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梦呓
马 宇
上海人志存高远，又具商业头脑，做生意的能力毋庸置疑。但对于其高调宣布的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我却是高度怀疑—不是一般的怀疑，而是干脆认为“目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
上海是我国内地最大的经济城市，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13698.15亿元，比北京的10488亿元高30.6%，比广州的8215.82亿元高66.7%。但若把香港也算上，上海还略差点，香港2007年是16162亿港元—但香港毕竟是关境之外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人民币与港币也还不是一个体系，虽然在国际金融中心一事上两地似有竞争，但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还是立足于国内，所以且不谈它。
上海要建国际金融中心，宣布了可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一次两次了。17年前，中央提出要推进浦东开发，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就是目标之一：1992 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通过上海浦东的开放开发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逐步使上海发展成为远东地区经济、金融、贸易的中心之一”；1992 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也宣布：“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新飞跃”。虽然说的是“逐步”、“尽快”，没有规定明确的时间界限，但17年过去了，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还遥遥无期，现在又说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这到底是多年过去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而变得实事求是了呢，还是继续在玩文字游戏？因为可以想见，11年后，不见得会有我这么不识趣的人，非要把如今某些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信誓旦旦说的话（哪怕白纸黑字）拿出来去跟实况比照—可话又说回来，即使有人这么做又能怎样？说的人已经说了，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10年以后如何，跟他有关吗？
官员说法暂且不提，身在其位，总得说点什么；按照我国的惯例，官方提法出来以后，自然会有专家学者出来加以论证如何科学如何正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么大、这么重要、这么高层次的事情，自然少不了专家参与，比如进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规划论证”研究啊，在媒体上发表高见啊，等等。因为上海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也吸引了众多的国际评论。远的不说，单找个近的吧，香港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就撰文力捧：“上海金融中心将远胜香港”。唉，虽然张先生是我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一些观点对我也颇有启发，但现在不好意思，就拿他的论据作为靶子吧。
张先生对上海人比我还高看，劈头就说：“国际金融中心大斗法，陆家嘴要斗的是华尔街，不是香港中环”。起点定得够高，论据却很单薄，不过五条（实际他说的是六条，但我以为其中两条都是在说人才）：一是上海比香港太阳早一小时升起所以股市可以早开市；二是长三角工业强于珠三角，通讯、运输水平一流；三是金融人才上海优于香港；四是人民币有“自己的面目”而港币没有；五是上海的司法或法治也不是障碍。
我是佩服张先生见微知著的研究方法的。但就这五条，我可不认为就能够支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何况第四条，人民币的“面目”，也还是模糊不清的呢！港币当然缺乏支撑，但好歹还可以自由兑换；而我们的人民币，谈论自由兑换至少谈了15年，直到如今何时能够自由兑换仍没有时间表（1994年我国放开人民币经常项下自由兑换，后来很多人都问中国何时放开资本项下自由兑换，朱镕基先生说“没有时间表”，“到我们的监管能力达到的时候”；另一位领导说“金融开放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如今这话也过去10多年了，我们没有放开当然意味着的我们的监管能力还没有达到），张先生却说：“只要解除外汇管制，搞好人民币，不出两年上海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了”，岂不是大大的无厘头？假如我们2020年放开外汇管制，那上海就在2022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若2050年放开外汇管制，那就2052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这样的限定条件下，张先生还说“上海远胜香港”，岂不就只剩硬件的比拚了？
不管上海怎么折腾，外滩搞成了最高档的休闲娱乐购物中心，成了“第五大道”而非华尔街，浦东金融区的大楼总算是盖起来了，即使价格比国际著名金融区还高50%，入住率也不如人意，毕竟硬件是摆在那里了；上海的金融人才依托内地，据说基数是香港的200倍，沙里淘金也比香港厉害；工业基础长三角自然比香港以及珠三角强点，但30年前，珠三角比长三角更差，那时内地还不开放，香港得珠三角的助力远远不如现在，怎么也成了国际金融中心呢？
若论司法或法治，张先生以为整体来说香港固然远胜内地，但金融法治范围要小很多，上海“可以做得好”，我可是大不以为然了：张先生虽说是长居香港但据说也常来内地，难道对“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一窍不通吗？他怎么会相信在金融这样一个极为敏感、重要的领域，中央政府会放任上海自行其事，给上海“很大的政策和金融法例自主权”呢？张先生若听了领导“慎重慎重再慎重”的指示还敢如此肯定吗？
张先生做经济研究崇尚自己实地调研甚至亲自操作，可假如他对国内的政策制定和金融运作略有所知，怕不会这么轻易下结论。但他难道不知道，我们都改革开放30多年了，金融业也号称开放17年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真正开始允许外资进入金融领域并允许外资银行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的资产、业务量所占的比例都还微不足道（上海在全国算最高之列，也只不过10%左右）？为什么都允许外资进来搞银行了却依然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当然也有，如民生银行，如一些民营企业据说也参股银行，但张先生应该知道这离银行业真正开放还差得远，甚至根本是两个层面），金融领域还是国企的垄断天下？再看看高层的谨小慎微，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势霸道更且掌握话语权，张先生凭什么就觉得“放开外汇管制”、让上海自定“政策和金融法例”那么轻而易举呢？
相比高楼、人才、工业基础，建立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制度体系—也就是张先生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搞好人民币、放开外汇管制、司法或法治”。或许，在香港、纽约、伦敦等的比较、竞争中，因为制度要素相似，所以可以忽略不计，大家比硬件等其他要素就可以了；但若连这样的制度基础都不具备，还怎能奢谈其他？莫非张先生身处市场经济环境久了，以至于认为那是天经地义，可以视而不见？就如郎咸平教授从未受过国企的荼毒，所以他一个劲地为国企唱赞歌，但你让他只能购买国企的产品、接受国企的服务试试？让他在内地生活一年（不是过来走穴挣钱吃住行都别人包了），他骂那些国企不比骂顾雏军更狠才怪！
香港、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制度体系细节上自有差异，但本质却是一样的。而这个制度体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孕育或者吸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企业，使这个金融中心的构成主体富有竞争力；只有开放，才能健全规则，规范、透明管理，使潜规则无从施展，让企业平等竞争、共享利益；只有开放，才能有效提升监管机构的管理能力，把金融风险降到最低，而不至于陷于“监管能力达不到就不开放、可不开放监管能力就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逻辑困境！
有了开放、规范、透明的制度体系，才会有健康的市场。上海的金融市场，似乎已经规模不小。2008年年末，全市有各类金融机构689家，其中银行业机构124家，保险业机构291家，证券业机构94家，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65家，各类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5589.07亿元，贷款余额24166.12亿元。而香港2007年底银行业总资产103520亿港元，存款余额58690亿港元，贷款29620亿港元，似乎相差不大。从证券市场看，上海证交所截至2008年末864家上市公司资产总额为454379亿元，净资产60324亿元，年收入91878亿元，上市公司市值9.71万亿元，也与香港证交所2008年底1087家上市公司市值102536亿港元大致相当。但若稍加分析，我们就知道，差别可大了去了！
单从金融主体来说，上海金融市场上，国企无论从资产还是业务量来说，都占90%上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业务经营上更有政策、网络等各方面的优势。而香港则是最为开放的市场，本土的、外资的、内地的都有，且多半是真正的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上也是一视同仁。证券市场差别更大，港交所规则清晰、透明、规范，企业只要达到其标准就可以上市；而上交所则开始是为解决国企融资而设（不知哪位智者出了这个好主意，政府直接投资企业不行了，银行的钱也不能随便用了，于是就搞股市问老百姓要，却全然不顾市场规则，导致先天不足，只敛钱而不回报股民，终有“国企提款机”、“不如赌场”一说），指标是计划分配，后来虽说也实行标准准入制，说不管是民企还是外企，只要达到了标准就可以上市，但是你看看现在上市公司的结构就知道这个标准是为谁设的标准。至于监管、信息披露等等，那差距更不是可以量化的，而是质的差别！
我接触国内上市企业算是最早的，但也因此受了惊吓至今不敢涉足股市。1992年至今，我大概去过上百家国内上市公司，不说经营状况好坏，单就统计数据来说就令人难以置信：有的上市公司销售额都虚报一倍不止！那更敏感、更不好掌握的利润等指标他们会怎么做呢？如果企业信息都作假，你还敢对他们进行长期投资吗？如果短期炒作，你又怎么能跟那些财大气粗又有背景的庄家比拼呢？所以我虽然从事投资研究，并且或深或浅跟这个圈子有所接触，却从来不敢炒股。想想我们的权威机构、权威媒体、权威人士在股市低迷时如何苦口婆心地劝国民入市，在股市膨胀时如何振振有辞地论证“有坚实的支撑”，最后套住了80%的股民，我们就知道，这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百姓能玩的市场！
但就是这样一个证券市场，我们都迟迟不敢刮骨疗毒，这样的上交所即使上市公司资产全球第一又怎样？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撑吗？港交所2008年出牌8家，上交所敢吗？难道真的是它的上市公司质量如此之好，开市近20年没有一家上市公司到摘牌地步？如果这864家上市公司不合格的有，却就是不能退市，那这个市场又是个什么市场，它的信用从哪里来？没有了股民的信任，有追求的企业也不愿自甘堕落去与某些企业为伍，那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又在哪里？劣不汰的结果也会导致优不胜，甚至对优质企业更为不利。这种情况下，国外的公司会来上交所上市吗？若只是自己关起门来玩，还能叫国际金融中心吗？--遗憾的是，我曾经听到有企业不愿去境外上市了，因为监管太严，钱到手后还不能随便花—哪如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舒服？若真有这种现象，更不知是不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悲哀？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哪怕是个区域金融中心，都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一定规模的金融市场，二是这个市场具有相当影响力，包括国内、国际，商业的和政策的。应该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汇聚资金，二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这都离不开产品的市场化和价格的市场化。否则，置身其中的各类金融主体都只不过是政府意志的从属工具而已。上海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大的品种也都齐全了吧，存款、贷款、保险、证券、债券、期货、黄金、产权……，但说到市场化可问题多多。我们不承认我们的利率、汇率没有市场化，我们叫“有控制地浮动”，但谁又敢说，我们已经市场化了？假如一个金融市场，连价格发现的最基本功能都不具备，交易价格更多是外部赋予的或者是非要素影响的，还能叫作市场吗？何况还是跨境的。
其实，我也相信，上海有条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中国也有必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我当然更看好上海。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吸附了大量金融资源，上海建个央行总部于事无补，不会强化对中国金融政策的影响力，更不可能改变金融决策体制和政策取向，但这种体制安排并不是合理的选择，上海的金融地位和潜力也不是北京可以替代的。
但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上海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无异于梦呓。
（2009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