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参事论坛

合作、交流、共赢
2009年07月14日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战略定位和策略
上海市政府参事  张泓铭
为实现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各种研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本文围绕着实现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三大平台功能，提出三项可操作的策略措施。
第一，牢牢抓住大货币流量贸易，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重中之重。
把大的（或较大的——下同）货币流量作为贸易的重点，首先是贸易中心提高能级的要求。贸易中心的衡量指标也许有很多，但是成交额肯定是列于首位的。一个城市有了大货币流量贸易，就是有了很大的成交额及其比重，有几个好处：有利于贸易效率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有利于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做大，并提高他们的效率；可以发现价格或决定价格，有利于东道主处于贸易主动地位。
把大的货币流量作为贸易的重点，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国际金融中心，除了全球既有的格局之外，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在争，国内也在争。上海现在拿到了国家的令箭，但不等于必然成功，走什么道路仍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应该走实体金融优先的道路。实体金融和虚拟金融是金融中心两个必备的组成部分，但虚拟金融是要建立在实体金融基础上的，离开实体金融的基础片面发展虚拟金融的教训，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同时，坦白说，中国和上海大力发展虚拟金融的法规、知识、技能、人才准备远未完善，所以，在实体金融和虚拟金融的双轨道路中，优先发展实体金融是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必然选择。如果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牢牢抓住大货币流量贸易，则金融中心的建设就坚实和顺利得多。或许可以说，只要有了大货币流量贸易的支持，金融中心的帽子迟早会戴到你的头上。
第二，在空间上集聚海内外贸易主体，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一项主要措施。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贸易主体集聚了，市场基本上就建起来了，贸易中心的建设也就顺利多了。
贸易主体的集聚，可以通过空间形态来集聚，也可以通过信息形态来集聚。两种集聚形式，各有适宜的贸易主体对象，各有长短不能完全互相替代。
其中，贸易主体的空间集聚，尤其是以专业属性来进行空间密集集聚，是将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国际间贸易熔于一炉，大幅度提高贸易效率的一项重大措施。一些人对于贸易主体空间密集集聚不以为然，贬之为“大排档”，否定之意跃然纸上。其实，用大排档来比喻贸易主体空间密集集聚，真是形象而又生动，是歪打正着。大排档中有大学问，深思一下浙江、上海等地凡是成功的专业批发市场，都不是偶然的，其中包含着一些深刻的道理或者规律性现象。简单地归纳一下，贸易主体的空间密集积聚至少有以下好处：具有真实交易机会的贸易信息高度集聚；交易联系的高度方便性（距离近、时间成本低）；服务于贸易的外部条件（研发、设计、检测、广告、会展、金融、物流、中介咨询等）完整和方便性；高知名度带来的人气进一步集聚；等等。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贸易的效率。这些好处，不仅适用于所谓的小商品，也适用于所谓的大商品，差别在于两点，即：集聚的贸易主体和为贸易服务企业的能级要高度化；同时，管理要实行高度化，要摒弃低级的排档管理。
第三，大力发展以电子技术为载体的商务信息系统，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一项关键措施。
上文讨论了贸易主体集聚的重要性，讨论了集聚的两种方式，提到了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三大平台建设除了要进行空间集聚之外，还要用信息集聚贸易主体的设想。用信息集聚贸易主体，是集聚更多贸易主体的一种良好方式，也是提高空间集聚效率的必要工具。
首先，空间集聚贸易主体是必要的，但是空间集聚的数量是有限的。这种局限性来自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上海的地域和土地的局限性，不可能集聚海内外所有可能被集聚的贸易主体。第二个原因是空间集聚的被集聚者，要进行成本效益计算，如成本超过效益，则不会参与空间集聚，比如一些实力较弱但是海量的贸易主体。而用信息形式集聚贸易主体，成本相对是低的，而且具有无限集聚海内外贸易主体的可能性，电子技术为这样的要求提供了可能。
其次，空间集聚要提高贸易效率，同样需要借助于信息集聚的工具。空间集聚贸易主体的数量是有限的，在特定集聚空间中的交易信息再多再使用也是有限的。而特定空间集聚中的贸易主体所需要的交易信息，从理论上讲是大量的，甚至无限的。所以必须用更广泛的信息集聚来弥补空间集聚信息的不足，电子技术也为这样的要求提供了可能。
再次，用信息集聚贸易主体，为跨越时空进行电子商务提供了方便。这不仅进一步提高贸易主体的效率（主要是零售和简单批量贸易）；而且通过一定的技术安排，把零星的但又可能是海量的电子商务货币流留在上海，则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又有重要的作用。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思路与路径
江苏省政府参事   朱乃新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加强上海“龙头”辐射。
历史经验证明，每一次上海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变化，都产生了服务全国大局、带动周边发展的巨大作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有一段话说：“回过头来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在这个谈话的一年前，上海揭开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序幕。当时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排在第二梯队位置的长三角，如今已经比肩珠三角站上了第一方阵，产业成长和社会发展或略胜珠三角一筹。
“中国奇迹”走出尴尬：加快上海两个“国际中心”建设
现在，上海再一次被推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沿位置：到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202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党的“十六大”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现在，这个战略机遇期时间近半。金融危机来袭，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思路，才能危中寻机，化危为机。国家发展需要上海尽快崛起成为两个“国际中心”。上海“国际中心”之说，并非始于眼下。当时浦东开发就提出过上海要建设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航运四个中心。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和我国战略机遇期的时间过半，上海“国际中心”建设必须加快由愿景变成现实。这是一个走出“中国奇迹”尴尬的过程。
30年改革开放，我国现代化建设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和成就，同时也陷入了尴尬，而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更凸显了这种尴尬。2008年，我国以25616亿美元的进出口额、14285亿美元出口额和2995亿美元贸易顺差分别列世界第三、第二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1953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遥遥领先于世界任何一个经济体。
统筹协调，优势互补，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长三角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最密集的区域，两省一市各自拥有的独特优势，互补性强。截至2008年底，已经有138个国家和地区在上海投资，并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高端环节为特色。目前，上海累计设立国外总部经济机构676家，其中224家地区总部、178家投资性公司和274家研发中心。长三角整体及个体集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以及产业发展、财富积累和人才集聚，为进一步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奠定了良好的起始条件和坚实基础。如果泛长三角，安徽的土地、矿业资源与苏浙沪的优势互补性更强。统筹协调才能优势互补，任何一级地方政府都有其力所不能及的管辖和服务边界问题，解决的路径或由上一级权力机构接手或相互协调。上海“国际中心”建设首先是上海的事，但不仅仅是上海的事，是服务全国大局、大势的事，建成了建好了，长三角区域综合实力和整体国际竞争力都将有一个大提升。
保增长要加大调结构的力度，利用外资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进一步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要加快加强开放型经济的载体、功能、机制以及企业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要突破跨行政区划制约，加快一体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眼前保增长要兼顾长远调结构，引进外资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互动并进。
要加快已经形成较好基础、企业有竞争力、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的发展。如除了直接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相关行业之外，还有装备制造业、生物制药、新能源、新材料、软件与服务外包、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等。这些产业应纳入本区域和各省市的产业振兴规划，并衔接国家产业振兴计划，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尤其是要引导不同区域的同类产业企业间加强技术关联，专业化协作与适度竞争相结合，既保持竞争活力，又能形成规模经济，为加快产业成长营造良好有序的市场环境和秩序。还应合理空间布局，促进产业集聚，在引进国际知名企业高端环节或“高代”生产线的过程中，避免内部过度竞争。
外贸企业化“危”为“机”需要有非常措施
浙江省政府参事　何荣飞
长三角三省市——苏浙沪都是外贸依存度很大的省市，外贸产业能否稳定发展对GDP增长和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至关重要。目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外贸企业的“危”不会自动转化为“机”。只有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积极争取主动，机遇才不会悄悄溜走。目前，除了各家外贸企业本身要有战略思维与适时的经营思维之外，更重要的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帮助企业走出困境。为此，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措施之一，完善出口使用保险机制，是当前最为紧迫的措施。完善出口使用保险机制，能为企业的正常经营系上“保险带”。企业在发生风险后能获得必要的赔付，以减少损失，避免毁灭性的打击；能帮助企业有效地选择贸易伙伴。在加强客户管理的同时，以更灵活的结算方式和交易手段扩大成交机会，达到“保客户、拓市场”的目的；防止境外客户因支付困难而拒绝提货。特别是外方拖欠货款，发生买方的信用危机时产生收汇风险的防御能力。多年的实践证明，实现出口信用保险，投入少、见效快，对占有和扩大市场份额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措施之二，政府扶持措施要“准、快、足”。“准”，就是在准确研判国际金融形势的基础上，拿出量化的可操作的方案来。“快”，要快速决策，快速下达。根据外贸的变化，快速反应，及时调整对策。“足”，就是要有足够的力度，措施一步到位。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外贸形势的恶化，国家出台了一些扶持政策。但比较分散，不具有系统性。且有些政策含糊，定性多而量化少，不具有操作性。也没有给公司提振信心以明确的预期。再有，政策出台类似“挤牙膏”，看形势不好一点一点的提高幅度。
措施之三，加大改革力度，激活企业内在活力。当前，应对金融危机这种外部风险，仍然要从内因上挖潜，需要深化改革，激活企业。具体措施有：一是开展产权制度改革，鼓励员工持股，管理层持大股；二是建立“以人为本”的经营机制，大力整合人力资源，突出业务骨干的作用，探索期权激励的长效性，科学性。对业务骨干实现股权激励。将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结合起来，把员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力转达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把业务骨干个人价值的体现，与企业效益、社会认可度统一起来；三是探索新型的贸易方式，实现贸易方式创新；四是积极探索地方企业与中央企业合作的新途径等等。
措施之四，营造外贸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出口贸易中，涉及到很多部门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这些部门既有监管职能，又有服务职能。如何把监管与服务结合起来，存在诸多改进的地方，比如：针对不少企业单据上的单纯文字差错，指出来要求改正即可，不要认定是故意逃避监管而进行处罚；针对有些进出口商品需要经营许可证，碰到老的许可证到期，新的许可证正在重新审核，在这个空档上，不应视为违法而进行处罚；针对海关对出口货物检查开箱率高，既增加成本，又可能影响船期。我们认为，出现这些问题，并不是要监管部门放宽执法尺度，而是要求执法人员提高职业判断力，对差错和故意能区别对待。在具体业务操作上，将法律的原则性与操作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外贸出现的新问题，理清各部门的职责与义务。省市政府要出面协调各部门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当前的突出问题，并尽早出台一个由相关部门拿出具体措施共同促进外贸发展的相关文件，用实际行动帮助外贸企业走出困境、渡过难关、转“危”为“机”。
安徽参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安徽省政府参事　贾海基
货物贸易方面
（1）在货物贸易领域，安徽与上海可实现优势互补。上海出口以机电产品为主，安徽省主要出口产品是服装、纺织品、汽车及底盘、钢材、轮胎、冰箱、鞋类、塑料及制品、汽车零部件，沪皖出口商品重叠并不严重，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安徽制造能力和国内贸易、出口贸易能力，从而提高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中的地位。
（2）继续深化“大通关”工程，优化口岸通关环境。做好 “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的通关模式，安徽涉外企业在向当地海关报关后，可直接由上海口岸海关实施验放，货物在两地间的运输也无需由海关监管车辆承运，加快了企业的通关速度，使更多的企业愿意“借道”上海。履行好“大通关”合作协议，发挥每周上海至合肥的海铁联运集装箱“五定班列”的作用。上海电子口岸信息平台通过虚拟信息技术合作方式，实现与安徽电子口岸信息平台的对接，实现数据传输。
（3）支持航运中心建设，做好大物流、大运输。安徽应开通并做好芜湖至上海洋山港的江海直达快航，以使货物到上海后直接转乘海运干线班轮，比通常的中转时间可大大缩短。上海应加快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集疏运体系，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安徽通过建立连接上海的“大通关”电子口岸平台，支持上海在通关成本和效率、国际物流服务成本和效率、电子商务应用水平、以及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水平。
（4）打造会展经济，推进商务发展。把华交会作为发展客户、促进成交的重点，做大做强“华交会”、“工博会”、“产权技术交易所”三个交易市场，克服并根本扭转以往光展示无交易的状况，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东亚最大商品和技术交易市场之一，为上海发展国际商务提供平台。2010 年上海“世博会”是一个世纪盛会，安徽正全力以赴地做好布展、参展的工作，以展示自己、推销自己；上海将通过“世博会”，使自己成为全球采购商、供应商和国内外消费者的首选地和消费场所，以此推进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因此，上海应和安徽以及全国各地一起把世博会作为经济发展的共同机遇、共同品牌来共同抓好，从而使各地都能产生世博效应。
服务贸易方面
2008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7350.43亿元，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达到53.7%，服务贸易总额735.7亿美元，占全市国际贸易总额比重为18.6%——上海由此成为我国内地首个服务贸易比重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城市。因此，安徽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上海服务产业市场，例如会计、审计、咨询、认证、法律、广告、金融、会展等提供的服务，提升涉外企业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应当支持安徽外向型企业将销售机构、研发机构迁往上海，以便利用上海的市场优势和产业优势。
招商引资方面
首先，充分发挥安徽在钢铁、有色、农产品等资源上的优势，吸引上海与苏浙地区的相关下游企业前来投资；围绕安徽汽车、家电的产业优势，重点引进沪苏浙的配套企业；抓住当前上海等地区制造业成本上升的时机，主动承接长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类产业的转移。但同时也要注意，在产业选择上要注意避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业的转移。
其次，选择部分安徽优势领域深入参与合作，与沪苏浙相比，安徽省在能源和旅游资源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能源合作上，安徽省与沪苏浙同属华东电网，可以将皖电东送纳入长三角区域能源合作框架内；在旅游合作上，除黄山外，安徽省的九华山、天柱山等其他一批优秀旅游资源也可以纳入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重新进行资源整合，整体对外宣传。
第三、利用好安徽省“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铜陵市和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入驻上海、昆山等机遇，积极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开展产业链招商、专业招商、以商招商、小分队招商和驻地招商，高起点、高水平地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
第四，选择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积极参与合作。鼓励安徽省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参与上海与苏浙地区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加强与该地区科研人员的交流；加快与长三角地区的信用互认和信息资源共享；引导更多的地区加入长三角人才服务城际合作联盟，较快促进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
安徽应当发挥本省经济贸易优势，主动参与、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同时借助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优势，推动安徽外向型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