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的人生浮沉---从红军将领到文革干将

　　谢富治是一个特殊人物。他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有红色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又历任地方和中央高官，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此人思想极“左”，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他虽然早在１９７２年病死，但仍未能逃脱历史的审判。

　　曾为红军将领

　　谢富治于１９０９年８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他家世代务农，生活贫寒。小时候，他放过牛，种过地，喂过猪，也时断时续地读过私塾。青年时，谢富治头脑活络，也很勤奋，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了一些同龄青年。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占武昌，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勃兴。谢富治同一帮青年也跟随农民打起了土豪、分起了田地。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农民运动遭到镇压，大批农民运动骨干被砍头，谢富治受到的惊吓着实不小，回到了老家。和同龄又同乡的李先念相比，谢富治则远没有那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当时，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农民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谢富治回老家躲避时，李先念却毅然跟共产党走，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李先念与谢富治的不同，在黄麻起义中更显现出来了。１９２７年１１月，黄安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起义。李先念是这次起义中农民武装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李先念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谢富治虽然也参加了起义，但他并没有在起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查阅当年资料发现，这次起义中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都加入了共产党。可见，当时谢富治的表现并不是很积极。

　　当然，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也震撼了青年谢富治的心灵，促使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１９３０年，鄂豫边的红军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根据地也不断扩展，谢富治所在的农民武装也被编入了工农红军。

　　参加红军后，谢富治作战还是很勇敢的，打仗也有办法，很快就升任红军的连指导员。此后，他从基层干起，一步步晋升，先后当过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

　　３０岁还不到，就成为红军高级将领，谢富治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他带部队有一套办法，打仗也肯动脑筋，在开辟和巩固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取得了一定的战绩。可以说，青年谢富治在人生道路上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受到了张国焘的信任

　　上世纪３０年代初，在张国焘主持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鄂豫皖苏区曾经实行了一套过“左”的政策，仅仅在对内部人员审查的过程中，就有许多红军将领和干部被迫害，连许继慎这样能征惯战的著名红军将领也惨遭杀害。

　　这一时期，谢富治是紧跟张国焘的。在“肃反”过程中，他常无端怀疑别人，整黑材料，审讯干部，惟张国焘之命是从，受到了张国焘的信任。因此，鄂豫皖苏区许多干部被排挤、打击、降职，甚至杀害，但谢富治的职务却上升了，当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掌控人事大权。

　　当然，应该提到的是，谢富治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是做出过贡献的。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建立以来的许多重要战役，在红四方面军反“围剿”的战斗中，他打过不少防守战和进攻战，成团成营地歼击过国民党军队；在随部队西进川陕开辟川陕苏区的过程中打了不少胜仗，连四川军阀武装都怕他三分；在川陕苏区反“围剿”作战中，他所率部队也打了不少漂亮仗。在战斗中，谢富治常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在部队遭受挫折时也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应该说，谢富治也是个立有战功的人。

　　与两个姓陈的合作过

　　谢富治参加过长征。不过，他是跟随张国焘走的长征路。跟随张国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在现实面前，他认识到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不对头，因此，他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清算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但对他手下的干部还是团结和爱护的，谢富治也受到中央的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进行了整编，谢富治被任命为八路军三八五旅政委。那时八路军的旅，是由原来红军的一些军、师合并而成的，是八路军下辖的三个师以下的最高建制，经过后来的发展，其规模和战斗力都大大超过了旅一级，实际上有军一级的战斗力，能够独立作战并独挡一面。王震、陈赓等原来红军的军长，都改任旅长。谢富治能当上旅一级的政委，说明他还是很受中央重视的。

　　当时，三八五旅的旅长是陈赓。应该说，谢富治与陈赓的合作是好的。陈赓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有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谢富治虽然没有进过军校，但打仗很有一套，实战经验十分丰富。因此，许多重要战役都是二人共同商定后组织实施的。后来，谢富治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仍然与司令员陈赓合作。

　　谢富治与陈赓一起，创造了许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办法，总结了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好经验，推广了武工队、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组织和作战形式，很快就在华北开辟了多块抗日根据地。后来，这些根据地扩大、联合，成为大片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在打击日寇、壮大自己的重要基地。抗战八年，谢富治在太岳地区活动了八年，也可以说，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发展壮大我军，做出过贡献。

　　１９４５年９月，谢富治任晋冀鲁豫太岳纵队政治委员。重庆谈判期间，作为和国民党军队直接对峙的太岳纵队领导人，陈赓、谢富治正确地领会中央意图，在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发起了上党战役，配合了重庆谈判。重庆谈判后不久，谢富治便改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政委。１９４７年８月，中共中央军委在这个纵队基础上组建兵团。这就是名盛一时的“陈谢兵团”。陈谢兵团组建不久，就奉中央之命，挺进豫西，牵制并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中原。１９４８年５月，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战将。当年，陈赓、谢富治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在二野整编中，谢富治任二野三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司令员是陈锡联。这是谢富治与第二个姓陈的合作。平心而论，谢富治与陈锡联合作得也是好的。他和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在渡江战役中，三兵团打得很好，渡过长江后向西南开进也很迅速。不久，他又与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西南战役，解放了西南地区主要省份，然后又率部进军云南。云南解放后，第三兵团就驻扎在云南。

　　二陈，建国后一为大将，一为上将，和他们的良好合作，是谢富治在战争年代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原因之一，而正是这些成绩奠定了他在以后受到重用的基础。

　　居官云南

　　建国后，谢富治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是云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

　　谢富治在治理云南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组织了云南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领导了云南的土地改革，指挥部队剿灭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为恢复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做了不少工作。

　　更值一提的是，谢富治在云南抓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云南在历史上就以种植、贩卖鸦片闻名，黑恶势力也很大。谢富治主政云南后，在禁毒和打击贩卖鸦片方面出了重拳。他组织起了人民武装力量，调动社会力量，组成了打击贩卖毒品的专门机构，做了大量禁毒的宣传工作。然后，发布通令，严禁吸食和贩卖鸦片，一经发现，严厉制裁。政府公布禁烟令后，吸食和贩卖鸦片者转入地下，谢富治便组织军政人员，化装成老百姓，对吸毒贩毒的场所进行明查暗访，掌握了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规律，然后统一行动，用武力端掉了吸毒贩毒的窝点，镇压了黑恶势力的头子，使云南长期存在的吸毒贩毒现象基本绝迹，安定了社会，也大得人心。

　　由于有战功，治理云南有成绩，谢富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重视。１９５５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１９５６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５９年，又奉调中央工作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１９６２年改为公安部队——笔者注）司令员兼政委。１９６５年，谢富治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长。

　　“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有“左”倾错误历史的谢富治立即成了“文革”的积极拥护者。

　　在“文革”中，谢富治是积极支持造反派的，当时人们私下流传这样一句话：“真新鲜，公安部长带头造公安部的反。”正因为如此，公安部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而谢富治却没有被打倒，许多干部受到冲击，而谢富治却没有受到冲击。

　　谢富治积极拥护“文革”，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因此，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时，中央书记处的几个书记已经倒了，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而且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权力略高于中央书记处。但是，按毛泽东的构想，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临时领导机构，“文革”结束后是要撤销的，届时还要由中央书记处来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因此，他让谢富治进中央书记处，用意是深远的。后来，谢富治又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可以说，他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信任。

　　因此，他在“文革”初期，对“文革”是真心实意拥护的。实际上，他已经脱离了老干部的队伍，完全站在造反派一边了。由此可见，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公安六条”的制造者

　　谢富治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贡献”，是炮制了“公安六条”。

　　“文革”初期，造反派组织、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他们的行动也越出了轨道，抄家、揪斗、打砸抢，劣迹斑斑。一些犯罪分子则趁机打着“造反”的旗号，冲击机关、学校、工厂，破坏交通，甚至冲击监狱。在极度混乱中，许多对“文革”不满的干部群众给中央提出不同看法，有的还贴出了反对“文革”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可是，这些，在积极拥护“文革”的谢富治看来，是“反动”的，他把支持“文革”、支持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放在第一位，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因此，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行动不论多么过火，他都认为是革命行动，都要支持，而对于反对“文革”的人，他就当作阶级敌人来对待。他认为，公安部门的工作中心，就是支持“文革”。基于这一想法，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他与一些人合谋，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地“研究”、写作，制定了一个“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的主要内容是：（１）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２）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３）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４）地、富、反、坏、右等类人员，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５）不得利用大民主或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６）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上述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公安六条”炮制出来后，谢富治将其报送了毛泽东、林彪，并得到批准。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笔者注），要求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公安六条”的贯彻执行，使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的“造反”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对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打砸抢的行为，已经没有人敢制止了。另一方面，也镇压了一大批反对“文革”的人。革命烈士张志新，就是在“公安六条”下达之后，以“反革命罪”被抓起来的。全国各地因为向中央写信，不赞成“文革”的人，被抓起来，被整死的，不计其数。

　　在“七二Ｏ事件”中

　　在“文革”初期全国动荡之时，人民解放军是稳定全国局势的关键力量。然而，林彪、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却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试图把军队搞乱。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０日，在江青的授意下，关锋等人在《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江青、林彪先后看了这个《宣传要点》后，批示：“完全同意。”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就在全国刮了起来。

　　由“揪军内一小撮”而引起的矛盾，集中在武汉反映出来。

　　原来，武汉的造反组织分成两大派。武汉军区支持其中的一派——“百万雄狮”，另一派便把矛头指向了军队。他们接过“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冲击武汉军区，要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正在闹事之时，毛泽东到武汉去视察。由于毛泽东是秘密去的，武汉的造反派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已到武汉，但是他们显然想得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搞乱军队。当时，谢富治正在重庆。谢富治对毛泽东的保卫工作最为重视，每次毛泽东出行，他都亲自安排，甚至亲自陪同在侧，充当“大警卫员”。因此，得知毛泽东到武汉后，谢富治立即准备赴汉。当时，王力正好在重庆，听说谢富治将前往武汉见毛泽东，就和谢富治同行。

　　７月１４日，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他们有意在湖北大学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武汉的造反派们立即行动起来，把谢富治、王力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欢迎他们来武汉解决问题”。谢富治和王力马上在武汉召集“汇报会”，以“中央大员”的身份“解决问题”。会上，谢富治向陈再道施加压力，指责陈再道“犯了路线错误”，还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陈再道不同意谢富治的说法，不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谢富治蛮横地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也不同意这个说法，谢富治立即给韩东山扣帽子说：“你这是反对林副主席。”接着，谢富治和王力一起，跑到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狮”指挥部，索要“百万雄狮”头头的名单，没有得逞。７月１８日晚，谢富治、王力窜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佩带上了该造反派组织的袖章，摆出了一副支持该组织的架式。谢富治还要求武汉空军负责人“亮相”，也支持该造反组织。谢富治、王力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第二天就广泛宣传谢富治、王力的“指示”，向“百万雄狮”施加压力，向武汉军区施加压力。谢富治、王力的行为，激怒了武汉的“百万雄狮”，他们高喊反对谢富治、王力的口号，贴出了揪出谢富治、王力的大字报。这样，武汉两大造反派组织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在此情况下，７月１９日，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大会，请谢富治和王力讲话。但他们在讲话中训斥武汉军区的领导人。这一消息传到了“百万雄狮”和独立师、２９师那里，群众和解放军战士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于７月２０日凌晨开始游行，并公开质问谢富治、王力：“百万雄狮”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他们回答，还声称：如果不回答，就要全市罢工、罢市，“百万雄狮”要在武汉军区呆一个月。

　　当天下午，陈再道去看望谢富治。“百万雄狮”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尾随陈再道进入谢富治的房间，他们质问谢富治，要求揪出王力。王力吓得躲在里间不敢出来，后来一想，谢富治算是老革命，有他保着，没有问题，便大胆出来与“百万雄狮”的人见面。但“百万雄狮”的人不吃那一套，把王力抓走了。这样一来，谢富治也慌了神，但灵机一动，对进入他房间的“百万雄狮”的人说：我是老革命，你们要抓我，就抓吧，看你们怎么样收场。“百万雄狮”的人一下被他唬住了。谢富治靠“老干部”这张牌，躲过了一劫。

　　“七二Ｏ事件”以后，江青等人以此大做文章，攻击说这是搞兵变，是陈再道等人支持的兵变。武汉军区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典型，军内确实有“一小撮走资派”，要打倒“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七二Ｏ事件”为导火线，全国出现了大量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情。多亏毛泽东及时发现了问题，采取措施，把王力抓了起来，才平息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潮。

　　谢富治本来在“七二Ｏ事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但他转向转得快，见毛泽东反对乱军，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掉过头来批起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王力来了。这样，毛泽东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陷害刘少奇，攻击陈云

　　谢富治在“文革”中，积极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诬陷、迫害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谢富治诬陷的党内第一个高级干部，是刘少奇。

　　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就被批斗、被打倒，造反派甚至冲到刘少奇家里，辱骂、殴打刘少奇。但真正要打倒刘少奇，必须有“材料”。这个“材料”是谁搞的？是中央文革小组那帮人，主要是江青、康生带头搞的。但是，谢富治也是参与搞这个“材料”的主要人物之一。

　　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成员，在诬陷刘少奇的问题上，谢富治惟江青之命是从。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关于刘少奇的任何材料，都要送给江青同志过目。在谢富治的参与下，江青、康生等人用逼供信的手段，陷害刘少奇。

　　从１９６７年５月起，谢富治就在江青、康生的直接指挥下，控制了王光美专案组，并且在王光美专案组中设立了一个刘少奇问题审查组，专门审查刘少奇。他们试图从刘少奇历史上找问题，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为此先后逮捕、扣押了一大批人。仅仅王光美专案组就扣押了６４人，江青、康生控制的其他专案组扣押的人数更多。在这些被扣押的人中，有的与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有关，有的根本无关，但为了搞到打倒刘少奇的材料，他们捕风捉影地大搞逼供信，甚至对垂危的病人也搞突击审讯。他们还在各地组织爪牙调查所谓刘少奇“叛党”问题。先后在沈阳、哈尔滨、上海、武汉搞重点调查，还组织了４００多人查阅了大量敌伪档案，但始终没有查到所谓刘少奇叛党的证据，也没有查到王光美是特务的证据。手下人为了向江青、康生、谢富治交待，只好在王光美的调查材料上十分含糊地写道：经调查，“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江青、康生、谢富治对这份材料很不满意，将其作废。后由康生亲自动笔起草报告。康生生拉硬扯，罗织构陷，硬把王光美定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他们想借陷害王光美来株连刘少奇。

　　但是，毛泽东对定王光美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持怀疑态度。况且，即使定王光美为特务，也不是刘少奇的问题。毛泽东仍然坚持要保刘少奇，不让江青等人把刘少奇置于死地。

　　江青、康生、谢富治干脆直接诬陷刘少奇。１９６７年６月，江青亲自诬陷刘少奇在领导新四军时“勾结敌伪”，还信誓旦旦地说：“我记不清了，可是一定有。”她要下面的人一定要查出刘少奇“勾结敌伪”的问题。谢富治立即执行，派人去查。结果，他的亲信爪牙花费了很大功夫，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查到刘少奇“勾结敌伪”的问题，对此，谢富治十分恼火。

　　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江青、康生、谢富治加紧了陷害刘少奇的步伐。他们逮捕了当年曾与刘少奇一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几个人进行刑讯逼供，逼他们出具了一些荒诞的伪证。这些被迫写伪证的人，写后立即推翻了，还进行了申诉，他们却扣押了申诉材料，不准上报。他们也不准刘少奇、王光美申诉，也不向他们对证。就这样，在江青、康生的指使下，在谢富治的具体安排下，由张春桥执笔，于１９６８年１月写出了三本所谓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材料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根本不相信。１９６８年１月中旬，毛泽东对江青、康生、谢富治报来的这份材料提出了怀疑和批评。他说，这份材料没有相应的证据。１９６８年５月，毛泽东在中央碰头会上又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１９６８年９月，他针对江青、康生、谢富治为了陷害刘少奇所搞的材料只有结论材料、不送附件的做法，批示道：“有十五个附件，都不见，速送来，十五个附件都应送各同志。”毛泽东希望中央的各位领导同志都来“把关”，慎重对待刘少奇的问题。

　　然而，江青、康生、谢富治却共同做了手脚，他们在补送十五个附件时，凡是能“证明”刘少奇叛变的假材料，都附上，凡是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如聂荣臻证明刘少奇１９２７年上庐山养病中央是知道的材料，都扣下，不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看。

　　由于江青、康生、谢富治搞了假证，做了手脚，１９６８年９月，毛泽东批准了他们的报告。这个报告，依据假证，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未经核实讨论，即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此后，刘少奇被关押，也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重病中的刘少奇被疏散到河南开封，１１月１２日含冤去世。

　　陈云也是谢富治在“文革”中攻击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由于陈云对“文革”持保留态度，毛泽东很不满意。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并改选中央领导机构。陈云虽仍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被排在最后一位，他的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也不再被提及。

　　谢富治看陈云被冷落，就开始攻击陈云了。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谢富治在会上攻击陈云说：“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有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作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刘少奇抬出陈云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这样，陈云本来就不好的处境更糟了。

　　患心病而死

　　在１９６９年召开的党的九大上，谢富治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照理说，他的地位不断提升，心里也该踏实了。然而，此时的谢富治，整天愁眉紧锁，心事重重。

　　由于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积怨很深，谢富治患上了“心病”。“心病”是不好治的，加上他日夜为支持“文革”，为林彪、江青集团而“奔波”、“操劳”，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

　　另外，到了“文革”中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暴露。谢富治本来是“脚踩两只船”，对林彪和江青两边都讨好的，但当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之时，他的处境就特别尴尬，处处要小心谨慎，稍不留意，就不知会得罪哪一头。因此，长期费尽心机地搞“平衡”的他，林、江两个集团之间一有矛盾发生，就心惊肉跳的。这种情况怎么能使他安宁呢？所以，谢富治的病，来得快，病势重。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６日，还不满６３岁的谢富治就一命呜呼了。

　　谢富治死后，很长时间没有人再提起他。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历史也没有忘记他。“文革”结束后，党清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时，也提到了谢富治。

　　最早提出要清算谢富治，是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许多老同志提到，康生、谢富治在“文革”中陷害了大批干部，对他们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为此，华国锋在１１月２５日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宣布：对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这样，死后的谢富治被中央立案审查了。

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并向全党公布他的问题。１９８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