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诉政海沉浮录 - ■--历史与文化 - 龙腾虚幻·新战略观察社区 - Powere...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7: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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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虚幻·新战略观察社区 » ■--历史与文化 » 恭亲王奕诉政海沉浮录 燕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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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印 tT 发表于 09-3-20 12:42 | 只看该作者

[转贴] 恭亲王奕诉政海沉浮录

  天下大势,兴亡谁定?这是人们对历史的永恒的追问。中国历史的长流,浩浩荡荡,奔突而进,似乎瞬息之间,流走了上下几千年,淘尽了无数风流人物。时至清代,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这样一个中国古代历史的最后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天下大势,急转而下,走向衰落,清王朝开始呈现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败气象。尤其是到了道光帝时期,秋叶飘零的暮色笼罩了颓败的大清王朝,于是龚自珍——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愤怒了,他以极具穿透力和震撼力的声音向天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深夜,整座紫禁城沉浸在梦境之中。子夜时分,静妃博尔济吉特氏的寝宫乐道堂里,一男婴呱呱坠地,啼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给死气沉沉的紫禁城增添了一些生机。爱新觉罗家族又一个皇子降生了,这就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皇子,在其以后几十年波澜起伏的政治生涯中,曾对大清王朝的内政外交、兴衰荣辱,甚至对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奕訢。

  在此之前,道光皇帝已有五个皇子,但长子奕纬,已在去年因病而殁,卒年恰值风华正茂的24岁,这对道光帝是个沉重的打击。次子奕纲、第三子奕继都是静妃所生,可惜相继在一二岁时早夭。长子奕纬死时,皇二子、皇三子已夭折有年,皇四子奕詝等诸子尚未出生,帝业一度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危险局面。待全贵妃生下皇四子奕詝,才缓解了道光帝的无后之忧,奕詝也颇得道光皇帝喜爱。至于第五子奕誴,系贵人钮祜禄氏所生,生而状貌拙陋,不为道光所喜,后来过嗣给亡弟绵恺为后。

  皇六子降生的喜报飞快奏到天廷,道光帝得知,龙心大悦。经历了连殇三子之痛和帝业继承的无后之忧,年过半百而喜得皇子,叫他怎能不感到喜悦呢?他也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了。自从接过祖宗基业,为力挽颓势,他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然而,无论他怎样勤勤恳恳,形势却总让他心中充满了无可奈何。今日喜得皇六子,大清帝业后继有人,道光帝感到非常欣慰,于是当即赐名为“奕訢”,訢的意思,就是高兴。

  奕訢自幼聪明伶俐,与皇四子奕詝一起,深受道光皇帝的宠爱。这一点,可以从奕訢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在宫内地位的升迁看出。虽然在奕訢出生之前,博尔济吉特氏在道光帝当时具有后妃名号的十二名妃子中,已经位居第五了,除皇后外,她位列全贵妃、和妃、祥妃之后;但是,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也就是奕訢将近两周岁的时候,她被晋封为贵妃,地位迅速攀升,超越了和妃、祥妃。而这时,原来的孝慎皇后已经去世,皇四子奕詝的生母接替晋升为皇后,这样,博尔济吉特氏身为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在等级森严的后宫里,母以子贵是常有的事,博尔济吉特氏在后宫中地位的迅速攀升,表明了道光帝对奕訢的宠爱非同一般。

  照清代祖宗家法,皇子到六岁时就要入学,上学的地方叫上书房,教师由皇上指派,称“授读师傅”,均由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的大臣肩负其任。上书房不仅教授经史诗文,还有武艺高超的师傅(称为“谙达”)传授骑马、射箭等满族的传统武功。上书房的设立,其意在使皇子从幼年时即接受严格的教育,为以后的治国平天下奠定良好的基础。

  皇四子奕詝、皇六子奕訢先后被送入上书房读书,道光帝为他们各选了品才兼优的饱学之士,尽心授读。为奕詝选的师傅是杜受田。杜受田,字芝农,山东滨州人,道光三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深受道光帝的信任。为奕訢所选的师傅是翁心存。翁心存,字二铭,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年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补授大理少卿。不过,他只教了一年,便以母老乞养,回归故里,由贾桢接替。贾桢是山东黄县人,道光六年榜眼,比杜受田和翁心存的科考等第都高。道光帝为奕訢选择这样一位榜眼作师傅,再一次透露了他对奕訢的偏爱。

  贾桢自担任奕訢的师傅后,悉心教导,尽职尽责,严而得法,意欲将平生所学,全部传授给自己的爱徒。而道光帝对皇子的学习也非常重视,经常亲自过问。一次,贾桢远赴江南主持乡试,道光手书与之曰:“自汝出京,六阿哥在书房,又胡闹矣。”奕訢虽然生性活泼好动,甚至有点顽皮,但对自己的师傅却非常尊重,深服其管教,因此,师徒俩在上书房相处的日子里,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奕訢在以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对贾桢始终心存感激之情,终生不忘。

  在奕詝十岁的时候,其母全皇后暴亡,于是道光帝将他托付给奕訢的生母静贵妃抚养。静贵妃将奕詝接入自己宫中,视其如同亲生儿子一样,悉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奕詝、奕訢兄弟俩朝夕相处,情同手足。每天,兄弟俩早早起床,五鼓时分便到上书房,学习汉字诗词文章,儒家经典以及历代政治史籍。午休之后,跟随满洲师傅学习满蒙语文。正课之余,兄弟俩就在谙达的指导下,学习射箭、角力、舞刀、使枪,直至薄暮方休。

  道光帝很注重继承满族崇尚武功的传统,他自己曾在九岁时,随祖父乾隆皇帝狩猎于热河,引弓获鹿,乾隆大喜,特赐黄马褂、花翎。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里应外合,突袭皇宫,道光帝当时正在上书房读书,率亲兵反击,从容镇定,并以鸟枪击杀两名起义兵士,使起义军惊惧溃散,建立了所谓“定乱之勋”,嘉庆帝大为赞赏。这些都是他年轻时候的光辉历史,现在,他一天天地老了,也累了,他把满腔的希望寄托在奕詝和奕訢兄弟俩身上,希望他们学习文韬武略,将来能够像他的列祖列宗那样,建立非常功业,重振大清雄风。因此,他即使再忙,也经常在日理万机之暇,前来观看兄弟俩的学习和训练,观看之余,常令皇子、王子练习射箭,中者则赐其帛或羚枝,以示奖励。

  就这样春去冬来,几经寒暑,兄弟俩长成为翩翩少年。经过多年的武术训练,他们已经掌握了比较扎实的武术基本功,平时相互切磋、相互砥砺,进步很快。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秋天,两兄弟共同编创了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一天,兄弟俩将他们共同编创的这套枪法演练给父皇观看。两人身手敏捷,霎时,只见银枪翻飞,似蛟龙腾海,刀法凌厉,似猛虎下山;直看得道光帝眼花缭乱、动魄惊心。演练完毕,道光帝大悦,看着两位生龙活虎的皇子如此亲密、团结,于是当即赐枪法名为“棣华协力”,赐刀法名为“宝锷宣威”。棣是古书上说的一种植物,又叫棠棣,开的花都是一对一对的。《诗经》中名为《棠棣》的诗篇为颂扬兄弟情谊的名篇。道光帝用棣华形容两兄弟的亲密无间,寄寓了对他们将来能够精诚携手、重振大清雄威的殷切希望。

  与诸位皇子、王子相比,奕訢更加聪慧过人,上书房每日讲授千余言,他“少读即成诵”,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道光帝和师傅贾桢对奕訢也非常严格,贾桢赴江南主持乡试时,道光帝特意手书谕旨给他,嘱咐他不要因此影响了奕訢的学业。经过严格的教育,奕訢不仅对传统的儒家经义有了系统深入的理解,而且诗文写得也颇为出色,从他流传下来的《乐道堂诗钞》和《萃锦吟》,不难窥出他的确文思敏捷,才华出众。此外,贾桢工于书法,在其教导下,奕訢的书法也有很深的功底。他的骑射和武功也在诸皇子当中最为突出。总而言之,奕訢不仅精通经史,擅长诗文,而且娴熟刀枪之技、骑射之术,文韬武略均在诸位皇子之上。正因如此,道光帝对他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希望他能凭其杰出的文韬武略,担当治国重任。

  奕訢所处的时代,也正是一个迫切需要非常人才的非常时代。大清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环顾宇内,那么多的灾荒,那么多的策反和叛乱,那么多的贪官和污吏,尤其是那可恶的鸦片,蔓延全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夺人钱财,丧人性命,导致国人家破人亡,同时也严重侵蚀着国家肌体的每一个要害部位,实为千百年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西方列强有了轮船、枪炮和整日机器轰鸣的工厂。他们为了攫取最大的财富,竞相把魔爪伸向全球各地,伸向大清王朝的心脏。就在奕訢诞生的那一年,对中国觊觎已久的英国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同时决定派遣商务监督到中国,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代表的称呼),执行英国的侵华政策。七年之后,英国终于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践踏我山河,掠夺我财富,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拥有几千年辉煌文明的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对于一向爱好和平和安宁的中华民族来说,实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道光帝有感于“内则叛乱踵起,外则强邻逼迫,朝廷之威信渐替,军队之腐败日甚”,决心正本清源,躬行节俭,力图革除积习,改变社会风尚;此外,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众多方面——诸如漕运、盐政、河工、捐纳制度等等,他都挖空心思地进行过大力的“改革”。道光帝一生真苦、真累,在他当政的日子里,他平均每天料理政事、批阅奏章的时间,可以说多于任何一个他的前任和他的后继者。然而,历史发展的大势却显得那么残酷无情,无论他怎样辛苦地操劳,道光帝毕生的努力全部被验证为劳而无功。也许这还不算是他最为可悲可叹的地方,道光帝最为可悲可叹的地方,在于他“朝中无人”的困境:守着这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家园,统领着四亿之众的臣民,他感觉比银子还紧缺的偏偏就是人才——能当政用事,能消灾祛难的人才。在他周围的尽是只知“多磕头少说话”的曹振镛和结党营私、欺君误国的穆彰阿这样一些无能庸臣。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终于爆发了由科考落第书生洪秀全领导发动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国内局势更加紧张。同时,国外西方列强的攻势更加咄咄逼人。

  历史注定奕訢这样一位杰出的皇子必将活跃在时代的峰顶浪尖。 收藏 分享 评分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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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表于 09-3-20 12:42 | 只看该作者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奕訢虚岁近十八,足龄十六。道光帝开始为这位心爱的皇子张罗婚姻大事了,其实他早已考虑成熟了。新年刚过,道光帝宣召热河都统桂良进京,二月十四日,指其女为奕訢嫡福晋。

  桂良(1785—1862年),满洲正红旗人,姓瓜尔佳氏。瓜尔佳氏,是满洲贵族八大姓之一。桂良的父亲,曾任闽浙总督。桂良是宦门子弟,自嘉庆十三年桂良由贡生捐纳为主事步入仕途后,就一帆风顺。至道光十四年二月(1834年),桂良即以江西布政使而护理巡抚之职,跻身于清政府大员之列。

  在督抚大员中,桂良是比较有建树的。护理江西巡抚时,曾以有效的措施解决省城和南昌等县的缺粮问题,丰裕了老百姓的粮仓;任河南巡抚时,曾多次勘察黄河及支河堤堰,为国计民生,积极筹办河工;严办偷漏税,以利政府财政税收;查禁白莲教秘密活动。道光十九年六月(1839年)调为闽浙总督,旋改为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致力于剿苗,其间采取了种种措施,有效地改善了苗汉之间的关系。道光帝非常满意桂良外任督抚大员的政绩,道光二十五年四月(1845年)连日召见了进京觐见的桂良,并谕称:桂良年甫六十,精力大逊于前,难胜两省之任,着留京当差,旋即令署理镶黄旗蒙古都统,兵部尚书,又授正白旗汉军都统,十一月调热河都统。体现了对功臣的体恤,使其免边途奔波之苦。

  道光帝这次将皇子与桂良之女结为连理,既是进一步酬答和信赖桂良这位功臣的表示,同时也是对皇六子奕訢的特别的偏重。因攀上了这门高亲,桂良以后的仕途是愈老弥坚,在大清王朝后来发生的几次重大事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参加咸丰八年(1858年)、十年(1860年)的两次议和,参与慈禧——奕訢的辛酉政变,帮助奕訢开创洋务运动的新局面等等。同样地,奕訢也因为这桩婚姻,而获得了一位他日后驰骋于政治舞台时的坚定的支持者和忠实的追随者。在关键性的问题上,桂良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阅历为奕訢谋划,奕訢也非常地信赖他的岳父。

  这一年道光帝还为皇四子奕詝成了婚,奕詝就没有奕訢那么幸运了。二十七年(1847年)订婚时,道光帝为他选择的是太常寺少卿富泰的女儿。富泰家族的地位远逊于桂良,他的现职更是无法与桂良的总督、都统之职相比。富泰的女儿嫁给奕詝两年后即死去,富泰本人也未对奕詝的政治生活产生过什么影响。清代名人传稿上因此也没有富泰的地位,不像桂良或因政绩突出,或因作为洋务运动在中央的重要代表而被永久地载入了史册。

  种种的偏爱都给了奕訢,然而在接下来的皇位继承上,道光帝又偏爱了谁呢?

  皇位继承,向来是历代王朝极为重视的大问题,因皇位继承而引起的宫廷之变,史不绝书。雍正在位时,深知储位不定,不足以维系国本,而明立太子,又不免导致宫廷变乱。于是,汲取历代王朝建储的经验教训,尤其是鉴于其父皇康熙立储而致的纷乱,以及他们兄弟之间争夺皇位的切身体会,创立秘密建储制度。

  所谓秘密建储制度,即由在位的皇帝,秘密亲书预立太子的名字,密封在锦匣之中,藏于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巨匾之后,等皇帝驾崩前(或驾崩后),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共同开启出示,按御书所定,嗣皇帝继位。

  道光帝一天天地老了,早该密定储位了,而他却迟迟没有确定。备尝守业艰难的道光帝满心要把皇位交给最优秀的、自己最放心的皇子,然而,道光帝寄予厚望的皇长子奕纬不幸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死去,死时年仅二十四岁,而且没有为道光帝留下皇孙,道光帝深为痛惜。二子奕纲、三子奕继早在一二岁的时候相继死去。而眼前的六个皇子当中,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年龄尚幼,较年长的只有四子奕詝、五子奕誴、六子奕訢。五子奕誴系不为道光帝所宠爱的祥妃所生,生而状貌拙陋、性格粗率,毫无皇家风仪,不为道光帝所喜。道光帝遂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将其过嗣给嘉庆帝的第三子、自己的亡弟和硕惇恪亲王绵恺为嗣子,这就意味着他已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所以,道光帝将目光盯在了最喜爱的两个皇子——奕詝和奕訢身上。

  奕訢文才武略,均为诸皇子之冠。奕詝年长,且有仁者风范,又为皇后所生,此其长处;然而,文才武功远不及奕訢。究竟立谁为储呢?道光帝久久难以决断。他深深地知道,这一决断将决定大清社稷未来的命运。

  形势变得微妙起来,奕詝和奕訢,虽为和睦兄弟,但在关乎自己前途命运的储位问题上,彼此心照不宣,展开了隐蔽的争斗。两位皇子的师傅,为了帮助自己的学生入储,各自进行幕后策划,也施展着无声无息的较量。此时,奕訢的师傅已经换为卓秉恬。卓秉恬是四川人,嘉庆七年进士,少年得志,长期担任工、兵、吏等部尚书及大学士等职,为官作风严谨,喜经世致用之学。他见奕訢思维敏捷、接受能力强,便帮助奕訢进一步提高学识和应变能力,打算以真才实学博得道光帝的赏识。奕詝的老师还是杜受田。杜受田老谋深算,精通古代典章、文物、人情尤其是权谋,加上他追随道光帝多年,非常了解道光帝的性情与作风。他深知道光帝文武兼备,忠孝两全,因此他觉得自己的学生奕詝长处不在武功和辩才,而应该以忠厚孝悌的形象获取父皇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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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表于 09-3-20 12:43 | 只看该作者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春天,道光帝在无奈地批准了西方列强强加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之后,带着毁损祖宗基业的愧疚之心,来到距京一百二十余公里的西陵,拜谒了泰陵、泰东陵、昌陵、慕陵,面对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道光帝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史无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完全可以触摸到他那颗沉重的愧疚、悔省之心。三月十五日,他带着两位宠爱的皇子奕詝和奕訢,在一队车马的簇拥下,来到南苑狩猎。南苑,对于崇尚武功的大清皇族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狩猎的场所,这里留下了大清王朝多少皇帝、皇子勇武的英姿,是他们挥洒豪情、展示大清武威的地方。这一天,南苑注定成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角斗场,较量的一方是皇四子奕詝和他的师傅杜受田,另一方是皇六子奕訢和他的师傅卓秉恬。

  这天,道光帝命各位皇子校猎南苑,按照当时规矩,正在读书的皇子要奉命外出,临走时必须向师傅请假,以体现尊师重道。皇四子奕詝到上书房请假,当时左右无人,只有杜受田独坐斋中,奕詝行礼罢,杜受田问其将欲何往,奕詝告知将赴南苑校猎。杜受田于是对奕詝耳语道:“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驰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孳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相争也。阿哥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此一生荣枯关头,当切记勿忽也。”奕詝果然按师傅所嘱行事。南苑校猎之时,在众皇子中,数奕訢获禽兽最多,于是顾盼自喜。而奕詝则未发一矢,一无所获,道光询问其故,奕詝则以杜受田所授之言答之,道光帝听了,轻声说:“真有君子的风度。”无疑,皇六子奕訢临行前也要向师傅请假,师傅卓秉恬当然少不了对其面授机宜。卓秉恬嘱咐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不管他说了些什么,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斗智者上,斗勇者下。道光帝心中的天平开始向奕詝倾斜。但是,他还是下不了决断,他知道无论自己怎样决断,对他们其中一个来说,必将是残酷的,他们毕竟都是自己所宠爱的皇子啊。

  道光二十八、九年,道光帝积劳成疾,久治不愈。一天,召皇四子和皇六子策问时政,以最终决定谁为大清国皇位继承人。两位皇子大概都已懂得父皇的用意,进见之前分别问计于自己的师傅。卓秉恬对奕訢满怀信心地说:“上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杜受田考虑到奕詝学识不及奕訢,皇上问起话来,侃侃而谈的必是奕訢,奕詝要取胜,只能再来一个出其不意。于是对奕詝道:“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泣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奕詝进见父皇时依计行事,道光帝听罢果然深为感动,说奕詝“仁孝”。这一回合,奕詝又胜了。朝廷内外捉摸不透的继承人问题,渐渐明朗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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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表于 09-3-20 12:43 | 只看该作者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年近古稀的道光帝,本已积劳成疾,加上日夜操办皇太后的丧事,竟至一病不起。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命皇四子奕詝代阅奏章。

  道光帝料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带病于十三日在慎德堂召见跟随自己多年的亲信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祁寯藻、杜受田,尚书何汝霖,侍郎陈孚恩、季昌芝五人。道光帝召见他们干什么,君臣间说了些什么,各种史料没有详细记载,使这次召见笼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

  第二日卯时,道光帝病危,又急召定郡王载铨,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和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文庆等十人。道光帝端坐于榻上,身着冠服,取出金匣授予诸大臣,命其打开金匣,遵匣内谕旨而立太子。然而,一时无人来接。

  原来奕訢之母静妃就在一旁。奕詝之母孝全皇后暴崩后,静妃实为六宫之主,在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资历。作为奕訢之母,当然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子能够继承皇位,所以在此之前,密使太监叮嘱诸大臣在道光帝临终前勿受金匣,只要不打开金匣,立储之事,尚有回旋余地。所以就有了刚才面对道光帝所授金匣,诸臣逡巡不敢接的一幕。

  道光帝连连以手拍榻,以示愤怒。诸臣这才接匣,公启金匣,明示皇上朱谕,朱谕在众人手中传看,众大臣见之无不露出惊讶的神情。原来朱谕上书三行文字,先是一行满文,后面两行汉文写道:

  “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

  原来是一匣两谕!这是有清一代绝无仅有的事。

  看来,这对道光帝来说,是一次多么艰难、痛苦的选择啊!他一定是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经过无数次冥思苦想,才作出的这个决定。

  长达数年之久的储位之争,最终以奕訢的败北而落下了帷幕,奕詝成为这场悄无声息的最高权力争夺战的最后胜利者。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的奕訢,心底的不解与不平、酸楚和失落是不言而喻的。

  将江山社稷交给了奕詝之后,道光帝终于闭上了他那昏花的老眼,带着满腔的遗恨驾崩了。随后,皇太子奕詝遵道光帝遗谕,封奕訢为恭亲王。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50年3月9日),奕詝在太和殿正式即位,次年改元咸丰,开始了清代咸丰朝的统治。未来的历史表明,奕詝是个平庸之主,如果此次争夺的胜利者是奕訢,那么,中国的一大段历史也许将会改写。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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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09-3-20 12:43 | 只看该作者   储位之争降下帷幕之后,咸丰对奕訢的猜疑与顾忌,奕訢心中的抑郁与不平,虽然彼此都没有显露出来,明眼人却是一目了然。

  奕訢的心里,除了失败之后的不解与不平,还有一个更大的苦恼:按照大清祖制,亲王是不能干政的,这就意味着他一辈子将只是一个无所作为的、闲散的亲王。这对自幼有过人天赋、平素有雄心壮志的奕訢来说,又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命运安排!

  咸丰帝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即帝位以后,随即封奕訢为恭亲王,其他诸弟都为郡王,比奕訢低一等。但是,咸丰帝在其亲王前加一“恭”字,可谓意味深长。咸丰帝深知这位奕訢的秉性:才华出众而谦逊不足,争强好胜而不喜礼让。通过这次储位之争,他知道,奕訢将是自己最强劲的政敌,而且,先帝又遗命封他为亲王,其母又总摄六宫,母子俩地位崇高,如果他们联手起来,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得不防啊。这一“恭”字含蓄曲折地表达出咸丰对奕訢的顾忌和告诫之意,他希望奕訢不要自以为是,还要对做皇帝的兄长恭谨服从才好。封奕訢为亲王,这是先帝遗命,咸丰帝不得不遵从,但他心里很不情愿,故迟迟不举行册封仪式,拖了三年多,直至咸丰三年(1853年),他才举行册封奕訢为恭亲王的仪式。

  咸丰帝同时非常清楚地知道,奕訢的亲王名号,乃是先皇所命,自己必须谨遵其旨,更何况他需要继续以一种“仁孝”的姿态,来笼络人心,巩固统治,而且,奕訢才智过人,如能为己所用,定能为国分忧解难;而奕訢心里也盘算着:自己痛失皇位,以后必须汲取教训,竭力表现出一种恭谨忠顺的态度,以求自保。因此,兄弟二人之间虽有嫌隙,却都竭力表现出一种缔造和睦兄弟关系的姿态。

  奕訢利用一切机会对初登皇位的咸丰帝进行颂扬,同时一再贬抑自己,尽量显示出恭谨诚服的样子。

  道光三十年仲秋初八,咸丰帝前往孔庙向至圣先师行瞻礼之后,作长律两章见示奕訢,奕訢“诚惶诚恐”,立即和诗两章。

  九拜躬临礼素王,心传默契见羹墙。

  旰宵勤政期无逸,竞业亲贤永弗忘。

  祗若庶言陈黼座,几余万卷展书床。

  三天讲习叨恩厚,爱惜分阴敢怠遑。

  仰瞻圣德迈前王,奉命钦承凛负墙。

  自揣疏庸惭莫报,常聆训示慎毋忘。

  午风展卷依缃帙,晓日濡毫对笔床。

  帝念笃亲情至渥,兢兢夙夜又何遑。

  诗中极力赞美咸丰帝在“旰宵勤政”之余,瞻礼至圣孔子;称颂咸丰帝不忘亲贤,笃亲情渥;表示要继续“常聆训示”,不敢忘恩;承认自己的“疏庸”,今后要努力读书。他与咸丰帝的唱和之作,前后约50首,后来于同治元年编为《赓献集》。在这些言不由衷的诗作里,难以看出奕訢当时的真实心情。而在他的另外一些诗作里,却传达出他心中久久激荡、难以平息的抑郁和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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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表于 09-3-20 12:44 | 只看该作者   咸丰元年正月,是道光皇帝冥驾的周年。18岁的恭亲王奕訢代皇兄咸丰帝前往慕陵致祭。慕陵距京一百二十余公里,位于今河北易县城西郊永宁山下。此时春寒料峭,陌头积雪犹存。一路上,经卢沟桥,过荆轲山,渡拒马河,看晓风残月,听马蹄声碎。这位刚刚在帝位斗争中失败的多才皇子,触景生情,不胜感慨,于是作诗一首:

  曙色分林表,迷离隐远村。

  泉流溪口合,鸟语陌头喧。

  石勒碑何在,荆卿墓尚存。

  当年曾扈跸,今日泪双痕。

  过去,他曾是父皇的爱子,受尽宠荣。时光飞逝,转眼父皇撒手而去已经一年。当年他曾随同父皇来过此地,今天故地重游,倍感凄怆。

  荆轲乃战国时期燕国的壮士,为抗强敌秦国,受燕国太子命赴秦,刺杀秦王。去国之时,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后来荆轲刺秦失败,死在秦国,此后,历代英雄每念及此,无不唏嘘感叹。而石勒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位英雄,当时天下南北分裂,列国争战,石勒北击匈奴至此,见河水滔滔奔流,战马无法过河,不由长叹一声:此河拒吾马,不得杀敌耳。于是在此勒石记功,久立于河边,班师而还,建立后赵政权。奕訢借英雄人物的成败,抒发了一腔壮志难伸的悒郁哀怨。其诗情悲凄,令人感慨。

  在这次祭陵途中,他还写下了《晓行感述二首》,再次透露了他当时的心境:

  远村隐隐起晨炊,

  展谒心殷觉马迟。

  去岁今朝承色笑,

  春风触目不胜悲。

  转眼风光一岁更,

  四周山色近相迎。

  年来易水经行熟,

  何似今年倍怆情。

  满腔的失意、惆怅、悲哀、孤寂,都在诗中尽情吐露出来,也充满了对父皇的深切缅怀之情。

  这一年,奕訢虽为闲散亲王,但是他无时不在关注着内外政局,他为王朝命运时刻在忧虑着、祈祷着,他在此间的一首诗中说道:“惟愿河流常顺轨,安澜普庆仰神庥。”尽管胸怀抑郁,但是他毕竟是父皇的爱子,当今天子的皇弟,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孙,他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只好祈求神灵保佑大清太平,天下“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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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表于 09-3-20 12:44 | 只看该作者   咸丰元年九月九日,重阳佳节,咸丰帝登上延春阁作述怀诗一首,以之出示诸弟,以表念切手足之情。奕訢唱和道:

  屈指高秋佳节届,追思廿载不胜悲。

  万几挥翰承平日,重九登临茂对时。

  庶政惟和隆郅治,群工无旷共驱驰。

  会看桂岭尘氛净,乐育均沾雨露滋。

  全诗表达了对皇朝安危的深切关注,希望全体臣子团结协作,驱驰效命,共同创造“隆和”盛世。

  这一年来,咸丰帝和奕訢兄弟俩都努力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和顾忌,竭力创造一种和谐的兄弟关系和融洽的君臣关系。经过双方的努力,应该说效果是明显的。时隔一年,奕訢已经适应命运的安排,开始面对现实。何况,新任皇帝对他情意深厚,关怀备至,因此,奕訢处处表现出恭谨谦逊的姿态,而咸丰帝也对奕訢一年来的表现比较满意,因此,从咸丰帝的很多举动,可以看出他对奕訢的信任度在逐渐增强。

  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咸丰帝彻底办完了道光帝的全部丧礼,随即把京城一处最为富丽、豪华的府宅赐给了奕訢。说起这座府宅,还颇有一段来历,它本是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府第。和珅在乾隆朝官至户部尚书,又兼许多要职,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他贪图享受,生活豪奢,把自己的府第建得富丽堂皇,气势非凡,府中许多建筑是仿照皇宫的一些宫殿建造的,并有庭园点缀,园中假山叠石、曲廊亭榭、花木泉池,结构曲折变幻,风景秀美幽深,可与圆明园相媲美。此府当时就已名满京城。许多王公大臣对此垂涎三尺。据说,乾隆帝十七子庆僖亲王永璘就非常喜欢这座府第。有一次,他与信臣饮酒,有人劝他多向皇上示才,以争夺储位,庆亲王笑道:“天下至重,何敢妄窥,惟冀他日将和珅邸第赐居,则愿足矣。”后来,嘉庆帝即位,查抄了和府,没收了此第,并把它赐给庆亲王,以示对他不愿争位之赏,只留下其中三间院落赐给乾隆帝钟爱的十公主和额驸丰绅殷德居住。后来公主死后,整个王府归于庆王。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庆王后人因罪夺爵,此宅遂没于内务府,一直空闲,直到今天咸丰帝将其赐给奕訢。从此以后,这里一直被称为恭王府,奕訢及其后人在这里生活了八十五年。咸丰帝将此豪宅赐给奕訢,显示了奕訢在咸丰帝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但同时,咸丰帝深恐奕訢因此而春风得意,桀骜不驯,于是又送诗一首,以示告诫:

  名园朗润近圆明,

  赐额心同弟与兄。

  孝弟立身先务本,

  慰予厚望勖公平。

  咸丰帝以“孝弟”的古训相勉,可见,咸丰帝胸中还是有一丝担忧、几分顾虑。但他和奕訢兄弟二人的关系,相比以前在逐渐好转,则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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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表于 09-3-20 12:44 | 只看该作者   六月,咸丰帝遣使册封奕訢为恭亲王。奕詝即位之初就已遵先皇遗旨,封奕訢为恭亲王。迟至三年之后才正式颁册封定。这三年来,咸丰帝一直在观察和考验着奕訢:如果他态度恭顺,能与自己休戚与共,即可委以重任;如果恃才傲物,目无君长,恐怕他那个闲散亲王也做不成。这次正式册封,表明三年来考验基本合格,而奕訢也知道,面对新皇,自己只能以恭顺安服的态度、韬光养晦的举止,获得咸丰帝的初步谅解和信任。

  七月,咸丰帝的师傅、协办大学士杜受田离京赈济水灾染病去世,咸丰帝深为悲痛,追授太师名号,晋大学士职衔,赐予文官最高谥号“文正”,赐金五千治丧,颁发诏书,称其“品断学粹,正色立朝,皇考深加倚重”。当杜受田灵柩运抵京城,咸丰帝亲自祭奠,抚棺而哭,非常悲伤。此外,咸丰帝又委托奕訢护送其灵柩归籍。对一个大臣之死,天子哭奠,亲王奠送,仪礼之重,在有清一代是罕见的。杜受田极尽死后哀荣,究其原因,除了他对咸丰帝有教授启蒙之恩,更主要的是,他有辅导咸丰帝夺得帝位之功。

  痛失皇位,是奕訢心中永远的伤痛。此番奕訢奉命奠送杜受田灵柩,心中难免起伏不平,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他此时的心思:自己乃堂堂亲王,却要为一位大臣送灵,何况此人生前曾是自己夺取皇位的最大障碍,怨恨他还来不及,现在却要为他送灵……接着他又想起自己的师傅来,首任师傅翁心存仅授业一年,且自己年幼,对他没什么印象,贾桢可算是自己的恩师了,但他主试江南后,偏偏母亲去世,为了尽孝,离开了上书房;第三位师傅卓秉恬,也是个宿儒,可他在关键时候指导缺乏应变策略,一味催促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在先皇面前显露才华,结果痛失皇位……日后,奕訢经常怀念恩师贾桢,而对卓秉恬却讳莫如深,由此也可以看出,奕訢对痛失皇位一事,终其一生都是耿耿于怀。

  奕訢奉命料理完毕杜受田的丧事,乔迁新居,住进了皇上新赏的豪宅。终日寄情于诗文经史,陶醉于园中清溪荷池、亭台楼阁、花草树木,涵情养性,显得怡然自得,轻松自在。

  也许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兄弟二人之间的关系,咸丰帝特地选择良辰吉日,于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临幸恭王府,看望奕訢。并将花园御书易名为“朗润园”,御题园内池水为“月同明池”,御题各室为“明道斋”、“棣华轩”、“萃轩”,最后仍示以手足之情,亲赋《赠恭亲王》一首。奕訢对咸丰帝的此番题字赐名赠诗深感受宠若惊,当即和诗一首:

  銮舆临莅日晴朗,

  常棣恩周念弟兄。

  更幸赐诗承渥泽,

  勉输愚悃颂升平。

  面对皇上一次又一次的恩典和礼遇,奕訢没有忘乎所以,而是把自己一颗热衷政治与权力、渴望有所作为的火热焦灼的心藏得更深。他像一条沉潜在深渊中的蛟龙,等待着飞腾之日的到来。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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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表于 09-3-20 12:45 | 只看该作者   咸丰帝封奕訢为恭亲王之后,只让他充任一些礼仪性的工作,如每年宣宗成皇帝(道光帝)的周年忌辰,都是遣恭亲王奕訢祭慕陵。慕陵行敷土礼,并行大飨之礼,也由恭亲王奕訢代理。咸丰三年三月,咸丰帝又命奕訢管中正殿、武英殿事,也属闲散职务。此时的奕訢,可以说是基本上还游离于清廷政治舞台之外。奕訢也清醒地知道,皇上对自己心存顾忌,因此处处谨言慎行,韬光养晦,藏才示拙。但是,随着大清政局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奕訢作为清王朝统治集团的一员,便逐渐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早在道光末年,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促使人民群众不断走上反抗的道路。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即位时,人民的这种反抗已遍布全国。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终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咸丰帝刚刚即位,洪秀全即起事金田;这样,1851年既是咸丰元年,也就成了太平天国元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个政权、两个年号。这对刚刚即位不久的咸丰来说,真是时运不济。当时有朝内大臣认为这是由于咸丰帝当年在基福宫出生,堂内悬有“洪范五福”的匾额,这“洪范五福”正是洪秀全起事犯乱的先兆。这自然是无稽之谈,徒增笑料而已。

  就在洪秀全在金田振臂一呼之后,太平天国农民军长驱而进,势如破竹,克永安、破全州、占道州、夺郴州、取汉阳、陷武昌。至咸丰三年(1853年),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南京。攻陷南京之后,天王洪秀全进入南京城,以硝烟未散、血腥犹存的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宣布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国都。此时,太平军总兵力已达六十多万。此后,林凤祥、李开芳率部继续北伐,直逼京城;胡以晃、赖汉英继续西征。

  就在太平军节节胜利、步步紧逼的同时,天地会起义、福建小刀会起义、福建永春起义及捻军起义一时风起云涌,大清帝国成了点燃的火药桶。

  为了扑灭这场来势凶猛、眼看就要焚毁江山社稷的大火,咸丰帝调兵遣将,先后起用林则徐、周天爵、李星沅、徐文缙等名臣;重用姚莹、严正基、丁守存、江忠源等干才;调用乌兰泰、向荣等勇将。然而,百般努力均无济于事,大火很快席卷了半壁江山,眼看就要烧到皇城脚下。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咸丰帝惊惶失措,问计于朝内文武大臣,满朝文武一筹莫展。气得咸丰帝“啪”的一拍御案,大声怒道:“成何体统!内外文武大臣,视国如家者固不乏人,然泄泄沓沓,因循不振,禄位之气重,置国事于不问者,亦不复少!”众人见皇上发怒,无人敢言,纷纷垂头。咸丰见众人个个萎靡不振,垂头丧气,更加气愤:

  “国家有大政事,特交会议诸王公大臣等,自应公同会集,虚衷商榷,讨论精详,方于政事有益。……近年以来,凡遇会议事件,或托故不到,或推诿不言,或藉端闲谈,置公事于不问。其首先发言之人,或目为擅专,或笑其浮躁。甚至遇有交议,并不会集,一任主稿衙门委之司员书吏,分送片稿,各衙门堂官,随同画诺,或明知未协而不肯言,或依违将就而退有后言。似此因循委卸,相习成风,又何以用会议为耶?嗣后诸王大臣等,如遇特旨会议事件,务须遵照旧章,共同面商,虚心筹酌,迅速定议具奏,毋得推诿耽延,仍蹈积习,有负朕集思广益之至意。此旨着各衙恭录悬,俾触目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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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 09-3-20 12:45 | 只看该作者   王公大臣们对皇帝特旨交议的事件,尚且如此敷衍,其他可想而知。由此可见,庙堂上下已是一派“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可悲气象。

  然而,就在满朝文武百官浑浑噩噩、一筹莫展之际,恭亲王奕訢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于1853年3月17日,也就是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前,同惠亲王绵愉、惇郡王奕誴一起,上奏咸丰,慷慨陈词,就储备火药、安抚难民、筹裕仓库,以及京城严门禁、整器械、训练辽京驻防官兵等问题,向咸丰帝提出建议,以保卫京畿,防止农民起义的烈火蔓延。这一奏议当即得到咸丰帝的高度赞赏。

  这年四月十日(5月17日),咸丰帝交给奕訢一项差事,让他验看内务府所存金钟。这是根据奕訢的岳父兵部尚书桂良三月二十四日奏议作出的安排,原奏说内务府广储司银库现存大金钟三口,应通融变折,以济军需;另外,历年查抄获罪官僚家产亦应核实确数。经内务府回奏说,历年查抄家产所得款项已经陆续用光,库内无存,只有金钟三口,约重33000余两,未经传用。于是,咸丰帝便令奕訢负责此项金钟熔铸化钱事宜。

  在此之前,咸丰帝只是让奕訢充任一些礼仪性的事务,这次,则是第一次交给奕訢关乎军国大计的实际工作。对于咸丰帝的信任,奕訢十分感激,他向咸丰帝表示将“始终奋勉,勤慎奉公,以期无负圣主委任之至意。”奕訢没有食言,他在这次工作中,“博访旁咨”,“实力讲求”,严防欺隐作弊,第一次表现出他干练的作风,由此进一步获得了咸丰帝的信任,兄弟二人的关系也进一步亲密起来。

  奕訢等待多时的机运就要到来。

  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太平天国北伐部队逼近畿辅地区,形势危急。九月九日(10月11日),咸丰帝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率军出征,并分别授予两人锐捷宝刀和讷库尼素宝刀。次日,命令恭亲王奕訢署理领侍卫内大臣之职,办理京城巡防事务。领侍卫内大臣设于清初,是由皇帝亲自统领的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中选其子弟材武出众者为侍卫,并以勋戚大臣统领,名叫领侍卫内大臣,官阶为正一品。十三日,咸丰帝又颁谕旨,恩准奕訢佩戴“非特赏不能用”的金桃皮鞘白虹刀。

  十月,咸丰帝又将他与奕訢在上书房读书时共同研制的枪法“棣华协力”和刀法“宝锷宣威”合编起来,亲自作序,又令奕訢为之作跋,此枪法、刀法之名乃是先皇生前所赐,借此表达希望兄弟二人同心协力的殷切愿望,奕訢对此绝对没有淡忘。咸丰帝此次重拾旧物、重提旧事,真可谓用心良苦,他希望奕訢和他能像儿时那样、像父皇所期望的那样,同心协力,共赴国难,因此他深情地对奕訢说:“分虽君臣,情原一体,惟期交劝交儆,莫负深恩,今日之协力非昔日之协力也。”

  很快,咸丰帝又于十月初七日(11月7日)发布上谕:“命恭亲王奕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从此,奕訢以亲王身份入值军机,成为清王朝最高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这一年,他刚好二十岁。虽然年轻,可他为等到这一天,经历了与他年龄远不相称的太多的委屈与忍耐、太多的磨炼与煎熬。

  奕訢赞襄军务之后,首先全力围剿北伐军。他针对北伐军“分居镇海、独流二处”意欲分开清军兵力的企图,强调“必须大兵云集,四面合攻,方可一鼓歼除”。为此,他极力调和胜保与僧格林沁两支大军的矛盾,令其合力攻剿。咸丰四年(1854年)初,胜保所统兵勇已达三万多人,又调杭州将军瑞昌、山东布政使崇恩各统所部千人北上,而北伐军人数此时不足万人。

  北伐军据守镇海、独流一百天,在兵员伤亡、粮食已尽、援兵不至的艰难形势下,不得不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撤,经大成县至河间府东城镇。奕訢知道一旦北伐军逃过黄河,就难以对付了,于是奕訢奏请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率马队紧追,对北伐军继续实行合围。咸丰帝暗自惊佩其胸有全局,指挥若定。一月后,北伐军再撤至阜城,很快又被三万清军包围。北伐军孤军深入,劳师远征,早已人困马乏,几近强弩之末了。

  天京得知北伐军失利待援,1854年2月由夏官右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崇扬、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率军,从安庆出发,经河南,转江苏,在萧县西北一带过黄河,入山东,3月31日直逼距阜城二百余里的漕运咽喉要地临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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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表于 09-3-20 12:46 | 只看该作者   奕訢得知北伐援军渡过黄河,又请令胜保率万余清军赶往山东堵截。4月4日,当胜保的军队抵达临清外围时,北伐援军在猛烈攻打临清之后最终攻占了临清,可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北伐援军刚进城,就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阜城北伐军得知援军被围,于是自突围东去,攻占东光、连城,欲南下迎接援军,恰恰遇上僧格林沁率队赶到,困于连城。北伐军经协商决定派李开芳率马队突围而出,急行二日,偷袭高唐成功。距临清仅几十里之遥,只可惜援军据守临清数日,见城内无粮草,军心不稳,已于三日前南下弃城而去。这样,原本只有数千人的北伐军,一分为二,势力更弱。

  随后,胜保率军将高唐团团围住。留守连城的北伐军,坚持到1855年3月,粮尽失守。林凤祥被俘,3月15日,在北京凌迟处死,僧格林沁因功晋封为博多勒克台亲王。胜保久攻高唐不下,先后受到拔去花翎和革职留任的处分。

  连城北伐军被歼后,咸丰帝将胜保解京问罪,令僧格林沁移师进攻高唐。李开芳得知林凤祥部覆没,突围南下,入踞荏平县冯官屯。僧格林沁率队包围冯官屯,久攻不克后,引运河水淹冯官屯。5月13日,李开芳率八十余人突围被俘,被解送北京,6月11日英勇就义。

  至此,太平军轰轰烈烈的北伐,在清政府动用全国力量的镇压下平息了。咸丰帝欣喜万分,对有功人员大加封赏。恭亲王奕訢被“着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奕訢自入军机以来,一年当中,已先后被授予宗人府右宗正、宗令、都统、阅兵大臣等职,现又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可谓年少得志,荣耀之极。

  踌躇满志之际,奕訢有点忘乎所以了,他忘记了自己与皇上之间曾经有过的微妙关系,以为皇上已经彻底信任了自己,渐渐显露出个性之中的锋芒。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也就是北伐的太平军被消灭两个月后,奕訢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卧病不起。奕訢素有孝心,看见生母憔悴的面容,感慨万端:昔日皇额娘抚养自己和皇兄,悉心照料,无微不至,母子融洽,兄弟和睦。可如今风烛残年,兄弟俩身份和地位也判然两别,形同霄壤。皇额娘当年颇为先帝所宠,位列六宫之主,也曾有抚圣之功,如今恐将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原来,博尔济吉特氏,是刑部员外郎花良阿之女,嘉庆十七年生。初入宫时封为贵人,很受道光帝的宠爱,道光六年十二月封静嫔,翌年四月晋为静妃。咸丰帝登上皇位之后,封其为皇贵太妃,奕訢对此很不满意。奕詝幼时生母全皇后暴崩,博尔济吉特氏视其为亲生儿子,将他抚养长大。奕訢认为,皇兄应该封她为皇太后才是,并时常提出这个请求,但咸丰帝一直认为有违祖制,没有同意。

  太妃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奕訢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沉重。一日,咸丰帝前往康寿宫探视太妃病情,恰与奕訢相遇,便询问起太妃病况,奕訢当即跪下泣言道:“已笃!”并说若不封她为皇太后,恐将死不瞑目。咸丰帝仓促之间,不可置否,只是随口“喔喔”敷衍两声,未作明确答复。奕訢竟传矫旨,将生米煮成熟饭。最后,咸丰帝不得不在七月初一传旨,尊康慈皇贵妃为皇太后。此后,第八天,也就是七月初九日,康慈皇太后带着新封的封号死去。大清开国以来,只有尊嗣皇帝生母为皇太后的定例,从没有嗣皇帝尊先皇妃嫔为皇太后的先例。奕訢生母乃道光帝之妃,被尊为皇太后显然有违祖制。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奕訢乃先帝遗命亲王,其母又是六宫之主,咸丰一直担心他们母子联合起来,对自己不利,所以,奕訢强逼自己封其母为皇太后,显然刺中他心中最敏感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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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表于 09-3-20 12:46 | 只看该作者   奕訢虽然为其生母争得荣耀,却在政治上大大失分。咸丰帝对此事耿耿于怀,七月十一日发布上谕,减杀太后丧仪。接着七月十二日,又颁谕旨,决定大行皇太后不升太庙,谨升祔奉先殿。

  咸丰帝减杀太后丧仪的做法,不能不激起奕訢的强烈不满,使奕訢同咸丰帝发生冲突。七月二十一日,皇太后梓宫安奉绮春园迎晖殿,咸丰帝即迫不及待地发布上谕,借名奕訢“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解除了奕訢的全部职务。同时命吏部尚书翁心存恭理丧仪,剥夺了奕訢办理亲生母亲的丧礼的资格。十月二十五日,皇太后梓宫奉安山陵,二十七日,咸丰帝怒犹未尽,再次发谕:“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皇考宣宗成皇帝升遐,朕与顾命大臣敬启密缄,亲奉朱谕,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钦此。朕祗遵遗命,于十七日降旨,封奕訢为恭亲王,并于恭撰慕陵碑文内,敬谨叙述。惟是中外臣民,但旨奕訢之封亲王,系朕即位后推恩,未知系皇考遗命,不足以传信后世。著将此旨付史馆,于实录本纪内,将皇考朱谕封奕訢为亲王,纂入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遗命各条之此,以昭信史。”

  这道上谕,实际上等于向中外臣民宣告:如果不是道光帝的遗命,咸丰帝根本就不会封奕訢为亲王。其恼恨之情,真是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昨日还是一国军机领袖,权倾朝野,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仅剩一虚空的“亲王”封号。真是祸福荣辱,旦夕之间!这对一位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亲王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心里在呼喊:我究竟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主宰着这世间的一切?难道这世间就没有了真情和信任?没有谁能够回答他。

  顿时,他是那么地伤心、无助,冥冥之中,他似乎看到了皇阿玛那慈祥的笑脸,他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任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

  自恭亲王奕訢遭到咸丰帝罢斥,退出军机处之后,朝中文武大臣,因循积习,萎靡不振。虽互有短长,而事上以谄,接下以吝,却是惊人地相似。稍有事故,尽如盲痴,一筹莫展。堪担重任者,实无其人。在宗室近支中,咸丰帝其他几个兄弟,或才力平庸,或年幼无知,均难当军国重任。而咸丰帝又对汉人很不信任,这样一来,作为宗室近支的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便受到信任和重用。但他们苦于汉文不甚通达,且自觉才短,于是合力向咸丰帝推荐肃顺。

  肃顺,清太祖努尔哈赤侄子济尔哈朗的七世孙,郑亲王端华的异母兄弟。据载,此人生得“状貌魁梧,眉目耸拔”,为人豪放不羁,结交广泛,颇有游侠气概,而且机敏干练,又有惊人的记忆力,据说“接人一面,终生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步军统领称赏其才,将其举荐给咸丰帝,受到咸丰帝的召见,从此肃顺开始步步高升。咸丰四年,授御前侍卫,署正红旗满洲副统领,升工部左侍郎,旋调礼部左侍郎。

  经载垣和端华鼎力举荐,咸丰帝也非常欣赏肃顺的干练果断的作风和超出当时诸人的见识,遂委之以重任。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以筹办巡防,下部议叙。十一月,以恭勘慕陵(道光帝墓地)工程,并恭送孝静康慈皇太后梓宫暂安礼成,加一级。咸丰六年七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八月升理藩院尚书。八年二月,充查城大臣。九月,调礼部尚书,管理藩院事务,十二月调户部尚书。可见,肃顺真正发迹,是从咸丰五年开始,也就是奕訢罢退军机以后,仅仅四年时间,他由一个御前侍卫,升为户部尚书,真正可谓飞黄腾达。由于受到咸丰帝的赏识和重用,其权势渐渐凌驾于军机之上,军机大臣皆拱手听命而已。

  从此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朋比为奸,权势日张,而肃顺更是恃宠而骄,飞扬跋扈。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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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于 09-3-20 12:47 | 只看该作者   自罢退军机处以来,奕訢一直是在上书房度过的。由一国军机之首到闲散亲王,这个落差太大了,无论是谁也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在上书房的日子里,与各位师友相互吟和酬答,表面上闲散宁静。然而,胸中的孤独、忧虑与不平时常如波浪翻滚,难以平息。其间,曾赋诗一首,表达了心中的抑郁与不平:

  牢落天涯客,伤哉志未伸;

  独醒空感世,直道不容身。

  忠荩遗骚雅,高风问楚滨;

  怀沙数行泪,饮恨汨罗津。

  自比蒙冤被逐的忠臣屈原,大声诉说举世皆醉惟我独醒的哀怨。而这时大清的朝堂之上也确乏清醒之臣,剿灭太平军北伐部队的暂时胜利让满朝君臣都松了一口大气,并产生了陶醉感。面对大清的种种灾难,作为大清的皇子,奕訢的心灵一刻也没有宁静过,他时时关注着日益恶化的时局。

  虽然由于太平军在咸丰六年八月(1856年9月)“天京变乱”的血腥内讧之后走向衰落,大清王朝内忧暂时缓和,但外患加剧,西方列强的侵凌日益紧迫,咸丰六年正月发生了“马神甫事件”,九月又发生了“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起因是一个名叫马赖的法国天主教神甫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活动,犯有种种劣行,被西林知县张鸣凤抓起来判了死刑。“亚罗号事件”则起因于中国水师检查走私,在中国船亚罗号上查获了海盗。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口亚罗号曾在香港领过英籍登记证(事实是早已过期),对中国水师船只检查横加干涉,引发外交摩擦。英法两国以此为借口,联手发动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入侵大清帝国南大门,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美俄两国也趁火打劫,以图共同分赃。

  咸丰八年四月初八(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突袭大沽炮台。炮台守军英勇反抗,奋不顾身,甚至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们舍身杀敌的壮举,使敌人大为惊骇。就在炮台守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直隶总督谭廷襄临阵脱逃,使炮台守军斗志一落千丈,又由于清军武器落后、防务简陋,关系京师安危的大沽炮台随即失陷,大沽口被英法联军占领。之后,英法联合舰队溯白河而上,畅通无阻,直扑天津,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廷无力抵抗,一心求和。四月十七(5月29日),慌乱之中的咸丰帝采纳钦差大臣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等人的主张,力主妥协,委派耆英为钦差大臣,主持对英法的和谈。然而,在此之前,英国军队攻陷广州时,英军在缴获的两广总督府文件中,发现了耆英主张对英要采取外和内硬两面对付手法的奏报,英方认为耆英不够坦诚,所以,英方对耆英主持谈判予以反对。五月,耆英到天津,要求会见英国代表额尔金,遭其拒绝,中英谈判由此濒于破裂。桂良通知英方,中国已经做出让步,准备允许外国公使驻扎天津。耆英再次正式告知英方,他是谈判的中方全权大臣,额尔金仍不出面,只委派副代表李泰国见耆英。耆英告诉李泰国,他和李泰国的父亲李乔治(英国驻广州首任领事)是好友,希望以此来打动李泰国。而李泰国非但不买耆英的账,反而当着耆英的面公开宣读英方缴获的耆英“佯示友好,安抚夷人”的奏疏,当面羞辱耆英。

  在这种情况下,桂良、花沙纳恐阻和议,于是上奏朝廷,请求召回耆英。咸丰帝接奏后,感到困惑,责问桂良等为何不让有经验的耆英参加谈判?但这一谕旨尚未送到天津的时候,耆英已经踏上返回京城之路。咸丰帝责其畏缩无能,办理不善,且借辞推卸责任,又未奉特旨,擅自回京,于是将其下狱议罪。奕訢等人奏拟将耆英定为“绞监候”,先禁牢中,等春、秋两季再正式下令处死。而肃顺却单独上书,说:“今尚有办理夷务之臣,若皆相率效尤,畏葸潜奔,成何事体?”咸丰帝遂赐耆英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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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表于 09-3-20 12:47 | 只看该作者   议和期间,恭亲王奕訢曾上奏咸丰帝反对对英法侵略者委曲求全,指出“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已。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并提出三条解围计策:一、训练天津乡勇;二、增强僧格林沁所部军力;三、命令广东乡兵攻击香港,“围魏救赵”。这一、二两策,在当年击败北伐的太平军时就被证实十分有效,第三条计谋更有创意,咸丰帝眼睛为之一亮,并命大臣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对策。但是,奕訢的计策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前往天津议和的桂良和花沙纳等人,就已在侵略者威逼下步步退缩,甚至将咸丰帝关于设法阻止英法两国公使的上谕抛置脑后,全盘接受英、法、俄、美四国要求,先后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同年西历11月,桂良等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进一步丧失了中国的主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天津妥协求和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官员群起反对。奕訢也向咸丰帝上奏,不顾岳父的情面,指名道姓批评桂良的妥协软弱,并严斥英法所提各项要求不合情理,尤其认为,江岸通商“万不能准”。他说,长江两岸“无论山川设险之所,城邑扼要之区,处处皆中原大局所关,断不宜令夷人实逼处此。”吏部尚书周祖培、御史尹耕云等数十人联名上书,列举公使驻北京之“八害”,主张以武力抵抗英法联军的侵略。咸丰帝也非常愤懑,曾令桂良等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宁愿以免除关税来换取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代表到北京换约。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竟然还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多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咸丰九年)6月20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与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并于25日突然再次袭击大沽炮台。清军奋勇反击,重创侵略者。英法侵略者恼羞成怒,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18000人,法军约7000人,船舰200艘,来华扩大侵略战争。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北上,4月占领舟山,5、6月进踞金州、烟台,入寇天津,咸丰帝慌了手脚,急忙命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北京通县),命大学士瑞麟带兵一万火速赴通州设防,又派侍郎文俊和武备院卿、前粤海关监督恒祺赴天津与英法求和。可是,英国公使额尔金嫌他们官职低,拒而不见,咸丰不得不改派大学士桂良赴天津与英法侵略者的谈判代表巴夏礼议和。在谈判中,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求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对英法赔款各白银八百万两,并要求先付现银二百万两,桂良到天津后表示全部接受。巴夏礼等进而提出赔款应立刻交付三四百万,至少一百万,公使进京须带军队四五百名,由巴夏礼率数十人先赴京察看。巴夏礼声称:“如有一款不准”,“即带兵北犯”。桂良知道,这些条件是苛刻的,但为了防止谈判破裂,无奈不得不“概为允许,以解危急”。可是,桂良此举,遭到朝臣们的坚决反对,咸丰帝也对此非常不满,传旨严厉斥责桂良“未免示之太弱”,表示英法联军提出的苛刻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谈判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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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发表于 09-3-20 12:47 | 只看该作者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开始由天津出发北上,直逼通州,形势十分危急,咸丰帝急命怡亲王载垣,会同大学士桂良、兵部尚书穆荫一起,再次向英、法求和。七月二十九日,英方派巴夏礼和威妥玛到达通州,载垣即前往东岳庙接晤,与之反复辩论达八个多小时,直至午夜方散。载垣、穆荫全部接受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八月初二日,英法侵略者得寸进尺,派英法使臣又在东岳庙与载垣会晤。会谈期间巴夏礼的态度十分傲慢,大声叫嚷要求带兵入京,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载垣则认为事关国体,万难允许。初三日,巴夏礼又提出清军撤离张家湾的无理要求,情词桀骜,遭到载垣的拒绝,谈判破裂。

  载垣知道抚局断难议成,当即命令僧格林沁截逮巴夏礼,押赴京城。咸丰帝在议和不成的情况下,只得硬着头皮抵抗,再次下令与英法联军决战。

  咸丰十年八月初七(1860年9月21日),八里桥大战爆发。八里桥是由通州通向北京的要道,清廷认为此战关系到京城的安危、百姓的生死、天子的荣辱、国家的命运。这也是两个时代、两大阵营之间的历史大决战,一方是拥有数千年传统、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的大清骑兵力量,一方是经过近代工业革命之后,以炮兵为核心的英法近代化军队。此时,清军已被逼得无退路可走,因此,全体将士视死如归,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但是,血肉之躯怎能抵挡英法联军的枪林弹雨?这些大清的勇士们纷纷倒在了血泊之中,副都统胜保中弹,受伤落马,全军将士伤亡惨重,清军全线溃败,英法联军兵临城下。

  这一战清楚地暴露出大清王朝的外强中干,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指挥等方面,清军比列强的军队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在这种力量悬殊的形势下,仅凭忠诚勇敢、白刃肉搏,妄图取得胜利,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历史何其严酷,而战争又是何其悲壮!八里桥的勇士们伤痕累累、满身血迹与尘土和在浓烟中缓缓倒下的身影永远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之中,定格在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心灵深处,让每一个中国人记住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

  就在惊闻八里桥大败的那个晚上,咸丰帝召开宫廷秘密会议,决定逃离京城。此日,他发布上谕,将办理和局不善的钦差大臣载垣、穆荫撤职,授恭亲王奕訢为“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

  奕訢临危受命,无限感慨,自咸丰五年七月罢退军机,到今天临危受命,其间五年的时光,近两千个日日夜夜,上书房成了他的栖身之地,吟诗、读书、习字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表面的闲散实际上包藏了怎样一颗焦灼的心。对于一个素有强国大志而又目睹山河破碎的大清皇子来说,这是一段何其漫长的煎熬。不到生死攸关、万不得已的时刻,不是手下确实再也没有能干的心腹大臣,咸丰帝不会再次委以奕訢大权。不过现在,危难之中,他终于重见天日了。内忧外患,对大清来说是大不幸,但对恭亲王奕訢来说却是大幸。拥有出类拔萃才华的奕訢,本应该才尽其用,可偏偏只有在国之将亡、众人无能为力的时候,人们才会想起他的存在。这是奕訢的悲哀,也是一个王朝的悲哀。

  次日(9月22日)清晨,咸丰帝不顾“廷臣伏地力争”,在载垣、端华、肃顺等亲信王公大臣的扈从下,带着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和五岁的儿子载淳,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将全部残局交给了奕訢。

  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皇帝出逃京城。这一日的车马队伍,没有了往日的威仪,有的只是狼狈。去热河的大道上尘土飞扬,车马寥寥,颠簸而行,咸丰帝深感愧对列祖列宗,一路落泪不止。他走得太匆忙了,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再多看几眼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的皇城,他也万万没有想到,此次离开,他再也没有能够回来。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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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发表于 09-3-20 12:48 | 只看该作者   咸丰仓皇出逃之时,京城危急。城外,英法联军气势汹汹,虎视眈眈;城内,秩序混乱,人心惶惶,守城之兵无钱无粮,不足抗敌。奕訢在仓促之中接手,万事不备,形势十分严峻。

  奕訢迅速理清思路,咸丰十年八月初七(1860年9月21日),就在他接到咸丰谕旨之后,即照会额尔金和葛罗,告知载垣、穆荫因“办理不善,已奉旨撤去钦差大臣”,准备派人“前往面议和局”,希望能“暂息干戈,以敦和好”。同时,他派人整顿城内秩序,安定民心,并挑灯疾书,草拟文书,严令各地勤王之师赴京守城。当他拟完最后一封文书,不由长长舒了一口气,向窗外望去,窗上已泛起一层光亮,天将亮了。

  新的一天是随着一份圣谕一起来临的。

  在昏黄的灯光下,奕訢打开圣谕,一行行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

  和硕恭亲王奕及其留京诸臣:此次北巡,事出有因,行事仓促,朕未能与尔等细商守城之事宜,今特发明谕,着令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文庆为留京办事王大臣,着令军机大臣文祥署理步军统领,义道、文庆、文祥驻禁城,周祖培、陈孚恩、藩祖荫、宋晋为团防大臣,守外城。奕驻圆明园善绿庵,专办抚局,不必亲见夷使,也不必进住城中,以免不测。

  看罢,一阵酸楚涌上心头。想自己为大清朝分忧解难,殚精竭虑,皇上还是对自己充满了猜疑与顾忌,既没有被授予节制守城文武大臣之权,又不允许进住城中,就是与夷人和议,也由恒祺等人去办理,自己与前几任钦差大臣并无区别,仅是一议和大臣而已。

  奕訢很快收到额尔金和葛罗的复照,复照要求先放战俘,声称在被俘人员安全返回之前,决不能“停止干戈”,“再议和好”。25日,又发出最后通牒,宣布三天内若不将全部战俘释放,并同意于通州签订条约,就攻占北京。奕訢等人认为,外国侵略者“狡猾成性,动施伎俩,即使放回巴酋等,未必几能罢兵”。而且巴夏礼等既被拘执,怀恨必深,如果放其回去,必然怂恿英法联军攻城,决不能轻易释放。奕訢的这一主张深得咸丰帝的赞同,认为所办“甚是”,并说“以后情形,实难逆料,朕亦不便遥为指示,只有相机而行”。于是,奕訢在给英法联军的复照中坚持先撤军,后释放战俘。初出茅庐的奕訢想得太简单了;敌强我弱,对方会就此接受撤军的要求吗?果然,额尔金于9月30日宣布拒绝交涉,将此事移交联军司令部处理,和议毫无进展。

  额尔金在巴夏礼等人被俘一事上大做文章,似乎这是问题的关键,其实不过是一种拖延战术。经张家湾、八里桥两次激战之后,英法联军的军火消耗殆尽,无力骤然攻城。但自从大沽沦陷后就倾向主和的僧格林沁,此时却成了惊弓之鸟。他见英法联军“数日不动”,便以为其“另有诡谋”,请求咸丰帝命奕訢对巴夏礼“加以恩礼,妥为看待”,并一再陈述所带马步官兵屡次战败,士气不振,人心涣散。因而建议赶紧议和。八月二十日(10月4日),他竟别出心裁地派出一批商人“备牛羊千头前往夷军犒师请和”,遭到英法联军的侮辱和拒绝。他们夺走食物,却声称:“此国中大事,非尔商人所得闻也,必欲以和议请,须恭王自来。”于是恒祺再请释放巴夏礼。奕訢在这关键时刻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第二日,英法联军进逼德胜门、安定门一带;次日凌晨,进犯圆明园。僧格林沁、瑞麟所带各队,望风而逃,不战而溃。奕訢等人从圆明园仓皇逃至万寿寺,后又连夜迁往卢沟桥。英法强盗闯入圆明园中大肆劫掠,一场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劫难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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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发表于 09-3-20 12:48 | 只看该作者   圆明园是清代皇家园林,也是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要场所之一,素有“万园之园”的美称。它是在明代园林的基础上,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等朝一百五十多年的不断增修扩建,形成了一座世界上罕见的宏伟壮观的宫苑。这座大型的皇家园林,融汇了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华,堪称中国园林建筑最光辉的杰作,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也享有盛名。园内陈设极为丰富华丽,不仅收藏有国内外极为珍贵的艺术品,而且还保存了大量的历代图书字画、鼎彝礼器和清代文书档案。它不仅是一处汇萃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而且还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博物馆。

  关于这次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情形,《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在当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出的通讯中说:“据估计,被劫掠和被毁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镑。在场的每一位军人,都掠夺了很多。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玉的时计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瓶,因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破……”

  在大肆劫掠之后,英法侵略者还不满足,为了给清政府留下“赫然严厉”的深刻印象,也为了消灭他们劫掠的罪证,竟然四处放火,顿时,火光冲天,仿佛一张幔子,笼罩着整个天空,烟雾随着大风蔓延到附近的万寿山、香山和玉泉山的一些建筑。黑云压城,日光淹没,看起来就像一个长期的日蚀。大火烧了两天两夜,一座经营了两百多年的、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和中外罕有的艺术宝库,竟然化为一片废墟。

  残酷野蛮至此,天人为之共怒!咸丰帝得知圆明园被毁,悲愤交加,热泪不止。而奕訢,作为爱新觉罗的子孙,亲眼看见列祖列宗苦心经营的皇家园林被英法强盗付之一炬,心里也充满了无比的悲愤和痛恨;而作为留守北京的全权议和大臣,没有能力阻挡英法强盗的滔天罪行,他的心里也充满了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英法强盗劫掠和焚毁圆明园的消息传到法国,当时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一封严厉谴责英法联军罪行的信上,沉痛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们欧洲人总是把自己看作文明人。对于我们说起来,中国人都是野蛮人。看!文明就是这样对待野蛮的。

  在历史的审判台面前,一个强盗叫做法国,另一个则叫做英国。

  侵略者劫掠了圆明园之后,奕訢见事已如此,“万不能再议抚局”,奏请奔赴热河。咸丰帝却在答复中要求奕訢于万难之中,设法极力挽回,以冀维持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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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发表于 09-3-20 12:48 | 只看该作者   八月二十三日(10月7日),英法使臣约见恒祺,要求于二十四日释放巴夏礼等人,否则立即开炮攻城,同时在德胜门外放空炮示威。守城王大臣庆惠、恒祺、义道等人惊恐万分,按咸丰帝谕旨的权限,未与奕訢函商,便在二十四日(8日)擅自释放了巴夏礼等人。英法联军得寸进尺,于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来照,声称二十九日(13日)午时将派兵把守安定门,届时如“不照所议,更有阻挠,立将京城攻开”。对此,奕訢满腔愤怒:刚把人质放还,又要占据城门,欺人太甚,岂有此理?但此时兵临城下,只得妥协,他提议待双方议定开城章程后再开城门。但义道等人掌守城之权,怵于夷人恫吓,未经奕訢同意,于二十九日(13日)准时打开安定门,并主动将安定门、德胜门一带守军撤退。咸丰帝是否在安排留京大员时作了特殊的人员安排,让他们互相牵制,不能团结一致对敌,我们无从得知,但当咸丰帝得知义道准备开城时,也确实认为“开门揖盗,害不胜言”,立即传旨要求“激励人心,坚守以待”。然而这道迟到的谕旨传到北京的时候,英法联军早已入城,安定门布满了英法联军的大炮,黑乎乎的炮口对准了皇城坚厚的城墙和高大的城楼。奕訢对义道开门揖盗的行为,非常愤怒,斥责他们是“被夷人虚声恫吓,为一身之计,初非为大局起见”。但事已至此,只能无条件议和了。于是他颇为伤感地向咸丰帝奏道:“此时藩篱已破,设有决裂,既无以为却敌之方,若再有意外要挟,臣等更何以自处?臣奕訢义则君臣,情则骨肉,苟能以一死而安大局,亦复何所顾惜。惟抚议尚无就绪,而腥膻已满都城,睹园庭之被毁,修葺为难,念行在之苦寒,迎銮莫遂,此所以彷徨中夜,泣下沾襟……”

  义道、僧格林沁等二十多人也一同奏请咸丰帝敦促奕訢入城,速定和议。咸丰无可奈何,料想若与英法侵略者僵持下去,势必荼毒生灵,遂命奕訢迅速入城,“与该夷将本年所议续约画押盖印,并将八年天津条约互换,令其退出京城,再商定驻京章程”。咸丰十年九月初三(10月17日),奕訢回驻广宁门外天宁寺,次日照会英法公使,表示同意京城换约,要求指定换约日期。九月初三(10月17日),英法公使分别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英使额尔金在照会中,索赔“恤金”三十万两,限于10月22日以前交清。23日交换旧约,签订新约。法使葛罗在照会中除索取“恤金”二十万两外,又要求清政府退还历次没收的法国天主教堂的财产,同时规定上述要求限于23日答复。两国照会在最后都一致威胁说,如不一一满足上述条件,将立即攻占皇宫,并断绝漕粮,截取关税,直至进攻全国。10月22日,英法公使收到奕訢的复照之后,又提出无理要求,英国又提出割让九龙司、准许华工出国;法国除要求准许华工出国外,又另加准军民信奉天主教一条。面对英法的无理要求,奕訢已无法据理驳斥,自英法军队入城来,清军毫无抵抗之力,致使夷人气焰嚣张,难保不又生事端,所以一概允准。

  22日,奕訢入住城内法华寺。24日(九月十日),礼部大堂彩灯辉煌,陈设华美,下午二时,英国公使巴夏礼乘马车率兵百人至礼部大堂外,由恒祺带见恭亲王,去帽为礼,四时,额尔金乘十六抬金顶绿围肩舆,姗姗来迟,鼓乐前导,带马步兵约千人,均持器械,自东四牌楼至礼部,络绎不绝。恭亲王奕訢走向前去迎接,这位英国大使竟佯装没有看见,径直走到签约大厅,甚至连头也没回一下。接着又一句话也没有对这位亲王讲,就自顾自地坐到为他准备的位子上。额尔金的傲慢无理,严重刺伤了奕訢的自尊心,但他只能强忍怒火。双方签约之后,额尔金大喝一声,随即所有的洋人霍地站了起来,不解其意的奕訢和其他所有的中国官员吓了一跳,也忙站了起来。这时,堂下走出一位英国的摄影师,“咔嚓”一声,拍下了这一场景。不知照相机为何物的大清官员们,个个呆若木鸡。惟有奕訢阴沉着脸,两眼放出仇恨的光芒。这一次奇耻大辱,给年轻亲王的心灵以极大的刺伤,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印痕,也对他以后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奕訢多次发出“庚申之衅,创巨痛深”的慨叹,大力倡导“自强”运动,大概也受此影响。

  就在这种充满仇恨的气氛当中,双方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当时,北京城上空,英法强盗焚烧圆明园的浓浓黑烟仍然未绝……第二日,仍在礼部大堂设宴,以同样的方式与法国公使葛罗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第一,《天津条约》继续有效;第二,增开天津为商埠;第三,中国对“大沽事件”表示“谢罪”;第四,改赔款数额为800万两(《天津条约》规定为400万两);第五,英国公使驻京;第六,中国割让九龙司半岛南部给英国。《中法北京条约》共十条,内容与《中英北京条约》大致相同,另外增加了“中国归还天主教产,准许法国天主教士在各省购买田地、建造房屋”一项。

  《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加深,无疑也使饱受外侮的中国人民的原本深重的苦难又雪上加霜。

  条约签订后,恒祺等人经与巴夏礼“面商酌定”,代拟一道谕旨,称“所有英法两国条约,现经互换,均已允准,即着行知各该省查照办理”,由奕訢、文祥奏请确认。咸丰帝据此另行颁发一道上谕,令“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但却未提“允准”二字。此项上谕送达北京前,英法侵略者又进而另拟一道上谕,强调“无不允准”,“永远遵行”,要求清政府照发。奕訢恐再生枝节,根据英法侵略者的旨意,将咸丰帝从热河发来的上谕“前后字句,恭加润饰”,随即向英法侵略者宣布:“所有和约内所定各条,均著逐款允准,行诸久远,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即着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咸丰帝闻奏,亦无异议。至此,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被清政府所承认。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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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发表于 09-3-20 12:49 | 只看该作者   和约签订之后,奕訢的心里并不轻松,英、法联军退至天津,可并没有南撤,原来洋人要求的两点:亲递国书、公使驻京并没有彻底解决。这可是咸丰帝最怕的两款。当然,奕訢心情沉重还有更重要的原因,现在和议已成,皇上会不会收回自己的权力?这些年来,他已摸透了皇上的心思,只有国家危难之时,万不得已,他才会把自己推向前台,一旦险情结束,他又会马上翻脸。而且这次议和,国力大伤,朝廷颜面尽失,追究起来,自己处在一线,当然难辞其咎,自己这一次会落得怎样的下场呢?奕訢经历过一次大起大落,此时变得谨小慎微起来。他思虑良久,最终决定给皇上写份奏折,申明情况,自请处置:

  臣等自受命以来,与夷酋周旋数日,谨遵圣谕,与夷议和,草签和约,虽暂退夷兵,然危情未解,种种错误,虽由顾全大局,而扪心自问,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后之贻害无已,实属办理未臻完善,臣请皇上议处。

  言词恳切,态度之谦卑谨慎,溢于言表。也许由于危难未过,咸丰帝反复权衡之后,在答复中说:“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亦深谅苦衷。自请处分之处,著无庸议。”对奕訢的议和之勤勉和实绩给予了肯定。但是,言词当中也透露出心中的隐忧。条约签订,已成事实,此时的咸丰帝,心里最担心的是,英法侵略者能否撤兵南返?如果他们在天津过冬,而不南撤,那么他一旦回京,侵略者也许就会卷土重来,再次提出无理要求。另外,英法侵略者提出的公使驻京、亲递国书的要求,怎样解决?而这两项要求,咸丰帝心里实在很难接受。为此,咸丰帝谕令奕訢在他回京之前,务必将亲递国书、公使驻京及不得再有要求诸事“与之议定,以免再生枝节”。

  对此,奕訢敏锐地察觉到,自己议和在外,声望日隆,皇上身边的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敌难免会从中挑拨。他与皇上分开的时间越长,皇上对自己的疑忌会越深,自己的处境就越为不利。于是,奕訢和诸位留京大臣上奏道:“皇上为天下臣民之主,而京师乃四方拱极之区,宫禁虚悬,国基不稳,銮舆早日还宫,人心方能大定,天下才可安宁,乞望圣上早作圣断,择佳期回銮。”可咸丰的答复说:夷人虽退至天津,但天津距京较近,夷人又反复无常,难保不会来京挟制,又生事端,所以,不能答应奕訢等人的请求。

  于是,奕訢等人又上奏,建议咸丰帝西巡,定都西安。认为西安地处关中,既有山河之险,又有四关可守,夷人绝对不能攻取。奕訢等人起初要求皇上早日回京,现在又建议西巡,难免不引起咸丰帝猜疑。肃顺等人更是从中诋毁:奕訢议和成功,留京诸臣对其多有倾慕,夷人也都支持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想取代皇上而自立。一年前,当英法强盗兵临城下,肃顺等人力主逃奔热河,而奕訢等人力主不可,两人就已经结下仇怨,也由此形成了分别以他们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肃顺之所以竭力阻止咸丰帝回京,也是出于他的野心。肃顺明白,咸丰帝龙体已垮,时日恐怕不多,而他惟一的儿子载淳年仅五岁,显然难担大任,咸丰帝临终前必然要托孤于亲信大臣,他肃顺必大权在握。所以他利用咸丰帝和奕訢之间的微妙关系,一再从中挑拨离间。肃顺的谗言,使咸丰帝回忆起他们兄弟二人以前争夺皇位时明争暗斗的一幕幕情景,不管他是否相信奕訢会自立为帝,但至少这大大加深了咸丰帝对奕訢的猜忌,心中的天平倾向了肃顺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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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发表于 09-3-20 12:49 | 只看该作者   在此之前,当肃顺、载垣、端华等人在怂恿咸丰帝逃往热河之时,离京之议就已经遭到绝大多数大臣的反对。现在,他们对咸丰帝的蛊惑阻挠,更加激起留京大臣的不满和反对。胜保在上疏时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欲皇上之留塞外者不过左右数人,而望皇上之归京者不啻以亿万计,我皇仁明英武,奈何曲徇数人自便之私,而不慰亿万未苏之望乎?”胜保此疏,因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被誉为“近年有数文字”。肃顺集团已经大失人心。

  就在奕訢和咸丰、肃顺等人就是否回京问题上陷入僵局时,英法两国公使分别照会奕訢,表示亲递国书一事,决不勉强,同时表示不能亲递国书,一睹大皇帝风彩,甚感遗憾。

  至于公使驻京一事,咸丰帝的长期担心成了多余。因为,早在中英《北京条约》签字的当天,伦敦陆军大臣通知额尔金说,英国公众对于这个战争已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厌倦中国战争,不愿为它花钱。如果英军在中国过冬,为此英国将支付一百万镑的占领费,这是英国所不能承担的。

  而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前,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就“确信在中国京城设置外国常驻使团,对俄国决不会带来好处”,因为公使驻京,会使英国凭借其金钱和武力对中国各种事务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俄国在中国所拥有的手段,与英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上述想法促使伊格那提耶夫“竭力阻挠在中国设立各国公使常驻代表机构”,他列举种种理由劝说额尔金,如果不能受到皇帝的隆重接见,那么常驻北京的代表机构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使节的尊严也将受到损害。因此,外国代表来北京只作短期居住才是比较有利的。额尔金最后对此表示同意。因此,中英《北京条约》对公使应否长驻北京,抑或随时往来,定为仍照《天津条约》第三款,“总候本国谕旨遵行”。而此时英国新任中国公使普鲁斯,得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明春才能来京,俄国公使又肯定不在北京过冬,于是决定驻在天津。英国政府和女王,也宁愿普鲁斯安全地驻在天津或上海,而“不愿他在北京遭受暴行和侮辱,那又需一场新的战争去报复,或以屈辱的心情去忍受”。用银子买面子,英国人已经厌倦了。于是他们借口使馆房屋不适宜公使居住,故不得不延期驻京,这样也很好地挽回了自己的面子。11月9日和12日,法英军队分别撤离北京,年底,大部分侵略军又从天津陆续撤退,不久,又南撤广州。

  英法等国侵略者的殖民要求暂时得到了满足,为了巩固和扩大这些侵略权益,他们调整了对华政策,收起虎狼的凶恶嘴脸,把自己装扮成关心双方友好往来、关心中国繁荣稳定的友好使者。与清朝官员交涉时,他们一反逼签条约时的那种狂妄傲慢和盛气凌人的态度,竭力表现出一副诚挚友好的面孔。

  10月底,奕訢搬进北京城内,在与英、法、俄三国公使几度会晤交谈,互赠礼品之后,也渐渐改变了对侵略者的看法,这在他给咸丰帝的历次报告中显露无遗。

  11月13日,奕訢与额尔金会晤,交涉亲递国书一事之后,向咸丰汇报说,侵略者之所以坚持此事,“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且该夷前曾有言,并非争城夺地而来,实为彼此无欺起见。”并说夷人不至于心存叵测,当其进入北京城之时,带兵甚众,把守安定门,所有城内仓库及各衙门,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祸心,势必据为己有。而他们仅仅要求增加五十万现银的赔款和续增一些条款,所以说,他们确实是甘心愿和,不欲挑起事端。可见,奕訢已经被英法侵略者伪善的面孔所欺骗,从而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在此之前,奕訢同咸丰帝一样,对外国侵略者,既充满了鄙视与排斥、又满怀恐惧与仇恨。他们最为担心的是,这些侵略者同中国古代那些问鼎犯边的“蛮狄”一样,志在夺取土地人口。而从封建立场看来,土地人口不仅是封建统治者的立国之本,又是其财富来源。夺取土地人口,即意味着推翻其统治。奕訢“督办和局”之后,眼见英法侵略者侵占北京,焚毁圆明园,甚至扬言攻占皇宫,加之俄使伊格那提耶夫又从中利诱,使得奕訢对英法联军究竟意欲何为,订约后究竟有无反复,心中一直没有把握。而现在侵略者在增索赔款、续定条约之后,竟能撤军南返,并不夺取清政府的土地人口,渐渐打消了奕訢对外国侵略者的疑虑,感到这些夷人同中国古代“蛮夷”大不相同,如果待之以礼,示之以信,是可以“驯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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