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三2——（2）

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三——（2）

孙作宾关于甘肃民族统战工作的报告

(1952年12月8日)

    甘肃省委，在中央与西北局的正确领导下，坚决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因而使甘肃各族人民，已经走上了一个友爱合作大家庭的道路。并在各项运动过程中，使甘肃各族人民的觉悟，空前地提高了。懂得了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幸福的道理。在民族自治方面，成立了东乡族自治区(等于县一级)，保安族自治乡，卓尼藏民自治区(等于县一级)，天祝藏民自治区(等于县一级)，武坪藏民自治区(区一级)，肃北蒙民自治区(区一级)。培养了将近三千名各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使各民族相互间及其内部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政治觉悟和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使少数民族真正感到毛主席、共产党，是救星、象太阳。在统战工作方面，我们主动地帮助各民主党派初步纯洁与发展了组织，纠正了党内外对民主党派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在各项运动与学习过程中，使党外人士的政治觉悟，也大大提高了。因而使党与非党的合作，更加密切了。绝大多数党外人士，拥护毛主席，靠拢共产党，其中有不少人，已感到离开共产党将一事无成。

    但是，由于我们对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对中央的政策体会不深，因而使党的政策和甘肃的实际情况结合的不够密切，所以在工作中不仅有缺点，而且有错误。这就给反革命和特务分子以可乘之隙。如四九年的临夏事件，五０年的平凉“五八”事件，五一年皋兰等地的大刀队事件，五二年的西吉“四二”事件及藏区阿木去乎事件等问题，这都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在这几次血的教训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民族问题在甘肃就象一把锁子，民族政策，就是开这把锁子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程度虽有差别，但必须包括在内。在处理各项问题上，必须加以注意和适当照顾，否则就会引起当地汉族人民的不满。这就是说，民族问题和统战问题，在甘肃不仅分不开，而且是密切关联的问题。因此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在甘肃，就显得特别重要。

    因为甘肃地区辽阔，民族杂居，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历来的反动统治者，制造各种民族间的矛盾，使其互相仇杀，接着就直接屠杀。这些代表历来反动统治阶级屠杀甘肃人民的刽子手，主要的有：年羹尧、岳钟琪、左宗棠、刘郁芬、胡宗南等等。直接屠杀还不够，又利用甘肃的汉人董福祥等杀回民，鲁大昌等杀藏民，马廷贤等既杀汉民又杀藏民。马步芳、马鸿逵则各族人民一起杀。

    甘肃各族人民，最难忘记的屠杀年代，主要是顺治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同治五年至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民国十七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等。刽子手左宗棠给他的朋友夏小涛信中对回民的认识是：“其人柔则狡诈，刚则桀鹜，知畏威不知怀德，性与人殊”。又于同治八年四月给满清皇帝的报告：“平凉、庆阳、泾川、固原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这就说他几乎把甘肃人民杀绝了。又如胡匪宗南于民国三十一年给蒋介石的报告：“甘肃人民，愚而诈，知畏威不知怀德，宜先剿后抚”，这更证明，历来的反动统治者，一贯认为甘肃各族人民，是落后的，愚蠢的，可欺的，该杀的。杀的结果，造成了甘肃人口大大减少和人民生活悲惨的现象。仅民国十七年的回汉大仇杀，以及反动统治者的屠杀，死伤回汉人民就四十余万。甘肃人口，在隋朝开皇年间有三千来万，虽然在一九二八年以前，甘、宁、青是一省，但据现在三省的人口，甘肃一千零二十万，宁夏一百万，青海一百五十万，也不超过一千五百万。这说明历来的反动统治者，对甘肃各族人民，是如何残酷的毁灭!

    甘肃各族人民，由于反动统治者挑拨、仇杀的结果，使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造成了“回汉世仇”的错觉。于是反动统治者，便以汉治回，以回治汉，又以回治回，以汉治汉，以回治回汉行不通，以汉治汉回也行不通，只有外来统治者统治。满清时代，就限制本省人在本省作官。就拿民国以来算起，在甘肃任督军、省长、主席等职的，如张广建、陆洪涛、潘凌皋、刘郁芬、薛笃弼、孙连仲、王祯马文车、雷中田、孙蔚如、邵力子、于学忠、贺耀祖、朱绍良、谷正伦、郭寄峤等等，都不是甘肃人。因此，过去发表马福祥任甘肃主席时，为甘肃汉人张兆甲等以“回汉世仇”反对掉了。马鸿宾任甘肃主席时，因为汉人反对，任职数月，即被雷中田扣押。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时，甘肃地方有“反马大同盟”的组织。解放前夕，发表马鸿逵任甘肃主席，到处发现汉人反对的传单。至于甘肃汉人，解放前，从来没有当甘肃督军或主席的。而那些外来统治者，就对甘肃人民肆无忌惮的压迫和剥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官员们逃难到甘肃，于是大量的安插其家属，除一些职业特务外，甘肃地方人，连当小职员的可能也是很少的。民国三十一年，兵役杂款酷吏逼得甘肃人民活不下去了，才奋起反抗；死中求活。于是有正义感的汉人，号召各族人民大联合，起来反抗统治者。这样，有名的“甘南民变”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当时参加暴动的汉民及少数回民、藏民约十万之众，波及洮河流域十余县，延续四、五月之久。当时的布告是：“吾甘不幸，朱谷当权。专员县长，狼狈为奸。假借抗战，横征暴敛．有钱有势，兵款齐免。一般贫民，鞭打绳拴。民不聊生，挺而走险。无耻之徒，捏造共产，嗟我人民，情何以堪。……”这个布告，不仅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理，而且在各族中、上层分子中，也起了很大作用。于是反动统治者，为了分化甘肃人民，不得不拿出一些官职来。在暴动以前，甘肃人当县长的只有七人，专员厅长根本没有。暴动后，不但县长增至三十多人，专员厅长也占了一半。就连最反动的国民党省党部，也不得不安插几个比较适合他们口味的甘肃人(如果民变继续下去，邓宝珊就很可能成为甘肃的主席)，以缓冲甘肃人民反抗外来统治者的斗争。可是，甘南民变，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和历次暴动一样地惨败了。

    因此，外来统治者和甘肃人民的矛盾就更加深了。所以不管谁当督军，谁当主席，甘肃人民在反抗外来统治者压迫剥削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不能超过民族矛盾)。于是“甘人治甘’’的口号，流血与不流血的斗争，此起彼伏，直延续到甘肃解放。我们知道，在民国十八年，以“甘人治甘”口号，号召甘肃人民起来反对孙连仲压迫剥削而牺牲的张季谷等七人，直至解放前，每年仍有人开会追悼，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现在邓宝珊(甘肃汉民)任甘肃省主席，马鸿宾 (甘肃回民)任副主席，为各族人民所欢迎，道理就在这里。

    以上这些事实，就形成了甘肃人民的民族性、地方性，错综复杂而又密切关联的心理状态。

    经验证明；在甘肃工作，必须认识甘肃的民族性、地方性的特点。凡事必须争取主动，如果稍有被动，就会出毛病，出岔子。在藏区问题上，我们使用了黄正清，就很快解决了阿木去乎问题。解决西吉叛乱问题时，我们拉了马震武，就迅速平息了匪乱。事实证明，如果我们贯彻民族工作中“慎重稳进”的方针，与统战工作中“可能团结者一定团结，可能安插者一定安插，可能照顾者一定照顾”的原则，遇事和他们很好协商办理的话，问题就会少出些，各族人民就会团结得更好些。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是这样，在汉族问题上也是这样。把可能团结、安插、照顾的，没有很好团结、安插、照顾，甚至于已经争取团结和我们一道工作了的，如杨慎之、俞九如等，在实际工作中又打击了。所以邓宝珊说：“上面是六月，下面是腊月”，“上面拉手，下面拉腿”。当西吉叛乱平息，我们准备宽大处理匪首马国瑗、杨枝云，并减轻回民负担时，汉人起义将领蒋云台等说：“回民会造反，难道汉民就不会造反吗?”同时有些汉人中、上层分子，如李世军的弟弟李绍英等抱怨说：“恨我们的爹娘把我们没有生成回回!”不论是邓宝珊的批评也好，蒋云台、李绍英等的抱怨也好，不仅代表着汉人中、上层分子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在汉民群众中也是有的。如果把张维、王藻禹(能及时争取团结)、宋恪(不杀)、鲁大昌(不押)、蒋汉杰(是蒋云台的弟弟，虽押了，能很快释放)等人的问题，处理得很适当的话(根据甘肃人民心理状态)，就会把以邓宝珊为首的汉人中、上层分子，团结得更好。

    因此，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必须纠正某些干部，把统战政策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的思想与作法。

    必须对甘肃各民族、各部落、各教派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心理、历史情况及领袖代表人物，作周密的调查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以便更好地结合甘肃实际情况。

    少数民族自治区问题，是团结教育提高少数民族最有效的措施。如象东乡族自治区，过去是一个所谓“出土匪的地方”，自治区政府成立后，内部空前团结，生产情绪很高，在抗美援朝等各项运动中，表现极好，现在不但土匪绝迹，连小偷也没有了。这在甘肃汉人的思想中，也是一件很惊奇的事件，有很大的教育。因此，我的意见，我们应当很快筹备三个等于专区一级的民族自治区。这就是①在临夏(以张乐山、党内以马青年为首)成立回民自治区。②在西吉、海原、隆德等县(以马震武、党内以马思义为首)成立回民自治区。③在藏区(以黄正清、杨复兴、党内以朱侠夫或徐国珍为首)成立藏民自治区(将来还有发展成省自治区的前途)。④在清水、化平地区，成立县一级回民自治区。这样在甘肃，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交通，是发展少数民族生产，繁荣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提高文化的重要条件，因此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及汉族地方干部，是作好甘肃工作的关键。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协商委员会问题上，必须纠正某些干部重视不够和形式主义的思想和作法。

    在宗教改革问题上，必须纠正某些干部促使和尚、道士、尼姑、修女还俗的思想和作法。    ．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必须教育干部，要坚持团结斗争又团结的方针。过早的社会主义化的思想，反而是有害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进展的。

    总起来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要作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发展交通，领导群众生产，发展财经贸易、医药卫生、文化教育等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

    另一方面，在我们工作中容易被疏忽大意而发生问题，致被反革命特务分子利用借以进行煽动破坏的是：各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风俗习惯问题，婚姻问题，清真寺、拱北、道堂、喇嘛庙的土地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切忌触犯(老虎屁股不能摸)，以免发生问题。

    当然，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必须防止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的错误。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指示。

                                                   孙作宾

1952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