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二——孙作宾传略（4）第四章 抗战初期在甘肃工委

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二——孙作宾传略（4）第四章   抗战初期在甘肃工委
l 937年8月至1939年6月，孙作宾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一起，为恢复和发展甘肃国统区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显著成绩。
筹建甘肃工委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j”7月l 5日又向国民党提出公布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国共合作宣言。8月又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接受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为了开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决定成立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甘肃工委)，并派孙作宾到兰州负责筹建。此时孙作宾化名孙新华，以《西北日报》记者的身份，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开展党的工作。不久，中央又派郑重远、刘杰、刘日修、窦志安、蔺克义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兰州协助孙作宾开展工作。
在孙作宾等一批共产党员未来到兰州之前，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已经成立。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谢觉哉曾两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中央选派熟悉甘肃情况的同志，到甘肃国统区开展地方、军队和回民工作。毛泽东随即复电：“此间选派干部在准备中，但难得最适当之人。”后来中央派到甘肃的孙作宾等一批同志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最适当之人”。1937年1O月2 6日，中共甘肃工委 (当时称兰州工委)在兰州正式成立。谢觉哉向张闻天和毛泽东报告了甘肃工委的组成及分工：孙作宾任书记，委员郑重远负责组织工作，吴鸿宾负责宣传和回民工作，刘日修负责青年工作，刘杰负责妇女工作。甘肃工委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关系很密切，但不公开来往。办事处主要搞合法斗争，工委主要搞秘密斗争。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通过办事处转告工委，工委给中央和西北局的报告请示也都经过办事处转报中央。谢老作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代表，经常参加工委会议，指导工作。因此，作宾说这一时期的甘肃工委就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和谢老的具体帮助指导下，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紧密合作而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的。l 9 38年春，中央派罗云鹏来兰州任甘肃工委副书记。当时国民党甘肃省政府规定，单身男女不能在兰州市内租用房屋。罗云鹏初来乍到，既无社会职业，又无固定住址，国民党警察局又接二连三的稽查户口，工作很不方便，极易暴露。有一次，工委在谢老家开会，大家都为解决这个难题犯愁。作宾灵机一动，提出给云鹏找个爱人，组织个家庭岂不是一举两得。谢老听了，
连声说“好!好!这个主意好!”谢老夫人王定国也在一旁哈哈大笑说“我举双手赞成!”后来就把协助刘杰做妇女
工作的樊桂英介绍给罗云鹏结为伴侣，为保护甘肃地下党组织做出了贡献。
发展党的组织
中共甘肃工委成立后，孙作宾带领工委一班人，以极大的努力开展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他们根据《中央关于大
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精神，采取从中心城市到县城，从县城到乡村逐步发展的方针，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党员，建
立党的组织。从1937年冬到1939年春，甘肃地下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先后在兰州、榆中、天水、靖远、徽县、清
水、景泰、武都、两当、成县、临洮、宁县、武威以及河西、海固一带建立了党的组织，其中有一个市委、四个县委及一大批基层党支部，党员发展到数百人。卓尼、拉卜楞等藏族地区也开始有了党的活动。郑重远是榆中县人。作宾就
派他回到家乡农村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党支部一一金崖党支部。作宾和刘日修、刘杰等工委成员深入到青年学生中，通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讲解党的基本纲领，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教育，先后在甘肃学院、兰州师范、兰州中学、兰州工校、兰州农校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于1937年12月建立了中共兰州市学委(后改为甘肃青委)统一领导全市学校党的工作，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随着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壮大，1938年4月成立了中共兰州市委，相继在工人、职员和市民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四个工人党支部、一个医院党支部、一个空军机场党支部和两个街道党支部，领导工人和市民开展斗争。特别是有四五百人的水夫工人，大多是从外地逃难来到兰州的破产农民，白天靠在黄河里挑水卖钱，勉强糊口。晚上露宿街头，生活很苦，还经常受到官兵的欺压盘剥。孙作宾和兰州市委派赵子明等工运干部深入到水夫工人中调查访问，促膝谈心，利用警察局每周三次“集训”，影响水夫工人生活的机会，发动工人和市民，包围警察局进行抗议斗争，迫其取消了 “集训”。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水夫工人的斗志，使他们认识到只要大家抱成团，就能自己救自己。
甘肃是个多民族的省份，兰州又是个回民聚居的城市。在全省十多个少数民族中，回民人口约有近百万人。所以做好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民工作，是甘肃党组织的一项特殊任务。作宾和吴鸿宾等一起，针对国民党推行大汉族主义，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挑动回汉仇杀的反动政策，首先在回族进步青年中宣传民族平等政策，特别是宣传回汉团结、联合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使他们懂得了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就没有回民解放的道理，很快就发展了鲜维峻、杨静仁、马明德、安文蔚等一批新党员，建立了中共回民特别支部，由鲜维峻任支部书记，杨静仁为组织委员，马明德为宣传委员。在甘肃工委领导下，一切工作都由鲜维峻同孙作宾直接联系。这个特别支部，在团结回民群众和上层爱国人士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利用原来的学术团体“伊斯兰学会”，旧瓶子装新酒，把它变成为回民青年抗日救亡的进步组织。同时又把由反动分子操纵，只承认回教不承认回族回民的“回教教育促进会”改组为“回民教育促进会”，由共产党员掌握了领导权，先后在20多个县成立了分会，办了七所回民小学，很受回民拥戴。为了争取回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合法化，孙作宾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联系，又派杨静仁、鲜维峻去武汉，名为以甘肃回民代表身份向国民政府献旗，敦促团结
抗日，实际是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在国统区如何做民族工作的经验。到武汉后受到董必武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并同中国回民青年抗日救国会建立了联系，交流了开展抗日民主活动的经验，影响很大。
19 38年春，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新安旅行团和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到达兰州后，孙作宾派刘日修和刘杰等到这两个团队帮助工作。不久，就在新安旅行团发展了五名进步青年入党，并建立了党支部，使这个团成为党领导的一支文化劲旅。他们把社会当学校，以生活为教材，用话剧、街头剧、电影、讲演、展览和教唱歌曲等多种形式，活跃在兰州城乡，“搅动了兰州不言抗日的一潭死水”。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每天在兰州的演出活动，都由刘日修向作宾汇报。有一天晚上，演员阎正伦在演出前站在舞台上向观众宣传“抗战高于一切和团结第一、抗战第一、爱国第一的方针，不相信什么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卖国政策]”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事后演剧队负责人田文扬向作宾汇报这一动人情景时，作宾举起大拇指称赞“好!讲得好!有中国人气魄!”
强化党员教育
甘肃工委成立后发展的一大批新党员中，虽然大多数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革命热情很高。但普遍缺乏党的
秘密工作经验，对党的基本知识了解很差，特别是对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不懂或懂得很少。有的入党动机不纯，甚至
把参加共产党与参加“青红帮”等同看待。为此，孙作宾和工委一班人深深认识到，不强化党员教育，不用马列主义
理论武装党员，就不可能提高党的战斗力，完成党的任务。19 38年6月孙作宾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无论当
前还是今后，我们都要把发展党的组织和加强党员教育作为中心工作，努力做好。鉴于地下斗争的特殊情况。党
员教育的内容，除请谢觉哉和伍修权讲授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马列主义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以及斗争的策略方法等问题以外，尤以革命理想和革命气节的教育最为重要。针对部分党员在对敌斗争面前悲观怯懦、精神不振的实际情况，作宾用革命烈士特别是甘肃革命烈士王孝锡就义前“慷慨歌太平，从容作楚囚。暴刀逞一快，何惜少年头!”的英雄事迹，教育青年党员树立“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坚定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临危不惧，“宁可砍头颅，信仰不能丢!”使每个党员懂得：没有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更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甘肃党组织多次遭破坏，不少共产党员遭逮捕的残酷迫害下，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的监狱和法庭上，忠贞不屈，顽强斗争，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初期，甘肃工委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中心工作就是以公开和秘密工作相结合、上层统战与基层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把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组织和发动起来，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谢老曾给作宾讲，我们两个拳头一齐打，我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你做基层群众的发动工作，上下夹攻’把甘肃抗日救亡运动的烈火烧得旺旺的。1937年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贺耀祖，开始对群众的抗日救亡行动不支持，甚至还有阻挠。谢老利用他和贺耀祖是同乡老友的关系，给贺做了艰苦的工作后才开始有所转变。接着，谢老和作宾等一起又争取团结了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民政厅长施奎龄(周恩来在南开大学时的同学)和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等一批上层人士，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在甘肃工委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领导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文艺宣传团体和进步报刊纷纷创立。仅兰州市的抗日救亡组织就有甘肃青年抗战团、甘肃妇女慰劳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甘肃旅外学生抗战团、伊斯兰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等；文艺宣传团体有西北抗战剧团、王氏兄
妹剧团、血花剧团、联合剧团等；进步报刊有《西北青年》、《妇女旬刊》、《民众通讯》、《现代评坛》、《甘院学生》、《老
百姓》、《回声》、《战号》、《热血》、《抗敌》、《苦干》以及发行《新华日报》、《新中华报》、《解放》旬刊的兰州书报社、生活书店、同仁合作社等。这些抗日组织、团体和进步报刊，虽然都是响应党的号召组织和创办起来的，但也有些组
织，或因领导不力，工作开展不起来；或因成分复杂，斗争目标不明确，等等，影响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针对这种
情况，甘肃工委曾多次采取措施加以扭转。孙作宾指定工委委员刘日修和刘杰分工专管抗日群众团体的工作，并
给两个影响大的救亡组织一一青抗团和妇慰会派去得力的党员干部充实领导，加强领导。邢华，是一位才华横溢
而又坚强能干的女共产党员。作宾给刘杰说：“就是要派邢华这样的女干部到妇慰会工作!”果然，邢华到妇慰会后，很快取得会长倪斐君(贺耀祖夫人，思想进步，解放后加入共产党，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的信任，担任了妇慰会的理事、秘书长、宣传股长和《妇女旬刊》的主编等重要职务，发展了陈睿(瑞)等一批优秀党员，成立了党小组，自己担任党小组长，很好地宣传了党的联合抗日主张，充分发挥了广大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战斗作用。为了加强对青抗团的领导，孙作宾下决心把蔺克义、罗扬实、樊大畏等一批有文化、有经验的共产党员派到青抗团，分别担任了组织、宣传和总务部长，工作做得很出色。仅三个月时间，全省从兰州到县城，先后建立起青年抗战分团72个，团员发展到3000多人，成为青年学生中最有影响、最受信任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先锋带头作用。当时的《新华日报》在《今日的兰州》报道中曾高度评价甘肃人民“充满了高涨的抗日激情”。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甘肃青年学生、妇女和广大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之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中的一些人惊呼“青年学生让他们腐化可矣，受共产党利用则最危险!”接替贺耀祖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朱绍良更咬牙切齿地说：“我们现在有两个敌人一一共产党和日本；有两个任务一一抗日和反共！“他们如此害怕人民，恰恰暴露了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本来面目。特别是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五中全会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和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把陕甘两省列为他们反共的重点地区，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为此，甘肃工委领导成员都分散到农村隐蔽活动。孙作宾于1939年6月奉调返回延安。1940年6月，李铁轮、罗云鹏领导的甘肃工委遭到严重破坏，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负责干部陆续撤回延安。从此，甘肃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便处于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