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从“小四清”到“文革”

从“小四清”到“文革”
——一个华南乡村的“运动”考察
·单世联·
随着国外有关“中学”论著的不断引进，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除了像余英时、张灏这样的华裔学者外，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也有精微的观察和精到的研究，如《叫魂》的作者Philip  a.Kuhn,不但掌握了宏富的资料，且对中国心灵有极深入准确的洞察和体验，他们的成果，即使久居本土、一心问学的中国优秀学人也难以企及。感觉不足的是，或许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海外“中学”中的当代部分还引进得不多。
１９７５年，三位研究中国的学者，澳州的陈佩华（anita  chan)、安戈（jonathan  unger)和美国的赵文词（richard  madsen)在香港偶然遇到几个来自广州附近陈村的移民，从听到的一些轶事中，三位学者萌生了进一步了解陈村的愿望。此后几年，他们有意识地结识并采访了２６位移居香港的陈村移民，于１９８４年出版《毛邓体制下的陈村》一书；１９８９年，他们第一次前往陈村做实地考察，补写了１９８１年后的变迁，于１９９２年推出该书的增订本。１９９６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在“社会与思想丛书”中收入此书的中文本。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夺取政权、改造中国为目的，但真正颠覆乡土中国社会秩序的革命，还是发生在４９年以后，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到文革，农村的组织结构、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确实饱经“沧桑”，政治化潮流席卷农村大地。尽管从长时度、“大历史”的眼光来看，１９７９年以后的改革才真正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耕作行为，一种被统称为“现代化”的诸种要素侵入到中国农村，但毫无疑问，此前３０年以政治运动为方式进行的社会改造，却以其巨大的社会震荡和经济代价而在当时和今天都显得触目惊心，也令对这一切觉得新奇和震惊的外国学者兴味盎然。《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陈村的政治运动或政治运动中的陈村。
由于三位作者接触的主要是７０年代后移居香港的陈村居民，这些人了解的主要是６０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所以这本书所描述的陈村政治运动主要是从１９６４年的“小四清”到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革”。
１、运动的领导
４９年以后，中国大陆进入一个运动不已的时代。简单地说，运动是由最高当局借助专政体制由上而下地发动起来的社会改造工程，它是由人调控、掌握的客体。因此才有“发动运动”、“争取运动的领导权”、“掌握运动的大方向”、“把运动进行到底”、“巩固运动的成果”之类的常用词，表明在运动之上还有人。
这个“人”是谁？当然是各级领导运动的人。“领导运动的人”与“领导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像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却不是“文革”的领导人一样，从“小四清”到“文革”，历次运动的主要对象之一恰好是各级干部，所以陈村的支部书记陈庆发与大队长陈龙永并不一定就是陈村运动的领导人。
１９６４年的“小四清”的意在铲除各级干部中的腐败现象，陈村的运动由陈庆发组织领导，陈龙永受到批判；１９６５年的“大四清”，四清工作队接管陈村的运动领导权，他们组织群众揭发批判陈庆发的错误，重新选举陈村领导。
运动的目的是整领导，但“小四清”既然由陈村的党的最高领导陈庆发领导，那么被整的人至多只能是村里的二把手陈龙永，但陈庆发也是要整的对象之一，所以“大四清”的领导就是“上面”来的工作队，陈庆发从此下台。“小四清”和“大四清”的区别之一，就在它们“清”的对象有大小之别，前者由当地最高领导人领导，后者则由“上面”派人下来。由此上推，“上面”也难保正确，它也不可能永远充任运动领导。
于是，至少在形式上，在发动“文革”时，毛泽东绕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机构，一度以底层群众、红卫兵为运动的动力。陈村下放知青被鼓动起来造反，他们组成“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矛头指向现任大队干部和工作队；工作队也不甘被动，他们把亲官方的、家庭出身好的知青聚集起来，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之对抗，把村民的注意力从大队干部转向“黑五类”。在毛泽东宣布工作队镇压群众之后，陈村工作队撤离。但原有的一套组织系统瘫痪后，造反的知青又不可能接管陈村政权机构（既无上级任命，又无民意基础，更乏管理能力），陈村一度出现权力真空，无人领导运动。
在运动可能失控的情况下，１９６７年春，解放军进村组织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作为陈村的行政机构以稳定农村形势。“小组”成员是从陈村的贫农中选拔的，原领导陈庆发、陈龙永均不在其中，但“小组”缺乏组织生产的能力，工作上实际依靠陈龙永，陈本人也乐于充当顾问并借以东山再起。１９６９年，“文革”降温，上面再次派出工作组重建陈村权力结构，陈龙永和陈庆发分别为一、二把手。“前度刘郎又重来”，与“小四清”前相比，他们只是换了一下位置。
从６４到６９，运动整整折腾了五年时间，陈村的原领导人在不同的运动阶段都曾是运动的对象，但运动的领导权依然落在他们手中（陈龙永基本上没有中断对陈村的控制）。如果革命就是权力更迭，那么陈村其实没有发生革命；如果“文革”就是打倒当权派，那么陈村的当权派则是打而不倒。
这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无论是什么样的运动和革命，总得有人组织领导，否则运动就不能开展。无论怎样以彻底革命为动员，运动所能改变的只是领导人的姓名，而不可能是控制性的权力结构。陈庆发—工作队—解放军—陈龙永，谁来坐这个位置并不重要，关键是陈村这几千个人得有人管，陈村的五百多亩土地上得有人干活。运动领导人从陈庆发到陈龙永之间的转换，源自运动的内在逻辑。整小官（陈龙永、陈庆发）要由大官（陈庆发、工作队）来领导，而谁也不能保证“大官”不会出问题，在运动的总根源毛泽东看来，“大官”的问题更其严重，小官整完了就要整“大官”，毛泽东以下的“大官”都免不了挨整。运动的逻辑就必然把它的对象由小官步步上溯，直到二号人物刘少奇。事后不难看出，当陈龙永下台时，刘少奇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如果整小官要大官来领导，那么根据运动总要有人来领导的原则，整“大官”的领导就是小官，所以当“大官”或刘少奇要为一切错误负责时，陈龙永这类小官就被解脱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确有自下而上的一面。这是二陈在陈村打而不倒的外在背景，或许也是以反对官僚主义的为动员的运动，结果总是加强了官僚主义的结构性原因。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但二十多年的陈村衙门实际上没有出现新官，这又有陈村的特殊情况：“共产党来后，陈村贫农中凡是聪明能干的都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像陈庆发和陈龙永这样的，都已升任大队和小队干部。实际上由于大队和小队的干部职位不少，成年男性公民有整整三分之一都成了或大或小的干部。因此，当工作队特意要从真正贫农中找非干部的人选时，选择的余地就很有限了。”（Ｐ４７）二陈的阶级出身无可挑剔，意志坚强，演说能力很强。特别关键的是，两人都是干活的好手，“在我们村里，要是你干活的本领不过硬，你就别想领导别人，你说话就没有号召力。”（Ｐ２７）陈村数千人中就数他们能力强，除了下放知青和８０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几十年中没有人向他们挑战。二陈的欠缺主要是在文化上，陈庆发是文盲。只是在这一点上，下放知青比二陈具有优势，但知青们既无村民的支持，也缺乏领导村民的能力。造反的红卫兵曾到大队：“邓华侨先开口：‘我们夺权来了！’大队秘书说：‘你们想夺权，那就拿好了！’他取出大队的图章说：‘好吧，谁要？’可是谁都不敢接。这个来得太突然了。其实我们根本不懂得夺权是怎么夺法。大家忽然想到，如果接下了，明天一大早要是有人找上门，我们就得决定盖章与否。我们还得领导生产计划。但是，这些我们全都不懂，根本没有经验。”（Ｐ１１１）从１９５５年的合作化到改革以前，中国农村的组织结构基本一贯。集体化历时２５年，刚好是一个世代。这一代农民中少数“强人”与这一高度集中的体制是连体共生的，运动造就了他们，他们推动了运动。只要此一体制不变更，运动和革命虽可把他们打倒一时，却不可能抛弃他们。
２、具体化
运动的源头远在北京，运动中的陈村一直被束缚在一个由国家所编织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巨网中，它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但自上而来的运动要在陈村掀起波澜，就非得陈村人的搅动。这种搅动不只是消极地配合、应景，而是陈村既有矛盾的反映和激化。既然是陈村的运动实际上是由原来的领导人领导的，它也就是“运动”与“陈村”的互动。
事实上，从“小四清”到文革，陈村的运动几乎都以二陈之间的矛盾斗争为中轴。他们原有权力之争，加以两人都意志坚强、性格固执，潜在的冲突早已有之，运动使之公开化。陈庆发在“小四清”中以腐败之名整倒陈龙永，他自己却在“大四清”中因褊袒亲友和贪图享受而被批判，“文革”中更因霸道而下台；陈龙永却在此期间保住职位；“文革”混乱中，陈龙永自动离职，但仍掌实权；陈庆发不甘失败，阴谋复辟，受到陈龙永的严厉打击。１９７０年“落实政策”，陈庆发重进支部，二陈表面性地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下和解。１９７９年，陈龙永因“逃港风”引咎辞职，陈庆发复任支书；１９８３年，陈龙永借“清除精神污染”之机再度扳倒陈庆发。直到１９８６年陈庆发车祸丧生，绵延几十年的二陈之争才告结束。
如果没有运动，二陈之间也会有权力较量，但运动给他们的争斗提供了合法的借口，两人都学会了操纵运动，用官方话语来打倒对方。在第一个回合中，陈庆发就利用四清“教龙永老实安分，让他知道庆发的厉害。这样，龙永以后就会听话，再不敢向他挑战。”（Ｐ３４）但运动的连续性、经常性，又使每一次的斗争成果不可能长期保持。“小四清”结束后，陈庆发本来已官复原职，“他又回到党支书的宝座，也许就因此认为运动已经完全结束了，他又可以随意发火了。”（Ｐ８９）结果当然又给拉下来。此后陈龙永也如法炮制，借运动打击陈庆发。只要运动不断，任何人的现有位置都不可能稳定，这倒形成了一种非民主的平衡机制，此起彼伏、不断消长。
毫无疑问，“上面”不是因为二陈之争才发动运动的，相反，运动的目标都很大，都是事关党国前途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要把此一“宏大叙事”落实在陈村这一特定场景中，需要一种转换。转换就是运动的“具体化”，也即“地方化”，它的前提，是运动本身有极大的兼容性和可解释性。比如１９６８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中央规定要清理六种人：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文革中的坏头头和黑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刑事犯、没有改造好的四类分子。除刑事犯外，其他五类都不确定，“传达到小老百姓谁也弄不明确，到底谁是人民的敌人，到底谁该被清出‘阶级队伍’，这就给有意报私仇的人留下了很大的空子。”（Ｐ１３２）此前陈庆发曾试图翻“大四清”的案，陈龙永就抓住这一点，再翻出出他的历史（虽然从小赤贫，但其祖父和父亲毕竟曾是地主），把他打成自觉的反革命而加以整肃。
完成运动“具体化”的转换需要政治敏感和分析联想。如果运动给陈村人带了什么积极后果的话，那就是这种特殊的“政治素质”的提高。
首先要选择斗争对象。运动要找靶子，地富反坏右这些红色中国的“贱民”当然每次都免不了，但这些已经被打倒并被踏上一只脚的人，从来不是运动的发动者与参与者的主要目标，正像陈村的共青团书记说的：“每回斗争总得揪人。哪怕材料不足，也得拉出一个人。真也好，假也好，都得挖出材料。”（Ｐ１９１）
１９６９年，陈村要把十个小队合并为五个小队，七、八小队要合并为新四小队后矛盾很多，原来两个队长如何安排也很麻烦。陈龙永巧妙地让原八队的党员队长“老不休”当政治队长，让管理生产上稍胜一筹的七队长露笋当生产队长。由于意识形态挂帅，政治队长似乎高一等；但由于小队的任务主要是生产，生产队长的实权又似乎大一些，两人之间当然就摩察不断。给这事添枝加叶的是，“老不休”的儿子爱上的一个姑娘转而要嫁给露笋的小舅子黑仔。不久发现队里的大米少了两袋，有人揭发说他们曾撞见黑仔扛着一袋米往那个姑娘家走。在还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时，一个新任本队毛泽东思想辅导员的下放知青吴某跳出来，他觉得维护社会主义道德和集体利益是辅导员的责任，就以黑仔的姐姐（露笋的老婆）总是偷东西为由说大米一定是黑仔偷了。“老不休”一派的人当然附和这一指控，双方的冲突公开化，全队的干部和群众分成两派，生产积极性受挫，一季下来粮食减产，收入下降，并威胁着即将到来的１９７１年的春耕。
此时刚好展开一场叫“一打三反”的运动。陈龙永既要给运动找出靶子，又要“杀鸡儆猴”解决新四小队的纠纷。本来出身不好的农民是现成的靶子，但这些人给运动搞怕了，这一次都小心谨慎，没有卷入“老不休”和露笋的冲突。陈龙永选择了无意中卷入派系之争的吴某：“从几个方面看，吴的确是上乘人选。首先，他深深卷入了这场争端，却又不像露笋或‘老不休’那样的干部，受人尊敬、举足轻重。他又是外来之人，在当地并无亲戚这层保护网。他也不是无产阶级出身，毋须顾忌。此外，他在文革中曾跑广州厮混，言行不检。总之，他小辫子太多。（Ｐ１９２）”最令人惊讶的是：“龙永代表大队决定，上吊的绳子还需吴某自己提供。龙永据说曾告诫同僚：‘让他继续胡闹一阵子，越凶就越好办。’同时，大队官员悄悄地搜集吴某的新材料，网罗各种人证。”（Ｐ１９２）在“引蛇出洞”上，陈龙永这个农民不比毛泽东差。“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几个治保人员带领一支武装民兵，趁天色犹明的傍晚在家中逮捕了吴某。”（Ｐ１９２）罪名早就准备好了：制造纠纷，破坏陈村的革命和生产。吴某被关进了“牛棚”等待上级的裁决，露笋和“老不休”给吓住了，停止了彼此之间争吵。“一打三反”运动在陈村划上句号。
选择了对象之后就要对他进行批判。像“四清”、“文革”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几乎是整倒一大片干部，但实际上，多数基层干部固然经常利用职权搞特殊，人品也不好，但要说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政治路线问题，却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推理逻辑。“小四清”时陈庆发要整陈龙永，起因是大跃进结束时后者得到前者的同意“买”了大队的一些木料，运动开始后陈龙永不得不在群众大会上坦白交代，按常规，招认之后补上木料的钱就算了，但现在是运动期间，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陈庆发说：“大队长承认他滥用职权，这没说错，但这一行为的错误性质要比滥用职权还更严重。我这么说，大家同意不同意。群众齐声高喊‘同意！’其实群众哪有选择余地，哪敢说不同意。”（Ｐ３６）事情就这么大，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就搞不成运动，所以要对事情的性质进行分析，“事情”是具体的（拿木料），性质是抽象的（“大搞腐败的典型”）。分析的任务是把具体的事情与抽象的性质挂上钩，其方法是借助联想和放大把一件小事无限上纲，使之与运动的对象相符。陈庆发接受一个香港人的金项链一事，就可判断他背叛了无产阶级立场；邓华侨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批判者就认定：“就算他没有亲手杀人，但他说过的那番话却可能造成几千人的人头落地！我们当中已经有人受其毒害，企图复辟资本主义。”（Ｐ１６４）运动的积极分子都有这个特长，比如陈村的运动红人程红颜，就“比谁都热衷于把琐碎事故说成重大思想问题”（Ｐ１００）
批判还有方式方法问题。黑格尔说学习游泳就要到水里去，村民和知青都在运动中学会了如何做运动员。“文革”中陈龙永组织斗争陈庆发，“但在各种斗争会上他都有意躲在幕后。由于四年前小四清时庆发亏待过他。龙永知道，如果由他出头整治庆发，就不免招来公报私仇的嫌疑。”（Ｐ１４８）所以他让一个被称为“秃子”的治保会主任直接出面。秃子是一个除了“办事不公”外没有给村民留下其他印象的人，但这一次，他却要让村民对他的整人术刮目相看了：陈庆发不识字，“治保会得以趁空使用严重的字眼把他的案子呈报上级党委。治保会的定案报告不仅包括旁人的揭发，还有据说是他本人承认的供词。整个文件充满夸大不实之词和添油加醋的供词。这个报告倒是大声地读给他听了，可是读得速度很快，他没来得及弄明白所有文字的含义，便按上手印同意了。”（Ｐ１４９）普通的农民都给运动锻炼成精了。
无论“上面”发动什么运动，一旦进入陈村，就和陈村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运动有间歇，而且每次运动都有新的说法和新的目标，但由于在陈村从事运动的总是这么些人，因此运动在陈村就有高度的连续性和自我再生产的机能。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报复性的连续。四清时工作队培养的一个被叫做“矮冬瓜”的年轻人曾积极批斗陈龙永，“文革”中矮冬瓜和一个女人私通，陈龙永就召集群众大会来批斗，把这件本属私生活的问题提升为运动主题。二是无休无止的运动在村民中造成了恐怖，“任何漫不经心的言行失误，都可能授人以柄，让人拉到台上，面对虎视耽耽的群众。这种恐怖之感加深了村民彼此间的疑忌，转而揭发出更多的罪恶分子，举行更多的批斗会，出现更多的暴力和武断现象，结果使人人的自危之感进而加深一层。整个情势便如此恶性地循环下去。”（Ｐ１５４）每次运动都为下一次运动准备了题材和潜力。
既然如此，也就不能说二陈是假公济私了。如果没有他们，陈村的运动就至少丧失了部分动力，没有多大搞头了。他们利用了运动，运动也借助了他们，少了任何一方，运动都不可能“轰轰烈烈”，任何农村运动都是运动的普遍目的与各地具体实践和结合。
３、三种人
“运动”不断，天怨人怒，但它之所以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频仍发生，肯定是有人需要它。在陈村，需要运动的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寻找机会整倒对手的干部，以二陈为代表。
第二种人是对干部有私愤的人。比如“四清”时，向干部猛烈开火的人包括：“过去有病或有困难找某干部帮忙，结果不能完全如愿的人；有要求建房，但因地点不对，得不到干部批准的人；另外，有的人是因为嫉妒干部偏爱其他农民而非自己；甚至还有计较三代之前仇恨的人。这些理由全部出于自私的个人动机，根本不是毛主席所说的‘阶级斗争’”。（Ｐ５４）他们需要运动提供一个合法的出气孔。
第三种人是不满现状或有挫折感的下放知青。１９６４年有５０个广州知青下放到陈村，他们既有满怀革命理念又充满自我实现的抱负，是陈村真正具有政治意识的人物。但逼窄的陈村并不是他们的广阔天地：他们在生产上不能与农民相比；他们的文化知识不可能在日常状态下展露；他们人生抱负、社会理想不可能在陈村实现，不但获得提升的只是少数几个，能够入团也不多，“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只有五六个青年可以说是混出了头。”（Ｐ９９）这就给那些出身不太好、却极想出人头地的知青们造成前途不明之感。“他们认为自己干活不少，却没有得到大队和四清工作队应有的赏识。　这一帮积极分子也想进取，往高处爬，并不想一辈子当普通农民。他们大多属于中间阶级出身，是白领阶级或其他专业者的后代。在这以前他们并不曾感受过歧视的滋味。他们厌恶‘阶级路线’，在官方加强阶级路线教育的时候，他们还不觉得太受威胁，但到了１９６６年他们私下里就开始埋怨不已了。”（Ｐ１０１）把“文革”之火带进陈村的知青小李后来说：“那时我觉得哪怕我们比那些出身好的人更积极、更聪明，也不可能得到发挥才能的机会，就因为我们出身不好，我最不满的就是，自己的前途让阶级标签卡死了，看着自己每天一大早扛个锄头下田锄地，我禁不住要想：难道这一辈子就这么下去？放眼四周，多么落后的地方啊！”（Ｐ１０１）造反派的首领邓华侨原是毛泽东思想辅导员，工作队因其性格固执而不让他干这份表明政治上受信用的差事，也不让他沾手其他好差事；因为他有技工才能，就让他去装配村里的碾米机，为此又和同样固执的陈龙永争执不已。由此他明白“无论在陈村现有的政权下，还是在陈龙永手下当技术员，都没有前途，他早就有反叛情绪。”（Ｐ１０６）不管是“四清”中的毛泽东思想辅导员还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知青们都想象通过运动来改变自己的处境，通过改变现存的体制和习惯实现某种较为纯洁的、也是毛泽东思想教给他们的理想；他们与陈村村民没有血缘和宗族的联系，不会像干部们那样公报私仇或群众那样发泄私愤。严格地说，只有他们才是陈村运动的积极分子。
三种人都需要运动，但运动不会同时满足三种人的需要。
第一种人最幸运，他们能够通过运动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二陈的此起彼伏证明了这一点。相对而言，陈庆发倒霉的时间长一点，但他无需担心，只要运动不停止，原则上他总有翻身的机会。这些本是运动对象的人恰恰是运动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种人也算有所满足，不管运动的结局怎么样，至少他们可以在运动中发泄一下不满。他们最大的担心只是：“如果要在运动整某个干部，你就得把他彻底整垮，搞得他永不翻身。不然的话，以后的麻烦就没完没了了。”（Ｐ５４）尽管干部被彻底整垮的可能性不大，运动过后还是要用他，但群众也无需害怕，反正运动还会再来。
第三种人最为失望，他们真诚地参加运动，运动却背叛了他们。支持他们积极参加运动的是理想主义、政治理念，但这却与农民务实的经济关怀明显矛盾。“文革”前夕，一些知青担任毛泽东思想辅导员，负有教育村民的责任，但村民们都不喜欢这帮自以为是、自充老大的娃娃们，一个辅导员后来回忆：“他们所以反对我们，正是因为我们谴责修正主义，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做斗争。可是他们却说，我们辅导员都是‘口头革命派’”。（Ｐ７６）阿鸥是大队广播员，她“对这一工作十分专注，她坚信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头等大事就是思想意识的转变，而广播工作则是推动这一转变的有效工具。”（Ｐ７８）于是她仔细搜集材料，不断在广播中表扬、批评，农民稍一偷懒就可能上广播，搞得村民对她敬而远之。小队干部也有意见，因为他们要保护的是本队利益，而阿鸥只对大队负责。“四清”工作队撤离后，积极分子王胖墩所在的生产队有几个干部的老婆与队长的老婆不和，丈夫们就想把队长撵下台，公开的理由是队长搞裙带关系。王胖墩是小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当其他干部提出队长的‘裙带风’问题时，他自然表示了严正义愤的态度。胖墩是个充满政治热情的城市小青年，在他看来，干部保持清廉是个大事。可惜胖墩认为政治最为紧要的想法却和农民认为生产才是至要的想法并不一致。”（Ｐ１１３）这个队长恰好是村中数一数二的干活好手，结果胖墩的政治地位遽然下降。对于这些热情高涨的青年，“干部们不喜欢，因为在文革的头一年，全挨过他们的声讨。农民们也不谅解他们的桀骜不驯的举动。”（Ｐ１３５）
不受欢迎倒也罢了，还要挨整。“清理阶级队伍”时，王胖墩和邓华侨等运动积极分子因不服大队领导，尤其不买陈龙永的帐，被扣上“打砸抢”的罪名，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后被关进“牛棚”，差一点被判刑。运动结束时，王胖墩感到“我的雄心壮志全破灭了。”（Ｐ１７０）当运动把一次次的青春历险变成一次次令人灰心的经历，从而不再能聚集社会能量时，运动就不再有人需要了。
４、两头“放”
运动是共产党政治艺术的结晶，也是它解决社会、政治冲突的万应良方。领导运动的关键是既要展得开，又要收得住。一般来说，展得开的要领是发动群众；收得住的决窍是控制群众，“群众运动”的本意是群众被运动起来以达到领导的目的。当上面宣传群众是真正英雄、群众眼睛雪亮之时，它是要打破一潭死水的沉闷、揭开运动的盖子；当组织上强调要反对无政府主义、要加强一元化领导时，它是意在结束运动、收拾乱糟糟的局面。运动始终是领导幕后导演、群众登台表演，始终是领导“运”而群众“动”。
要整的对象主要是干部，要让长期受干部控制并欺侮的群众起来掀起运动高潮，需要更高一级的干部来“运”（动员），培养积极分子、承诺群众不受干部的报复等等都是必要的，而最重要的是鼓励、支持群众放言高论，对群众的任何言论都不加限制。一个四清干部这样说：“我们应该放手让群众来揭发。就算这里头夹带了个人私怨，也没有关系。横竖让他们说　如果工作队捆住了群众的手脚，弄得像小脚女人一样，群众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假如要求群众开口之前先拿证据，运动就根本搞不起来。我们当然也都明白这一点　所以在干部受到冲击的阶段，我们最主要的是观察他们自身的表现。到了运动最后‘落实政策’的阶段，定案时就只依据有真凭实据的指控已矣。”（Ｐ５９）
不需要证据，不需要客观理性的论证，揭发，大胆地揭发；批判，无限上纲的批判。响彻行云的口号，森林般耸立的手臂，义愤填膺的控诉声讨，无论是骇人听闻的政治罪行，还是卑微琐碎的生活作风；也无论真实的官僚腐败还是乘机释放的私人积怨，只要能把平时耀武扬威的干部们斗得抬不起不来就成。陈村运动的积极分子阿鸥概括为“不管对不对，只管凶不凶”；（Ｐ５３）“越极端越好”。（Ｐ１３３）确实，如果没有这些，气氛热烈的批斗会怎么能开成？群众又怎么发动起来？运动的必要性由此显出，运动的声势由此形成。知青小赵深有体会地说：“一点不假，干部真是牵着群众的鼻子走。”（Ｐ１３８）群众本没有“鼻子”，但他们有气要出，放手让他们释放对干部的不满，就是给他们一个鼻子。当他们群情激昂地揭发批斗时，他们的鼻子就牵在运动领导的手中。
在“群众揭发”面前，顶不住疲劳轰炸的的干部最后只能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一切供认不讳，也许真能从中暴露出几个坏人，但更多的人，特别是久经运动锻炼的人明白，群众批斗只是运动的一个阶段，干部终究是干部，运动过后群众还得他们管。所以揭发批判后，下一步就要“缩小打击面”，给被批判者“落实政策”，改善他们的形象和声望。最后的处理并不依据群众的揭发。“大四清”时，陈村群众指控大队会计挪用了二千元公款，当时就按这个规格来批判他。“落实政策”时一查，认定他只拿了一百元，于是从宽发落。此前轰轰烈烈的揭发批判，对于群众而言是不说白不说，对干部而言是说了也白说，每次运动运动必然伴之以“热月”反动。
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政治问题”大多是不真实的，当然更容易下结论。小赵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关压了两个多月，多次坦白都因领导不发话而过不了“群众”的关。运动要结束了：“他们又叫我出来交代。实际上我这回说的和以前完全一样。龙永却站出来对群众说：‘这回他的交代比以前强多了！你们看他是不是老实了？’农民察看龙永的脸色，揣摩龙永的口气，马上明白了他的意图，因此齐声喊道：‘老实了！’龙永接着问：‘我们该不放他？’大家都说：‘该，该，放了他吧！’这样，我就被释放了。”（Ｐ１５６）问题不在于小赵自身，反正就是那么多事、那么多话，认识就那么高，交代是否能过关取决于运动进程：只要运动还不想结束，小赵的交代就要继续。
但运动到了哪个阶段，群众并不知道，他们永远看着陈龙永的脸色说话。已被“运动”起来的群众之接受操纵，是因为他们的牢骚、怨气已经得到发泄，他们已经在大会上充当了一回主人。一报还一报，运动满足了群众，群众就得配合运动。事实上，习惯于运动游戏的群众本来就没把自己揭发批判当真，运动不需要事实，重要的是气已经出了。领导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群众把被批斗者“放”了，双方满足了，运动完满结束。掌握运动的技巧可以概括为“两头放”。
５、自我消解
尽管绝大多数运动的对象在运动结束时都被“解放”了，但运动并不是无事找事。代价极大的运动不是没有收获，毛泽东把它概括为教育干部，锻炼群众。
运动总要整人，“运动来了”无异于“狼来了”。运动时期的干部确实老实得多，诚实得多；即使运动过后，不期而来的下一次运动以及随时高悬大他们头上的揭发、批斗和处理，也真的令他们有所顾忌。但这不是出于什么政治信念和公益之心，而是出于谨慎之心，是政治上的取巧。所以屡经运动的干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狡猾，他们学会了如何借用冠冕堂皇的口号来掩饰自私的动机。“陈龙永知道，如果他和别家吃喝了，一旦再来运动，就会有人指控他：‘某某人的儿子在公社工厂里找一份工，因为他家跟龙永有交情。’如果龙永跟别人（哪怕是贫下中农）有私下来往，如果他不保持冷漠，不和别人拉开距离，就会有人怀疑他的无私和正直。”（Ｐ９１）二是消极：“忍屈受辱的牛棚生活使得庆发温和得多了，他再也没有爬回掌舵人位置的强烈野心。人到中年，他对于能在权力的神龛中占一小角位置，担负点普通责任，似乎已心满意足。十年前，庆发是‘厉害如虎’，如今则‘温顺如羊’。　他变得机巧伶俐，善于迎合村民感情，他跟年轻人说笑，甚至还说‘落后话’。”（Ｐ２３５）无论是陈龙永还是陈庆发，都没有按照运动指定的方向变化，但都学会了与运动和谐共处。照此下去，只要运动还得整干部，它就一定达不到目的。
群众在运动中获得了公开批评干部的权利和机会，也因此形成了干部并不可怕的观念。“大四清”后，陈庆发以为没事了，就欺侮了一个向懦弱的农民，“四清运动也许没能让庆发学到教训，却教会了这个农民新的胆量。他再也不甘受人欺压欺凌”。（Ｐ８８）就向工作队告发，庆发因此下台。但这起“民告官”的事件只是由于工作队的介入才获得群众预期的效果。严格地讲，运动式的锻炼只是群众在上级的保护下不负责任地报复干部，它所提供给群众的只是周期性地释放已经积聚起来的怨气，却不可能培养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由于群众的不满和怨气已经得到释放，就再也不会欲望对权力进行合法的监督。而且由于运动过后干部照样是干部，因此群众的揭发事实上不可能矫正干部的行为，群众自身反而会因为一次又一次没有意义的重复而感到厌倦。
运动也有积极功能。没有限制的揭发和无所顾忌的批斗形成恐怖气氛，造成每个人的心理紧张，使一些坏人坏事得以暴露。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陈村的赤脚医生因为支持此时已被打倒的陈庆发，陈龙永想整他一下，就组织人去查他的医疗帐目，结果什么毛病都没有发现。“但在后来的审讯中，由于恐怖的气氛，虽然上头说的还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老一套，可是这个年轻的赤脚医生却完全慌乱了，他自己招出一年前奸污了一个十二岁的女性病人的事。”（Ｐ１５４）但说到底，这个医生既不是运动的对象也不是“阶级敌人”，而是自我坦白的刑事犯，完全可以靠法律而不靠运动来惩处。这一成果只能算是运动的附产品。
那么运动的真正产品是什么呢？是自我消解，是走向自己的反面。陈村就这么多人，农村就这么多事，开始时还可以折腾一些问题出来，把干部之间的私怨、村民中的纠纷，甚至男女私通都上升为政治。但运动不断，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到底有限，不可能次次花样新翻；况且无论怎样突出政治，陈村的干部群众也不能以运动为生，所以他们参与运动的方式只能是单调地重复：这次你整我，下一次我整你，连程序、罪名都差不多，严肃的运动终于成了滑稽戏、讽刺剧。加上不得人心的政策、经济停滞、人际关系紧张等等，都使陈村人明白：“运动本身成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明，道出了‘空头政治’的无聊僵木。”（Ｐ２３２）７０年代，当下放知青感到幻灭时，本地出身的知识青年成长起来了，他们取代了下放知青曾经占据的位置，但他们不愿意得罪本乡本土的长辈，陈村已很难找到运动的积极分子了。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时，村民们开始对运动的冷嘲热讽：“我们的生产搞不好，就是因为林彪嘛！他不叫我们种瓜种菜，就是想饿死我们嘛！”（Ｐ２３１）“每回北京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场新运动，他们便不满地哼哼起来。”（Ｐ２３０）
只是，陈村人对运动的反感并不是理性的觉醒、人性的觉醒。由于运动总是以理想和信念为号召，对运动的失望就伴随着理想的幻灭和信念的动摇，从此犬儒之风盛行。以阿鸥为例，她四清时是毛泽东思想员，文革前担任大队广播员和团支部委员，文革期间一度是大队的领导人之一，曾以狂热的“疲劲”和出色的审讯术狠整她认为是“反革命”的知青王胖墩和邓华侨，不但自视甚高，也被公认为运动的积极分子。但１９６９年，她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没有进入村委会；１９６９年因同样原因而没有入党；此后她连现有的职位也保不住了，因为本地农家子弟也有了教育，一些低级干部的位置就不劳下放知青代劳了，“讽刺的是，这些年来一些知青特意不辞劳苦，教会当地积极分子如何演说和清帐之类的本事。阿鸥后来带着辛酸的口吻抱怨道：‘我们这可是作茧自缚，自毁前程哪！’”（Ｐ２０７）随着“文革”的真面目逐步暴露，阿鸥的脑子里也充满问号。１９７１年，上级决定把邻近香港的大部分知青转移到海南岛，有特殊情况的，如已婚的、独生子女、有特殊技能的、村里需要的等除外，“对于这种安排，阿鸥就是冒火的一个。难道说有专长的赏识，有家庭影响的可得报偿，但是一个贡献了十年政治生命的人就没有要么？‘就算养一条狗，十年哪！’”（Ｐ２１３）为此受到领导的威胁和批评。１９７４年夏天，她终于偷渡到过去她斥之为“颓废的城市”香港。阿鸥不是随大流的人，“农村生活对我来说，本来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可是现在我想，农民和干部全在为自己打算。我何必再留在农村牺牲自己。要是这里的人真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我还是愿意留下的，就算物质生活苦一些，自己成不了家，也没关系。但是我想，去他妈的吧！我还是去香港喝牛奶吃面包算了。”（Ｐ２１６）
运动消耗了阿鸥的青春，也消蚀了运动许诺给这代人的理想和信念，从而运动留下的遗产，就是这种凡事怀疑和不信任的犬儒主义，这在经济最困难的６０年代初都未曾发生。于是，“有个儿子年方二十的父亲和我们聊起来。他回顾住昔，感叹当年可为年轻人安排活动、增进同伴情谊的的那种社会结构已经消失。此人属于七十年代最早跑往香港的一批，他反感令人窒息的集体主义，自不待言，但十五年之后，他反而眷恋起当年的集体生活。”（Ｐ２６９）也许他没有意识到，正是那个“理想主义”时代，掏空了一切理想的人性基础和社会条件。
“运动”是直到１９７９年为止的中国社会的基本节奏，当它的音响逐渐微弱下去之时，知识界对它的兴趣得已慢慢上升，但除了缕述基本文献和大略过程，除了往事追怀和轶事拾零外，我们还鲜有微观的、实证的“运动学”成果。陈佩华等作者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华南农村的运动过程，也在于它提示我们注意运动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实际展开过程及其后果，注意运动如何把浓烈的政治意识嫁接、殖民到日常关系之中而改造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毕竟，无数次的运动在我们中间发生，运动的后遗症迄今仍伴随着我们，为了运动不再，我们特别需要在学术思想上清理运动。当然，这需要“运动式”气候的消散。
增刊　第四○五期（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