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六1——（1）

青海省省长孙作宾系列之六——（1）

回忆习仲勋同志的革命生涯

                                                          (19 92年1O月15日)

    今年，习仲勋同志已到八十岁了。他是西北地区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把自己的一生同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忘我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为西北党的建设，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俩和仲勋同志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工作，到现在还幸存着的陕西老同志。三十年代初，在西北军杨虎城部队从事兵运工作的时候，我们先后同他相识。从那时起和他并肩战斗，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接触，彼此了解越来越深，即使在遇到政治风浪冲击，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也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始终保持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仲勋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坚定性。1932年的“两当”、“靖远”等兵暴相继失败后，他就辗转北上陕甘山区，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响应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号召，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诬蔑这是“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渭华地区，使这支革命武装受到严重损失。仲勋同志坚决支持刘志丹同志所坚持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迅速恢复红二十六军之后，又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他在对敌斗争中，与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执行了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诬蔑刘志丹是“勾结军阀”的“白军军官”，诬蔑习仲勋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在1935年9月的错误肃反中，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干部关押起来，进行法西斯式审讯，许多干部在莫须有罪名下被迫害致死，其中有不少是我们从杨虎城部队和“白区”送往根据地的地下党干部。在习仲勋被关押期间，有人偷偷问习仲勋，是否可以逃跑脱离危险境地?暗示可以帮助习仲勋逃跑，仲勋同志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表现出他坚持革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不畏死，受冤枉委屈无怨恨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  ．

    1935年1O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毛主席、党中央及时挽救了陕甘根据地，挽救了西北革命，仲勋同志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爱护，让他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倾注全部心血，激流勇进，很快打开局面，有所建树。毛主席还亲自为仲勋同志题词：“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l936年9月，党中央调参加西征的仲勋同志回到保安。让他参加了毛主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会后，仲勋同志被调任关中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当时关中地区的苏区包括新宁、新正、赤水、淳耀四个县和同(官)耀(县)宜(君)部分，称为“小关中”，象一把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利剑，直逼国民党在西北统治的中心西安。由于斗争形势和开展工作的需要，仲勋同志把关中特委机关多次转移。他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积极建立各种组织，向根据地周围发展不同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对每一个统战对象，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进行细致的调查分析，根据不同情况建立不同程度的统战关系。在国民党的县政府、保安团、保甲组织中也有我们的关系，在敌人的地方武装中工作的地下党员，给送情报，送枪支弹药。如打入国民党县保安团的中共地下党员赵伯经同志，就与仲勋同志经常往来，向游击队输送武器和物品。到抗日战争时期，特委就发展了关中根据地，在游击队武装的基础上组建起正规的地方部队；建立起专区政权；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实行了“三三制”，模范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仲勋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会的深刻，应用的灵活。他一贯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特别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 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一个重大是非问题。但康生、高岗一伙，却背着党中央，阴谋发动了“抢救运动”，诬陷陕西、甘肃及十多个省的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把从陕甘“白区”来的地下党干部，或打成“叛徒”，或定为“特务”、“托派”，几乎全部关押审查。高岗叫喊要杀人。他说这人、那人“如果不是特务，把我的头割了”，“把×××吊起来，往死里整!”在边区煽起一股“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逆流。仲勋同志心急如焚，却无力阻止，只尽力保护了一批干部，使黄子祥、黄子文、蔡子伟、王柏栋等人免遭杀害。毛主席发现此间题后立即予以纠正，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反对逼、供、信，并要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仲勋同志当时主持的绥德分区，甄别的最快、最好，连一些被关押的人都赞扬“习仲勋是好样的’’，“我党就需要有这样的领导干部”。

    1945年1O月，党中央、毛主席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开拓新解放区的形势，调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领导西北地区的工作。他对毛泽东提出的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非常赞同，十分佩服。他就十分重视学习毛泽东的理论思想，运用三大法宝开展工作。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仲勋同志在这次会上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此后，他更加积极地学习宣传毛泽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七大”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西北局召开的会议上，他常讲毛泽东思想，讲三大法宝，联系实际，现身说法，具体生动。我们和仲勋同志在工作接触中，对领会毛泽东思想受益不浅。他常说：“任何革命理论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因此，他特别注重抓调查研究工作，经常召开西北各省、地区工作座谈会，经常与各种不同人士交谈，提出问题。询问情况，并派人实地调查，及时了解掌握各地情况，以便更好地指导工作。在他的指导下，甘肃省工委调查编印了《甘肃回民调查概况》、《清水回民调查资料》、《回民问题的一般简况》、《甘肃番氏(藏民)概况》、《夏河县少数民族概况》、《甘肃西南边区藏民生活概况》、《蒙古人》等资料，呈报西北局，这为制定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仲勋同志特别注重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正确地对待和使用干部，团结干部。他认为，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他担任西北局书记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支持下，有针对性的调整了西北局各基层组织的工作班子，恢复和建立了党在西北各省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委员会，选派有对敌斗争经验，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负责工作。他用人不论亲疏，工作需要就大胆任用；工作搞不上去打不开局面，就坚决调整；既放手让干部大胆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这样，很快就打开了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陕西先后建立12个跨县区的地方工委和15个县工委，建立起5支规模不等的游击武装；甘肃先后建立5个地级工委和17个县级工委，各工委都建立起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夺取人民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949年2月，仲勋同志任西北军区政委、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一书记彭德怀，第二书记贺龙)主持西北局工作，迎接西北解放。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挥下发动春季攻势，于l949年5月20日解放了西安。7月，发动扶眉战役，歼灭胡匪军4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胡、马匪军的联合反扑计划，陕西各地相继解放。大军西进打了一个兰州战役，就消灭了马匪军，8月2 6日解放了兰州，宁夏的马鸿宾，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相继通电起义。这样，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两年半的时间就基本解决了问题。]949年11月，由彭德怀同志亲自主持，在兰州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对解放西北的胜利是这样总结的：“西北五省已基本解放，西北战场经过两年多伟大而艰巨的战争，已基本上胜利地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任务。这是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西北局和一野前委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全体指战员、工作人员的英勇顽强，后方支前工作的努力，战区和解放区人民的拥护，以及各解放区部队的配合所获得的成果。尤其是党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是取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个总结，是完全正确的。

    仲勋同志一贯重视统战工作。在边区时，他就重视对受国民党中央排挤的东北军、西北军及边区周围其他敌军进行统战工作，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也做争取工作。目的是尽可能多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以顺利地开展根据地工作。在毛泽东同志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发表以后，他认识更加明确，觉悟更加提高，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解放后，仲勋同志从西北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在新解放地区要重视统战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团结的面应当更广，政策更宽。不仅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还要包括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在陕西团结了张凤翔、韩兆鹗、孙蔚如、马平甫等；甘肃团结了邓宝珊、蒋云台、黄正清、马辅臣等；还团结丁宁夏的马鸿宾，青海的喜饶嘉措；在新疆团结了陶峙岳、包尔汉以及三区革命的力量。l950年1月l O日，他在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坚持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讲话，鲜明地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同党外人士实现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这篇讲话，不仅对陕西，对于当时西北各省的统战工作都起了指导作用。

    西北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要做民族与宗教工作，在这一问题上是我们和敌人斗争的重要方向。西北局进驻西安时，就对西北总的情况有了分析：土地面积大，33 9万平方公里；人口少，235O万人口；少数民族多，有回、蒙、藏、维等十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地区占居大部分土地面积，资源丰富，但经济文化落后；宗教情况复杂，不少民族是全民族信仰宗教，而且宗教中的派别多，这就决定了西北民族统战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艰巨性，特别是政策性强，稍有不慎，考虑不周就会出纰漏。所以毛主席说，西北少了一个工业，多了一个民族问题。中央强调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凡涉及民族、宗教、统战、外事、对敌斗争的事，一定要事先请示，事后汇报。    起初，有些同志对民族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轻视民族统战工作，认为是“吃吃喝喝，迎来送往”的，可有可无的事(这种思想观点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一些不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事，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毁寺拆庙，没收寺庙土地，促使和尚、道士、尼姑还俗的事情，引起少数民族僧人、教徒的不满和对立情绪，给反革命特务分子以可乘之隙，致使一些地方先后发生了民族宗教叛乱事件。毛主席指示：“凡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带有群众性的武装叛乱，一律按民族问题处理”，“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清剿为辅，只要放下武器，一律宽大处理”。并提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注意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真正解决少数民族问题，需要各民族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干部”。仲勋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处理甘肃的西吉回民叛乱，拉了大阿訇马震武；处理阿木去乎事件，拉了黄正清；处理青海藏民叛乱，把项谦几擒几放，并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都取得很好的效果。

    仲勋同志看到当时民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民族与宗教上层，提出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这是仲勋同志理论与实际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的创见。在“镇反”、“土改”中，他要求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只要靠拢我们，赞成土改的坚决保护过关，集中打击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提出保留喇嘛寺、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霸，保护牧畜业等。这种采取保存一小部分封建，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去搞掉大部分封建的策略措施，符合当时实际，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并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条件。

    民族区域自治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它既可以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使他们按照国家和自身的情况发展和繁荣民族，又可以在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的政治基础上，各民族共同管理和发展自己的国家，因而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西北局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方面，是在加强民族统战，进行各项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在进行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教育，反对“民族自决”的民族分裂活动，坚决打击个别宗教上层煽动的宗教叛乱的前提下，自下而上，由小而大逐步进行的。由民族乡、区、县、州以至自治区，条件成熟一个，成立一个，决不免强进行。这样，在西北解放后于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接着又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各少数民族完全实现了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发展与进步。四十年来西北各民族的政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文化繁荣发展较快，各族人民享受着安定团结、美好幸福的生活，目前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事实证明，民族区域自治的建立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完全正确的政策，我们坚决相信，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一定会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积极依照民族区域自治条令的规定贯彻执行。

    新时期以来，仲勋同志仍关心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他认为：“尽管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但三大法宝不能丢。”并提出统一战线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服从和服务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他就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同党外人士合作问题，做好民族和宗教工作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对于推动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仲勋同志是我们党有统战工作才干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人。

    六十年代，仲勋同志受到“左”倾政治冲击，被打成“反党分子”。主要罪状是“西北民主革命不彻底”，特别是陕西关中地区的土改不彻底，剿匪、反霸以至镇反都不彻底。由于“不彻底”论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批判所谓的“反党分子彭德怀、习仲勋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出发，这样得出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相反，当时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领导的“土改”、“剿匪、反霸”以至“镇反’’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是完全彻底的。

    解放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通过调查看到：关中地区土地分散，不集中，两头小’中间大。地主占农村户口不到1％。加上富农共占6％左右’合计占土地20％左右，中农占农村户口40到50％，占土地50到60％。以宝鸡分区1950年土改前13县1市，102个区，775个乡，8156个自然村，调查的各阶层土地占有统计情况：地主807户，占0。27％，人口8729，占O．6％，土地22l 864．42亩，占3．18％，人均27．7亩；富农4711户，占1．6％人口58596，占3。47％，土地491973．78亩，占7．06％，人均8。4亩；富裕中农1077工户，占3。7％，人口103036，占5。8％，土地690029。875亩，占9．89％，人均6．69亩；中农1001 65户，占34．1 2％，人口673432，占38．1％，土地30011 36。4亩，占43％，人均4．45亩；贫农152592户，占52％，人口800515，占45．25％，土地23501 92．6亩，占33。7％，人均2．93亩；雇农工9775户，占6。73％，人口lO2792，占5。6工％，土地157970亩，占2．2 6％，人均1．53亩。这和西北局调查的土地关系基本是一致的，所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在土改中所制定的政策措施都建立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如在划定阶级成份上，强调“必须占有材料，深思熟虑”；“允许被确定阶级成份的人参加会议，提出不同意见”；“阶级成份难于划定的，有争论的，应缓订，多研究，多请示上级”。在土改复查中，西北局明确要求，“凡可订为小土地出租者…，不订为地主”，强调要严肃对待错订成份的错误进行斗争的问题。如宝鸡坪头镇有个医生邓××，有财有势，家中订为地主，但未给本人戴地主分子帽子；富平县的胡景翼家，临潼县的郝竞生家等，是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家中只订为地主，对本人采取保护过关的办法。习仲勋同志还明确指示：“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就好像一渠河水下来。必须紧张的注意两旁堤岸决口”，好的领导人工作就应做到“水到渠成”。这样，关中在土改时共划订地主、富农成份33l65户，占当时总农户的2．35％。

    宝鸡地区在扶眉战役消灭胡匪四万余人后，残敌向西南逃窜。我十八兵团跟踪追击残敌至秦岭以南的时候，我地方部队及各县组建起来的武装力量，根据西北局的指示，要彻底消灭土匪、散兵、保安团队、乡保等各种残余武装和收缴隐藏的枪支。先后消灭了秦伯沄的保安团，特务一“忠义救国军”梅树成股匪400余人，县以下的保警队、乡保武装有眉县的陈苟旦，恶霸武装有宝鸡咀头的宋建堂，扶风的王瑞林、权世俊，陇县的赵子杰，千阳的李正西等数十股。对和我们有过关系的人，也动员他们自动把枪支交给人民政府，如扶风的韩兆雄，眉县的武彦昌等人，总计枪支约数千支。对个别反水者立即坚决消灭之。恶霸一般都掌握一定武装，消灭地方残余武装和反霸是分不开的。关中地区对土匪、特务、恶霸的剿灭是彻底的。对反动党团骨干等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也是彻底的，是符合中央规定的正确政策和要求的。

    “社教运动”中，某些人把所谓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问题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在关中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民主革命补课”，共补订地富58865户，不少地方把许多贫雇农划为地富，甚至把老党员、老干部的家属，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追捕迫害不能在家中劳动，而把只有少量的土地让别人代耕的家庭也订为地富，严重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那次补划的地富进行复查，事实证明基本上都是错的，在落实政策时予以平反。据此，所谓“不彻底”的说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通过长期接触和观察，认为仲勋同志的革命生涯最突出的思想作风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培养、信赖，无愧于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无愧于历史。

    这是孙作宾与吕剑人合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