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媒介生态是一个文化新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6:07:34
时间:2010年08月23日 08时52分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运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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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态一直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媒体所具有的强大传播功效正日益主宰着人们的生活，电视、网络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存在空间。为此，今年4月5日出版的《澳大利亚人》指出，由于我国每周人均接触媒体34小时，尤其是互联网和电子邮件占总时间的56％，中国将成为数字世界的导航灯，取代美国成为影响互联网的主导性文化力量。另一方面，由电视、网络等媒体滋生出来的种种问题，不断挑战着国人的道德底线，低俗化、拜金主义、收视率造假等问题越演越烈，不仅成为文化治理部门、学者、公众讨论的热点，而且还吸引了《人民日报》、美国《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网站等海内外媒体的关注。一时间，国内道德观念的下滑与重建成为焦点。媒介生态已经成为当下我国一个重要的文化新问题。
其实，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媒介生态并不是一个文化新问题。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媒介生态一直是文化问题的重灾区，前几年的“超女”热，去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小沈阳”现象，以及电视剧《蜗居》引发的热议，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一些轰动性话题。奇怪的是，尽管采用了种种措施，但是此类问题依然“我行我素”，甚至一浪超一浪，毫无减弱之势。因此，不得不说，媒介生态在我国永远是一个文化新问题，它与时间无关。
媒介生态之所以是一个文化新问题，与我们对待媒介的经验有关。以往，处理此类问题的传统方法永远只是声讨、抵制。除此之外，好似别无他法。明眼人一看，这样的处理方法，治末不治本，甚至连“末”也难以清除。显然，面临这样的文化新问题，传统的媒介态度与经验已经失效。媒介生态已经给我们的文化经验提出了新的挑战。
其次，媒介生态是一个文化新问题还与我们对媒介的认识相关。“媒介”一词，永远是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统一称谓，这样的称谓模糊了各个具体媒介的独特性，而基于模糊了的媒介特性产生的经验与认识，又遮蔽了各个媒介的自身问题，特别是用对待纸媒体的经验和观点看待电视、网络等新媒体，无疑会带来媒介功能的错位。一旦电影、电视、网络流露出高度的娱乐本性，它就超越了社会的接受限度。难怪，美国媒介生态专家尼尔·波兹曼会发出“娱乐致死”的观点。可以说，如果忽视各个媒介自身特性的话，声讨、抵制外加传统的管理思路，只能自娱自乐，在外围打游击，毫无阵地战可言。其效果可想而知，甚至这样的做法还会越加凸现社会文化与媒介自身的分裂与鸿沟，放大媒介的负面功效。关于这一点，近期《环球日报》对“电视相亲节目会误导中国人的婚恋观吗”的调查结果刚好印证了这一点。在他们的调查中，认为会的占18％，而不会的则占82％。显然即便大多数观众热衷于观看甚至谈论“宝马女”等，但具体到生活实践中，这样的价值观与他们关联较少。
媒介生态的另一个现象是把媒介出现的问题认定为市场的谋利举措，比如票房虚报、收视率造假等方面，市场占有率成为媒介产业重要甚至唯一的衡量参数。就媒介的产业运作而言，其实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我们的整个媒介产业缺乏有效的资本理性，而资本理性，以及在资本理性基础上的产业运营方式，刚好是良性或者健全的产业制度的必要保证。相对其他良性的产业来说，我国媒介产业的现实是，割裂了整个产业的运营体制，突出市场占有率这一单一数据。所以，在借鉴某些媒介产业运营模式时，不应只看到现象忽略对产业体制的整体吸收与消化。
比如，就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电视节目而言、我国的台湾地区来说，娱乐性一直是媒介的重要特性。脱口秀、真人秀，乃至台湾的《康熙来了》等节目，就其表现而言，其低俗化远远超越近期大陆的某些类似节目。但这些节目没有引发很大的反弹。其实，美国媒介的宗教意识、国家意识，也并不弱。当然，我们并不是毫无价值立场地去抹杀国情，复制与热捧西方的电视节目，只是试图深入了解各个地区媒介生态真实情况，真正呈现在产业语境下，媒介、观众、社会的良性互动。
显然，作为一个文化新问题，需要更新我们的媒介经验，在相信观众的基础上，重新反思媒介的治理经验，在一个良性的产业环境下，遵照各种媒介的不同特性，寻求媒介生态中国家空间、公共空间、个人空间的有效互动，以重建我们的媒介生态，让媒介真正成为良性生存方式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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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态一直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媒体所具有的强大传播功效正日益主宰着人们的生活，电视、网络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存在空间。为此，今年4月5日出版的《澳大利亚人》指出，由于我国每周人均接触媒体34小时，尤其是互联网和电子邮件占总时间的56％，中国将成为数字世界的导航灯，取代美国成为影响互联网的主导性文化力量。另一方面，由电视、网络等媒体滋生出来的种种问题，不断挑战着国人的道德底线，低俗化、拜金主义、收视率造假等问题越演越烈，不仅成为文化治理部门、学者、公众讨论的热点，而且还吸引了《人民日报》、美国《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网站等海内外媒体的关注。一时间，国内道德观念的下滑与重建成为焦点。媒介生态已经成为当下我国一个重要的文化新问题。
其实，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媒介生态并不是一个文化新问题。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媒介生态一直是文化问题的重灾区，前几年的“超女”热，去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小沈阳”现象，以及电视剧《蜗居》引发的热议，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一些轰动性话题。奇怪的是，尽管采用了种种措施，但是此类问题依然“我行我素”，甚至一浪超一浪，毫无减弱之势。因此，不得不说，媒介生态在我国永远是一个文化新问题，它与时间无关。
媒介生态之所以是一个文化新问题，与我们对待媒介的经验有关。以往，处理此类问题的传统方法永远只是声讨、抵制。除此之外，好似别无他法。明眼人一看，这样的处理方法，治末不治本，甚至连“末”也难以清除。显然，面临这样的文化新问题，传统的媒介态度与经验已经失效。媒介生态已经给我们的文化经验提出了新的挑战。
其次，媒介生态是一个文化新问题还与我们对媒介的认识相关。“媒介”一词，永远是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统一称谓，这样的称谓模糊了各个具体媒介的独特性，而基于模糊了的媒介特性产生的经验与认识，又遮蔽了各个媒介的自身问题，特别是用对待纸媒体的经验和观点看待电视、网络等新媒体，无疑会带来媒介功能的错位。一旦电影、电视、网络流露出高度的娱乐本性，它就超越了社会的接受限度。难怪，美国媒介生态专家尼尔·波兹曼会发出“娱乐致死”的观点。可以说，如果忽视各个媒介自身特性的话，声讨、抵制外加传统的管理思路，只能自娱自乐，在外围打游击，毫无阵地战可言。其效果可想而知，甚至这样的做法还会越加凸现社会文化与媒介自身的分裂与鸿沟，放大媒介的负面功效。关于这一点，近期《环球日报》对“电视相亲节目会误导中国人的婚恋观吗”的调查结果刚好印证了这一点。在他们的调查中，认为会的占18％，而不会的则占82％。显然即便大多数观众热衷于观看甚至谈论“宝马女”等，但具体到生活实践中，这样的价值观与他们关联较少。
媒介生态的另一个现象是把媒介出现的问题认定为市场的谋利举措，比如票房虚报、收视率造假等方面，市场占有率成为媒介产业重要甚至唯一的衡量参数。就媒介的产业运作而言，其实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我们的整个媒介产业缺乏有效的资本理性，而资本理性，以及在资本理性基础上的产业运营方式，刚好是良性或者健全的产业制度的必要保证。相对其他良性的产业来说，我国媒介产业的现实是，割裂了整个产业的运营体制，突出市场占有率这一单一数据。所以，在借鉴某些媒介产业运营模式时，不应只看到现象忽略对产业体制的整体吸收与消化。
比如，就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电视节目而言、我国的台湾地区来说，娱乐性一直是媒介的重要特性。脱口秀、真人秀，乃至台湾的《康熙来了》等节目，就其表现而言，其低俗化远远超越近期大陆的某些类似节目。但这些节目没有引发很大的反弹。其实，美国媒介的宗教意识、国家意识，也并不弱。当然，我们并不是毫无价值立场地去抹杀国情，复制与热捧西方的电视节目，只是试图深入了解各个地区媒介生态真实情况，真正呈现在产业语境下，媒介、观众、社会的良性互动。
显然，作为一个文化新问题，需要更新我们的媒介经验，在相信观众的基础上，重新反思媒介的治理经验，在一个良性的产业环境下，遵照各种媒介的不同特性，寻求媒介生态中国家空间、公共空间、个人空间的有效互动，以重建我们的媒介生态，让媒介真正成为良性生存方式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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