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了解中国（一）

　　重读这些作品会带给我一些复杂的感觉。因为它们总让我回忆起自己内心仍然年轻时的岁月。那时候，出于无知，出于虚荣，也出于不可救药的自大和骄傲，我写出了很多注定要被遗忘的文字。但是，对于公众没有意义的写作，对于个人有时候并不能遗忘。正好像历史存在着历史学家所说的转折点，个人的生命中也存在着每个个体的诺曼底登陆或者滑铁卢惨败。

　　我这个年龄的人，大部分都分享着相同的经历和共同的记忆。小时候觉得自己有潜力成为圣斗士，再大一点，那就是香港电影中又能打又有正义感的黑社会老大，再大一点点，偶像是金庸和古龙武侠小说中的侠客。物质的匮乏似乎不再是一个显着的问题，至少我们这代人很少为食物和衣服发愁;但是我们也从未感觉到像当今时代那样的丰裕——虽然富二代也大都是从我们这代人中产生，但是当我们同样都还小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富一代们也都在埋头创业，或者在夹着尾巴做富人。他们的孩子们在还未产生自觉意识时，就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诺曼底登陆，其中的大多数人在剩下的时间，只有玩车玩游艇玩女明星，同时招人嫉妒招人骂，可是错却不在他们。只是因为他们过早地猎取了偶然性的胜利，然后招致了随后的人生败局。

　　等到我们终于摆脱了想要成为绝不可能成为的童话人物和武侠英雄的梦幻时，我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了这个时代的实验品——当然，我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辈的人也同样都是实验品，只是大家进的是不同的实验室。我们每天应对着填鸭式教育，激烈地竞争着每次考试的名次，同时听老师和远方的专家们大谈素质教育。我清楚地记得，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正在准备初中升入高中的考试。通过电视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其实相当遥远，谁会在马上开始一场可能决定人生命运的考试时，还去关心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呢，即使它是一个祖国失散多年的“游子”。且等我们上了重点高中再说吧。当然，在此之前，要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升入全市最好的初中之一，其竞争也是相当惨烈的。每隔几年来一次决定自己人生的考试，在科学家还没有研究出如何更好地利用人类多余的脑容量之前，我们确实没有余暇考虑其他问题。

　　幸运者的自鸣得意并没有延续多久。当我第一次躺在家乡最好高中的新生宿舍中时，内心确实有一点点激动，但是更激动的是同宿舍的人。一名室友开始号召大家讲述各自跃上龙门的心路历程，同时还不忘记展望未来：你们都想考哪所大学?

　　高中能唤醒人新的梦想，比如，成为篮球明星、足球明星、娱乐明星，成为大作家或者大数学家。对于我而言，每周最热闹的事情是传看一份《体坛周报》，以及观看周五早上的NBA转播。教室内已经有了电视，这台几乎不开的电视是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引入的。不过最重要的教学内容仍然是早自习、上课和晚自习。擅自打开电视收看NBA转播成为了最重要的娱乐。最受欢迎的课余项目是篮球(换在有大足球场的地方，可以是足球)。只有那些篮球场上的明星才是校园内真正的明星。初中时可能还有人在看《七龙珠》和《名侦探柯南》，高中时最受欢迎的动漫变成了《灌篮高手》。每个人都暗暗将自己同《灌篮高手》中的人物作类比。一次三人篮球比赛的轮换期，一个同学黯然地对我说，他是多么羡慕NBA球员的生活，“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够赚大钱”。

　　即使是大学扩招也没有让高三的生活变得轻松。我们也赶上了婴儿潮吗?反正庞大的人口基数让大学扩招带来的改变几乎显露不出来，就好像冲着大火吐口水。善于激励人心的老师总是把北大和清华挂在嘴边，仿佛只要进入了这些最好的大学，就完成了整个人生的使命。大多数人注定是同这些大学无缘的。背书、做试题、考试，简单重复，这就是大部分人的高中生活。千万别相信某些人所说的青春岁月，那是我们人类最擅长做的事情的一部分：营造关于生活的假象。在初中时，我觉得中国最好的作家是鲁迅;在高中时，我觉得中国最好的作家是余秋雨。你说那时候的我是聪明还是愚蠢?

　　接下来，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大学四年。大学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明白钱很重要。在此之前，我们生活在玻璃鱼缸之中，绝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在拥有了更大自由度的大学，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才刚刚开始领教生活的残酷。我记得新生入学时，一个来自广州的女同学，很小心地藏起她的手机、她的随身听以及诸如此类昂贵的消费品，怕同寝室同学看到之后，会产生内心的不平衡。有钱的同学可以谈恋爱，没钱的孩子最好去打工，这也是时髦。互联网开始无处不在，QQ、《传奇》、《魔兽世界》和《大话西游》几乎让所有人着迷。谁要是能买一台索尼的笔记本电脑，那就太酷了。

　　也不能说中国的教育改革对我们这代人一点儿影响都没有。只不过影响主要体现在入学时和毕业时。入学时我们需要缴纳4800元的学费，因为扩招伴随着的是大学学费的上涨;毕业时我们面临的是找工作的困难。入学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毕业时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当然，我们不能抱怨这点，毕竟很多人连这个过独木桥的机会都没有呢!至于我自己，初中时我是一个蹩脚的诗人和武侠小说作家，高中时是一个小范围内的篮球明星，大学时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读书狂人和拙劣小说家，然后要去找一份记者的工作。

　　在人还年轻、自尊心还很强的时候，每一次受挫都伴随着巨大的失落。尤其是当你抱有极高期望时。在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是中国平面媒体的黄金时期。《南方周末》已经一纸风行;《南方都市报》正值黄金时期，孙志刚案不久就要成为核心话题;《经济观察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都刚刚创立三年，还有着初升太阳般的朝气和前程;《新京报》则在筹备创立。杂志也是如此，《财经》杂志马上就要奠定它的中国财经新闻之王的地位，《三联生活周刊》仍然是中国最好的杂志之一，可是后来者已经在发力了，《中国新闻周刊》的起势就很不错……

　　成为一名记者不再意味着此前我们所想的那种体制内的保障和身为喉舌所带来的变味的荣耀，而是一种无冕之王的荣光，一种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豪情。用文字战胜默默无闻，对一个年轻人而言，这该是件多么富有快感的事情!我熟悉《时代周刊》的崛起过程，对亨利·卢斯有着深深的崇拜;也知道《华盛顿邮报》是如何借着两位记者对水门事件的报道而崛起成为与《纽约时报》一样重要的报纸的。在我给自己制作的简历上，封面放着沃尔特·李普曼、托克维尔和加缪的头像：一个专栏作家、一个游击作家和政治学者、一个记者和小说家，他们是我的英雄。

　　现在回想起来，我实在不是个敏感的人，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商业英雄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显着的明星人物!张朝阳、丁磊、陈天桥们的成就我一点儿也没有羡慕。对我来说，程益中、胡舒立和沈颢才是真正的巨星。我曾经在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现名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招聘会上见到过沈颢。当时的他是一个英俊的少年得志的年轻人，留着长发，据说在办公室悬挂着切·格瓦拉的画像，话不太多，有些腼腆，但已经是公认的前途无量的人物。我也曾经给胡舒立的副手王烁打过电话，想要得到一个在《财经》杂志实习的机会。

　　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认为，2004年5月加入《经济观察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接下来的事情要自然而然得多，即使有艰难，也并非难以忍受。毕竟，这是个人对命运的反击的开始，而且几乎已经可以肯定，自己将会取得胜利。此前，个人的命运一直掌握在其他人手上，没有收入，要伴随着他人的喜好调整自己的喜好，基本上很难说出“不”字。

　　加入《经济观察报》的过程可以被描述得很有戏剧性，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但它同样只是个人经历中惊心动魄的一幕，而对他人毫无意义。当时我站在评论部主任何军先生面前，一脸懵懂地问他：“你们还要招人吗?我能不能加入?”他有些惊讶，也有些遭遇突然袭击后的茫然。他问我：“为什么想要加入我们?”我回答：“第一次进到这个办公室，看到在门上挂着一幅手写的海明威的话：努力写出下一个真实的句子。这让我很感动。”他说：“那你就来试试吧。”

　　之前我并不知道那句话是当时《经济观察报》的主笔许知远抄写下来的。虽然我已经是他的读者。当然，我同样也是海明威的读者，他带有回忆性质的文集《流动的盛宴》至今仍是我的最爱。顺便说一句，这时候我已经不认为余秋雨是个多么好的作家了，但我认为他做杂志的主笔绰绰有余。

　　在《经济观察报》，同包括于威、许知远、覃里雯、邹波、何军、方军、张帆、黄继新、黄锫坚、殷练、邓谨等人共事的日子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理想的工作应该包括以下三个要素：第一，你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在参与一个正确的和有前途的事业;第二，你所做的工作能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能够给你带来相应的成就感;第三，你身边围绕着你喜欢的人，并且你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当时的《经济观察报》就能给我这样的感觉。

　　于威扮演着老师和文学批评家的角色。她有时候会在办公室内大吼：“给我他的相貌!给我他的相貌!”“为什么你不能给我一些描写?”“再多一些细节!”有一次她好像恍然大悟一般对我们说：“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看你们写的东西不顺眼，因为我总是在用对待小说作家的标准来衡量你们这些蹩脚的记者。”她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编辑。否定，否定，还是否定，然后突然一个大大的赞扬，让人猝不及防，同时心花怒放。所有人在她面前都有一种寻求肯定的愿望。她的一个肯定就能让人顿时信心倍增，认为自己是全中国最好的记者和作家。

　　除于威以外，其他每个人都有着自己非常突出的优点，比如聪慧、勤奋、耐心……

　　我们都在这个时代面前节节…

　　对我而言，真正的教育正是从此开始。或许那时我也犯了一个错误，误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甚至认为寻求这个团队的认可要比寻求整个世界的认可重要得多——潜意识里，也许直到今天，我还在想要寻求他们的认可，只不过已经不再表露出来。不过即使如此，这也是一个让人无比愉悦的错误。

　　这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就刊出于那个时期。那时候我们推崇的是，在人群中找出那些最聪明的人，然后同他们交谈。许知远和覃里雯曾经做过的系列学者访问就是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在全世界寻找那些最杰出的头脑，结果是在《经济观察报》上的全球观察系列访问。当我加入这个群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系列的访问。而我正苦于不知道该如何工作。

　　这时，于威要开始一个名为“中国心灵”的栏目，它是被美国著名电视记者比尔·莫耶斯的系列访问“美国心灵”所激发的。这个系列访问中的访问对象包括作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于是，我被派去采访中山大学的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老先生。因为当时我对知识和学识正有一种类似于冲动的热爱。我喜欢采访学者，也喜欢读他们的文章。随后我还采访了包括谢泳先生、许纪霖先生、崔卫平先生、展江先生、曹锦清先生等在内的学界人士。只是这个栏目后来被改成了“个人历史”。于威终于绝望地发现她的记者们缺乏描述心灵的能力。“个人历史”则是《纽约客》上的一个同名专栏。于威当时在翻译一本写《纽约客》的书，她和办公室内的很多同事对《纽约客》的写作推崇备至。

　　对童话作家郑渊洁的采访也放在了这个栏目中。当时郑渊洁刚刚从自己的隐居生活中发现了外部世界的喧嚣。他开始接受一些访问，而这些访问则让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欣喜若狂。因为舒克和贝塔、皮皮鲁和鲁西西也是我们共同的记忆。打车去良乡见“郑渊洁叔叔”是我当时花在出租车上的最大一笔钱。后来办公室的一些同事都说想见他。于是我很冒昧地向“郑渊洁叔叔”提出能否跟大家一起吃个饭。他应允了。而且，后来最让人尴尬的是，还是他买的单。

　　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占据着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重要的版面。因此我并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变化，也不会表达自己的不满。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万户侯。

　　但是变化终于不期而至。是争吵，是愤而起身，是不容商量地拂袖而去。不过变化的好处是我也随着变化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那就是《生活》。邹波引用罗伯特·卡帕的话说：“生活雇用了我。”我们都被《生活》雇用了。

　　同样，当时我们这些人也真心相信我们在创办一本中国最好的杂志，它发表最好的纪实摄影作品，发表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记录最真实的中国。许知远在会议上大声朗读亨利·卢斯在创办《生活》杂志时的创刊词：去看生活;去看世界;去目击伟大事件;去看穷人的面孔与骄傲的人的姿态;去看奇异的东西——机器、军队、群众、丛林里和月球上的阴影;去看人的作品——他的画、高塔和新发现;去看数千里外的世界，藏在墙后与房间里的人和事物、难以接近的危险情景;男人所爱的女人和许多小孩;去看并享受看的乐趣;去看并且感动;去看并且接受教导。

　　我们在北京和广州的办公室内策划着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创刊号的主要选题是“中国工厂”，我去了温州和长春。那是我第一次去温州，瞬间就被那些制造业的工厂征服了。我想，其中该有多么丰富的故事啊。可是我却并没有去深入发掘这些故事。后来在东莞和深圳，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制造业和制造业工人对我的冲击：密密麻麻的人群、轰隆巨响的机器、一片片蓝色工作服、涉世不深的懵懂眼神……但我仅仅是发出几声感慨。几年后，当我看到前《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LeslieT。Chang)的作品《工厂女孩》(FactoryGirls：FromVillagetoCityinaChangingChina)时，我知道，这就是被我错过的题材。不过，收录在这本书中的两篇对工人的速写，都是我重新回到《经济观察报》之后的作品，而不是写于《生活》时期。这本书中也有《生活》时期的作品，不过并不多。我们的雄心在当时过于壮阔，而我们没有来得及完成它，就已经开始了新的事情，后来每当我有了一段新的经历，我都会去想，如果让我现在去做当时的选题，我能做到多好?答案是，肯定比从前好。

　　奇怪的是，我并不是最初在《经济观察报》萌生对商业的好奇心的。当时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知识的热爱中，同时对商业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就像今天很多刚刚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记者那样，我身上有浓厚的反商业情节。我认为富人们能照顾好自己，我们应该关心穷人;我认为物质粗鄙无知，我们应该关心精神世界。在加入《东方企业家》之后，我的这种观念才慢慢改变。

　　现代传播集团的总裁邵忠先生介入了《东方企业家》。这本杂志是台湾最著名的商业杂志之一《远见》的大陆同胞，只可惜数年来未见起色。邵忠同样也是我们供职的《生活》杂志的老板。他决定让于威去做《东方企业家》的主编。于威挑选了几个看似多面手的人加入这本杂志，其中就包括我。在这本杂志供职期间，我真正开始试着去理解商业。虽然回想起来，我同时仍然做了不少观念制造者的访问。比如这本书中收录的对张五常先生的访问。

　　当伙伴们纷纷离去时，你会感觉到眼前的生活真是索然寡味。这就是我在于威等同事离开现代传播集团之后的感受。工作日益变成了一件让人感到疲惫的事情，不再有创造的激情，也没有了亲密的聚会、鼓励和批评。我们还没有办成最好的杂志，自己就先走开了。与此同时，平面媒体的影响力也在衰落。这群人，不能创造出巨大的、足够凝聚团队的价值，因此必须散去，以让每个人去追求他们各自想要实现的价值，更多的钱、更大的自由和更显赫的名声。我们都自认出类拔萃，因此我们怎能输给别人?

　　当我重新回到《经济观察报》时，正是我对商业的热情日益高涨的时期。我怀着巨大的期望列出了一份商人的访问名单，希望自己能够用一到两年时间来完成这个计划，彻底满足自己对商业和商人的好奇心——你将读到的关于沈文荣、郭广昌和李书福的访问，就来自这一时期。可惜，让人悲哀的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见完这份名单上的商人，我却已经再一次感到了疲惫。

　　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时期的产物：早期加入《经济观察报》、在现代传播集团工作以及现在我在《经济观察报》工作这三个时期。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时代最值得珍惜的力量是知识分子的观念。我真心喜欢和尊敬独立的知识分子，一直到现在。可是我越发认识到这个自成一体的小群体，他们的影响力受到了如此多的束缚，而他们自身又有一种危险，即容易陷入迷恋自身和简单批判的危险。接下来，我对经济学家们和具有大视野的观念制造者们满怀热情。这种热情我到今天仍然保留着。可是我又旋即发现自己更加喜欢的是真实世界中的人与物，而不仅仅是观念世界中的王者。我开始渴望与拥有现实世界影响力的人物会面，与拥有财富的人谈笑风生。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真心认为他们会是未来中国变化的驱动力量。在这30多年中，他们是中国唯一新诞生的阶层，也就是唯一的变量。与此同时，他们又拥有着比单纯的知识分子和观念制造者们更强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拥有财富，他们是处理各种关系的高手，他们不怕风险。在成熟的社会中，他们是改变世界的英雄。现在，尽管我仍然持有此种看法，但我同时也发现自己的看法不无理想化，因为他们最容易同权力达成共谋，为了利益他们会迅速献媚于权力，他们创造财富，有时候也创造罪恶。

　　这也不仅仅是这个群体的特质，无论是一个多么纯良，多么富有勇气的人，在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都在节节败退，包括我自己。腐蚀性来自于物质的诱惑，和人面对物质时的绝望之情。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这一代人很幸运地赶上的又一次试验：不断上涨的房价。一个正常的年轻人，无论你多么努力，你总会在自己的欲望和过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庞大金钱数目面前感到无奈。我们内心又贪婪又脆弱。生活借机在腐蚀我们。因此我并无资格像一个手拎锤子的人那样，四处去寻找钉子，甚至看什么都像钉子。

　　这个绝望的发现让我想写一本理想中的书，它的名字和莱蒙托夫的名作相同，应该叫《当代英雄》。这些当代英雄们，在身处物欲横流的时代时，仍然能持守住自我。无论身边的众人如何变化，他们都是这个社会让人心安、让人感觉到希望犹存、激励人保持乐观的因素。可惜这个计划，仍然停留在计划阶段。尽管我曾经非常虔诚地跟我认为属于这个行列的人们谈论过这个计划。

　　眼前的这本书是对我自己过往生涯的一个总结。不同于此前出版的几本书，这本书可能更能表现一个记录者在面临这个纷繁时代时内心的惶恐、犹疑和努力。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内撰写它让我感觉到疲惫，同时又难以让自我满意。它不是一本想要讨好喜怒无常的市场的书，如果是这样，我相信我的出版商更愿意出版一本商人的传记，而不是一本包含着思想者、经济学家、作家、商人、科学家和这个时代中小人物的作品。

　　虽然这本书不是我提到的那本理想中的书——《当代英雄》。但是这本书中的人物，无一不在面对这个纷繁嘈杂的时代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且尽力不让自己败退，无论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被冷落的科学家、独立的甚至有些孤独的知识分子，还是在时代大潮中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的制造业工人。我记得，当我在苏州见到身体还颇为虚弱的作家凌志军时，我感伤得热泪盈眶。因为我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代记者中的佼佼者的缩影。他们很有才华，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想放弃书写，也不愿意被放逐、被边缘化。但是时代和命运就是要捉弄他们。

　　他们中有些人的生活，在我采访完之后的几年时间中，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都同他们在面对这个时代时作出的选择有关。比如童话大王郑渊洁现在非常乐于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一改以往的作风。或者比如展江老师，由于某些原因，他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辞职，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再比如谢泳先生，这个没有博士文凭的民间知识分子，破格成为厦门大学的教授，一时让人欢欣鼓舞。

　　我要引用近代史大师霍布斯鲍姆自传的结尾来结束这篇文章：“但不管怎样，我们千万别缴械投降，即便在时机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会的不公不义仍有待我们加以谴责和打击。世界可不会自动变得更好。”只要内心坚定，人人都是自己的英雄。现在，且让我们再来搏一搏吧!

　　张五常：再论中国——制度乐…

　　气氛有些尴尬。

　　他不看我们，只把眼睛盯着凉亭下的水面。他的形象是我们所熟悉的：一头肆意卷曲的白发，身材瘦高，比我想像中的还要瘦，衣着随意，理所应当的桀骜不驯，只是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来迎接这骄傲。

　　他慢慢转过身，抓起我们准备好的采访提纲，低着头用粤语嘀咕了一声，大意是他不知道我们会问什么问题，因此毫无准备。他的夫人苏女士在一旁，把我们事先发给他的提纲拿出来，说：都在这里了。苏女士是张五常的同声翻译者，因为张五常很少讲普通话。

　　张五常坐而论道的背景是不远处一位小姑娘的大提琴演奏《天鹅湖》和静安公园里喝茶的人们嘈杂的谈笑声。

　　我突然想起在他的文集《随意集》中，他说自己是一个随意之作的高手，“以教学、演讲为例，我从来不做任何准备。就算是有千万听众的演讲，很多时候我连讲题也不放在心上。上到讲台后，介绍的人说出我要讲的题目，我才如梦初醒，稍一定神，信口开河去也”。信口开河是自谦，他到内地的数次演讲，都被人整理出来，然后引起轰动，可见这“信口开河”的效果如何。

　　他眼睛扫过在场诸位，扫过我时，我得承认，我感到紧张，似乎自己的智力水准正在被放到显微镜下观察，而面前的观察者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众大师：舒尔茨、弗里德曼、科斯、斯蒂格勒……

　　1964年，张五常和他的同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近的一个坟场内漫步，他的同事突然停下来，指着坟场内的众多墓碑说：“这些人的生命，都不会像你那样有意思吧!”但是张五常对我们声明自己不会写回忆录，说“如果写女人，怕气死太太”。关于他早年求学生涯的点滴回忆，则零散地刊登于他为香港报刊撰写的专栏中。

　　张五常说自己早慧，1938年初，张五常的母亲在西湾合的奥背龙村建造石屋，带着小朋友张五常前去监工。不到三岁的张五常坐在石头上看工人和水泥，数泥、水与沙的分量，突然见到工人少用了一铲沙，这种不按规律的举动让张五常急不可待地指着工人大哭起来。母亲不解：“阿常又搞什么鬼?”

　　张五常说自己幼年在佛山和香港读书时，学习成绩差得一塌糊涂。他在佛山进的学校是华英中学附小，读六年级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叶少仪当时已读高三。多年之后，叶少仪见到张五常说：“张五常的名字我早在华英就听过了，因为你当年以顽皮知名。”到了香港之后，张五常则整天和街上的三教九流交朋友，“其后在香港的街头巷尾结交了不少奇人异士，有下象棋的，有踢足球的，有唱粤曲的，有打乒乓球的，有练功夫的，有写文章的，有吟诗作赋的……”其中，打乒乓球的有后来成了世界单打冠军的容国团，下象棋的有后来代表香港参加国际比赛的徐道光，写文章的则有香港作家舒巷城。

　　顽童张五常兴起，跟我们讲，他的转折点是1957年出国，两年后到了加州大学，一连有数位老师称赞他是天才，“一个人讲我是天才我还不信，但是这么多人说我是天才，而且又都是很有分量的人，我就信了”。用张五常的话说，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加州大学经济系在国际上名不见经传，现在看来却是大师云集，赫舒拉发、普纳、艾智仁当时都处于全盛时期。1964年，张五常选定的论文导师就是艾智仁和赫舒拉发。这篇论文，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佃农理论》。这篇论文构思了三年，真正写，只用了三天，最后写出来11页初稿。加州大学的教授们开会研讨，看到第一页所下的结论，一致认为张五常全盘出错，张五常尚未开口，各教授已经开始争论，一争就争了个把小时。第二页又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从下午五点争论到晚上十点，教授们纷纷离开，搞得张五常心情沉重。可是这篇文章得到了艾智仁和赫舒拉发的赞赏，艾智仁应允他，可以开始写正式论文。结果，论文还没写完，芝加哥大学看了论文第一章，就决定给张五常一笔奖金，请他到芝加哥大学访问。

　　1967年，张五常到芝加哥大学任职，他战战兢兢地前往法学院科斯办公室拜访科斯，一进门就自我介绍说：“我是史蒂芬，艾智仁的学生，曾经花了三年时间读你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抬头问：“我那篇文章怎么说的?”张五常勉强答了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说合约的局限条件。”科斯听了大为高兴，认为终于有人明白了自己，还邀请张五常吃午饭。后来张五常说，很多人在芝加哥大学一整年都没见到过科斯一面，而他进到科斯办公室，同科斯讲了两句话，两人就成为了知交。1972年张五常的儿子出世，张五常给他起名Ronald，而科斯的全名正是RonaldCoase。无儿无女的科斯非常喜欢这个小Ronald，每次见到张五常必然要问及。1991年科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邀请张五常前去观礼，张五常是当时被邀请的唯一未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者。科斯则在获奖演讲中感谢张五常的贡献。

　　张五常同其他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也都过从甚密，据说，他1967年第一次参加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的活动，其间大师云集，斯蒂格勒对他说：“你一定是艾智仁的学生了，”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指着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在场众人，“你不要怕，他们都知道你。”

　　1982年，张五常接受科斯的建议，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学任职。但张五常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在他回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81年，张五常开始动笔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这篇文章的中译版于1983年发表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上，与此同时，他开始为《信报》撰写专栏，以后这些专栏结集为三本书出版，分别是《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卖桔者言》曾经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之一出版，而后两本书则未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发行过。后来，张五常在北京碰到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周其仁给张五常看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的前途》，一本是《再论中国》，都是从《信报》原版影印装订。

　　尽管此前张五常已经为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所熟知，并且曾经陪同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访问中国内地，他在内地的声誉暴涨却是最近数年之内的事情，关于他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传言和他的众多“妙论”让他迅速成为传媒明星。但是在这些纷繁芜杂的言论下，张五常本人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制度的精辟论述反而极少为人所提及。

　　我们的谈话被他迅速引入了关于中国经济制度的论述。这正是他感兴趣的。年过七旬的张五常越来越兴奋，他会突然拿手指向我们，笑容绽放：“这个问题有意思!”

　　张五常：再论中国——制度乐…

　　中国的制度

　　李翔：您如何看待李光耀、马哈蒂尔等人提倡的亚洲价值观?

　　张五常：我不清楚亚洲价值观指的是什么。

　　李翔：它的大意是指，由于亚洲的独特性，决定了亚洲的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包括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

　　张五常：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西方的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喜欢把自己的制度和各方面的政策强加到别的国家身上。有些留学国外的人，无论是留学美国、英国还是加拿大，认为外国总是优胜的。等到他们回到亚洲国家时，就喜欢把西方的制度引入，这是很大的问题。

　　究竟什么制度好，什么制度不好，是很难讲的。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的制度是好的。中国的制度与西方不同，我认为经济方面比西方好。经济制度不同，政治制度如何配合呢?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不是反对司法独立，不是反对民主投票，而是说，自己的经济制度跟人家不同，司法与民主制度要怎样配合才对呢?这是很深的学问，不是说外国人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样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奇迹，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如果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制度是怎么回事，就说要改，要把西方的制度引进来，这就有问题了。事实是，中国现在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

　　起码要先相信他的成绩，肯定他的成绩。我是喜欢看效果的人，你怎么说没有用，我认为只能以效果论成败。

　　现在谈论中国，大家批评得厉害。问题是，批评中国谁都可以，人人都可以，但历史上从没见过中国有这么好的发展，那一定是中国在某个方面做得很对。

　　如果我们不明白他到底对在什么地方，就要引进最低工资、美国的货币制度、反托拉斯法以及什么福利经济，这些都是胡说八道。中国的经验，证明很多经济学上的东西都是错的。所谓的宏观经济学，从头错到尾。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到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全盘都是错的。

　　20世纪90年代，控制通胀，到1997年后，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曾跌了3/4，政府的通缩数字达到3%，但是同期呢，产品质量上升得很快。到90年代后期，中国的通缩率，在产品质量调整后，应该是比10%还要高的。这种情况下，任何其他地方，应该有10%以上的失业率，宏观经济是这么教你的。你可以不信当时中国4%的失业率，但经济增长率是8%以上，这个你不信不行。在严重通缩的情况下，中国还是高速增长。因此我们客观来看，西方的宏观经济学是完全错了。

　　1997年，北京的朋友们在深圳见我的时候，他们非常悲观。可我乐观。当时亚洲有金融风暴，但我乐观，说中国没有问题，因为当时他们所理解的经济学是错的。

　　李翔：那你觉得现在中国的制度和传统中国的制度之间延续性强吗?

　　张五常：不强。你们要明白，毛泽东时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私有产权被铲除得很干净，历史上没有见过铲除得这么干净的。人民公社时期，一头牛都不允许私有，也没有一块地是私人的。当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时候，中国的个人资产近于一片空白。跟着形成的制度自成一家。

　　当中央政府再把权力下放的时候，左尝试右尝试，造成了今天的地区之间激烈竞争的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经济制度。你想想看中国有多少问题啊，又说贪污，又说法制不行，都说得对，但是如今中国的发展是历史上最快的，一定是某些方面做对了。不可能是因为贪污而发展这么快的，不可能是因为腐败取得今天的成绩的，也不是因为法制不好才让经济增长的。它一定在某些方面做得很对，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五千年来没这么好过。

　　那我们就要问中国到底在什么方面做对了。这才是问题所在，这才是重要的问题。

　　我举过一个例子，你知道运动员跳高，姿势和方法很重要。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姿势完全不对，根本不会跳，样子很可笑，但是可以空手跳八尺，创造了世界纪录，那我们就会说，他一定在某些方面做对了。这就是中国的问题，你可以批评他的很多方面，但他可以空手跳八尺高。

　　李翔：但一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还占全球经济的30%……

　　张五常：首先这个数据是信不过的。历史上的这类数据，我都不相信。

　　张五常：再论中国——制度乐…

　　李翔：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和资源，只要回到正常稳定时期，他就可以发展得很快。

　　张五常：中国的资源不对头。你去美国看看就知道了，差得太远了。中国没有西海岸，而是位于全世界最大的陆地的东面，地球自西向东转，产生吸力，于是风向东吹，所有大陆性不良气候都吹来中国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是高原，新疆水太少。比起加拿大，比起澳洲，中国的先天资源是不好的。

　　李翔：那应该跟中国人的某些特质有关系。

　　张五常：中国人本身是吃苦耐劳的，我不知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能吃苦，而且中国人是聪明的。这些是中国的主要资产吧。

　　李翔：所以这跟制度有很大关系吗?

　　张五常：当然有很大关系。人民公社时期没饭吃，“文革”时期没饭吃，要有好的制度才能把中国潜力发挥出来。所以我很佩服邓小平，他就是明白这一点。他很清楚这一点，他说社会要改进，要让每个人发挥他们的潜能，这是邓小平的信念。

　　这个信念，很多人都有，也不是他发明的。中国的老子这么说，英国的亚当·斯密也这么说。单是说，容易。邓小平不只是相信，他还坚持认为做得到。这很难得。一般人只是说说，做不出来的，可是邓小平做得出来。他所有的政策都是让个人发挥潜能，所以中国才有今天。

　　李翔：刚才您讲，中国在某些方面一定做得很好，是哪些方面呢?

　　张五常：两个方面做得很好。我不是要称赞朱镕基，实在是因为做得好的两方面都是朱镕基在任时做起来的。将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不会忽视朱镕基的。

　　第一个方面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制度，这是在朱镕基时代形成的。

　　第二个方面是货币制度。朱镕基控制通胀的方法是没有人做过的。当时我也曾经批评过他，因为我的思维走弗里德曼的路向，从弗里德曼的角度来看，朱镕基是错的。可是到了1997年，我开始转变了，我认为朱镕基是对的，弗里德曼是错的。弗里德曼错了，也就是说我也错了，因为我的货币思维受到他的影响。

　　00但是现在货币制度开始转变了，县的制度也可能转变，我还看不清楚。

　　我现在担心的是，许多人摸不准应该走什么方向，好的东西，他们捡到手都不知道。但这两个制度是非常特别的，在过往的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

　　李翔：刚才您说要找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来配合这个经济制度，那么您觉得这个政治制度应该是怎样的?

　　张五常：我不知道，我要从头再想想。但是我曾经建议，要把地区间竞争制度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写进宪法，然后再去修改政治制度。三四年前我就写了这篇文章：《还不是修宪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地区间竞争制度是重要的制度。我调查了两年多才明白，外国是没有的，历史上也没有过。

　　李翔：您担心中国会碰到很大的外部危机吗?

　　张五常：生产方面的竞争和冲击，一点儿都不担心。只要制度好，我会把钱都押在中国上的。

　　李翔：比如银行的坏账，您从来不担心?

　　张五常：卖掉，卖掉。连坏账一起卖掉。无论有多少坏账，总会有人愿意出钱来买的。我曾对央行的朋友说，外国人收坏账是很有本领的，中国人收不到，外国人收得到。要卖就连坏账一起卖出去。政府不要背坏账这个黑锅上身了。

　　茅于轼：一个知识分子和这…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来时，茅于轼正坐在铁道部的办公室里抄写文件。门外传来了一阵凌乱的脚步声，还有人们哭泣的声音。

　　一直以来的隐约传闻由此得到了证实：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在1976年的4月份见过毛泽东之后说“我明白，他将不久于人世了”;5月12日同毛泽东做过简短会晤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承认，他没有听明白毛泽东在讲什么，他不知道随后毛泽东就经历了一次轻微的心脏病袭击;6月末，毛泽东又经历了一次更严重些的心脏病袭击。不过在这个死亡时刻表进行的期间，人们已经习惯了悲痛。在此之前有周恩来逝世带来的全国性的巨大伤痛;7月6日，另一位开国元勋朱德逝世;三个星期之后，距离北京不远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了新中国最为严重的地震;9月初，毛泽东又一次被心脏病袭击，而且这一次要严重得多。

　　1976年9月9日，电台播放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震惊、空虚与不知所措顿时笼罩了整个国家。失去了一直以来的“牧羊人”之后，人们像盲目的羊群一样感到了恐惧和惊慌失措。

　　茅于轼放下笔，“文件也不抄了，班也不上了，我直接回家去了”，“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大的新闻”，他回忆说。但是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承认，自己感到了空虚，“空虚中也夹杂着悲哀”。

　　后来者只能用常见的陈词滥调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和毛泽东逝世的影响：一个时代结束了。尽管茅于轼一直在怀疑，个人，哪怕是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缔造者;开国元勋的衰老和死亡，是否会开启另外一个新的时代。“只有上帝才能结束一个时代”，他说。但这个国家获得了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而茅于轼个人长期以来的低沉情绪，也开始上扬。他的命运也是如此。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开进上海时，20岁的茅于轼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这支军队表现出的惊人的自律让许多人震惊。他们冒着小雨露宿在上海街头，而且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后来的一张照片拍摄下了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如何把步枪靠在弄堂的墙上，然后一排一排地蜷缩着躺在地上入睡。33岁的建筑师陈占祥——著名的“梁陈方案”的提出者之一，在他位于衡山路的居所内目睹了这一幕，然后撕毁了离开的机票。白天，行进的军队得到了一阵阵的欢呼声的欢迎，青年们高呼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穿着旗袍的上海女孩把花挂到士兵们扛着的步枪上。在这些兴奋的青年中，也包括茅于轼，一位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身材瘦高的年轻人。他和上海的许多高校学生们一样，走上街头，发表演讲，向市民们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那一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是这个新生政权的最热烈支持者之一。他们年轻、懵懂、天真、纯良，内心充满着对光明与美好的向往。“那时的年轻人和现在的年轻人很不一样，大家考虑的东西很少，人都很简单”，茅于轼回忆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炽热的情感逐渐消逝。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因人而异。对于茅于轼而言，他最初的冷静和随之而来的怀疑产生于1952年。新生的政权开始了对自己过去敌人的清算，“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血、哭泣和死亡都不能被理解成光明与美好的事物，无论如何解释。

　　此时他的身份是齐齐哈尔铁路局的一名技术员。1950年大学毕业之后，在建设祖国的热情鼓舞下，茅于轼选择到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他在这里生活了5年，做过检修机车的实习生、火车司机和工程师。就是在东北，茅于轼染上了难以治愈的风湿症。1955年，和夫人赵燕玲成婚后，茅于轼回到北京。两年之后，他被打成“右派”。当他在80岁回忆往事时，他说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右派”，“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以“右派”为荣的年代。不过在当时，这意味着工资下调两个级别、强迫接受教育、放逐到郊区做养路工人，以及未来更多的麻烦，其中包括可能被饿死。在他能够回忆起的罪名中，包括“猪肉买不到，猪肉就应该涨价”——从1955年他回北京时开始，猪肉就开始很难买到，到1956年则开始凭票供应;还包括“如果毛主席要见一个科学家，是毛主席去见科学家，还是科学家去见毛主席”。后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在那个年代，这种自由主义气息足以让一个人难以生存。

　　“过去的岁月多半是挫折和沮丧”，在他70岁时，茅于轼这样写道。从他被打成“右派”开始，就是无休止的苦痛和磨难，是抄家和流放。在他下放的山东腾县，他曾亲眼看到人饿死，自己也饿得浮肿，连鞋子也穿不上。“文革”开始，茅家被抄家之后，他的夫人赵燕玲把家里所有可以御寒的东西都盖在身上，才能让自己和两个孩子入睡。

　　短暂的迷惘迅速被变化的政局打破，知识分子和这个国家之间重新开始了一段蜜月旅行。而茅于轼也从工程学转向了经济学研究。1985年，茅于轼出版了《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这本书畅销一时。就在该书出版之前的1984年，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的支持下，茅于轼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当时，他对李慎之说，自己最大的兴趣是“中国经济改革”。

　　毫不让人意外，在接下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中，茅于轼成为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因为他对西方经济学常识的普及，也因为他以民间立场对经济改革的推动——80岁时茅于轼说，自己从未想过要成为政府的智囊，他更愿意选择的身份是一名独立的民间知识分子。这同大多数乐于参与决策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直到今天，茅于轼仍然认为，中国进一步变革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群体，其中之一是政党和政府内部的改革力量，另外一部分则是知识分子，尽管后一群体总是难以摆脱权力的诱惑和公众舆论的压力。政治权力和公众舆论，都会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产生压力。

　　1993年，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茅于轼发起创办了民间学术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也是在这一年，茅于轼开始参与慈善事业。他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一起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开始了小额贷款的试验。10年前，也就是1983年，孟加拉国的一位大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建了专门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而茅于轼则开始了自己更为彻底的来自民间的尝试，尽管他的种种努力看上去似乎是意义大过于实质，但是对于那些受到影响的个体而言，可能是他们整个人生的转折。

　　不过，或许在未来更会被人提及的是茅于轼扮演的道德角色。他是知识精英作用于社会的典范，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的道德榜样。在一个迅速变动的社会中，这位老人始终坚持着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而这正是大多数人所难以做到的。尽管他总是在宣扬人的“自私”对于社会的好处，但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私者。比如曾经有人描写说，他去超市买食物，总是挑那些离保质期最近的，因为如果他不买，很可能这些无人问津的食品就会被浪费掉。而他在慈善事业上的作为，比如他在山西进行的小额贷款试验，还有旨在为农民的孩子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富平学校，也都是这个道德楷模角色的注脚。

　　他变得越来越温和，他不再是那个在上海街头演讲的青年，也不再是那个险些被饿死的“右派”知识分子，而是作为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他对这个国家的情感也在变得温和而理性。只是这种对国家和时代的审慎的情感仍然在不断变化着。2005年，当我问到他对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态度时，茅于轼说，尽管他一直保持乐观，但在本质上，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时代。那个时期针对他个人的一些事件让他越发尖锐，尽管他是个生性平和的人。他想要发起成立的一家慈善基金会碰到了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们必须为这家个人性质的私募基金会募集到20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才能够被民政部批准——2000万和800万，这是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非政府所有的私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的注册资金底线。尽管这个基金会的发起人包括吴敬链、柳传志和任志强等社会名流，他们仍然无力改变政府划定的边界(最后成立基金会的想法终于宣告失败，妥协的方案是将之变成一个投资基金)。他尖锐地评论我们现在是“利益代替了理想”，“法律在道德之前，道德只是底线，可是我们现在首先是法律得不到保障”。说完这些之后，他又大声宣称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也让人沮丧，“因为从长远来看，人类总是要进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另外一句话：“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死人。”

　　三年过去，他没有再直白地表达自己对国家和时代的个人情感。只是，他说自己已经看到了进步。如果说杨佳之死让很多愤世嫉俗的人看到法律之死，却让茅于轼看到我们开始越来越关注人的生命，而这在漫长的视平民生命为草芥的历史上，是难以想像的——这样说时，他扬了扬放在面前的唐德刚着作《晚清七十年》。

　　但是青年呢?这个世界的青年已经和那些在1949年走上街头、发表演说的青年们不再相同。他们摇摆着，一会儿给人希望，一会儿又把希望他们能埋葬旧世界的长辈们打入绝望之境;时而表现得机智、勇敢，时而又陷入狂热和非理性。“年轻人总是太容易受到影响”，茅于轼说。在关于18亿亩土地红线的争论中，他已经被这些青年们怒斥为“汉奸”，而这种谩骂的情形在此前已经多次出现过。这真让人感到讽刺：一位道德楷模总是不时因为自己的勇敢言论而被这个国家的青年辱骂。

　　在2009年的1月14日，他要度过自己的80岁生日。这双眼睛曾经目睹了这个国家的内战和统一，看到过战争和死亡，也曾经眼见一个新政权的生长和遭遇挫折。旧世界的年轻人已然老去，曾经炽热的情感也开始变得温和。世界终究还是要变好，只是它是否还值得我们用1949年那位20岁青年的情感去热爱?

　　黄亚生：好争辩的中国人

　　黄亚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明星。他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关于“龙象之争”的争论——中国和印度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可以算是由他发起;他的第一本书拥有一个骇人听闻的名字：《出售中国》，讨论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真正含义;2008年出版的新书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书中他重新讨论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

　　他出生于一个红色世家。他的爷爷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毛泽东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父亲黄钢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是红色报告文学作家和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但是家族的第三代选择了用不同的方式爱国，不再是为理想社会的牺牲和对意识形态的颂扬，而是通过商业与资本的手段，以及发自外部的独立之声。他的哥哥黄晶生从英语教师变为投资银行家，现任贝恩资本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亚生则在1981年留学哈佛之后成为一名商学院教授，目前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黄亚生的着作和文章几乎都由英文写就。他的第一本书《出售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时换上了一个中性的名称：《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书中他争辩说，中国大陆能够吸引来高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其实正说明了中国经济和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中国企业的全面无竞争力状态，主要是由无效率的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以及其实践和政策造成的，而不是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固有的因素造成的……现在假定分配体系的运行如下：它系统性地将最精选的原料给了一个坏厨师，而最好的厨师得到的是劣质原料或根本就没有原料。在这种体系下，烹饪的质量就会始终很差……抑制国内企业家，导致了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造成了这种特殊的政治成本，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

　　通常，经济学家们将一个经济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作为衡量这个经济体是否有竞争力的标准;黄亚生则争辩说，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正在对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造成挤压效应。

　　黄亚生执着于探究他所认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1987年，邓小平在同来自南斯拉夫的政府访问代表团谈话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给出了如下的评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黄亚生对此的评述是：“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局限性的极为深刻的看法。改革的最大成功就是允许在一个严格的静态的统制经济体系中存在巨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为创新性地勤奋工作的企业家创业和企业扩张提供机会，这样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去除无效的、无用的国有部门。”这种策略令人遗憾的一点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与改革策略的一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毫无关系。而理论上认为这是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方面。”

　　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他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由草根民营企业驱动，那个时代的英雄是“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这样的人物，大量的草根创业家崛起;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则转入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个年代经济发展的典范是“上海模式”，推崇的是发展大型国有企业，以及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工程来拉动经济增长。显然，黄亚生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更有活力，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而“城市男孩”们获胜之后，政府之手开始更为强势。

　　他的许多观点乍看之下都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他的两本书，书名都很吸引眼球，其实里面都充斥着大量的数字和图表，可以被视为严肃到枯燥的学术书籍;他掀起“龙象之争”讨论的文章发表在《外交政策》上，名称即是：“印度能赶超中国吗?”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开头，他争辩说将联想视为中国公司成功的标志并不妥当。他的理由是，联想的成功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非常大，联想的几次融资都借助香港资本市场完成。也就是说，这家让中国骄傲的公司，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大陆之外的资本制度。

　　在同记者的交谈中，他声称自己“好争辩”，同时也鼓励更多人去争辩，因为不争辩的结果是，“使很多的东西没人去质疑，所以这么多错误的观念，多少年来大家都接受了”。于是在同我们的谈话中，他争辩了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是如何不妥，争辩了如何重新认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也争辩了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政府采用的经济刺激手段和扩大内需的方法。

　　当然他也不仅仅是一位清谈者。他正在主持一个同时在中国和印度展开的项目，项目被分别命名为“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旨在将管理知识引入两国最底层也最基础的企业之中。我们的谈话就从他的这项实践以及他研究问题时的方法论开始。

　　李翔：你的“中国实验室”项目进展如何?

　　黄亚生：到2009年为止，“中国实验室”做了三期，“印度实验室”做了两期，效果都还不错，企业家反应也挺好，所以我们肯定要接着做。

　　我们每年都是从秋天开始，从中国选参加的公司，在美国选参加的学生。我们的学生身份很特殊，比如我2009年带的几个学生，毕业以后分别在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和高盛工作。如果他们做这些项目的话，一般收费在60万美元左右。当时创办这个项目，我的想法就是我有两年的时间几乎无偿地使用这些人。我希望利用这种方式，使中国和印度的中小企业能够接触一下管理知识。有些企业家对我们给他做的报告非常满意，自己买飞机票到MIT(麻省理工学院)，听学生给他讲。

　　李翔：这个项目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商学院和咨询公司的混合体?

　　黄亚生：是，单纯从项目来讲，就是一个咨询项目，唯一区别就是我们几乎不收钱。我们的费用主要由MIT校友捐赠。他们非常支持MIT在中国开展活动。

　　现在中国的商学院的很多必修课完全是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制定的。但三年前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总是去帮助中国的商学院培训教师，帮助他们提高教学，当然也很有意义，但是我想改变模式，直接地去帮助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那更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帮助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我也希望利用这个项目来推动中国的商学院教育能更多地面向社会，能够从第一天就接触企业，而不仅仅是在课堂里面讨论案例。

　　李翔：你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但我相信你也听过类似的评论，说黄亚生写的中国实际上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中国，是这样吗?

　　黄亚生：我更多是用英文写作，从这一点上讲肯定是写给西方人看的。对这种评论可以有两种解释。正面的话可以说我英文好，负面的话就是说我不了解中国。我可以接受这种批评，没关系。

　　十几年前，记得当时我在一次会议上说——其实在写SellingChina(《出售中国》)之前，那时我已经开始思考FDI(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中国吸引了这么多外资，当然有正面的影响，但是也有不太好的一面。我在会上讲到负面的因素，一个中国官员就问我：小黄，你去美国多少年了——他管我叫小黄，那时根本就是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用这种语言表示他对我的观念非常不以为然。我回答说我在美国很多年了。他就说，你显然对我们中国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可能我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不是很了解，问题是，我的观点在后来却成为大家达成的共识，你说这是批评还是赞扬?我从1998年开始讲FDI存在负面因素的观点，那时这样的看法在中国国内的认知度是很低的;然而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自己都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讲没有本地创新、本地企业缺乏竞争力，对外资优惠过多会对本土企业的发展形成制约，这是我10年以前就在讲的问题。

　　可能，比如说“老王”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知道的比我多，因为他天天在这里生活。但是我觉得，事实本身是不说话的，事实本身不是观点，你得把事实整合起来，然后去分析，才能得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上要比事实本身更重要。显然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上，我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但是有些东西你是不是非得知道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是第一点。

　　第二，不敢说吹牛，在国外做学问，我们做得很细。相比而言，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他们却可能会发表很惊人的理论。有一次开会碰到一个学者，我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正在重新修正凯恩斯主义。而我们的研究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我们要更加仔细。比如现在我跟两位MIT的同事在做一个研究，研究中国科技知识的生产。我花了一年时间，把中国科学家在海外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超过80万份的文章收集起来，做了一个信息库。中国有人做这种事情吗?

　　也有人说我是在宣扬普世价值，维护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不适合中国。我觉得这都无所谓，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解放以前，小脚女人也是中国的特色，为什么中国政府就要选择抛弃这种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中国本身有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不足以构成应该保持的理由，它们也许是不合理的。很多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总的来讲，在体制方面我可能更接近西方的价值观。但是相比一些提倡西方价值观的人而言，我不是从纯粹的意识形态，我确实是从数据，而且是中国自己的案例来推理的。比如温州的模式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市场经济模式，但温州也是中国，不是西方;我提倡市场经济，提倡“私有产权”，我并不是在讲英国，我是在讲温州。如果有人说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我承认这一点，但如果有人说我总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我是不承认的，至少主观上我在尽量从数据和事实出发。

　　李翔：你的方法论是怎样的，从早期做FDI的研究到现在?

　　黄亚生：FDI研究其实就挺能说明问题。首先它跟我接受的训练有一点儿关系，当时我看到的宏观数据，像中国这种国家——当时的情况还不如现在这么严重，经常项目有盈余，资本项目也是有盈余，这种情况偶尔发生一年、两年没什么特别奇怪的，但持续十几年都是这种状况，本身也就是很奇怪的现象了。我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我接受了这方面的教育。从宏观数据上既然解释不通，那它这里头肯定有一些微观的因素在后面，微观的因素到底是什么，你就得自己去找。

　　然后，研究FDI课题的人，从来都是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研究FDI。但我的研究完全是从中国企业出发的。我当时怎么会产生这种灵感?就是因为我可能比刚才说的那些中国官员更接触实际。我在上海、浙江、广东、江苏跑了很多企业，唯一可能我想到了别人没有想到的，是别人在研究FDI的时候找外国公司，而我想应该找一个中方的合资公司，听听他们的意见。和两边都谈了之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双方好像描述的是两个国家，虽然他们在同一个城市做同一个项目。

　　我的方法就是，从宏观数据分析，然后到微观方面找出答案。微观就是实地调查。那时我还在哈佛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搞案例研究是很厉害的。

　　研究结论出来以后，也听到了一些看法。一种观点是，我提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是因为中国本身的金融制度出现了问题，他们认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是什么特别惊人的结论。但是如果不是惊人结论，为什么没有人把它说出来?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必须要实验作为支撑，社会科学并不需要有特别多的数据，它在于什么?就在于很多人甚至连很简单的东西都没有看出来，但被一个社会科学家看出来了，那就是这个人的贡献。在美国社会科学都是这样的，说出来以后大家会觉得这里头很有意思：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没说出来。

　　“特色”不足恃

　　李翔：现在很明显，在怎么看中国的问题上差异很大，一种观点认为他危机四伏，是“泥足巨人”;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是全球的“模范生”。我不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

　　黄亚生：我可能更倾向于强调危机，但我可能不认为他有“危机四伏”这样极端。

　　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优势认识清楚，中国可以说具备经济起飞的各个方面的优势，无论是教育水平、社会的基本面还是文化——后来也有人讨论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老跟别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经济上达到或者是超过西方国家的经济体，每一个经济体都在东亚：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如果从文化上讲，新加坡也可以作为东亚国家，尽管从地理上他是东南亚国家。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察很说明问题，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具备经济起飞的良好基础——你可以说是地理位置，也可以说文化，或者是气候，谁知道呢，也许是都吃大米吧。

　　此外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自我演化机制。并不是说需要圆满的制度，一个制度并不需要第一天就天衣无缝，只要能给自己时间去调整和自我完善就可以。比如韩国最初是军事政权，但是在他的体制里，没有完全把自我产生出的改善力量消灭掉。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他也在进行制度的演化。

　　回到初始的话题，中国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不成功的因素要比成功的因素少，但是不成功的因素是关键的。比如韩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各方面都很相似，甚至都吃泡菜。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朝鲜是更富有的一方，他有矿产，有工业，有加工业。朝鲜的工业化程度要远远高于韩国。但是今天的韩国和朝鲜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制度，我想不出任何别的区别。制度——主要是经济制度，但政治制度也很重要——对于一个国家能不能经济起飞，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你有很多很好的经济起飞的条件，但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自我改善的制度作为基础，也不见得就能经济起飞。

　　接下来要讲为什么我对中国比较悲观。中国现在碰到的很多问题和现象，并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其实这些“特色”我们在其他国家也都看到了。拉美化在国内曾经讨论比较多，但大家主要看的是收入分配方面。在我看来，收入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在收入分配上之所以拉美化，是因为中国经济模式的拉美化，而不是社会模式的拉美化。从几个具体的方面来讲，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是在中国的储蓄中，主要的储蓄是公司储蓄和政府储蓄。周小川曾经讲过，中国的银行储蓄中最大的一块是居民储蓄，第二大的是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比较少，但是政府储蓄的增长率非常高，企业储蓄的增长率也相当高，反倒是居民储蓄没什么增长。这跟我的研究完全一致。

　　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政府储蓄率增加，公司储蓄率增加，居民储蓄率没有增加，在巴西我们都看到了，和巴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完全是一样的;外资挤出内资，巴西在20世纪70年代就是这样;圈地运动，巴西也是这样，被称为人为工业化，就是把农民赶走，然后用政府的权力来建城市，那时还没有什么工业开发区或者特区，这些都是后来的词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20年的时间，巴西的经济飞速发展，如果用GDP衡量的话。但接下来是20年的经济停止发展阶段，危机四伏。我们现在来比较中国和巴西的情况：收入分配上相似，储蓄率情况相似，城市化的情况相似，政治上也都是只有一个执政党，中国跟巴西当时所处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并不是一对一的相似，比如全球化之类，但有些差别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差别，而是时代与时代的差别。

　　从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来看，中国在我看来隐藏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像有些人讲的那样，中国人自己在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在其他国家都有，并且都是失败的。我很难想像，就好像癌症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但是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让他健康起来。所以，我对中国还是有很多担忧的。

　　我最近的这本书，《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落笔大概是在2007年11月份，最后一章我已经讲到，当时中国的GDP增长率是11%，虽然GDP增长速度非常快，却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受外需制约的程度相当严重。那时候，有一种观点叫脱钩论，我从来不相信脱钩论。在GDP增长率达到11%的时候，我已经对中国经济比较担忧了。到了2009年的8月，有了半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是不是我就应该表示对中国经济乐观呢?显然不可能。在美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很大的时候我就对中国经济表示担心，现在，美国的居民储蓄已经从2005年相当于GDP的-5%，增长至7%，美国经济盘子这么大，一个12%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很多产品不可能再去指望美国人消费。

　　很多人说，你讲了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还是好好的。中国过去10年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外需，而且这种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牺牲了国内的内需，主要是消费的内需，也就是居民消费。他为什么还能发展?这取决于美国人完全失去了理性，取决于美国的“疯狂”。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刚才我讲到的数据表明，美国人的行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还是像过去那样子，只增加供给，而不去实行制度上和政策上的调整以促进消费内需，转变成消费型的经济，以后不可避免会产生生产过剩、泡沫破灭。任何政府都不能强迫老百姓消费。所以我对中国之后一两年的经济走势非常担忧。一两年内，即使美国的GDP增长恢复了，消费也不会恢复。

　　李翔：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恐惧会不会达到刺激消费的效果?

　　黄亚生：这个问题很重要。这里头有一个隐含的观点，就是中国老百姓自愿选择不消费，其实他兜里钱多得不得了，存在银行里的钱多得不得了。所以我可以用通货膨胀的恐惧——从负面来讲就是通货膨胀的恐惧，而正面来讲则是搞社保来降低人民自愿储蓄的积极性。在我看来这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我需要去看数据，我的数据来源是政府自己做的中国城乡居民收支调查。我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数据库，一直分析这个数据，我写上一本书的时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看，最近一直看到2008年以及2009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我很仔细地去看，就想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中国老百姓，他手里到底有多少存款?

　　要是从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居民储蓄总额来看，那多得不得了，而且每年增加得非常快。但是在做城乡居民收支调查时，其中有一个问题，不是问你有多少存款，而是问你的利息收入是多少。这样根据利率你可以算出存款。我现在算出来的数据表明，如果中国政府公布的典型居民储蓄是100元的话，我用居民收支调查的数据测算出来的是40元。

　　也就是说，典型的老百姓，他的存款远远没有我们想像中那么多。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数字本身不真实;但如果这100元是真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巴西话题了，那就是收入不均。因为参与城乡居民收支调查的都是典型家庭，高收入人群往往被漏掉。也许中国10%~15%的家庭控制着中国50%~60%的存款。回到我们讲的促进消费。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中国肯定也是这样，从来都是富人储蓄，穷人消费。如果说典型的中国居民手里并没有那么多钱的话，再去使他恐惧，再去搞社保，对他作用并不是那么大;对富人来讲，这是一个危险的策略，一旦富人认为他的资金要贬值，他会把钱转移到国外去，造成资本外逃。

　　如果一般的老百姓手里掌握了很多的钱，那么这个策略是能够成功的;如果富人掌握了大部分钱的话，这个策略就非常危险。中国的脆弱性就脆弱在这个地方。过去大家均贫富，那没什么关系，1988年时出现了抢购，大家觉得有通货膨胀就去买盐、买米;现在的有钱人绝对不会因为通货膨胀就去买彩电放家里，他肯定要到纽约买房子。如果这时候中国60%的居民储蓄里有50%——相当于中国居民总储蓄的30%逃到国外去，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现在而言，居民消费指数并没有上升，也就是说居民消费没有上去，但是资产消费上去了，从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可以看出。一般来讲，比较有钱的人才去做资产消费，比较穷的人会去做产品消费。如果大家有这样一个预期，会有资产通货膨胀，那就会产生我们说的资本外逃;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泡沫捅破，如若不然，则泡沫崩盘的一系列后果我们都知道。任何国家的政策执行者，第一要防止泡沫的形成，第二泡沫刚刚形成时要捅破它，我没见到一个政府是故意把泡沫吹起来的。这是我想像不到的。

　　李翔：但是GDP的增长不重要吗?

　　黄亚生：这也特别有意思。现在奥巴马讲话从来不提GDP，他提的是就业。西方制度中有一个非常关键之处是让中央银行保持独立，从制度上就不让它去追求就业;而政府所有其他部门都在追求就业。客观来讲，要想提高一个社会的稳定性和政治的稳定性，也应该追求就业，而不是去追求GDP增长。GDP增长和就业之间没有必然的矛盾，但你可以选择追求带来就业机会的GDP增长，也可以追求没有就业的GDP增长。中国更多的是没有就业增长的GDP增长。我也仔细去看过数据，官方测算的就业率很高，但是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5年，平均退休年龄减少了一岁多——退休就不算失业了。中国的退休年龄很低，比别的国家早10年，测算出的失业率自然随之降低了。

　　谢国忠：难以自控的直言不…

　　站在星巴克门外.谢国忠有片刻的迷惘。他四处张望，寻找约好的记者。放在从前，恐怕连他自己也很难想像，他会身着浅色运动裤和白色短袖T恤，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出去喝咖啡聊天。他曾经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说：“我不在香港的办公室内工作，就是在外面出差。”曾经身为摩根士丹利明星经济学家的谢国忠需要同大量的基金经理和分析数字打交道，其间伴随着无数次激烈的争论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判断。他形容那滋味，“就像上战场”。

　　如今，谢国忠正在开始一场新的长征。尽管不再供职于全球顶级投行，只要谢国忠愿意说话，人们仍然愿意侧耳倾听。这不仅仅是在表达对一位直言不讳的经济学家的敬意，更是在试图从谢国忠的谈话中捕捉市场的脉动。

　　他仍然保持着自己一贯在公众面前的形象，黑色头发遮住前额，金属框眼镜后的眼睛犀利睿智。当他不讲话时，身材中等偏瘦的谢国忠看上去内向而秀气。但是只要他一开口，无论有多少人在场，他必定是其中的明星。有一次，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内的饭桌上，在座的有来自其他投行的经济学家、在证券交易所供职的高级经理人、媒体的主编和商人。在喝下半杯果汁之后，他迅速征服了他们。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投资银行、上市公司和私募基金，语气嘲讽，看透一切。当另外桌子上的人也都朝这边看时，他正发表自己对那些商业精英们的看法，他说，其中一些人并无过人之处，所有的秘密只在于他上学时读过的一句话，“那只是因为他们离钱更近”。黑石集团、纽约证券交易所、沃伦·巴菲特、杰克·韦尔奇、桑迪·威尔逊、李嘉诚……一连串的名字在他的话语中翻滚，他像一个高明的巫师，慷慨地向围观者展示自己玻璃球中的世界，和世界的真相。

　　一个经济学家的生成

　　他一直是一个明星。上学时，他在学校中的考试成绩一直都是第一名。他的大学四年在上海的同济大学读完。专业是他人生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选择。他自己喜欢读小说，甚至想过要去写小说。可是，当他向老师透露出这个远大理想时，得到的答复是，“那你准备挨饿吧”。按照老师的建议，将来不会使人挨饿的专业是建筑工程。于是，他进入了同济大学路桥系。

　　当他准备出国留学时，和所有中国人一样，面临着学英语这个大问题。对于一名虽然精通数学和力学，但是在大学里从未认真学过英语的中国学生，如何能做到精通这门语言，取得好的语言考试成绩，拿到奖学金?

　　谢国忠最初的方法是研究考试题目。这种方法曾经让他在考试中无往不利。但是，在研究了三个月之后，试考托福时，他看着卷子，纳闷这是英文还是希腊文。如果是英文，为什么自己根本看不懂;而如果是希腊文，托福考的不是英文吗?与此同时，和他一起参加托福集训的同学，已经在食堂内互相用英语交谈了。

　　“Oh，shit!我想这下我要露马脚了，得好好学。”多年之后，谢国忠回忆起这段经历，满脸笑容。

　　他学习英文的方法是阅读英文小说。第一本借到的小说是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

　　一开始，谢国忠想，不认识的单词要画出来，于是他拿支笔开始画，一页看完时，发现被画满了，第一页就看了两个小时。他把这些不认识的单词全部抄下来，抄在一个纸圈上，将纸圈套在手腕上，开始背单词。一天背100个单词。忘记了就重新背。上课的时候，老师和同学都讲英文，在谢国忠听来自然是一片“叽里呱啦”，索性自己看自己的小说。随着阅读量的增长，阅读小说的速度开始变快，最后，“我就像正常人看小说的速度一样了”。他说自己开始爱上这门语言。托尔斯泰的小说，看中文时，觉得索然无味，看英译本，却发现其乐无穷。最后，他把学校图书馆藏有的英文小说全都读了一遍。

　　练习听力的方式则是听“美国之音”。听不懂也没有关系，用录音机把节目录下来，直到听懂为止。

　　后来他开玩笑说，由于自己的这种训练，飞机一落地，他就开始熟练地讲英文，而且，“说得还挺快”。可是听他讲话的美国人很纳闷，“你的英语，是不错，就是听上去有点怪”。后来一捉摸，“哦，你的说话方式像19世纪的英国人”。于是心下大呼不妙，开始在假期疯狂看美国肥皂剧，一个月之后，口吻倒是纠正过来了，可是又有问题，“你讲话怎么像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

　　他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读土木工程。可是，谢国忠发现，“土木工程这玩意儿，100多年都没变过，我到麻省理工看的教科书，和之前看到的教科书，都差不多，觉得没什么新东西可学”。于是，他开始四处听课。正好他听了罗伯特·索洛讲的经济学理论，马上觉得，“这不错，真不错，正好是土木工程的反面”。回忆起这次专业的转变时，他开玩笑说，他在学土木工程时，出去实习，看到从事土木工程工作的人都晒得很黑，脸上满是皱纹，感觉非常辛苦。而那些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们，“手都不用动，就说说话，就能给你钱。我想这工作好，就要去学经济”。

　　但是麻省理工的经济学院从没有收过中国学生，尽管有很多中国人曾经申请过。幸运再次眷顾了谢国忠，经济学院的答复是，可以来上课，只要上完课之后，考试能通过，就可以收你做学生。于是，谢国忠拿着工学院的奖学金到经济学院上课。而考试，对于从小考试一直拿第一的谢国忠来讲，自然构不成丝毫障碍。

　　谢国忠：难以自控的直言不…

　　投行明星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名声不坠的奥秘在于，麻省理工挑选学生的要求甚为严格。在谢国忠读书时期，麻省理工学院读经济学的研究生，大部分都是理科出身，因为它对数学的要求尤为苛刻。

　　因此，尽管每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招生数量不多，但由于大部分的毕业生都选择到全美各高校担任教师，教授自己学到的经济学理论，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也因此声名赫赫。与之相对，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招生数量要多得多，虽然其中很多人都没能读完学位，但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领袖人物的机智和声望，以及它的众多学生，让芝加哥学派和它所提倡的信奉市场机制和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享有盛望。

　　“但是学生读完之后，也会有自己的判断。比如像我后来就对芝加哥学派的理念很认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主张，通过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造成赤字经济，现在理论界赞同这套理论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谢国忠说，“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少颁给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了，诺贝尔奖的几轮，第一轮是萨缪尔森和阿罗这些建立现代经济学框架的学者;第二轮是理性预期学派，比如罗伯特·卢卡斯;第三轮是将经济学运用到法律上的学者，也就是美国后来的法律革命，比如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最优化以及垄断和反垄断，后来有一位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来自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罗纳德·科斯);第四轮是金融理论，比如期权定价、储蓄周期方面的学者。我自己觉得下一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定是在国际化这方面的学者，所以我现在很鼓励学生做国际化和全球化方面的研究。如果在这方面走出一条路，会很容易得到认可。”

　　尽管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鼓励自己的博士生们去做学术研究，但是谢国忠没有遵循这条路径。在谢国忠看来：“经济学不是门科学，不像物理学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经济学往往都是在营造舆论。比如保罗·克鲁格曼，现在看起来主要就是在给《纽约时报》写专栏。”保罗·克鲁格曼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读书时和谢国忠同一个小组，他因为在1996年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中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而广为人知。“我到现在见到他还有点害怕，因为他说话特别快，而且他能把很多复杂的东西马上简单化”，“我是中国人，在计划经济里长大，哪可能想那么快!”

　　谢国忠在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选择进入世界银行工作。谢国忠的公开履历上针对这段经历写道：“在世行的五年时间，谢国忠所参与的项目涉及拉美、南亚及东亚地区，并负责处理该银行于印尼的工商业发展项目，以及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电信及电力发展项目。”

　　后来他说，在世行的这段工作让他有机会去了解一个国家的运转，以及其政府机构的内部组织和政府的运作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我走了另外一条路，我到世行去，一个国家从头到尾去看。换作其他年轻人，因为你的年纪，在任何其他机构工作，你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政府里面每个部门都给你去看，整个国家机器都给你调查，看经济怎么运转。世界银行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我就得到了这个机会，去研究整个国家，弄懂整个国家，为什么这个国家不能正常运转，是谁在阻挡他。然后，会看到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再到亚洲来，看到政府的一只手，还有亚洲老百姓造就泡沫的贪婪之手。这都是很特殊的，经济学不教的”。

　　1997年，谢国忠加入摩根士丹利。也就是在这一年，谢国忠开始赢得广泛认可，从摩根士丹利的客户到媒体。这源于他在1997年作出的三个准确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预见亚洲经济正在慢慢滑入陷阱，因为“亚洲经济有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当1997年初印尼贸易顺差仍然很高，财政也很平衡的时候，谢国忠就发表报告说印尼的经济会崩溃。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谢国忠作出判断的原因是，他看到了印尼经济中的腐败问题，腐败掏空了印尼的财富，等到外来资金停止甚至逃逸时，印尼就会发生经济危机。

　　然后，谢国忠在香港回归中国两个月后，预言香港的房价会下降50%，他判断的依据是香港政府通过人为调控造成了 高房价，这种高房价必然不能持久。谢国忠在1997年的另外一个成功预言是，中国将迎来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将从短缺走向过剩。

　　《财经》杂志将谢国忠的思维方式总结为：“看问题的角度多从国情出发，并充分考虑历史、文化及传统因素在影响经济结果时所发挥的作用”，认为这是谢国忠能够作出准确判断的原因。

　　随后，谢国忠以屡屡唱空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闻名。“泡沫”成为谢国忠提到的频率颇高、也颇动人心魄的一个词语。媒体将他简单地概括为唱空派——当然，他自己并不一定认可。他的直言不讳让他成为真正的明星，尽管颇有争议。

　　发生在2006年的电子邮件泄露事件成为谢国忠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告别了自己效力了近10年的摩根士丹利，成为自由经济学家。这封后来广为流传的电子邮件，成为谢国忠难以控制自己直言不讳习惯的最好证据。在500余字的邮件全文中，他说，新加坡总理邀请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的各国政要赴宴，但中国官方人士没被邀请，“好像邀请了我，中国就被代表了似的”。

　　接下来，他说新加坡总理像个王子一样被西方人士吹捧。而在他看来，“由新加坡主办这次会议是个奇怪的选择——他离中国或印度这样的热点太远了，改在孟买或上海会合适得多”;“东盟迄今是个失败，其GDP10年无变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也在25万美元保持不动，同期中国的GDP却增长了3倍”。

　　最受争议的论点出现在后面，他指责新加坡的成功“绝大部分是因为他成为了印尼腐败政商的洗钱中心。印尼已耗空，新加坡因此佳景不复。为了维系经济，新加坡正在修建赌场以吸引中国的腐败资金”。

　　谢国忠：难以自控的直言不…

　　泡沫理论

　　从摩根士丹利辞职后，他短暂地销声匿迹，对外宣称自己在喝茶打牌。但没多久之后， 谢国忠就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作为一名自由经济学家，他为包括《财经》杂志、《南华早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在内的中文和英文媒体撰稿。即使以职业写作者的标准来衡量，他也是一个勤快的作家。与此同时，他开始周游中国各地，去看当地的中国公司。他的新想法是要自己去做私募基金或者券商，但是碍于目前中国大陆的政策规定，暂时难以实现。

　　当他不在各处旅行和观察当地经济状况时，他就回到上海，写作，发惊人之语。“我给《金融时报》写文章时，心里稍微一个不平衡，就把几句话写得有点过分，说华尔街这五年变成骗子横行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报纸上一发表，会刺激到我的很多在华尔街做事的朋友，想想就算了，改一改。就像我原来那封写新加坡的电子邮件，如果是写给外面媒体，我不可能那么写，因为是内部文件，所以写得有些放肆。但这其实正反映了我真正的想法。”

　　泡沫和崩溃这类词汇仍然会出现在他的言论中。他的意见经常被概括为“预测一年之后股市将暴跌”这样的句子。这正合媒体心意。他们将谢国忠的判断切除前后语境，醒目地放到标题或者导语中。他还同时在自己的文章中说，那些想要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在东南亚发现金融危机再次来临迹象的人将会失望;与此同时，泡沫在华尔街形成。

　　他判断泡沫的标准来自于“当一种新生事物大量出现，而人们又暂时无法确定它的价值时，泡沫就会出现”。互联网科技泡沫如此，衍生金融品交易也是如此。

　　“也有非理性的指标”，谢国忠说。而且这种非理性的指标每个人都看得懂。“比如说，你看报纸上提到‘股票’这个词的概率有多少。这也是一条曲线，而且这条曲线和市场联系得非常紧密。”谢国忠的非理性指标和那个坊间流传的著名段子相仿。那个段子说：当餐厅的服务员都在向你推荐一只股票时，你就该离开股市了。谢国忠颇有些自嘲：“我妈妈已经跟我说过，她买的一只股票涨了多少钱。她说，你看，我也会投资。”这种非理性指标和市场的狂热，让人看出市场的非理性心态将对市场本身起到多大作用。

　　他举出的例子包括私募基金。私募基金最近几年的备受吹捧让谢国忠看到了其中的泡沫。“你会产生一种疑问，它(私募基金)是不是真的赚了很多钱。结果你会发现，它是通过炒作在赚钱，而不是通过长期投资在赚钱。”最明显的征兆是，私募基金已经不是在做自己应做的事情：“比如买下一家公司，把公司经营好，然后再去上市赚钱。”私募基金黑石集团买了一个上市的房地产公司的基金，买了之后马上拆分，一个一个卖给别人，“这实际上就是在 炒房地产”。

　　次级贷款危机也是泡沫的最好例证。次级贷款在美国刚刚兴起时，“有很多财务公司，专门做次级贷款，它连 首付都不要，连贷款人的家庭收入也不调查。今天的利息是6%，可是财务公司说，我先只收你1%，三年之后我收你8%作为补偿。贷款人会说，那到时候房贷我还不起怎么办?财务公司说，没关系啊，到时候房价涨起来，你卖掉房产就可以了。所有人都这么想，一万亿美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把房地产市场吹起来。你会觉得蛮有道理，因为房地产真的涨了起来，但实际上是财务公司和银行自己将房地产炒起来的。一旦有一天资金不再持续进入，整个链条都会出事，大家一个接一个破产”。

　　这个链条的下一端是投行。财务公司将房贷(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卖给投行。投行拿到之后，打包，“卖给基金、卖给亚洲的央行，卖给亚洲的保险公司”，“这一万亿美金都在谁手里?一定有人手里拿着”。

　　为什么会有央行和基金愿意买?因为投行将这些债券分切成几块。第一块50%属于优先还钱的资产;第二块40%稍差一些，卖给对冲基金;第三块10%卖给自己的对冲基金。属于优质资产的50%拿去给评级公司评级，理论上，即使有50%的人破产，没有还贷，这部分资产仍然不受损失。因此，可以被评上“投资级”。于是，“那些垃圾债就变成投资级，亚洲央行、保险公司也就都去买了”。

　　但是在谢国忠看来，这种分散风险的理论基础根本就是脆弱的。因为“最根本的是，这后面的力量是流通过剩。流通过剩就是把所有的物价抬上去，掉下来时，物价一起掉下来。破产都是一起破的，哪里有安全的泡沫资产?”

　　“大家一起做游戏”，谢国忠这样评价。亚洲人的投资眼光让他头疼，“辛辛苦苦做鞋子、做衣服、造汽车，赚了钱，然后华尔街搞个新名堂，钱就全没了”。日本人在价钱最高的时候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当房地产价格暴跌时，承受不住的日本公司又只能在价钱下跌时回卖给华尔街。“贝尔斯通快倒的时候才是投资的好机会。可是亚洲人的思维是，那个公司马上要出事了你还敢去投?殊不知，那些脸上贴满金子的公司价钱大都是被高估的。”

　　谢国忠：难以自控的直言不…

　　读懂中国

　　回到中国，“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通货膨胀”。

　　谢国忠总结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周期。一直到1994年之前，中国一直在通货膨胀。原因是中国当时是短缺经济。高储蓄率的同时，是通胀。通胀让银行中的存款贬值。这些资金全都转化为投资，“其实就是老百姓的钱在补贴投资”，“用所谓的通胀税收来创造所谓的原始积累。中国第一波资本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所以当时老百姓富不起来，你赚的钱，通胀都拿走了”，谢国忠说。

　　1994年，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开始实行强硬货币和强硬汇率的政策，人民币慢慢升值;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即FDI，来填补中国资本的不足，扩大生产能力。这样出现了连续五年的生产能力过剩，进入通货紧缩时代。谢国忠本人就曾成功地预言了中国的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导致了货币过剩。政府不断发行钞票，因为“在通缩的时候，对货币的需求是无限的”。直到某一天，突然间货币供给开始饱和，于是资本开始流入房地产和股市。这造成了房地产和股市的上涨。消费力的提升也让人们开始大胆消费。这就引起了一部分商品价格的上涨。在谢国忠看来，一开始的通胀被限制在一定领域里，如高档的消费品。它是奢侈品的通胀，而不是必需品的通胀。消费力的旺盛让很多行业开始出现供求平衡甚至供应短缺，而不是上一阶段的供过于求。对于价格上涨的预期让人们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在通缩时期，当价格上涨的时候，大家会选择放弃购买，这是充裕时代的心理。而通胀心态则是，如果我不买，这些商品可能就会涨价。“过去积累了那么多的货币，开始形成了通货膨胀。通胀像是一艘超级油轮，非常难以转换方向。”直到延续多年之后，经济开始重新进入通缩时代。

　　“关于中国，每个人都可以写本书。”谢国忠说。他将这些写中国的书分成三种：一种，是一个到中国去的冒险家，输掉了自己所有的钱，讲述自己的悲惨故事;另外一种，是对中国高速发展的速度的推崇;第三种，则是中国崩溃论。可是很少有人了解中国发动机的动力何在。

　　在谢国忠看来，中国国家经济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城市化，另外一个是国际金融化。至于环境污染、就业和资源短缺，都同城市化相关。因为规模效应是这些问题最有效的解决途径。他反复表达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应该建立25~30个超大型城市。这些超大型城市可以解决人们的住房问题，也可以解决能源规模利用的问题，而大城市更容易掌控对环境的影响。它能让中国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然后通过发展服务业来解决就业问题——大城市意味着大需求。

　　第二是中国的金融国际化的问题。“因为中国人老想赚别人的钱。”谢国忠笑语。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造成了对人民币的压力和政府如何处置庞大外汇储备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将上海的金融市场国际化，让世界五百强公司到中国的A股市场来挂牌，让中国人自己选择愿不愿意投资。”这种举措一举多得，既可以通过市场行为让钱流出，又可以将中国股市的泡沫挤掉，“比如苹果公司来了，他的赢利每年涨40%~50%，那么好的公司，凭什么他们的市盈率只有30倍，而我们这里的公司比他差很多的却有80倍的市盈率?这样泡沫也就挤掉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人的缺乏自信。这点谢国忠已经意识到，但没有明言。当他在长沙看到90多岁的肯尼斯·阿罗时，大吃一惊。因为这位197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谢国忠读书时就已经享有盛名，“我还以为他早就过世了，哪想到突然从长沙冒出来”。经济学家们开始频繁地造访中国，而且得到推崇。“中国人喜欢做这种事情，把过去很有名气、现在没什么用的人拉到中国来。”

　　“像罗杰斯这样的，在国际上的名声还不如我，我说话市场会动，他说话市场会动吗?”他开始毫不客气地评点那些到中国来淘金的经济学家们，其中也包括不少“我的朋友某某某”，尽管对市场的预测总是出错，却仍然得到中国媒体的追捧。

　　尽管如此，中国仍在发生巨变。“除了打仗比这个更惊人，没有比现在的中国更戏剧性了，”谢国忠用这句话来解释自己对观察中国的迷恋，“活在这个时代，还是挺开心的。”

　　许纪霖：矛盾体

　　“我不太有兴趣介绍我个人的经历，我觉得个人非常微不足道。如果你把我个人的过去写出来，我会觉得非常可笑。”许纪霖很干脆地对我说。当这次谈话即将结束时，他却询问我是否能够把采访录音留给他一份，他想要保存采访记录，以备将来写回忆录时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把这些写出来，对后人研究我们这个时代会有很多用处”。

　　这种矛盾和紧张感贯穿在不算过于漫长的谈话中。另一个例子是，他说自己丝毫没有用观念去影响公众的欲望，自己所做的仅仅是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观念，“个人非常微小，不要以为你能够影响多少人”，“我只讲我知道的东西，它们能产生多少影响并不是我所能知道和关心的东西”。

　　当许纪霖开始说话时，你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跟上他不断跳跃的话语。接近知天命之年的他可以被称为英俊：身材高大，头发略带卷曲，五官鲜明，鼻梁高耸，面色红润。能表示出他的教授身份的是那副大号无框眼镜和他的谈吐。带着上海话腔调的普通话中，不断蹦出我们熟悉的大人物的名字，从胡适、张君劢、余英时、张灏到马克斯·韦伯、丹尼尔·贝尔、以赛亚·伯林和阿尔贝·加缪。但与此不相称的是，当他激动和表示愤怒时，往往提高了嗓音，毫不犹豫地让一连串脏话从口中倾泻而出。理性和冲动，始终无法在他的身上把对方驱逐出去，双方只好就此相安在这个学者身上，在不同的时候让自己突出表现出来。

　　他诉说着自己对民主的看法，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以及对自由主义的看法。尽管自己也被人称为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术的代表人物，他却轻蔑地将一些人称为“自由主义老爷”。同时，像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一样，他开始呼吁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以此来抵制或至少削弱经济理性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种当代中国社会的宰制性思维——和前两位不同的是，他认为经济理性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宰制性思维在中国尤其严重。他说，人们仅仅知道五四运动时期有“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却不知道还有一位“莫姑娘(Moral，道德)”——这种追溯方法也像经济学家强调亚当·斯密还着有《道德情操论》，或者是哲学社会学家强调康德的道德律令。这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强调方式，尽管没有多少人知道，也没有多少资料记载过这位“莫姑娘”。

　　华东师范大学之外的世界要喧闹得多。2005年4月16日的上海格外热闹，街上聚集的人群和一所大学的教授们所要讨论的精神生活有何关联之处——这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在当天进行的一个关于精神生活的课题讨论。“可能你会觉得我今天面目狰狞。”许纪霖用一句话表示出了外界对他的影响。这位历史学家早上9点钟就从郊区的家中赶到市区，用了将近三个小时来观看正在上演的历史。“但是如果你改天见到我，就会发现我是另外一个样子。”不错，几天之前在电话里，许纪霖仍然保持着文质彬彬的学者态度。

　　“暴得大名”

　　他推崇知识分子王元化，并且视之如师。1988年，当68岁的王元化看到了一位名叫许纪霖的年轻人写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后，对自己的一位博士生说，他非常喜欢。后来经热心人介绍，这个年轻人在王元化家里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在学术界素有“南王”之称的上海文化界领袖。许纪霖后来回忆说，当时到王元化家里的人实在太多，而他也已经记不清楚自己和王元化交谈的内容。尽管如此，王元化先生的风骨、谈吐却如磁石般吸引着这个年轻人。

　　七年之后，他把王元化身上这种气质描述为：人道主义精神气质和贵族之气。他感觉到自己和这位思想界的领袖具有某种“精神契合性”。认识之后，许纪霖就将王元化视为师长和潜意识里学习的对象，不止在一个场合表示对王元化的仰慕，并且说自己在耳濡目染之间深受王元化的影响。

　　1988年，许纪霖31岁。自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之后，他就留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此时已是第五年。当年的许纪霖仅仅是一位在学术界初现锋芒的小助教。当陈旭麓(中国近代史权威学者，1988年底过世)同样因为喜欢许纪霖的文章，而把许纪霖叫到自己家里勉励后学时，许纪霖诚惶诚恐。当时的紧张他至今记忆犹新。而几年之后，他已经被人赞誉为思想型的学者，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也是中国最具公共关怀情结的知识分子之一。

　　许纪霖崭露头角的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另一个思想解放时期。在一段长时间的冰封期之后，往往就会迎来一段热潮，思想史的脉络往往如此，如以赛亚·柏林所说的广场恐惧症和幽闭恐惧症的交替。许纪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一段文化热潮称为“新启蒙运动”。他将1984年——奥威尔笔下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代——作为“新启蒙运动”的起点。在这一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这一时期在文化思想界同样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还有：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1987年，《文化：中国与世界》杂志出版;1988年，上海《新启蒙》丛刊创立等。历史的吊诡就在于，除了《读书》之外，当年的这些杂志和丛书在今天的大众中几乎都寂寂无名;而当年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中的风云人物在不到10年之后也被公众迅速地遗忘。

　　许纪霖正是在这场文化热潮中初露锋芒。1987年，30岁的许纪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这篇文章深为当时《读书》的编辑部主任王炎喜爱。随后，许纪霖又在“走向未来丛书”编辑组所编辑的《走向未来》杂志上发表了另一篇备受好评的文章《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从1987年到1989年，这一时期的许纪霖因为发表的一系列知识分子研究文章而“暴得大名”。

　　但“暴得大名”和学术积累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凸现。约稿不断同许纪霖身上的“江南才子”气质相投，但他感到学术积累日渐不足。而王元化也对他时有规劝。“我感觉总是在重复自己，思路跳不出‘心态人格、心路历程’这些东西，讲来讲去连自己都烦了。”许纪霖后来说。

　　紧张感

　　纠缠于许纪霖身上的矛盾感和紧张感，并没有伴随着他的学术水准日渐提高而消退。这种紧张感同许纪霖身处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有关系。

　　对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着不同的分代方法。常见的四代划分法是五四的一代、一二·九的一代、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代和四五的一代。研究知识分子的许纪霖自身也有一个划代法，将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以1949年为分界点分为六代：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17年)、“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许纪霖身在其中的一代知识分子，无论是被称为第四代，还是后“文革”一代，都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热潮时期。

　　“这一代知识分子先天不足。”许纪霖说。他们求学时碰到了剧烈的社会运动，即使学业没有中断或后来被延续上，他们接受的教育也是意识形态浓厚、相对单一的。环境能提供给他们的资源相对较少，这一代人读的文学作品和哲学书目都很相近，因为缺乏多元的观念和学识供他们接触。尽管如此，许纪霖仍然认为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和“五四一代”最为接近的一代。“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被许纪霖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有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同时有过在西方留学和生活的经历，西学根底也很深厚。但是许纪霖所称的相似并不是从知识结构层面来比较——在这方面，先天不足的一代和得天独厚的一代自然无法相提并论。许纪霖所称的相似，是指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问题意识和激情方面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相似。

　　但是这种相似也意味着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相似的矛盾，比如激情和理性的矛盾，比如知识分子和学者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体现在不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上——这在五四时期最为明显，有时却在一个知识分子身上造成紧张。许纪霖就属于后者。

　　首先是激情和理性的矛盾。有一次许纪霖在一所大学演讲，完毕之后，台下一位同学站起来提问：“既然您研究过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个案，请问您最喜欢的知识分子是谁?”许纪霖沉吟一会儿回答说：“胡适和鲁迅。”胡适与鲁迅本就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两种类型的代表。胡适理性而鲁迅激情，胡适强调建设性，鲁迅则战斗性极强。但这两者都无法为许纪霖所割舍。“就像心和脑的矛盾。”他说。

　　其次是知识分子和学者的矛盾。知识分子具有公共性，像中国传统的“士”，以天下普罗大众为自己的关怀目标。而学者则强调要有学术上的建树性。许纪霖坦率承认自己有“士大夫”情结。许纪霖说：“对学者的要求和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并不一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时候会对社会生活有一种介入。但是介入要有合理性。完全介入就变成了一个行动人。但是我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观念人。我不是一个行动人，我还是喜欢做一个观念人。但是我也不喜欢完全做一个学院派。如果你对日常生活的很多东西不感兴趣，不去观察的话，你怎么还能对历史感兴趣?历史要靠你今天的感受去拯救它，把它救出来。”

　　与此相关的还有精英意识和公众关怀之间的矛盾。比如在考研究生的问题上，许纪霖承认学术研究需要挑选有学术天分的学生，导师要拥有自主权。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无法指责大众“知识改变命运”的心理。后者所包含的功利因素对学术研究而言不是好事情，为他的精英意识所排斥。但是“知识改变命运”是大众来实现流动和改善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

　　还有一个矛盾是“刺猬”和“狐狸”之间的矛盾。希腊诗人阿基洛克斯遗留下的诗篇中有这么一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以塞亚·伯林在他研究托尔斯泰的名篇《刺猬与狐狸》中针对“刺猬”和“狐狸”说：“这层意思标显了作家与作家、思想家与思想家，甚至一般人之间所以各成类别的最深刻差异中的一项。各类之间，有一道巨壑……”许纪霖这样解释思想家中的“刺猬”和“狐狸”：“一种思想家称为刺猬型……刺猬只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有兴趣，他把所有的问题都纳入到他所思考的一个中心架构里面，最后他创造出一个很严密的理论体系……另外一种是狐狸型的思想家，狐狸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东张西望，没有一个中心点，没有兴趣要构造一个严密的体系，他的思维是发散型的，他的思想在很多领域都有光彩，虽然彼此之间可能有点矛盾……”虽然这两种思想家在许纪霖看来并无高下之分，但是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两种气质会给个人造成紧张。比如以赛亚·伯林就认为托尔斯泰是一只总想做“刺猬”的“狐狸”。而这种紧张也在许纪霖本人身上存在。许纪霖认为自己的个人气质适合做“狐狸”，但他“特别羡慕和敬佩这些‘刺猬’们”。

　　将近知天命之年的许纪霖，试图从自己的家族传统中来寻找紧张之源。他描述说，尽管自己对传统的家族说一向并不赞同，却发现自己的家族传统无意识地渗透在自己身上。许纪霖的出生地在绍兴。他说这个中国南部的小城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传统，一方面是江南的阴柔，另外一方面是士子的刚烈。许纪霖祖父的一系是绍兴出名的师爷，而祖母的一系则是学者型知识分子。师爷的文采和学识博杂、学者型知识分子的严谨和学术专一性，这两种家族传统纠缠在许纪霖身上，或许是使许纪霖成为一个矛盾体的原因之一。

　　“你只需要告诉大家，许纪霖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许纪霖说。矛盾和紧张并没有让他过于不适，即使环境的压迫也没有让他变成悲观者，“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能改变我的课堂”，“退一步，做不成教授，我做自由撰稿人也养得活自己，写不成东西，我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养一条大狗，学打桥牌，学一门外语，写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