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二——孙作宾传略（2）第二章 军旅生涯

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二——孙作宾传略（2）第二章   军旅生涯
1928年5月至1931年，孙作宾在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曾任师的中共军委书记。1932年5月参加靖远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四支队司令兼政委。1932年12月任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1933年初组织西北抗日义勇军，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为创建陕甘边苏区和红军做出了贡献。
戎马倥偬
1927年6月蒋冯合流后，陕西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被逮捕，有的惨遭杀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立一中校长雷晋笙由于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也被迫离陕。西安各学校的进步组织被勒令解散，党团组织基本瘫痪。作宾无奈，遂考入已改变了革命学校性质的西安中山学院党政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后，被分配到冯玉祥的豫陕甘农村组织训练处当见习员。1928年5月，作宾离开冯部训练处，先后到皖北太和、南京等地找孙蔚如和于右任要求投笔从戎。7月，随孙蔚如部经砀山、丰县到山东单县入杨虎城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六个月后，分配到杨部刘威诚骑兵营任司务长，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军营生活。
1929年初，部队移防湖北陆安县。在此期间，作宾在部队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积极从事秘密工作。并利用他担任刘威诚营九连排长的有利条件，与驻地附近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准备拉出部队与游击队汇合。后因泄密未成，但党组织不但没有责怪作宾，反而对他的忠诚与勇敢更加信任了，认为作宾是一位很有培养前途的军事政治人才。后经团部政训员、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董林哲介绍于192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团部副官。l 929年冬，部队移防河南南阳，作宾在杨虎城倡导创办的《宛南日报》社当记者，与报社社长冯异僧(中共宛南特委书记)、主编宋绮云和编辑王尚德(王璋峰)、曹鸣九等共产党员一起，共同掌握舆论工具，适时得体地宣传党的主张。当时《宛南日报》的宣传方针是：拥护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对广大官兵和民众进行团结、民主和反军阀、反列强的爱国主义教育，爱护工农大众，加强军民合作．根据这个方针，报纸经常揭露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惨状，抨击地主豪绅欺压劳苦大众的恶行，为苦难百姓鸣不平。有时也刊登一些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活动消息。报社的共产党员还经常编印一些革命传单，和报纸一起发出，扩大宣传。作宾亲自印发的一份传单是：“我们的目标一一共产主义，我们的领袖一一马克思、列宁，我们的方法一一工农专政，我们的力量一一劳苦大众。”这些简明而又蕴意深刻的传单，对激发军民的革命热情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和动员作用。特别是王尚德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充满必胜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对作宾教育很大。他俩建立了以共同事业、共同理想为基础的深厚情谊。
1930年春，中央派孙永康来到宛南报社，与作宾同住一室，耳濡目染，作宾受教非浅。当孙永康得知作宾与孙蔚如的亲族关系后，一再劝勉作宾“何不借他人炉灶，做自己的佳肴?”孙永康与报社党组织研究决定，选派作宾到杨虎城兼队长、孙蔚如任队附的南阳教导队学习。这个教导队有中共组织，下设四个中队，其中三个中队长是共产党员。作宾担任第一中队中共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边学习边搞兵运宣传工作。开始是通过士兵委员会反对贪污克扣和打骂士兵，进行经济斗争和保护人权斗争，随后逐步引向政治斗争。同年11月，作宾随杨部入陕驻防西安。1931年1月，作宾从教导队毕业后，被分配到杨部孙蔚如的十七师宣传队任宣传员。2月底前后，十七师成立中共军委，孙作宾任书记，李慕愚、胡振家为委员，统一领导十七师地下党的工作，有计划地开展对军官进行爱国反军阀的宣传教育。不久，十七师分驻汉中与凤翔两地，师的中共军委也分组为前方军委和后方军委。驻汉中的前方军委(同时也是中共陕南特委军委)，由李慕愚、李濂、王宝灵组成，李慕愚任书记。驻凤翔的后方军委由孙作宾、吕剑人、胡振家组成，孙作宾任书记。这时，孙蔚如为了培养和提高下级军官的政治军事才能，创办了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自兼主任，下设两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三个分队。孙作宾和胡振家都担任分队长。吕剑人担任随营军官训练班的中共支部书记。训练班学员，大部分是由部队选送的军士，个别也有招收的社会知识青年．党的后方军委和训练班党支部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通过训练班“抓带兵权”的指示精神，在学员中广交朋友，深入浅出地宣讲革命道理，教育学员认真地学文化、学军事、学技术，积极开展各种有利于启发学员政治觉悟的革命活动。孙作宾、胡振家还专门给学员教唱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等革命歌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即时向学员揭露日寇侵占东北的罪行，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反对不抵抗的卖国行为。孙作宾、胡振家、吕剑人等把在学员中发展党员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列入训练班的重要议事日程，利用各种机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先后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毕业后大都担任连排长以上军职，掌握了基层带兵权，为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加靖远起义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直系军阀吴佩孚乘机窜入兰州，拉拢西北各派军阀势力，企图东山再起的严重局面，杨虎城号召十七路军官兵“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为稳定西北大局，遂于1931年11月派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率部入甘驱吴。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在这支入甘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培植革命力量，即指派靖任秋、孙作宾、李慕愚等一批共产党员随军赴甘。部队一路平陇东，战会宁，破定西，于12月中旬全师进入兰州，吴佩孚逃往宁夏转赴天津，地方军阀慑服，甘肃局势稳定。1932年春，孙蔚如就任甘肃省宣慰使，旋即由靖任秋、姚绍芳、孙作宾组成点验小组到靖远县点验王子元部。经点验确定，该部为旅的建制，改编为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孙蔚如任命王子元为旅长，张东皎(共产党员)为副旅长，姚绍芳为参谋长，孙作宾为中校参谋主任。作宾和警备第三旅的共产党员张东皎、李罕言(副官长)、王儒林 (军法主任)、苏士杰(教导队长)、张秀山(连长)等以合法军职在部队中建立起团党委和校官、士兵、教导队三个党支部。作宾为校官支部领导成员，与其他支部同志一起，有计划地在进步青年官兵中积极发展党员，开展兵运工作。到靖远起义前夕，全旅已发展党员近百名，其中连长以上军官党员即有30多名。他们利用军训的机会给士兵讲解官兵一致、不打骂士兵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将操练时喊的“一二三四”改为“打倒倭寇”、“打倒军阀”，激励士兵，提高觉悟。同年4月底，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唯炽来到靖远警备第三旅，向党组织传达了省委关于发动兵变的指示，并由各党支部负责同志深入到士兵中作宣传鼓动工作。5月3日，党组织发动全旅各营连选派代表以请愿的形式要求王子元限期补发士兵的军饷和军装。王子元鉴于已往压制士兵而闹哗变的教训，立即答应了请愿要求。从而鼓舞了士气，坚定了起义信心。但第二天王子元得知他的老友谢子长来靖远见张东皎而不见他，疑窦顿生，立即翻脸扣押了张东皎和王儒林。子长闻讯，也当即立断，决定起义于5月5日晚提前行动。孙作宾由于一直未暴露身份，又有孙蔚如的关系，王子元遇事都敬畏他
三分。所以党组织决定，孙作宾继续留在旅部了解敌情，以防后患。
5月5日靖远起义，原计划拉出队伍400多人，实际只有一营营长吕振华和连长张秀山拉出200多人。起义部队到打拉池改编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因谢子长由于联络失误未赶到，由吕振华代理总指挥。下辖两个大队，由曹炳奎、张秀山分任大队长。在部队向海原进发途中，于崛蜈山遭敌围剿而失败，张秀山被俘押至靖远。王子元征求孙作宾对张秀山如何处理：“你是省宣慰使署派来的中校参谋主任，是把他押送到兰州交军法处置呢，还是在靖远就地枪决?”作宾抓住张秀山曾在定西县宁远镇救过王子元性命一事，向他晓以大义，苦苦相劝：“人家过去能救你一命，你今日就不能饶人一命?古人讲，无度不丈夫。难道你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何况人家还救过你!”王子元心有所动地说：“省宣慰使署知道了怎么办?”作宾低声而又风趣地说：“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何患之有!”于是王子元把张秀山叫进房子，歇斯底里大骂了一通，摆手示意“走!”最后由作宾资助，离开了靖远。
5月下旬，靖远第二次起义，是谢子长、杜润滋在兰州得知孙蔚如要发给王子元部一批枪支弹药，而接收这批枪弹的恰恰是在王部任连长的杜鸿范(杜斌丞之子，思想进步，同情革命)。谢子长和杜润滋找到杜鸿范，向他述说了建立红军游击队的必要和急需，请他帮助。杜鸿范当即慨然应允，并表示“我不回靖远了，同你们一起打游击!”于是就将领到的5。多支步枪、两万发子弹和1500套军装全部运到游击队驻地一一靖远县水泉堡。王子元部的党员连长张国威也拉了一部分队伍来到水泉。这时，以谢子长为总指挥、焦唯炽为政委、杜润滋为参谋长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正式宣告成立，镶有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在水泉山上高高飘扬。王子元闻讯，先后两次派兵围剿。第一次被游击队击退。第二次在敌人未行动前，留守在靖远的孙作宾，借外出侦察之机，赶到糜子滩向游击队介绍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情况，要游击队严阵以待。后来王子元调防海原，接防靖远的王云山想用“一箭双雕”的手法，派孙作宾收编游击队。如果收编
成功，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吃掉游击队；如果收编不成，又可嫁祸于人，推卸责任。孙作宾权衡利弊，认为这是和游击队接触的好机会，便将计就计，满口答应。作宾到了水泉，给游击队讲了敌人的险恶用心，虽然表面也派代表进城同敌人谈判，但他却下决心脱离敌营，留在水泉参与了游击队的领导工作。在以后的转战活动中，游击队同群众一起，打富济贫，抗粮抗捐，到处呈现着“一人一马一杆枪，老百姓个个打东洋，先杀周佛田(劣绅)，再杀王子元”的革命景象。游击队员由200多人猛增至400多人。1932年6月在原三支队的基础上又增编了四支队，下设三个大队，由孙作宾任支队司令兼政委，一大队长李子和，二大队长孙绍堂，三大队长杨汝林。这时王云山扣押了游击队的谈判代表，倾巢出动，扑向水泉，游击队虽然英勇反击，顽强战斗，但在突围转移阵地时，又遭到敌骑兵旅长冶成章的袭击，损失惨重。于是孙作宾和杜润滋等商定，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伺机再起。从此，游击队又转入了地下斗争。
靖远的两次兵变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革命斗争，对于锻炼干部，探索武装斗争经验，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进一步在陇原地区掀起新的武装斗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组织西北抗日义勇军
1932年8月，孙作宾和杜润滋从水泉回到兰州。这时，甘肃城乡正开展着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和省财政厅长谭克敏(群众骂称贪克民)的群众运动，并捣毁了谭克敏的住宅。同时，中共兰州特支在孙蔚如、邓宝珊部队和兰州水烟坊工人中也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迫切需要加强统一领导。孙作宾和杜润滋商定，他留在兰州继续开展工作，由杜润滋回西安向陕西省委请示汇报工作。省委分析研究了甘肃的革命形势，派吴鸿宾和王建三到兰州，与孙作宾、常黎夫、马豫章、李慕愚、杨嘉瑞等接上关系，传达了省委指示，于1932年12月初，在兰州正式成立了中共甘(肃)宁(夏)青(海)特区委员会(简称甘宁青特委)，吴鸿宾为特委书记，孙作宾为特委军委书记，常黎夫为秘书长，马豫章为组织部长，李慕愚为宣传部长。由于当时斗争环境险恶，特委机关没有固定地址，先后以广武门菜根香酱园、辕门印侬轩照像馆、木塔巷山东会馆等地为活动据点，互相联系工作。
中共甘宁青特委的建立，标志着党领导甘肃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委的工作重点在甘肃，对青海、宁夏只是“撒种子”，做些联络工作，为进一步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打好基础。根据当时的斗争特点，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逐步建立起由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深入开展武装斗争。经过一段工作后，特委在兰州成立了两个军队支部、一个工厂支部、一个混合支部；在宁夏建立了一个军队支部和一个学校支部，并派出一些党员到陇东、陇南的驻军中开展工作。为了在农村建立和发展武装力量。用枪杆子创建革命根据地，孙作宾和特委军委考虑到前靖远兵变领导人之一王儒林在靖远一带有很大影响’遂决定由王儒林出面把转入地下的游击队员重新组织起来。为实现这个任务，特委采取公开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手段，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首先给王儒林活动了一个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招募专员”的合法职务，到靖远县名为“招募”新兵，实则串联转入地下的游击队员，为组建革命武装聚集力量。散居在农村的游击队员，一听王儒林又组织游击队，纷纷奔走相告，携枪持刀，结伙投奔。连与孙作宾相识的国民党某部营长薛宝山也要求找孙作宾面谈。作宾给薛写了一封“四海之内皆兄弟，志同道合皆朋友”的复信，约薛在榆中县兴隆山脚下密谈，晓以大义，薛心悦诚服，随即带领全部人马枪支投奔游击队。到19 33年3月，游击队员扩充到三四百人，于是就在靖远西南的园子岔(今属榆中县)正式宣布成立甘肃第一支人民武装力量一一西北抗日义勇军。由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薛宝山任副总指挥，张子明任参谋长。孙作宾以特委军委书记的身份参与领导，加强领导。这支队伍，是一支以汉、回、藏、蒙等多民族组成的战斗集体，有几个回藏族同胞还担任了义勇军的大队长和中队长。这在甘肃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义勇军成立后，到处张贴盖有“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关防”的告人民书，号召民众“组织起来，用我们的满腔热血，推翻压迫，打破牢笼，消灭一切不平等。驱除日寇出中国!”并同当地农民一起，打土豪，分粮食，反剥削，反压迫，深受农民欢迎。在此大好形势下，特委在兰州城内也发动组织兵变，声援义勇军o 4月初，共产党员贺晋年领导的兰州水北门兵变拉出了一部分士兵和枪支，与义勇军在皋兰县后长川汇合。
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和兰州水北门兵变的发生，震惊了甘肃军政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立即命令兰州驻军和马鸿逵、马步芳等组成甘宁青“三省联军”，围剿义勇军，“限期消灭”o敌人从南、西、北三面包围了义勇军驻地红砂岘。在十倍于我的敌军围攻下，王儒林率一中队兵力在前山抵抗，孙作宾、李慕愚率主力拒守后山。战斗十分激烈。后因前山人伤弹绝，后山陷入悬崖绝境，在重兵逼近的险恶形势下，义勇军突围失败，二百多名战士壮烈牺牲，孙作宾、王儒林、李慕愚等3 O多人被俘。在敌人押解途中，除王儒林脱险外，其余全部押解兰州。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作宾、慕愚等得以获释。
这次西北抗日义勇军点燃的革命烈火，虽然被敌人扑灭了，但它是甘肃党组织领导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开展武装斗争的一次尝试，也反映了甘肃人民的觉醒，功不可没。特别是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血洒疆场，英勇献身的牺牲精神，更是启迪和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