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二——孙作宾传略（3）第三章 在陕西临时省委

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二——孙作宾传略（3）第三章   在陕西临时省委
1 933年6月至193 6年底，孙作宾先后担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和中共中央交通员，三次组建陕西临时省委，多次往返于西安一一保安(今志丹县，当时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之间，传送重要信件和情报，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展十七路军上层统战工作做出了独特贡献。
三次挺身而出
1 933年6月，孙作宾被营救获释后，难以继续在兰州立足。中共陕西省委为了确保甘宁青特委免遭破坏，遂调孙作宾离甘返陕。作宾回到西安后，向省委汇报了甘宁青特委的工作，并留在省委军委参与领导兵运工作。7月28日，省委领导在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袁岳栋、杜衡被捕叛变，贾拓夫、高岗脱险后分别去上海和陕甘边苏区。西安和各地的党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陕西党组织陷于极端危难之中。在以后的两三年中，孙作宾等一些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曾多次成立陕西临时省委或其他领导机构，继续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尽管斗争异常艰难，但党的组织一直没有中断，党的活动从未停止。1933年9月，刘映胜组建的临时省委遭到破坏后，孙作宾联络原省委发行部长余海丰和从红二十六军回到西安的崔廷儒以及在杨虎城部队从事兵运工作的胡振家等继续坚持斗争，酝酿重新组建临时省委。1O月初，由孙作宾主持在西安莲花池街、江苏义园等地连续召开会议，最后决定成立陕西临时省委，书记余海丰，组织孙作宾，宣传咎玉祥，军事胡振家，秘书长崔廷儒。在这次临时省委成立会议上，孙作宾作了省委遭破坏后的组建情况的报告，并着重研究讨论了开展兵运工作等问题。同时还成立了由赵成璧、李鼎九、杨嘉瑞负责的特工队，活动于西安、临潼、周至、兴平等地，打击叛徒、特务，保护党组织的安全。11月余海丰被捕后，临时省委由孙作宾负责，继续坚持斗争。11月19日，韩学亚在守胃南背坡村召开关中各县党、团负责人联席会议，成立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韩学亚任书记。1934年1月5日，韩学亚、孙作宾等在西安开会，进一步商讨成立陕西党的统一组织。4月上旬，魏光波从上海返回西安后，由孙作宾、魏光波主持在西安盐店街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书记魏光波，委员有严克沦 (分管组织和青年工作)、崔廷儒(分管军事工作)、孙作宾分管陕南工作)、苗建平(分管西安工作)。不久，因敌人通缉孙作宾，他便转赴汉中，在孙蔚如的三十八军中做党的兵运工作。随后作宾与张德生取得联系，参与中共陕南特委的领导工作。汪锋调上海后，陕南特委军委工作亦由孙作宾负责。10月，张德生从上海返回南郑，向陕南特委传达了中央对陕南工作的指示后，为了完成上海中央局要他给川北红四方面军送文件的任务，即找孙作宾安排，由三十八军密探队的共产党员唐益民护送到川北苏区，后来德生就参加了红军长征。11月，中共陕南特委书记白耀卿被捕，特委工作由孙作宾负责。后因红四方面军进军汉中，孙蔚如既怨张国焘违约不守信用，又恐孙作宾里应外合，遂强令作宾离开汉中回西安。这时，由于西安中心市委已遭破坏，一些地下党员劝作宾“暂时隐蔽，不要公开活动”。后来作宾又同王超北、阎揆要等取得联系，并将揆要搞到的一批药品和枪支弹药，从灞桥运往苏区。1935年8月，王超北又介绍作宾与上海中央局派来的高克林取得联系。作宾与高克林就临时省委多次组建又多次被破坏的情况交换了意见，再次提出组建新的临时省委。后经开会研究决定，临时省委由高克林任书记，负责西安和东路工作；组织孙作宾，负责杨虎城部队及地方民团中党的工作；秘书长崔廷儒，负责西路工作。并分别与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取得联系，开展工作。在此期间，陕西临时省委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与渭北工委一起，经过周密的具体安排，保护刘少奇由陕北经临潼，安全转赴华北。同时在兵运和统战工作等方面也做出了显著成绩。
毛泽东的信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传到西安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同志喜出望外，立即活跃起来，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一喜讯转告给每一个共产党员。孙作宾还赶到“陕西第一模范监狱”看望赵伯平等同志，让他们也分享这一胜利的喜悦。伯平闻讯，激情难抑，放声高唱秦腔，欢庆红军长征之胜利。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急于同党中央取得联系，遂于1935年11月９日派谈国帆赴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了陕西国统区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并带回《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瓦窑堡会议文件，由孙作宾和严克伦印发给各地党组织学习，提高了干部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认识。1936年4月，陕西临时省委负责学运工作的姚权被捕叛变后，省委机关和工作人员随时有被破坏和被逮捕的危险。鉴于这种情况，作宾和克林商定，将临时省委工作交给崔廷儒负责，他俩即赴陕北苏区向党中央汇报工作。6月底临行前，杜斌丞先生特地转告作宾说，杨虎城和孙蔚如都要求你们给共产党中央传话，说他们的部队愿意同红军互不侵犯，联合抗日。作宾听了杜老的传话，立即找孙蔚如面谈。孙对作宾说：“现在日寇侵华日急，蒋介石不谋攘外，反而假‘安内’之名进行内战。去午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即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今年又发表‘五五通电’(即毛泽东、朱德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我都反复看过了，愿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宾对孙蔚如的谈话由衷推许，并请他给毛泽东写封信。孙蔚如婉言解释说：“我过去在陕南驻军时，曾给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写过互不侵犯的信，张不守信用，公诸报端，蒋介石看到了，几乎把我整死。这次还是口头捎话好。”
孙作宾到陕北后，先在安塞真武洞见了叶剑英，在保安见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向他们汇报了陕西省委连遭破坏和几次组建临时省委坚持斗争的情况。然后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安排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8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一孔石窑里接见丫孙作宾，第一句话就亲切地说“你们在地下工作辛苦了!”作宾向主席详细汇报了杨虎城和孙蔚如的政治态度。当汇报到孙蔚如不愿写信的原因时，主席插话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很讲信用的，张国焘那种作法是不正确的。”主席胸怀博大，对孙蔚如的心情甚为谅解，并答应一定给孙蔚如先生复信。过了几天，到9月3日，毛泽东就写好了一封密信，交作宾“面陈孙军长”。信中写道：“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驻肤洛，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毛泽东高度赞扬孙蔚如深明大义的爱国热忱。对孙作宾的传话甚感欣慰。一纸复信，三次提及作宾，充分说明作宾在友我双方联合问题上确实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毛泽东接见孙作宾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也接见了孙作宾。象亲人拉家常一样，作宾一边汇报，恩来一边询问。特别是涉及阎揆要特务二团的每一个细节，恩来都要追根问底，弄得清清楚楚，不容有半点含糊。当汇报到阎揆要特务二团的一些党员连长要求搞兵变，并对阎揆要不让他们唱革命歌曲、办革命墙报有意见，说阎揆要胆子太小时，恩来一下子站起来，严肃地说：“这是十七路军，不是红军。绝不能把十七路军当成红军搞!要那样搞，阎揆要还怎么当团长!”恩来转过身坐下来又耐心地说：“在十七路军中，是搞兵变、抓几条枪、多几个人好呢?还是按照党的政策，搭好桥，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包括高级将领，把特务二团造成十七路军中的抗日中心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好呢?要告诉阎揆要，对杨虎城部队只能搞团结，不能搞分裂，更不能背着杨虎城把他的部队拉出来搞红军!”恩来的“不搞兵变搞搭桥”，既是对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着的革命急性病的尖锐批评，更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转折。作宾埋在心中多年的一个“兵暴兵暴再兵暴”的疑团也一下子豁然解开了。确实是一语破的，茅塞顿开。受教之深，没齿难忘。作宾离开保安后，到了9月23日，恩来在致阎揆要的信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作宾兄来，道及你的努力，我们无限敬佩。”“你的工作，关系极重，应善用现在地位，将特务二团造成十七路军中的抗日中心力量。为达到此任务，应首先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战线，但不要悬格过高，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一切过于脱离十七路军环境的行动，应加以排
除。你尤其不要采取过于受人注意的行动。在部队，也要严嘱知道你的政治立场的人坚守部属的关系，以防外泄。”这封信由汪锋转给揆要，对以后在十七路军中开展军事统战工作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同王劲哉谈判
孙作宾在担任中央交通员期间，先后通过杨虎城、孙蔚如部队内地下党的关系，将程天鹏、吕剑人、张涛等同
志带进陕北苏区；又把张文彬、王林等同志带出陕北苏区。1936年10月，孙作宾在西安把毛泽东的信面交孙蔚如以后，又接受新的任务返保安。因为沿途要经过三十八军王劲哉旅驻防的富县、甘泉、延安等地，所以作宾又请孙蔚如按照毛泽东复信中关于“保证双方来往人员安全”的要求，给予方便。孙蔚如遵守承诺，当即给王劲哉旅长写了“孙作宾负有特殊任务，途经你旅驻防地区．，望给以通行”的手谕。作宾到富县见了王劲哉，闲谈中又得知陕甘工委军事部长曹力如就住在距富县不远的甘泉下寺湾。曹力如是王劲哉的老朋友，也是孙作宾的老相识。所以作宾在取得王劲哉给予通行的方便后，就径直赶到陕甘工委机关住地下寺湾。在这里他经力如介绍，又认识了陕甘工委书记欧阳钦，互相谈得很投机。因为就在作宾到达富县的11月10日这天，甘洛游击队五支队与王劲哉旅某营于富县油坊原发生了不幸流血冲突，需要协商调解。欧阳钦鉴于作宾曾在十七路军中做过党的地下工作，既有孙蔚如的关系，又同王劲哉相识，所以就再三挽留作宾协助工委军事部申力生参加同王劲哉的谈判。作宾盛情难却，就于11月11日同申力生一起到富县城内同王劲哉旅长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判。由于双方都有诚意，一致认识到“如果再打起来，不但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是自
己打自己，朋友打朋友，于公于私都不利。”因此，就在相互谅解、和谐、友好的基础上，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捐弃前嫌，顺利地签订了关于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通情报和友好往来的协议。王劲哉再三表示，三
十八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靠红军存在的。如果没有红军，三十八军早就被吃掉了。因此，他们真诚的愿意
履行协议，枪口对外，联合抗日。
欧阳钦对这次谈判很满意。当作宾完成任务返回保安时，他曾两次给周恩来和李克农写信，要求中央派孙作
宾到陕甘工委做军事统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