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朱起风发愤著《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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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起凤（1874—1948），浙江海宁人，训诂学家，字丹九，清廪生。曾参加过同盟会和北伐战争。
朱起凤青年时代博览群书，熟读经史，是一个有满腹文章的青年，闻名乡里，极得长辈们的宠爱和器重。他的外祖父吴浚宣是清末进士，清光绪21年(1895年)，朱起凤的外祖父吴浚宣任海宁安澜书院院长，朱起凤随往。外祖父因忙于其它事务，就叫朱起凤代替自己批阅课卷。一次，他用策论考学生，发现试卷中有人引用“首鼠两端”一词，不知可与“首施两端”相通，用朱笔在词上打了杠杠，改批为：“当作首鼠”。卷子发下后，众生大哗，讥笑说：“《后汉书》都没有读过，怎能批阅文章！”原来“首鼠”“首施”“首尾”三词是可以通假的。学生并未写错，其出处载《后汉书·西羌传》、《邓通传》和《乌桓鲜卑传赞》里面不但赫然写着“首施两端”。而且注明“首施即首鼠也”。当然，朱起凤也不是持之无故，《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汉书·灌夫传》、《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等都写为“首鼠两端”。
因弄不清“首施两端”和“首鼠两端”可以通用，误批了学生的作文，受到了人们的耻笑。朱起凤深感学业上的不足，从1896年开始，朱起凤便广泛阅读古籍，他觉得，对古书中众多的通假词和词组，前人尚没有整理出一部较全面系统的工具书出来，给人们的学习研究带来诸多不便。于是，他决心对古汉语中的通假词和词组作一番深入的搜集和研究。
光绪廿八年（1902）朱起风离院发愤读书，昼夜不息，潜心于训诂学的研究，花三十年时间，收集了三万条词语，加以编排，博举例证，加以解释，独力著成《辞通》，《辞通》收词类四万多条，三百余万字，与《辞源》《辞海》并称“三辞”。
朱起风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在浩如瀚海的古书中，从搜集资料到研究、抄录，往往是“一字之征，博及万卷”。他对一些沿讹已久的词，不厌其烦地考订、校正，对一些解释含糊的词，经过他的类比辨析，获得明确含义。有些词一时委决不下的，就把它写在小纸条上贴起来，以供时时考核、审订，把书斋内的墙上、窗户上都贴满了；甚至在火车上也没有停止过编写。就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着，终於完成了这部巨著。
到1924年，书稿全部完成。为谋求出版，他先去找犹太巨商哈同的总管姬觉弥和南浔富商、嘉业堂藏书楼主人二人。商淡的结果竟然都如出一辙，他们都可以付给朱起凤一笔巨款，条件都是必须用他们的名字出版。朱起凤毅然拒绝了他们这种欺世盗名的无理要求，把书稿带回。在这被搁浅的六七年间，他对全书各个条目又作了一次全面的修订和增删，内容更加丰富扎实了。
后来他的儿子吴文祺（从母姓）入商务印书馆，为父亲这部书的出版而多方奔走并著文呼吁宣传。其中历经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王云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以及历史通俗演义作者许啸天等人撮合洽谈，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达成出版。
该书因篇幅浩繁，古字太多，许多出版社都不愿出版。几经辗转，最后书稿为夏夏丏尊、章锡琛、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等开明诸同仁所赏识，竭力推荐。开明书店独具慧眼，用千字二元的稿酬，以六千元卖下书稿。1930年由夏丏尊、章锡琛主持的开明书店出版，定名为《辞通》。
《辞通》分编上下两卷，1934年上卷5000本在出版后1个月内就全部售完，这在当时是件盛况空前的事，震动了出版界。
1934年由开明书店推出的《辞通》，书前有胡适、钱玄同、刘大白、林语堂、夏丐尊等人及编撰者的序，胡适在序中把朱起凤先生编撰《辞通》一类编撰字典辞书的工作称做“为人的工作”。胡适先生在序中说：“朱先生此书中的一部分固然只可作‘类书’之用，但其中有一大部分确是王国维先生所期望的‘小学上未有之业’。只可惜王先生不能为他的同乡学者的这部大著作一种最权威的评判了！”
林语堂在为此书所作序中说：“盖此书在今日实为我国文字学之宝藏，多方利用，是所望于善学者。”
1982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辞通》，朱起凤先生的儿子、年逾八旬的吴文祺老人为此写了《重印前言》。吴文祺老人介绍道，草创于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告成于1930年、即民国十九年的这套《辞通》，是海宁朱起凤先生倾毕生精力，历时30多年，易稿十余次，向世人献出的一部很厚重的著作。吴文祺先生说，这套书，搜罗古籍中通假词和词组之多，远远超出明代方以智《通雅》和清代吴玉搢《别雅》等许多前人的著作，全书引征详密，每个词条末了大都有作者自己的按语，或出自作者自己创见，或采用清代朴学家说法，在异说纷纭中作出分析比较，折衷一是。而这，正是《辞通》和许多相应辞书不同的地方。
最初的书稿名叫《蠡测编》，即在古籍的书海中钩沉古双音词。后积同越来越多，便更名为《读书通》，又名《新读书通》，1934年开明书店出版时改名《辞通》，编为24卷。《辞通》收词类四万多条，三百余万字，与《辞源》《辞海》并称“三辞”。其最大的特点是每一组词语之后几乎都加有按语，以声韵为枢纽，指出文字异同之间的关系。何者为假借字，何者为声近义通字，何者为同声通用，何者为形误，何者为别体，有时还刊正旧注的误解。（程放鸣）
朱起凤青年时代博览群书，熟读经史，是一个有满腹文章的青年，闻名乡里，极得长辈们的宠爱和器重。他的外祖父吴浚宣是清末进士，清光绪21年(1895年)，朱起凤的外祖父吴浚宣任海宁安澜书院院长，朱起凤随往。外祖父因忙于其它事务，就叫朱起凤代替自己批阅课卷。一次，他用策论考学生，发现试卷中有人引用“首鼠两端”一词，不知可与“首施两端”相通，用朱笔在词上打了杠杠，改批为：“当作首鼠”。卷子发下后，众生大哗，讥笑说：“《后汉书》都没有读过，怎能批阅文章！”原来“首鼠”“首施”“首尾”三词是可以通假的。学生并未写错，其出处载《后汉书·西羌传》、《邓通传》和《乌桓鲜卑传赞》里面不但赫然写着“首施两端”。而且注明“首施即首鼠也”。当然，朱起凤也不是持之无故，《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汉书·灌夫传》、《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等都写为“首鼠两端”。
因弄不清“首施两端”和“首鼠两端”可以通用，误批了学生的作文，受到了人们的耻笑。朱起凤深感学业上的不足，从1896年开始，朱起凤便广泛阅读古籍，他觉得，对古书中众多的通假词和词组，前人尚没有整理出一部较全面系统的工具书出来，给人们的学习研究带来诸多不便。于是，他决心对古汉语中的通假词和词组作一番深入的搜集和研究。
光绪廿八年（1902）朱起风离院发愤读书，昼夜不息，潜心于训诂学的研究，花三十年时间，收集了三万条词语，加以编排，博举例证，加以解释，独力著成《辞通》，《辞通》收词类四万多条，三百余万字，与《辞源》《辞海》并称“三辞”。
朱起风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在浩如瀚海的古书中，从搜集资料到研究、抄录，往往是“一字之征，博及万卷”。他对一些沿讹已久的词，不厌其烦地考订、校正，对一些解释含糊的词，经过他的类比辨析，获得明确含义。有些词一时委决不下的，就把它写在小纸条上贴起来，以供时时考核、审订，把书斋内的墙上、窗户上都贴满了；甚至在火车上也没有停止过编写。就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着，终於完成了这部巨著。
到1924年，书稿全部完成。为谋求出版，他先去找犹太巨商哈同的总管姬觉弥和南浔富商、嘉业堂藏书楼主人二人。商淡的结果竟然都如出一辙，他们都可以付给朱起凤一笔巨款，条件都是必须用他们的名字出版。朱起凤毅然拒绝了他们这种欺世盗名的无理要求，把书稿带回。在这被搁浅的六七年间，他对全书各个条目又作了一次全面的修订和增删，内容更加丰富扎实了。
后来他的儿子吴文祺（从母姓）入商务印书馆，为父亲这部书的出版而多方奔走并著文呼吁宣传。其中历经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王云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以及历史通俗演义作者许啸天等人撮合洽谈，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达成出版。
该书因篇幅浩繁，古字太多，许多出版社都不愿出版。几经辗转，最后书稿为夏夏丏尊、章锡琛、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等开明诸同仁所赏识，竭力推荐。开明书店独具慧眼，用千字二元的稿酬，以六千元卖下书稿。1930年由夏丏尊、章锡琛主持的开明书店出版，定名为《辞通》。
《辞通》分编上下两卷，1934年上卷5000本在出版后1个月内就全部售完，这在当时是件盛况空前的事，震动了出版界。
1934年由开明书店推出的《辞通》，书前有胡适、钱玄同、刘大白、林语堂、夏丐尊等人及编撰者的序，胡适在序中把朱起凤先生编撰《辞通》一类编撰字典辞书的工作称做“为人的工作”。胡适先生在序中说：“朱先生此书中的一部分固然只可作‘类书’之用，但其中有一大部分确是王国维先生所期望的‘小学上未有之业’。只可惜王先生不能为他的同乡学者的这部大著作一种最权威的评判了！”
林语堂在为此书所作序中说：“盖此书在今日实为我国文字学之宝藏，多方利用，是所望于善学者。”
1982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辞通》，朱起凤先生的儿子、年逾八旬的吴文祺老人为此写了《重印前言》。吴文祺老人介绍道，草创于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告成于1930年、即民国十九年的这套《辞通》，是海宁朱起凤先生倾毕生精力，历时30多年，易稿十余次，向世人献出的一部很厚重的著作。吴文祺先生说，这套书，搜罗古籍中通假词和词组之多，远远超出明代方以智《通雅》和清代吴玉搢《别雅》等许多前人的著作，全书引征详密，每个词条末了大都有作者自己的按语，或出自作者自己创见，或采用清代朴学家说法，在异说纷纭中作出分析比较，折衷一是。而这，正是《辞通》和许多相应辞书不同的地方。
最初的书稿名叫《蠡测编》，即在古籍的书海中钩沉古双音词。后积同越来越多，便更名为《读书通》，又名《新读书通》，1934年开明书店出版时改名《辞通》，编为24卷。《辞通》收词类四万多条，三百余万字，与《辞源》《辞海》并称“三辞”。其最大的特点是每一组词语之后几乎都加有按语，以声韵为枢纽，指出文字异同之间的关系。何者为假借字，何者为声近义通字，何者为同声通用，何者为形误，何者为别体，有时还刊正旧注的误解。（程放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