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六4——（4）

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六——（4）

三秦骄子赵伯平

(1 995年9月1日)

    我和赵伯平同志相识于1935年。当时他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在“陕西第一模范监狱”。我代表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两次去监狱，专门与他见面，建立联系。

    据我知道，伯平同志是因叛徒杜衡出卖被捕入狱的，以后他也亲自给我说过。1933年7月，伯平同志在三原任中心县委书记时，参与策动和领导的杨虎城十七路军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并在三原武字区召开欢迎起义部队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号召根据地军民团结、共同反蒋抗日的讲演，影响很大，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不久，杜衡、袁岳栋被捕叛变，国民党省党部成立了以特务头子宋志先为首的“肃反委员会”，并向渭北、陕北、临潼等地派出了“肃反委员”，利用叛徒破坏我党各级组织。与此同时，反动当局调集6个团的兵力对渭北根据地中心武字区、心字区进行疯狂“围剿”。这时，在三原县城内坚持荫蔽斗争的伯平同志被当地国民党特务认出被捕，押在三原县监狱。经国民党十七路军我党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营救活动，杨虎城下令将赵伯平要到十七路军军法处审讯。在由三原县解押到西安十七路军军法处的过程中，由于地下党的营救．将“红军、土匪”的罪名改为“政治嫌疑犯”，这就为保护和进…步营救伯平同志脱身，创造了条件。不料，叛徒杜衡不仅向敌人供出了赵伯平的党内身份，而且亲自与国民党特务到十七路军军法处暗中指证，致使伯平同志被敌人判处1O年有期徒刑。

    1935年春，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有联系的地下党员张一平同志，向我介绍了一位叫赵鹏九的人，说是伯平同志的叔叔，曾担任中共绥远特委书记。赵鹏九同志同我见面时，说他很关心赵伯平，多次去监狱看望，并告诉我说：“现在白色恐怖严重，党的干部又很缺乏，我让伯平办个简单手续，保他出狱。出来后还可继续干革命，为党工作嘛!可伯平却说：‘这是糊涂做法，会在政治上给党造成损害’。还斥责我不要给他瞎糊弄。我看，如果经过党组织同意，伯平也许会接受。”对赵鹏九这个意见，我是王顾左右而言它，没表示态度，赵鹏九也未再提及此事。但通过这次谈话，使我得知伯平同志在监狱的表现，也使我感到伯平确实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好样的革命同志。于是，我决定到监狱探望他。在监狱，我简单地向伯平同志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郑重地说：“我代表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组织来看望你，听说你在狱中表现很坚强，希望继续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并把当时我所知道的中央红军长征过四川、进陕北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伯平同志。他听后非常高兴，表示希望我能再来通报外面的情况，特别是中央红军的消息。伯平同志也向我介绍了赵鹏九的情况，希望党组织与其保持联系。解放后，关于赵鹏九的党籍问题，伯平同志曾抱怨我说：“当年我向你介绍赵鹏九，你为什么不恢复他的党籍?”我说：“临时省委与赵鹏九一直有联系，他在杨虎城部队做上层统战工作，还有绥远特委书记的身份，我怎能恢复他的党籍，他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1935年10月，临时省委得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苏区的消息后，决定派渭北工委谈国帆同志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联系。同时决定尽快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迅速传达到各地党的组织中去，鼓舞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斗志。我和崔廷儒同志分头到各地和十七路军进行传达和宣传，又分别到监狱向赵伯平、吕剑人同志通报消息，使他们分享这一胜利的喜悦。特别是伯平同志曾于1930年秋到1 932年底担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他最先把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在南方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以及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带到陕北，领导特委同志抵制“立三路线”，根据陕北实际深入农村，重点开展农运，同时加强兵运工作，建立武装游击队，走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为陕北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据说伯平同志在陕北时化名“康和煦”，时常头戴毡帽，手提篮篮，着装像个农民，出没于城乡之间，与老百姓谈心聊天打成一片，陕北的同志都亲切地称他“老康”。他秘密斗争经验丰富，规定不在党员负责同志家召开重要会议，常到破庙或旧窑洞里召开只有四五人参加的小型会议。规定不印发或少量印发党的文件，尽可能地口头向下级党组织传达指示和上级文件精神。这都是大革命失败后，发展和保护党组织的有效方法，也是那时陕北党的组织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记得当我把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告诉伯平同志时，他兴奋地说：“党中央决定到陕北落脚是非常英明的。陕北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回旋余地大，对于发展和恢复革命力量有利。那里经济落后，但人少地广，只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好生产，再养活10来万人不成问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无条件释放在押“政治犯”，伯平同志获释出狱。他一见我就问：“杨虎城是不是共产党?他知道我的身份，既不见我的面，又不审问我，其实是保护我。”我说：“杨虎城不是共产党，他尊崇孙中山，与我党是合作态度。”接着，我向伯平同志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他称赞杨虎城是位了不起的爱国民族英雄。月底，新的中共陕西省委成立，贾拓夫任书记、欧阳钦任军事部长、张德生任组织部长、李一氓任宣传部长、彭加伦任统战部长、崔廷儒任秘书长。我在省委军事部协助欧阳钦做西北军的工作。赵伯平任省委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

    1943年，康生、高岗一伙诬陷甘肃、陕西等省的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在延安及边区各地大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我被打成甘肃省“红旗党头子”、“叛徒”、“特务”，关押到边区保安处审查。据说，伯平也因陕西“红旗党”问题被监视，几乎也被关押审查。1945年8月，我从边区保安处才甄别出来，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部长的马文瑞问我：“你长期在外面(指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你看赵伯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我说：“伯平同志文化程度高，斗争经验丰富，革命意志、政治立场坚定，很可靠。”并把l935年赵鹏九所提建议被赵伯平拒绝之事和我去监狱看望赵伯平的情况详尽告诉了马文瑞同志。

    当时，伯平同志也在延安，担任抗日救国联合会秘书长兼边区文协主任。我们一见面，伯平就说：“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高岗让你发言，你不发。不发言就是不愿表态，不表态就是不支持高岗。”我说：“是的，会上争论的事，我也说不清楚，高岗点我的名，说我代表甘、宁两省党组织，要表示个人态度。我心想，有中央负责同志在场，我没啥说的。谁知，这就把高岗惹下了!”伯平接着问我：“你知不知道高岗早就认为陕西地下党是右派、是托派?”我说：“知道，1935年王柏栋就告诉过我。那时，柏栋才从陕北回来。情况知道的很清楚。”接着我把“抢救运动中逼我承认是‘叛徒’、‘特务’’‘反高岗就是反党’等情节告诉了伯平，并把逼供最紧吋，我写的两首打油诗念给他听。其一：主观主义害死人，可惜至今尚犹存。调查研究不周密，硬把同志当敌人。其二：世间事情真复杂革命人受革命法。千里骏马知路遥，纯金何惧浪淘沙。”伯平同志听后感慨地说：“边区两次发生的‘肃反’，都是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过问，才避免了灾难。若不然，多少好同志，就要人头落地!”他还说：“共产党不是闯王军”，认为这些事情的发生不仅仅是主观、教条问题，与宗派主义、封建思想是分不开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1946年7月，伯平同志调任陕西省工委书记。不久，为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迅速推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发展，西北局决定派大批干部和武装力量，配合和迎接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向陕、甘国民党统治区主动出击。我奉命带领300多人的队伍从边区向陇南进军。部队过敌人封锁线时就暴露了目标，遭到敌人数倍于我兵力的围追堵截，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此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我果断下令让部队撤回边区。回去后，我亲自到西北局向习仲勋同志说明情况并做检讨，承担责任。习仲勋说：“你的命令下的好，撤的对!甘肃只派出三股队伍，陕西派出去的六股也都撤回来了。”习仲勋还告诉我说：“伯平同志也认为这次的出击有问题，应个别、分散、荫蔽地派出干部，通过开展党的工作，站住了脚，扎下了根，再由分散到集中，由秘密到公开，逐步地组织武装，建立游击区，开辟根据地，打击敌人。”我表示完全与赵伯平同志的意见一致，并对习仲勋同志具有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关心爱护干部，虚心接受意见的精神，感到钦佩。此后，我和伯平同志在西北局的领导下，放手大胆地开展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很快就打开了“白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据我知道，陕西建立了12个跨县区的地方工委和15个县(工)委，建立起5支规模较

大的游击武装，并建立了稳固、可靠的秘密交通线和情报网，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北，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伯平同志先后担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省长。他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伯平同志针对“左”的错误做法，敢讲真话、讲实话。他认为“把包产到户提到两条道路斗争上，是过分的，不妥当的。”并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包产到户不是旧事物的复活，而是新事物的萌芽，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正由于陕西有赵伯平这样的主要负责同志实事求是地重视农业，抓农业，解决农村和农业的具体问题，才没有像有的省区那样，发生大批饿死人的严重问题。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西北局主要负责人提出；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特别是陕西关中地区的土改不彻底，剿匪、反霸以至镇反都不彻底。不久我听到伯平同志在陕西被批判的消息，担心他被打进所谓彭德怀、习仲勋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时逢我老伴刘杰去西安，我让她顺便看望伯平同志，表示我们的关心和问候。刘杰回来告诉我说：“赵伯平很坦然，镇定自若，他还替你操心哩！”是年底，伯平同志被免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陕西省省长职务，调北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他调离后，听说陕西仍继续对其进行“批判”，并在社教当中进行所谓“民主革命补课”，把伯平同志蓝田县的老家也补订为恶霸地主成份，进行残酷斗争。

    “文化大革命”期间，伯平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康生一伙的诬陷和迫害，给他扣上“新党”、“叛徒”、‘‘托派”、“特务”等帽子．长期关押批斗，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才把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推倒平反。1 978年春，我和伯平同志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再次相见，，这时他已七旬又六，我也是70岁的老人了。我们在一起交谈，回忆了陕西革命斗争的很多事情，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这里有件事值得一提，就在我和伯平同志住京等待中央落实政策时，当时的陕西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还在会议上说：“虽然四人帮被打倒了，但赵伯平、赵守一、李启明……，这些人的案不能平反。”与此同时，中央却已经决定李启明任云南省委书记，赵守一任安徽省委书记。伯平同志对此愤怒地说：“你看，陕西的问题严重不严重！复杂不复杂！揪斗我时、硬逼着回陕，现在恐怕想回也难回去了。”

1980年8月，由中央决定，我俩再次被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我每次赴京开会都要去伯平家作客，与他叙谈新情旧况。  伯平同志到全国政协工作后，就想亲自动手撰写革命回忆录。但由于他年事已高，患有老年性白内障，写作十分困难。他时常抱怨自己的眼睛要瞎了，什么事都做不成了。1983年初，我去北京开政协常委会，伯平同志高兴地对我说：“作宾，我老远就看见你了．知道为啥?我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眼睛重见光明了!可以写陕西党史，写革命回忆录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的努力，伯平同志先后写出不少回忆文章，还吟了许多首诗。他说写这些诗、文是共产党员为党为人民做贡献，也是为后人留些财富。

    1987年，我和伯平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党的“十三”大。我俩都非常高兴，相互勉励：争取多活，不怕早死。1 992年10月，我俩仍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党的“十四”大。这时伯平已90高龄，是“十四”大代表中年龄最长者。在此之前，伯平曾来陕西探亲、疗养，我多次前往他的住所看望他，并送他一幅“虎”字和一幅“寿”字，表示老战士、老同志的情谊和祝愿。

    伯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勤奋学习，善于思考，一生追求真理；他谦虚谨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他嫉恶如仇，是非分明，刚直不阿；他立场坚定，清正廉洁，无私无畏；他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为党为人民奉献一生，在党内有很大影响。伯平同志的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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