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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样组织生产
发表时间：2010-9-2 20:18:00 阅读次数:70     所属分类：经济观点
生产是人类存在的基础，没有生产就没有人类。坐享天成的是动物，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的需求的，才是人类。并且，有什么样的生产，也就有什么样的人类社会。人类社会进步的程度，是同如何进行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怎样进行生产，是一个事关民族命运和人类前途的重大的问题，不能不认真加以研究。
过去我们在研究怎么进行生产的时候，基本上思考的就是生产方式，即如何建立一种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唯有建立起一个合适的形式，来组织社会生产，才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这自然是相当正确的。但是，仅仅满足在这个内容上，我以为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研究除了生产结构之外的方法，来最大限度地调动生产力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劳动者的创造积极性，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回答这个问题，对我们建国以来的生产发展的历史，进行一番回顾，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建立了单一的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经济制度是具有很大的优越性的。因为，这个制度消灭了剥削，劳动者翻身当家作主，生产劳动不再是为剥削者提供剩余价值，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既然是为了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劳动，就没有不积极努力的。所以，那个年代，我们竭力倡导的就是集体主义精神，以此作为劳动者创造的内在动力。比如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对大寨精神进行了阐述，就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而在工业领域，我们创造了大庆精神，就是：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求科学、“三老四严”的科学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正是有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充实了无数劳动者的精神世界，创造了很多奇迹。这种组织生产的方法，用当时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抓革命，促生产”。
然而，依靠高尚的品质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在一个时期内是有效的，但是长期以往，很容易出现“搭便车”的不良现象，就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没差别，一些思想境界不高的人，混在集体组织之内，享受着吃大锅饭的福利待遇。于是，这就必然大大挫伤了劳动者创造的积极性，以至于最后发展出现了出工不出力、上班磨洋工的极为不良的现象，极大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的长期徘徊不前，固然与计划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僵死性有关，但和劳动者工作缺乏动力也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生产组织形式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安徽省小岗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可以说是整个神州大地革新的滥觞。农村经济“一包就活”，说到底，不仅仅只是一个组织生产形式的改变，而是对劳动者进行创造的内在动力的革命。他们终于可以完全凭着自己的劳动而致富了，他们直接尝到了自己汗水所换来的甘甜。如果说，计划经济年代里，劳动者是通过为集体创造，从而才获得了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改革之后，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是直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句话，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既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还是劳动者创造态度的一场彻底的革新。正是由于责权利有机结合，才如此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于是，中国的经济才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的成效。
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一面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负面的东西。勇于承认不足，是进步的最起码的条件。这就是作为基本上依赖利益驱动的市场经济，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侵蚀之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出现了很大的滑坡。面对诸如几乎是泛滥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以及行贿受贿等等阴暗的一面，我们不由得怀念五、六十年代的人们的高尚的精神风貌来了。除了金钱、享受之外，让我们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反思一番，现在的很多人，到底还有什么信仰呢？
于是，我们这样判断，固然，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简单地批判物质利益，形而上学地夸大精神的力量，以为“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显然行不通的。但是，假如完全否定了精神的力量在组织生产上的作用，一味强调经济人在市场中的意义，也是极为片面的。我以为，一个健康的、有希望的生产方式，既是组织形式合符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同时，也能促使劳动者培养自己的高尚情操，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的文明人。只要这样的市场经济主体，他们才能在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不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能够高度自觉地增进社会福利，为他人提供良好的服务。假如在市场经济中，主体的道德境界都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那么，一个高度诚信的社会才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真正完善。
我们不能盲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观点，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个观点在分析经济现象时的积极意义。我们唯有将经济人和道德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塑造完美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其实，这样美好的愿望并非是当下才有的，系统论述了经济人的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就有过憧憬。在对社会的认识上，他的《道德情操论》不仅是《国富论》的逻辑补充，更是对市场经济伦理化的美好的向往。在这本书中，他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道德范畴，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该书所阐述的观点对于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起到了更为基本的作用，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关于这两本书的关系，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得相当深刻：“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也正确指出：“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情操论》也是一本关于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我们现在的“两治论”（法治和德治），其实也是对上述理论精华部分的承袭和发展。我们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比较好理解。因为，没有法治，以相对独立主体为组成要素的市场经济的复杂关系，就难以调整和维系。如果说，计划经济是政策经济的话，那么，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因此，仅从经济基础而言，我们也必须建立法治国家。同时，以德治国，也并非仅仅是政治的和社会生活领域里的事情，还是经济领域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中，如果缺少诚信和公平的道德规范，完全是见钱眼开的无德之人把持着，可想而知，那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可悲的状态了。根据这样的观点，我们应当提出批判的是，在当今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强调法治的多，而对德治相对重视就不够，在有的地方和有的领域，甚至是被完全忽视掉了。这样的状况假如不及时加以改进，那么，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发展的状况，一定是不会令人满意的，甚至是完全令人失望的。
一个社会，生产组织好了，就是奔头。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完善了，就有希望。因此，我们应当在抓好物质利益激励机制建设的同时，一定要切实抓好精神激励方面的工作，想方设法，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者，培养成为有崇高的科学信仰的文明人。
最后修改时间:2010-9-2 20:33:00【收藏本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