个城市的面貌和形象。
车出广深高速公路，人们便会进入“东莞大道”——条连接东西、贯穿东莞新城区的快速路。这条建于2002年、从当年泥泞小道到一般水泥公路，到如今两旁丛林掩映、中间鲜花绿树相隔、宽达12车道的优质沥青快速大道，亦如它的名字，直观而深刻地表达了东莞的发展，诉说着东莞发展的昨天与今天。
1978—2008，30年，这个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市20周年，从一个逃港成风、落后贫瘠的农业县，发展到今天"富可敌省"、城市各项指标高踞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前列。建市20周年的东莞已进入一個新階段。在这个新時代的开端，一直有改革开放标本意义的东莞將会予人怎样的启示。东莞究竟是怎样一个城市？为什么每个人对这个城市的认识有如此大的差距？东莞变成了什么模样？金融风暴中，这个城市也首当其冲地处在了风暴眼里。
上篇：东莞，被放大的流言与被遮蔽的真相
1．危局之谜
两个月前的9月18日，《南方都市报》以《东莞：被放大的流言与被遮蔽的真相》拉开了一拨对这个城市的解剖。开篇的话就是：谣言四起。在非议中挣扎的东莞，正经受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危机———东莞的15000家外企，几乎无一例外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的冲击，企业盈利不同程度下滑。政府一边“防空”，一边澄清关于东莞的种种流言。一边是妖魔化言论，一边是据理力争的辩护。东莞真的令人费解吗？
早在今年3月，一位署名夜郎锅王的网友发表一篇《东莞：沉重的肉身》，率先开始最东莞进行质疑。夜郎锅王说：2007年，几把大刀都向东莞砍来，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东莞似乎应招有些吃力，这个以制造业而闻名的城市，它所受到的环境压力、能源紧缺、土地紧缺、劳工紧缺等等问题，更象是已经接近它所能够承载的极限……
11月9日，天涯经济社区经济论坛版出现了一个火爆的帖子——《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点击率超过20万次，回复数达到800多个，并因此吸引了各大媒体的关注， 11日，《南方都市报》以整整7个版的版面做了报道，这篇“万言书”火爆网络，“我叫梁山伯”也迅速蹿红。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对“万言书”———《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做出700多字的批示：请将此篇网文印发市、镇领导参阅，并组织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收借鉴，转化为工作措施。
在东莞高层关注网文的同时，网上又诞生了一篇题为《拿什么拯救你，风暴中的东莞？》的帖子，“东莞风暴”越演越烈。
东莞到底怎么了？风暴是迷局还是真相？为什么是东莞？东莞要怎么办？
2．反省之误
进入21世纪后，东莞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焦点话题被持续关注，如果从最早的《东莞危机--对一座IT城市重塑的思考》算起，已经超过6年了。
2002年12月，《IT经理人周刊》发表一篇《东莞危机--对一座IT城市重塑的思考》，里面这样描述他们眼中的东莞：面对苏州等城市的竞争，东莞在它繁荣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如同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活力少年，东莞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营养。这个响彻全球IT市场的制造业名城，繁荣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在全球背景下再次审视东莞，我们清醒认识到，东莞最初是在一个农业县的基础上搞工业化、城市化，面临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东莞采用“三来一补”这种尽可能简单的合作方式，换取了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但这种以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在20年后的今天，所释放的增长能量越来越接近极限，难以支撑经济的高速发展。
2003年，《新经济》杂志发表署名樊荣强的文章《“广东四小虎”批判之二：东莞凭什么？》，提出一个话题——东莞品牌无故事。同样是“广东四小虎”之一，同样自称“国际制造业基地”的顺德，相比东莞，知名度似乎要大得多。原因之一大概是顺德有美的、科龙、万家乐、容声、格兰仕这一大堆中国驰名商标。
2004年，金心异在《中国企业家》发表文章《苏州“东莞化”的忧虑》，这篇文章后来出现在中共东莞市委办公室的第208期《工作信息》上。这份工作信息共印了250份，被发至东莞市委常委、市政协主席、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副市长，还特别注明“本期增发：各镇区委书记、镇区长，市直有关单位”。
2006年，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曾经写过一篇《东莞奇迹的启示与警示》。他眼中的一系列尖锐挑战包括：外资经济结构对自主创新形成的挑战；速度型经济增长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挑战；不对称的利益关系格局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的挑战。
2007年12月4日网友“如痴如醉”在天涯网发帖《新殖民之觞：深圳给东莞带来了什么？》，从财富的再分配和转移问题、幸福指数的问题、资产定价泡沫等三个方面，指出不该忽视深圳企业批量入莞的作用和影响。
2008年3月，南方网发表了一篇署名夜郎锅王的《东莞：沉重的肉身》，3月7日，“夜郎锅王”再发表《再“拍”东莞》，指出东莞“三宗最”，即东莞最怕：误读；东莞最难：管理精细化；东莞最缺：思想。
2008年9月23日网友“帛儒”在天涯社区发表《东莞，你将何去何从？》，点击量达到七万多次。文章认为“政府在面对经济衰颓的问题上首先要有务实的态度，试图掩盖现状将拖累东莞经济的发展”。
2008年10月底，一本被命名为《中国智造——超越制造的新征途》的图书由花城出版社推出，在这本冠名“向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献礼”的图书里，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东莞模式及其转型的典范价值，书中借喻“东莞制造的旧船票，登不上今天这艘新客船”。
2008年10月31日，网友“夏可可”在天涯社区发表《东莞，请实现财富重新分配》，此外，还在天涯网、南方网发表《东莞，幸福的时候还没有来临》、《东莞很美，如果工厂越来越少，将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等帖。
2008年11月9日网友“我叫梁山伯”在天涯社区发表《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
2008年11月12日网友“我不是祝英台”在天涯社区发表《拿什么拯救你，风暴中的东莞？》。
如此多的反省集中在一个城市身上是罕见的，由此带来的思考是：为什么是东莞？为什么每一次反省过后一段时间，几乎是同样一个问题，依然需要反省和鞭策？几乎每一次危机来临，首当其冲的依然是东莞？东莞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问题？
3．模式之痛
东莞，完全就是一个“中国制造”的缩影。中国制造最大的秘密，就是低成本。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人力成本上升、土地电力等资源有限、新《劳动法》增加企业成本之、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情形下，“中国制造”和它的典范城市——东莞都面临着该向何处去的问题？
东莞问题显然不是东莞一个地方的问题，那些复制东莞模式的城市，都将面临同样的考验。事实上，东莞只是中国诸多城市的一个缩影，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城市步入东莞模式的陷阱，比如苏州的“东莞化”，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江西、湖南等地的“东莞化”。
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东莞作为依靠“制造”成长起来的典型在城市得到发展后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
长期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金心异在其文章《苏州“东莞化”的忧虑》中认为，在举国上下欣喜于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基地的时候，“东莞模式”在珠三角称雄本身已让人感到担心，“东莞模式”北渐到苏州，甚至整个中国沿海地区都出现东莞化的趋势，“那就更加让人沮丧”。
金心异在另外一篇《东莞模式：奇迹与流变》中这样描述东莞模式：
东莞模式是这样的：港台资本、设备（附着一些工业技术）+东莞土地、厂房+中国内地农民工+香港（后来还包括深圳）进出口通道+欧美日市场（现在是全球市场）。
尽管东莞模式形成了外资主导的、外科手术植入式的、外源型的特点，虽然看上去有一个产业链，但这个产业链仍是逐水草而居的“松脚型工业”(Footloose　Industry)，当区位条件(包括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优惠政策、市场环境、周边环境)发生变化时，容易形成空洞化，因此更象是一种掠夺型工业化，东莞本地付出的代价太大。但是凭良心想一想，赚取第一桶金，付出的代价总是最大，这一点情有可原。
本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的珠三角，“东莞模式”并非主流，真正代表主流的是“顺德模式”，所谓“顺德模式”，其实是在当地经济体的肌体内，自生出来的一种工业化的冲动，这种冲动得到了香港等地资金和管理、技术的支持，并迅速发展壮大，延伸出来了一个健全的制造业体系，以美的、科龙、格兰仕等为代表的顺德家电产业链，就是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然而在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东莞模式”大行其道，其势头盖过了顺德、南海等地——最近十年来，在珠三角各个城市中，东莞居然成了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反而顺德模式却陷入了危机——以致于媒体现在提到珠三角的制造业，东莞的外资IT制造业竟然就成了代表。
更加让人感到可悲的是，东莞模式迅速被苏州和昆山所拷贝，并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另一个奇迹。台资电子加工业迅速在昆山集聚，“昆山神话”一时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模式。
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本来就有相当的工业基础，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代表了苏南农业地区自身的工业化努力（当然，这种努力同样得到了上海的资金、管理、技术和销售市场的支持），但这种努力被外资尤其是台资洪水一样的冲击完全打断了。苏州、昆山迅速沦为“三外”所主导的所谓“制造业基地”。
在９０年代中期之前，苏州的经济本来可谓是一个十分健康的经济体，苏州人当时也很津津乐道于，地方经济是“国有经济、乡镇经济与外资经济三分天下”，苏州国有经济曾经有过与上海国企一样的红火期，当地的家电产业以长城电扇、香雪海冰箱为代表，曾经有过“四大名旦”的说法，就连不起眼的牙刷这样一个小产品，苏州的“虎丘”牌牙刷也曾是中国的一大品牌。然而短短的十年时间，国有经济由于其体制瓶颈而终于轰然倒地，苏南乡镇经济也一直陷于“国企病”症状而不能顺利向民营经济转型，当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可以迅速给地方官带来业绩的“三外模式”大受欢迎之后，苏州就此沦落了。
实际上不仅仅是苏州，从南到北，大连、天津、上海、杭州、厦门、珠海等许多当红的明星城市，都同样面临着“东莞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准确体现了在最近１０几年时间里，全球产业资本流向中国大陆的情势下，尤其是最全球制造业链条的末端移植到中国大陆的疯狂情形。而全中国争夺富士康的个案，则更让人感到悲哀。
金心异的这段评述可以说是对东莞模式的最精辟也是最完整的描述。东莞模式背后正只中国制造的身影。
当以低廉土地和劳工为筹码的外资制造企业像蝗虫一样从一个地方横扫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留下的是空心化的产业陷阱。过去30年改革开放所赖以成功的许多元素，如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大规模地耗用各种资源、大面积的城建开发以及依靠税收优惠吸引外商投资等等，这一切都已经无法再支持中国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取得更大的突破和质的提升，甚至还会构成对中国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
昆山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蔡一明曾说“低水平制造就像牧民在草原上放牧，这里吃完了就去下一个地方，追逐的只能是下一块草原。从欧美到日韩到港台到大陆再到越南。产业不升级，永远不能摆脱疲于奔命的宿命。”
20多年来，东莞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有一个说法曾令东莞人无限光荣：“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20多年间，东莞从1978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县，从“三来一补”起步，已发展为“全球加工制造业中心”。IBM的一位副总裁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15分钟，全世界的电脑价格都会因此产生波动”。
“东莞奇迹”的背后常为人所忽略的是，东莞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条上仍处于末端。在东莞生产的一个鼠标，在美国市场的售价是24美元，渠道商能赚8美元，品牌商赚10美元，而贴牌加工厂商只能赚0.3美元。
现在，传统的东莞模式已经为东莞乃至效法它的城市带来诸多“成长的烦恼”。这一过去为东莞乃至许多地方带来巨大发展的经济模式现在看来越来越像一种为造纸浆而种植的速生林，快速成长，疯狂地掠夺土地营养，长成后被迅速收割，为当地留下微薄的经济收入却留下巨大的持续发展问题。
从事区域产业集群研究的北大教授王缉慈在考察过东莞后曾忧心忡忡地指出，东莞的产业结构需要从“订单主导型”向“生产者主导型”转变。如果转型失败，则有可能出现产业转移、本地“空洞化”的危机。也就是说，全球性制造业基地有可能从东莞转移到其他地方。王缉慈对英文的“工厂（plant）”也有一个有趣的新的理解： plant这个英文单词既有植物的含义，又有工厂的含义。因此，工厂应该像植物一样扎根在土里，但是，东莞的很多工厂只是像竹竿一样插在土地上，随时可以拔起来，再插到其他地方。
东莞整个制造体系是从外部直接加入到该地区的，并非是东莞自己主导的符合东莞实际和长远发展的的产业体。这种产业体有一个天生特点：像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丰盛就去哪里。一旦东莞的水草被吃光，它们会马上转移到下一个水草资源丰盛的地方。比如苏州、昆山等等。
在资本方面，这一模式完全是外资主导。东莞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引资来带动本地经济增长。3000亿元的GDP有相当部分与外资的出口相关。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受外部经济的波动影响比较强。一旦外资转移出去，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产业类型上，这一模式完全是外向型经济。东莞加工制造业大多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下游和末端，经济效益较差。东莞的加工制造业是由“三来一补”发展起来的，主要生产外来商标的产品，生产环节附加值十分有限，只能分得国际市场微薄的利润。在生产过程中，主要的部件等从外部进口，产品也主要是打外销市场。在这一模式中，产业的利润主要由外资收获，地方获得的是税收、租金、对服务业发展的拉动，在最关键的税收方面又由于地方政府大量牺牲自己的税收收益，造成这一收益在前5年基本很少看到。对整个城市而言，获得的是一个虚名，外来工则赚到少得可怜的工资。
在产业升级方面，东莞的企业普遍缺乏升级的动力，习惯于走外延扩张的发展道路。大多数外资企业生产以外销为主，民营企业自主开发产品的也很少，生产贴牌和无牌产品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0 % ，拥有自己品牌的企业仅占总数的10 % 。
除了这些，东莞有更为长远的问题，诸如土地消耗大、能耗大、投入产出效益低等。东莞的外向型经济绝大多数是加工制造环节，社会生产以土地和劳动力投入为主，当东莞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这种发展模式所释放的增长能量将接近极限，继续沿袭这种发展模式，势必带来并且已经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在土地资源和环境上东莞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早在几年前，这种模式的弊端已经呈现并逐步放大。近年来东莞同时出现土地、能源、社会容量和环境容量4个方面均“难以为继”的问题。东莞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招商引资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模式的实质是用土地换GDP、换财政收入。无论是土地资源还是比较优势，都不允许东莞继续在传统的发展道路上走下去。
这一切都说明，过去赖以成功的“东莞模式”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东莞也尝试转型，提出双转型战略，但转型还在艰难进行中的时候，金融海啸不期而至，东莞由此在风口浪尖飘摇。
4．品牌之殇
东莞一直被广为批判“品牌无故事”。东莞政府多年来极力推崇品牌打造和产业升级,但成效不大。主要原因是企业不愿升,因为即使不升,它们也可以生存得很好。
东莞人或许不曾深刻去思考：没有品牌的制造只是一个躯壳，在价格竞争的红海里挣扎，脆弱而没有生命力。一旦风云突变，就被红海所吞没。当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来临时，无故事的品牌为整个城市制造业所带来的冲击则是灾难性的。金融危机波及到每一个人。现在的顾客从买‘想要的’,变成了只买‘需要的’。这个时候，品牌的价值就开始呈现。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东莞大朗号称羊毛衫名镇，但却没有一个“恒源祥”、“春竹”之类的品牌冒出来。虎门镇号称“全国四大服装基地”之一，有服装生产企业800多家，成为“南派”服装的代表，也没有一个真正叫得响的名牌。厚街镇号称全国乃至东南亚著名的家具集散中心，同样没有叫得响的名牌。
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曾在全市干部大会上提出反问：同为当年珠三角“四小虎”的中山、顺德、南海，20年留下的自有品牌多于东莞；同样是承接对外加工起步的“亚洲四小龙”，20年的承接却形成了自己的经济体系；但如今东莞还是主要依靠对外加工支撑经济发展……
东莞高埠镇有全球最大的制鞋基地：台商投资的裕园工业园。美国历届总统最喜欢穿的、世界第二大品牌的运动鞋NEW BALANCE就产自这里，第一大品牌耐克也产自这里，此外还有阿迪达斯、锐步等品牌。有人粗略统计过，世界上每十双运动鞋中就有一双产自东莞的台企。但是，东莞却没有像晋江这个县级市一样诞生出属于自己的品牌。东莞空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在与品牌所有者的搏奕中却不堪一击。
在2006年中国品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最有价值商标500强》榜单中，东莞无缘上榜。
而来东莞投资的台湾同胞们，却用上岛、永和豆浆、仙踪林、老树咖啡、台北私房菜等一系列出色的品牌战略和营销理念在我们的家门口给我们上了一课。
2007年9月，号称东莞第一财经杂志的《东莞经济》曾用20多页的篇幅推出当期主题《东莞为品牌补课》，开始反思东莞这一制造名城的战略之误。
经济战略的本质就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业务的进展模式。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必须灵活机动，抢占先机，用革命性的方式实施战略。而在所有战略行为中，品牌战略则是企业最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
在长三角城市市长大会上，苏州市长阎立曾对宁波市长毛光烈说：“宁波比我们苏州好啊，虽然我们经济总量不错，但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是外向型企业贡献的，经济命脉不在我们手中啊，不像宁波，大部分是自主品牌企业……”
所以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我们所看到的冲击最大的无一例外是那些外来加工制造业集中的区域。东莞危局的背后其实正是“中国制造”何去何从的问题。
5．链条之危
品牌是一个表现形式，再深入分析，背后其实是一个产业链的问题。
从整个产业链条上看，中国制造行业的企业普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正在忍受利润一天天趋薄的煎熬。中国一边用自己的资源以最低成本为世界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另一方面又被跨国企业当作最大的潜在市场用他们强大的品牌工具收获超额的利润。
一只普通的箱包,在东莞的生产成本是9美元,之后以10美元的价格卖给香港商人,香港商人再转手以20美元的价格卖给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然后沃尔玛给箱包标价40美元,在美国市场上出售。“Made in China”由此走进美国的千家万户。在这个产业链条上,沃尔玛赚了20美元,香港商人赚了10美元,而广东赚取的只有1美元的加工费。
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生产模式和利润分配格局是：国际品牌商掌握着渠道、品牌和标准。他们拥有最高的定价权，享受丰厚的利润；产业链的中端，日本、东南亚等地掌握研发力量，拥有较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并赚取研发费用；产业链的低端，中国企业利用生产要素廉价的比较优势赚取加工费用。
东莞的经济模式在整个产业链条处于最低端的位置，完全受制于人，没有自己的主导权和定价权，完全活在别人脸色下面。这样的局面一旦危机来临之时岂有不覆灭的？
从城市的角度看，一个城市竞争力可表示为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同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多快好省地创造财富和价值收益的能力。在城市的发展中，生产价值链的高端或核心部分是城市产业升级的终极目标形态。
中心城市在向国际化大都市演进的过程中，必然要面临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随着传统制造业的梯度转移、老旧工厂的关闭，如何寻求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引擎，实现城市产业升级和功能转型是保持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关键。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东莞也是如此。
从制造成长起来的城市正面临新一轮的进化和跃进，越来越多依靠制造成长起来的城市发现要固守原有的优势已经很困难。我们注意到，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城市之间的竞争正呈现新的趋势，从过去的面积、人口、GDP、吸引投资等硬指标正逐步修正到占据产业链上游，占据高端服务领域的制高点上。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从制造到服务，从低端到高端，从产业链下游到上游，城市的发展正朝着利润、控制力、影响力、辐射力等方面跃进。城市越往上走，就越接近产业链的控制端，就越接近利润和价值的富裕区。
在我们许多城市之间展开明争暗斗时，到底哪些城市能领先？显然是那些完成产业升级，在产业链上掌握关键环节并掌控周边相关领域资源的城市。东莞和许多类似的城市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跃进和提升。
6．转型之惑
品牌无故事，产业链上受制于人，东莞要改变就必须翻身做主人。
按照官方的说法，东莞开始陷入了“双边缘化困境”：一方面，所引进的产业仍是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为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另一方面，本土产业成长空间受到挤压，未能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尤其在自主技术和自有品牌方面处于落后地位，在国内生产体系中也处于边缘位置。
在新的挑战面前，广东“四小龙”之一的东莞，不得不开始彻底的转型探索。从“三来一补”起步，至今大体沿袭接近30年的发展道路，已经失去了国内外优势条件的支撑，东莞经济必须整体求变，实现发展模式、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东莞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和思路。在东莞第12次党代会上，将“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作为一项首要战略，写入了今后5年东莞市工作的总体要求。 “双转型”战略开始推进经济结构从以外源型经济为主向内外源经济并重转变，产业结构从以加工制造环节为主的纺锤型向加工制造与研发服务环节协调发展的哑铃型转变。
“双转型”战略提出接近2年，但似乎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成效。一个固守了20年发展模式的城市要突然转型并不轻松。战略容易提出，但是在东莞这样一个地方要实施一个城市的转型战略并没有提出战略那么简单。如何转型？需要什么资源要素配合？东莞如何来弥补这些本来就属于弱项的资源？政府如何能够根据现在各镇区的产业特点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切实提供具体的可执行措施？
其实早在1994年，15年前，全市三级干部大会上面，当时的市委书记李近维就鲜明地提出了要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1994年10月20日，东莞亮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旗帜。要“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迈进，提高新产品和市场的开发能力，提高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人均国民收入”。但差不多两个8年抗战过去了，东莞的产业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事实上，今天来看，东莞的“腾笼换鸟”以及转型升级政策执行得非常艰难，甚至有不少反对升级、转型的声音，经济危机来临时，甚至也有不少人把危机和困局的原因归为转型升级所带来的。这样的思维岂非本末倒置？
7．人才之荒
夜幕下的东莞，一座宛如一袭弗拉门戈舞旋转的建筑，如裙摆般“飞扬”在新城市中心广场，这是全国排名前五的玉兰大剧院，是东莞市文化新城的标志。但是，在这座城市，更多人是为了生存来到这里，而不是为了理想或者梦想来到这里。
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说过：“人们之所以愿意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个城市越有特色越有品位，就越有吸引力和知名度，就越能吸引人才。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城市寄托着太多人的梦想，太多的人离开故乡，投向大城市的怀抱。在东莞，有许许多多工作在车间和流水线上的新莞人，在繁忙的工作之外，他们也有着自己追求的梦想。
1860年至1900年期间被称为纽约城市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40年左右里，纽约令人难以置信地吸引了巨大的金融资本和物质财富，无数雄心勃勃的创业者汇集到这座能够梦想成真的“梦想之城”，试图对“大苹果”(the Big Apple)狠狠咬上一口。
东莞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这个城市所塑造的梦想却始终不足以诱人。
网络上很流行的一本小说《东莞不相信眼泪》，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让他到东莞去；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让他到东莞去。你想他快乐你就让他到东莞去，你想他痛苦也让他到东莞去。
东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座被妖魔化的城市，说到东莞，没去过的人想到的都是脏、乱、差。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城市却缺乏相应的人文，很多人也因此不愿意到东莞来。
东莞的活力在珠三角地区是首屈一指的，但关于它的前景，或者说是它的活动的持续度，就直接指向了东莞的人才。东莞不是没有“钱”来“引智”，而是能不能吸引“人才”来。
在东莞市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论坛上，省社科联党组书记、研究员、博士田丰就提出：东莞可以在理工学院设立一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机构，培养一些“文化闲人”。建议东莞在今后的发展中，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文化成果。一个城市没有“文化闲人”是很乏味的，“文化闲人”对为东莞提升软实力大有好处。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会养一些“文化闲人”，东莞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也理应有更多的文化闲人。
在过去，限于产业结构的特点，东莞多吸纳的基本是制造业相关的人才，在其它层面缺少向广州、深圳这样完备的人才结构。
不少高级人才之所以不愿意来东莞，一是对东莞的城市印象不佳。东莞是一个在近20年来才高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由于基础比较弱，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环境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混乱，在城市环境上东莞与广州、深圳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再加上东莞的文化氛围不佳，使许多高级人才对东莞有种“乱糟糟”的印象。
东莞想要发展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高档产业,但是知识、技术、人才和研发恰恰是东莞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
要从制造型城市向上跃进，人才是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做研发和营销和单纯的制造不一样，需要有相关实战经验的人才。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才，双转型也只能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