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家长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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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
新年伊始推出对《中国家长批判》(冯林主编，中国商业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版，２４．８０元)的评介，并非有意使人过年不快。然而，这或许反倒隐喻了这样一种认识：教育对人的一生，对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是基础，是起点，无法避免，无法超越，不能不予以重视，更不能麻木不仁。每个过来人，当孩子已独立做人，都会真切地感受到，孩子的成长，并不都在自己掌握之中，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每个有责任心的父母，都会确认自己对孩子的成全之处和损害之处。对此，虽然认识到了，却对孩子，甚至对自己，已无大用，但是加以思考，公之于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于正在教育孩子的青年人，对于整个社会则是善莫大焉。同样，在任何不同历史、文化和制度的社会中，都存在有德有才之人，也存在无能之辈和无耻之徒，我们以为，一种合理的教育及社会制度和社会氛围就在于：培养出更多有德有才而又幸福的人。为此，我们向往着、追求着。——编者
反对廉价的浪漫主义
李书磊
冯林主编的《中国家长批判：家庭教育焦点问题访谈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讨论的话题。在这本书的讨论会上有学者从文化理想与文化批判的角度慷慨陈词，他们的话我觉得很正确也很空洞。放言畅谈一些永真的命题是容易的，而要理解真实的问题则是困难的。宣扬永真的命题是布道，而理解真实的问题才是学术。在学术焦虑得不到缓解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对过份洋洋自得的布道有些烦言。比如，一位学界前辈到处鼓吹人和自然要和谐、要做朋友，但问题是在发展欲望如此无涯、发展条件又如此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实现与自然的相对和谐，怎样才能遏制落后国家必然被转嫁的恶性工业化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倒并非是我们天性恶劣，不想同自然做朋友。说到家长问题，鲁迅的《我们怎样做父亲》针对的是当年的情形，再诵来回应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形势就有些隔膜了，言不及物就是言不及义，尽管发言者常常义形于色。当问题本身已变得很深刻的时候，再唱泛泛的高调就是一种肤浅。
我首先就对这本书中的首篇访谈有些腹诽。孙云晓先生说：“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我希望未来的孩子都能有一对翅膀。一只是自由的翅膀，一只是快乐的翅膀。这里所说的自由，不仅仅指身体上的解放，还包括心灵的释放。其实教育本质上是人的解放，而不是人的枷锁。冰心先生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要让孩子像野花一样自由地生长。我很赞同。”第４页我也很赞同，但赞同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艾斯特拉贡说“我快乐”，弗拉迪米尔说“我也是”，但尽管都快乐了，他们仍然要留在原地，因为他们要等待戈多。真实的关系仍在延续，真实的逻辑仍在运转，仅唱些自由与快乐的赞歌于事无补，不能使我们前进半步，徒然显示思想与学术的苍白无力。谁不知道自由比不自由、快乐比不快乐好呢？我们可以相信家长决不会无端地逼迫孩子，他们有他们的不得已；校长与老师也不会无故地压迫孩子，他们有他们的不得已。我作县域文化调查，惊悉不少县的第一中学简直像是集中营，但家长包括学生本人并无反感，他们甚至还很尊重那里的老师，因为他们能保证升学率。试想乡下的文化资源如此地匮乏，县中学如果不采取高强度的学习方式如何能同大城市竞争。当然你可以说片面追求升学率是不人道的，但让乡下孩子失去受教育与被选拔的机会就人道了吗？当然你还可以说高考制度有问题，但“文革”中采用的推荐制度不是问题要大得多吗？更多的大学还办不起来，高等教育精英化的趋势还无法改变，这种背景下用卢梭的教育理念去责备学校和家长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会造成恶性干扰。理想化的方案往往会带来最不理想的结果。
也不可将批判的予头对准中国的传统文化，孔老夫子不应该为我们今天的现代压力、为后发国家现代化赶超的历史命运负责。当成年人以超负荷的工作甚至以心理疾患与过劳死为代价去满足五光十色而又飞速变化的现代生活的要求时，你可以想象孩子们能那样轻易地“减负”吗？如果你无法中止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你怎么可以摆脱这一进程对教育的规定性呢？如果比尔?盖茨继续领导世界潮流，我们还有多大的机会去实践卢梭的《爱弥尔》呢？
我并不是说对目前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的弊端就只能束手，我是说先得觉悟到历史的悲剧性与客观性，然后再来探讨改进的可能性。我特别反对那种廉价的浪漫主义及其背后轻薄的乐观主义，这些“主义”往往会妨碍“问题”的解决，它们带来的操作上的轻举妄动会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失。意在“减负”的“素质教育”成了一种新的、额外的负担，意在教育公平的就近入学制度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 ，其情其景令人扼腕，其中的缘由值得三思。
家长与时代蒋国华
自接受《中国家长批判》的作者冯林先生采访开始，到最近本书出版问世，几个月来，有关家庭教育的问题时不时地萦绕在脑际。祖国古老，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教育也古老。早几百年前，一是由于地域与交通的阻隔，国际间相知甚少，二是我国自身很是强盛，所以，一直以来也就自认为什么都好，天朝帝国，尽善尽美。当然，也无需讳言，我们也一直自认为中国教育也是“尽善尽美”的。家庭教育更不用说，“孟母择邻”的故事之编入小儿课本《三字经》，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然而，由于“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数千年的辉煌与强盛，竟“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江泽民语，转引自《落日的辉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１版。于是，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由上至下，各行各业，无不沉浸在沉重的反思和学习之中。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在这全民族的反思和学习的过程中，各行各业所取得的认识和进步是各不相同的。大凡传统厚重的行业，成效就差，或很差；反之，则成效就好，或较好。比如，教育行业就属前者。高等教育至今在国际上属较低水平自不必说，就连基础教育，朱镕基在２００１年６月召开的国务院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亦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总体水平不高”。古人告诉我们，既要以史为镜，也要以人为镜。看看我们的邻国，有的国家真正开始反思和学习，少则不过二三十年，多则亦不过四五十年，便开始反过来吸引我国不少学子去留学。如若以此现象比较看来，仿佛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创新至今也没有摸着关键的窍门。要知道，且不说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就以北京大学成立算起，那是已有百余年了的呀！好在《中国家长批判》收录的对近五十位各色人等的采访，为我们提供或开出了不少可供思考和选择的方子。或许，寻寻觅觅要找的改革中国教育（家庭教育当然包括其中）的关键窍门，有些正隐藏在其中。
中国家庭教育，的确是称得上源远流长的。或许，在我国当代教育众多的分支领域中，中国家庭教育传统要算是最为厚重者之一了。俗话说得好，积重则难返。传统太厚重的地方，改革的难度就大，进步的速度就慢。今以中国家长比较普遍的教育观观之，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比如，如今在一般家庭的教育中，依然流行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既脱离社会又脱离实际的读死书的观念；只关心考试分数、只问成绩排名、认为“整天就知道捧着书本读”的孩子就是好孩子的死读书观念；在孩子面前我是家长，唯我独尊，稍不遂意便拳头或棍棒相加的家庭专制主义观念等等，等等。虽然其表现形式百余年间曾几度花样翻新，但其根源大抵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当今的有些家庭教育观念或行为，如果说是一百年前的故事，大约是不会出什么大的差错的。近二十年来，媒体上常常出现的“代沟”二字，它所反映的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社会现象，本来非常值得家长们反思和警惕，但社会普遍的意见却始终认为，“代沟”之出现，矛盾主要方面在孩子，是孩子们失去信仰，丢弃传统家庭道德所致。当然，“代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学现象，但上述一味指责孩子的观点肯定不会总是正确的。人们从中不是正可以看到，是中国家庭中民主风气之稀薄吗？
为此，我在想，对今日中国家庭教育最应该说些什么呢？际此新世纪之始，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倾听时代进步的节拍，与时俱进。倘若中国家长在自己的家庭及在自己家庭范围内的教育中，都能主动地来一番科学化、民主化的改造，则孩子幸甚，教育幸甚，国家幸甚！
家长批判还是社会批判任不寐
看了这本书我有三个感想想跟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个感受是愤怒。因为我是家长，这本书把我给骂了一通，像一面镜子照着，它说的家长的这些问题都有我的份。在我自己的家庭环境当中，我和孩子的关系往往就是这么处理的。我自己的“原罪”在书里都有很生动的展示。被人批评总是不快乐的，因此我感觉到很生气。
第二个是感动。我要在这里对出版单位和作者表示感谢。因为我也曾经是孩子，我觉得这本书批评得对。总编鲁先生和作者冯林都提到了这本书可能让家长在孩子面前损失了很多尊严。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第一次汉语文化界代表成人世界在孩子面前为家长挽回了荣誉——家长们终于认错了。这本书的意义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三，我感觉很不安。我在这里可以批判别的家长，批判我自己。但是，回去以后我还会按我原来的办法处理跟孩子的关系不会有什么改变。中国的家长望子成龙，我们仅仅认识到中国家长的问题还不足以改变我们目前这种父子关系的现状。因为望子成龙这种文化体制，已经决定了我们回家以后必须和我们来之前的思想状态是完全一致的。我回去还要跟孩子讲你必须好好学习，否则我就要打你屁股。并不是我们批评了，这个事情就能改变，这是基本症结之一。对于教育的讨论，在会上能够慷慨激昂，但回家之后，父子关系、师生关系仍然没有太多改变。我们作了批评之后，却不能像我们建议的那样生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意义超越了《家长批判》所涵盖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家长批判不同时是社会批判，对家长的批判不仅是不公正的，也找不到问题的深层原因，更找不到建设性的出路。
在我看来，目前令人忧虑的现状可以从历史境遇、精神现象和教育体制三方面去找原因。
对子女的压迫性教育和机会主义的教育，其目的在于使子女成为生存竞争的优势者。这是中国教育的全部出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生存资源和人口的比例是极度不协调的。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转移为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关系，而教育，就是为了培养孩子的竞争优势。我们培养孩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在生产竞争中、生活竞争中成为优胜者。即使“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表面上超越了生存理想的社会理想，其实也建立在对资源配置的某种焦虑之上。因为这种教育目标的社会学前提是：家不齐、国不治而天下不平——匮乏将教育的目的结构性地锁定在生存需要上，最多是高扬为求治求善这种政治理想上。但求真这种需求被压抑了，人仅仅成为实用主义者，孩子仅仅是未来的职业者。如果人和资源的比例关系不得到解决，我们就不可能达到对《中国家长批判》所要求的道德高度。为什么人和资源的关系达到如此紧张的程度？这同我们给定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这个问题先不展开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拙著《灾变论》）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思维中缺少终极关怀。人与人的关系压倒了人与彼岸世界的关系，政治伦理和家庭伦理成为精神生活唯一的内容。由于缺乏对超越者的认信，我们就搞不清楚孩子是谁。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孩子仅仅变成我们身上掉下来的肉，不会认为孩子同我们是平等的。基督教神学告诉家长：孩子是借你们而来，不是因你们而来。因此，对孩子不能采取接班人式的功利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家长和孩子之间从来没有成为兄弟关系，成为平等、民主关系的原因之一。
也和上述原因相关，或以上述原因为基础，我们建立了一种封闭的教育体制，这种体制因垄断了教育资源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使孩子进一步沦为残酷竞争的应试者。这种制度性的贫困，导致我们的孩子几乎没有了童年。
那么出路在什么地方呢？
总的说来，出路在于担当责任，当然是家长担当责任。人不仅仅是一个适应者，更是能动者。具体说来，我以为我们至少应该从两个地方开始：
首先，在观念上的革命。一方面建设中国社会的新信仰，另一方面，把启蒙时代以来的儿童中心主义教育观念传播并深化到中国教育思想中来。比如，可以在儿童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学习主义的观念，以取代教育主义。我曾在一些文章中开玩笑说：能否把教育部改成学习部。这是什么概念呢？教育是自上而下的概念，而学习是成人（老师与家长）和孩子共同探讨真理的过程。
第二，把家长批判深化为社会批判。换句话说，处理好父子关系的前提是处理好家长和家长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社会是家长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他们对权力的垄断就意味着对责任的首要担当。一方面，必须为开放教育资源而努力，从这一点上解决或缓解教育资源的供给问题。这实际上是普通的家长和“大家长”之间的关系。而普通家长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就是说，应该建立一种和平交换的人际关系，以取代你死我活的人际关系。这不仅是对孩子世界的良性示范，也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资源的低效配置问题，给孩子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最后是家长与自己的关系。管理好孩子的前提是家长管束好自己。在知识和道德上，家长从来不具有优势，这是一个必须正视并不断改善的状况。
聊聊“望子成龙”金元浦
中国的家长都对孩子有一种超值期待，其心之切，其情之真，其无偿付出的牺牲精神都是举世罕见的。而他们对孩子的专制、武断、纵容和溺爱也是举世罕见的，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因为“我爱你”，“我为你好”。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专制、武断与纵容、溺爱相反相成，相需为用，构成了一种奇特的中国既定程式。
中国家长的“望子成龙”观念，是有着深厚文化－心理积淀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在中国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家长，在潜意识中都有一种无法去除的“望子成龙”的情结。孩子一出生，家长们在取名字时就绞尽脑汁：对八字，凑笔画，要让孩子成为大富大贵之人，将来能够兴邦济世，做出一番事业来，光宗耀祖。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是如此。
然而一个无情的事实是，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能实现家长的宏愿，大多数家长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渐次失望，最后无可奈何地接受无情的现实。这只要看看我们现在一般教育的投入就能明白。家长投入最多的时候，往往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时，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潜在地具有一种成为天才的可能性。家长为此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无论自己怎样艰苦，也不能亏了孩子。所以现在的好幼儿园“牛”气冲天，园方赞助费易得，孩子入门甚难。有名气的好小学，家长们争相趋鹜，舍以重金，择校就学。加之今天为孩子报名上奥校，明天请人给孩子辅导，家长忙得不亦乐乎，孩子累得东倒西歪。到初中以后，孩子的能力和成绩逐步稳定，除了个别特别突出的，相当一部分在升高中时被淘汰了。这时家长才开始比较冷静比较理智地面对现实。高中毕业考大学，有的孩子重读多次，仍然升学无望，家长才慢慢放弃“逼”孩子成龙的希望，投资才逐步降下来。
中国的家长们对孩子们的希望是最殷切的，他们的付出也是最多最无私的。比如说贵族学校。不少家长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在“让孩子受最好的教育”的思想支配下，罄尽家财，甚至债台高筑。这种时候，激情澎湃的家长们就在一般的常识面前“晕菜”了，他们既不考虑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这块料”，又不全面考虑这种投资有没有必要，自己能否承受得了。他只觉得，只要是为孩子好，牺牲再多也是值得的；而且他不考虑孩子愿不愿意，完全武断地代替孩子去选择，当然也不考虑“逼”孩子做他不一定力所能及的事时，孩子的感受和这样对待孩子是否公平。“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呀。”试想，当年包办婚姻的家长，说的不也是同一句话吗？
所以，谈到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情结，还是要追根溯源。说到底，中国人普遍的望子成龙的情结还是缘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是以血缘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它以家族为本位。在过去的时代，一些大家族总是以各种方式推举族人中的杰出青年，按照“学而优则仕”的原则，通过科举来达到参与政治、光大门楣、福荫族人、泽被后世的目的。江南农村的许多家族，每一代人中总要挑出一二个杰出的人来念书，其他的人从事劳动，来帮助供养他们，要他们最终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为家族赢得利益。一个人走出去，肩负着为家族争名望谋利益的大责任。这是封建时代的血缘家族制度的产物，这种风习一直沿袭到今天，还有遗风。
另外，封建社会一般家族一般百姓的成功或腾达之路是非常狭隘的，这就是“学而优则仕”的从政之路。在和平时期，平民百姓也只有这一种改变地位身份的进身之阶。只有学而优，才能去做官，只有去做官，才能被社会从上到下都认可，其他的都等而下之，不算是非常光明的出路。这种血缘宗法家族制度与封建时代的科举选拔制度相结合，催生了中国根深蒂固的望子成龙情结。
原先的高等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的方式，主要是为国家培养干部，毕业以后国家包分配，进入干部管理系统，这是和封建时代一脉相承的。科举——上大学，这几乎是过去时代青年们惟一的成材道路。这就造成了高考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中国奇观：世界上最为严格最为残酷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
现在的大学教育仍处在精英教育阶段就是通过严格的选拔制度选出少数精英进入大学学习。这种精英教育制度与原来的干部选拔体制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体制决定了人们努力去上大学，吃皇粮，做干部。这就是“望子成龙”情结形成的第二个历史背景，是我们过去的干部选拔制度催生的。
当然还有其他成因，比如经过“文革”与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曾被无情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把原先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成为他们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与生命的延续。经受过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切肤之痛的一代人，对受教育机会极为珍视，因此望子成龙的心更切。
但是，知青们的下一代与他们的父母完全不同了。这一代人面对的是全球化的时代，信息高度爆炸的时代，科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大众文化流行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精神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一个个人主义极度膨胀、物质主义至上、享受和娱乐至上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和孩子之间，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反差或代沟。家长们以为，通过我的牺牲，我全心全意的奉献，能令孩子们成才，将来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高度竞争。当然也有一些人仍然存有农业文化时代的传统观念，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光宗耀祖，光大门楣，为父母争光，为村子争光，为地区争光。
时代变了，大家庭解体了，那种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家族兴旺的最高理想破灭了，集体主义也大大地衰落了。过去那种使命感、责任感，上一代为下一代人的无偿奉献，在这个时代都会逐渐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现代青年，需要自己的空间，个人的空间。一种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态度凸现出来了。那就是：作为家长的“你”，与作为孩子的“我”都是独立的个体。孩子不再是你的私有财产，他不属于你。在独立价值越来越被尊重的时代，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变得相对平等。以前家长对孩子奉行的完全无私奉献、孩子全面索取的关系无疑将发生变化。这种关系将会变成是两向的。今后的家长在完成抚养的义务时可以更多地发展自己，不必押宝式的将自己的一生和孩子的一生作为“赌注”。要学会更多地尊重孩子，留给他们更多自我选择的空间。
过去社会给予普通人的机会太少。机会的惟一性使人们对它极为珍视，是否抓住了机会往往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但现在，个体的凸现和人与人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尤其是户籍制度的改良，单位所有制的变革，大家庭的解体，甚至小家庭的松散化，个人经济上的独立，人作为生命的个体的惟一性意识的觉醒，都使我们的社会意识迅速地变化着。人们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成龙”的时机、方式和种类大大增加。而所谓“成龙”，也更多地是自己作为社会成员或公民的自主选择。
我国的现代教育正处在一个巨大变化的过程中，新一代的高等教育改革已从精英教育逐步走向大众教育，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达到２５％至３０％（且不说像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大学生达到４０％以上），就能从根本上改变那种精英式教育的模式。社会受教育机会的多样化，成材模式的多样化，都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家长们的成材“投资”模式，而家长们的心理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那时，望子成龙还会有，但那可能更多地是望子成“人”的祝福与祈祷，它将主要承担一种情感交流的功能。
目前，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人们望子成龙的形式没变，但望子成龙的“目标”变了，这就是“向钱看”——谁能挣到钱谁就是龙。以前人们认为只有当了干部，做了官，才是成材，才是进步，才是成龙。现在由于经济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所以只要我能赚到钱，我就成“龙”了。这是我们特定历史阶段产生过的另一种偏颇：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这里有一个必然经历的过渡阶段。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这种情况必将发生变化。东方社会像韩国、我国的台湾、香港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在六十年代，韩国、日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都经历过遭受歧视和忽视人文的阶段。就像我国前几年，大学教授的收入比不上卖茶叶蛋的一样。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日益商业化和日益物质化的时代，缺乏人文教育和人文关怀，体现到我们家庭教育里就是人文因素的匮乏。我们的家长理解的素质教育，首先是学些东西。比如学好外语，学好计算机，将来好与外界交流，出国和进外企，这些都是很实用很实惠的。再比如考什么级，什么证，大家趋之若鹜。家长们总是把最实用的东西放在第一位。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素质教育的根本所在，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培养孩子的多种技能。其实素质教育更重要的是给孩子培养一种人文品格或文化精神。中国人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英国人讲培养一个绅士要经历三代，说的都是人文素质的教育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它是要解决的是人心灵深处对待生活的态度问题。把素质教育变成技术教育或技能教育，就使素质教育变味了。人的文化的素质和知识的掌握是有区别的。知识是一种信息，一种工具性的重复性的东西，它往往不具备创造性。而文化素质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能力，它能产生增值效应，产生精神飞跃。
什么是成功的标志呢？在我们的社会里，凡是个人愿望在社会允许的范围里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这就是成功。所以成功的定义是多样的，它会变化。现在我们谈的人文主义教育，依据的是可以拥有多种选择的社会基础，这与过去的时代大不相同。将来我们的社会中就会有孩子自愿地去森林，到山里去种树，过很简单的生活（这种人现在已经有了）。勤勤恳恳地工作，快快乐乐生活，只要有理想、有追求，平平常常不也很好吗？为什么非要做“大官”、“巨贾”呢？只有社会成材的标准多元化了，家长才不会把他的意图、愿望甚至一切未实现的理想都强加给孩子。
人文主义的教育，是为了孩子整体素质提高。有些家长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并不期望自己的孩子一定成为钢琴家，但仍希望他能弹弹钢琴，拉拉小提琴……但不要把这一切变成孩子谋取职业考试加分的工具。一种本来很好的东西，由于整个社会对它的实利化改造，已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不要一提到艺术教育就是学钢琴、学小提琴，而且一定要考到十级，把艺术当成实用工具，有意地制造、培养所谓“天才”。有引导、有设计当然也是应该的，但不能违背孩子的天性，剥夺他们欢乐的权利。望子成龙，结果恐怕是教子成“虫”，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戏说中国家长批判顾军
现在，我们对自身已经有了很多的批判，如《现代人批判》、《流行文化批判》、《中国教育批判》、《王朔批判》、《金庸批判》等等。这些批判已经将我们社会的文化、生活、流行、新人类等狠批、大批了一溜够，能够幸免的已不多了。今天，又有人开刀，不过这次口诛笔伐的目标不是什么形而上的理念，也不是曾经很兴头的个人或一小撮，而是为人父母者——“家长”（对不起，我实在找不到其他的代替词组，只好将就用这个带有极浓烈专制色彩的词了）。中国的批评家们可以相视会心一笑，又有一项中国批评界的空白被填补上了！《中国家长批判》的横空出世可真应了那句商业名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
当今的传媒，很少没有拿教育开刀、开涮的。也怪教育界自己不争气，昨天是乱收费、今天体罚学生、明天是教材粗编乱造，接着是试题出得匪夷所思——净是长虫和王八打架——绕脖子。中国的学校教育已经到千夫所指、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我这样说决没有贬低舆论对教育关注的意思，这是学校里的事，老百姓当然会关心。哪家不有个孩子上学，教不好谁也不干。但是，教育还分三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大概是不敢明着搞“应试教育”，都搞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了，可南边省市又出了个弑母的孩子。于是乎轮也该轮到家庭教育了。这是不是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应当说，我对于在一些领域、一定程度上实行“矫枉过正”的策略是赞成的。但是《家长批判》一书的内容还是让我意想不到，尤其是那振聋发聩的十大“原罪”，这样火药味十足的字眼真使我目瞪口呆。“原罪”指的是一切罪恶的本源，是一个宗教术语，来源于圣经中的七宗罪。由此可以理解家庭教育的“原罪”应当说是家教中一切的罪恶本源。但家庭教育中的罪恶，或者说罪恶的家庭教育，这种想法一出现就让我不寒而栗。惊恐之余，半夜里又翻开《家长批判》拜读，终于在编者序的最后几行看到两个字：“性恶”。原来编者是从这一独特的视角看待我们的家庭教育，这可真够酷的。将天下父母含辛茹苦的教育孩子的出发点定义为罪恶，难怪会振聋发聩！
我连忙研读这十大“原罪”，从众多的对家庭教育的描述中发现一个问题：作者对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用心极力的贬斥，好像只要是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就是一种天大的错误。劝告家长们不要和现行的高考“玩”；别盼着孩子们成为被现代社会认可的“人才”。我自认为是个糊涂小不懂，但是，我却发现在作者名字的后面似乎都有一个冠有我们现行社会最流行的人才称谓的括号：学者、专家、教授、知名青年思想家。我真心真意的尊敬这些作者，并为他们的成就折服。但，想必列位也是上过大学的，不然这些闪光的名词和形容词是怎么加上去的？现在家长尤其是中小学生的家长，大多数应该是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基础教育的。回想一下，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经济起飞的时代，大家豪情满怀要把损失夺回来，社会上一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贡献大”。经过二十年的社会变革，当初的学生已经成为现在的家长，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看到了一条改变生活的公式：刻苦＝知识＝高校＝高学历＝高职＝高薪＝高成就。家长这样的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是被实践检验过了的。随着“知识经济”、“知本家”的出现，“学而优则仕”已经从单选变成了“则白领、则商、则出国、则ＭＢＡ、则ＣＥＯ”中的多选了。那些多少曾受过“读书无用论”影响的家长们，现在能知道读书和教育是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决定人的发展，勒紧自己的腰包让孩子去上名小学、名中学、名大学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干吗非得给家长扣上“原罪”的帽子不可？如果，我们的家长早都是教育学硕士博士，现在那些择校什么的名堂也就不会存在了。
在这里，我只想为作家长的辩白一下。我不是专家、或资深的业内人士，也没有上过正规大学，现在还在为生活、为学历、为工作而奔忙——学习。因为我深深的懂得应该努力地、刻苦地读书，而且只有会读大学里规定要读的书，才能多拿一些凭凭、证证，才会有好的将来。这就是咱们专家们和教授们定下的规矩和条例。
新年伊始推出对《中国家长批判》(冯林主编，中国商业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版，２４．８０元)的评介，并非有意使人过年不快。然而，这或许反倒隐喻了这样一种认识：教育对人的一生，对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是基础，是起点，无法避免，无法超越，不能不予以重视，更不能麻木不仁。每个过来人，当孩子已独立做人，都会真切地感受到，孩子的成长，并不都在自己掌握之中，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每个有责任心的父母，都会确认自己对孩子的成全之处和损害之处。对此，虽然认识到了，却对孩子，甚至对自己，已无大用，但是加以思考，公之于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于正在教育孩子的青年人，对于整个社会则是善莫大焉。同样，在任何不同历史、文化和制度的社会中，都存在有德有才之人，也存在无能之辈和无耻之徒，我们以为，一种合理的教育及社会制度和社会氛围就在于：培养出更多有德有才而又幸福的人。为此，我们向往着、追求着。——编者
反对廉价的浪漫主义
李书磊
冯林主编的《中国家长批判：家庭教育焦点问题访谈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讨论的话题。在这本书的讨论会上有学者从文化理想与文化批判的角度慷慨陈词，他们的话我觉得很正确也很空洞。放言畅谈一些永真的命题是容易的，而要理解真实的问题则是困难的。宣扬永真的命题是布道，而理解真实的问题才是学术。在学术焦虑得不到缓解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对过份洋洋自得的布道有些烦言。比如，一位学界前辈到处鼓吹人和自然要和谐、要做朋友，但问题是在发展欲望如此无涯、发展条件又如此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实现与自然的相对和谐，怎样才能遏制落后国家必然被转嫁的恶性工业化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倒并非是我们天性恶劣，不想同自然做朋友。说到家长问题，鲁迅的《我们怎样做父亲》针对的是当年的情形，再诵来回应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形势就有些隔膜了，言不及物就是言不及义，尽管发言者常常义形于色。当问题本身已变得很深刻的时候，再唱泛泛的高调就是一种肤浅。
我首先就对这本书中的首篇访谈有些腹诽。孙云晓先生说：“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我希望未来的孩子都能有一对翅膀。一只是自由的翅膀，一只是快乐的翅膀。这里所说的自由，不仅仅指身体上的解放，还包括心灵的释放。其实教育本质上是人的解放，而不是人的枷锁。冰心先生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要让孩子像野花一样自由地生长。我很赞同。”第４页我也很赞同，但赞同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艾斯特拉贡说“我快乐”，弗拉迪米尔说“我也是”，但尽管都快乐了，他们仍然要留在原地，因为他们要等待戈多。真实的关系仍在延续，真实的逻辑仍在运转，仅唱些自由与快乐的赞歌于事无补，不能使我们前进半步，徒然显示思想与学术的苍白无力。谁不知道自由比不自由、快乐比不快乐好呢？我们可以相信家长决不会无端地逼迫孩子，他们有他们的不得已；校长与老师也不会无故地压迫孩子，他们有他们的不得已。我作县域文化调查，惊悉不少县的第一中学简直像是集中营，但家长包括学生本人并无反感，他们甚至还很尊重那里的老师，因为他们能保证升学率。试想乡下的文化资源如此地匮乏，县中学如果不采取高强度的学习方式如何能同大城市竞争。当然你可以说片面追求升学率是不人道的，但让乡下孩子失去受教育与被选拔的机会就人道了吗？当然你还可以说高考制度有问题，但“文革”中采用的推荐制度不是问题要大得多吗？更多的大学还办不起来，高等教育精英化的趋势还无法改变，这种背景下用卢梭的教育理念去责备学校和家长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会造成恶性干扰。理想化的方案往往会带来最不理想的结果。
也不可将批判的予头对准中国的传统文化，孔老夫子不应该为我们今天的现代压力、为后发国家现代化赶超的历史命运负责。当成年人以超负荷的工作甚至以心理疾患与过劳死为代价去满足五光十色而又飞速变化的现代生活的要求时，你可以想象孩子们能那样轻易地“减负”吗？如果你无法中止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你怎么可以摆脱这一进程对教育的规定性呢？如果比尔?盖茨继续领导世界潮流，我们还有多大的机会去实践卢梭的《爱弥尔》呢？
我并不是说对目前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的弊端就只能束手，我是说先得觉悟到历史的悲剧性与客观性，然后再来探讨改进的可能性。我特别反对那种廉价的浪漫主义及其背后轻薄的乐观主义，这些“主义”往往会妨碍“问题”的解决，它们带来的操作上的轻举妄动会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失。意在“减负”的“素质教育”成了一种新的、额外的负担，意在教育公平的就近入学制度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 ，其情其景令人扼腕，其中的缘由值得三思。
家长与时代蒋国华
自接受《中国家长批判》的作者冯林先生采访开始，到最近本书出版问世，几个月来，有关家庭教育的问题时不时地萦绕在脑际。祖国古老，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教育也古老。早几百年前，一是由于地域与交通的阻隔，国际间相知甚少，二是我国自身很是强盛，所以，一直以来也就自认为什么都好，天朝帝国，尽善尽美。当然，也无需讳言，我们也一直自认为中国教育也是“尽善尽美”的。家庭教育更不用说，“孟母择邻”的故事之编入小儿课本《三字经》，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然而，由于“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数千年的辉煌与强盛，竟“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江泽民语，转引自《落日的辉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１版。于是，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由上至下，各行各业，无不沉浸在沉重的反思和学习之中。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在这全民族的反思和学习的过程中，各行各业所取得的认识和进步是各不相同的。大凡传统厚重的行业，成效就差，或很差；反之，则成效就好，或较好。比如，教育行业就属前者。高等教育至今在国际上属较低水平自不必说，就连基础教育，朱镕基在２００１年６月召开的国务院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亦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总体水平不高”。古人告诉我们，既要以史为镜，也要以人为镜。看看我们的邻国，有的国家真正开始反思和学习，少则不过二三十年，多则亦不过四五十年，便开始反过来吸引我国不少学子去留学。如若以此现象比较看来，仿佛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创新至今也没有摸着关键的窍门。要知道，且不说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就以北京大学成立算起，那是已有百余年了的呀！好在《中国家长批判》收录的对近五十位各色人等的采访，为我们提供或开出了不少可供思考和选择的方子。或许，寻寻觅觅要找的改革中国教育（家庭教育当然包括其中）的关键窍门，有些正隐藏在其中。
中国家庭教育，的确是称得上源远流长的。或许，在我国当代教育众多的分支领域中，中国家庭教育传统要算是最为厚重者之一了。俗话说得好，积重则难返。传统太厚重的地方，改革的难度就大，进步的速度就慢。今以中国家长比较普遍的教育观观之，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比如，如今在一般家庭的教育中，依然流行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既脱离社会又脱离实际的读死书的观念；只关心考试分数、只问成绩排名、认为“整天就知道捧着书本读”的孩子就是好孩子的死读书观念；在孩子面前我是家长，唯我独尊，稍不遂意便拳头或棍棒相加的家庭专制主义观念等等，等等。虽然其表现形式百余年间曾几度花样翻新，但其根源大抵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当今的有些家庭教育观念或行为，如果说是一百年前的故事，大约是不会出什么大的差错的。近二十年来，媒体上常常出现的“代沟”二字，它所反映的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社会现象，本来非常值得家长们反思和警惕，但社会普遍的意见却始终认为，“代沟”之出现，矛盾主要方面在孩子，是孩子们失去信仰，丢弃传统家庭道德所致。当然，“代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学现象，但上述一味指责孩子的观点肯定不会总是正确的。人们从中不是正可以看到，是中国家庭中民主风气之稀薄吗？
为此，我在想，对今日中国家庭教育最应该说些什么呢？际此新世纪之始，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倾听时代进步的节拍，与时俱进。倘若中国家长在自己的家庭及在自己家庭范围内的教育中，都能主动地来一番科学化、民主化的改造，则孩子幸甚，教育幸甚，国家幸甚！
家长批判还是社会批判任不寐
看了这本书我有三个感想想跟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个感受是愤怒。因为我是家长，这本书把我给骂了一通，像一面镜子照着，它说的家长的这些问题都有我的份。在我自己的家庭环境当中，我和孩子的关系往往就是这么处理的。我自己的“原罪”在书里都有很生动的展示。被人批评总是不快乐的，因此我感觉到很生气。
第二个是感动。我要在这里对出版单位和作者表示感谢。因为我也曾经是孩子，我觉得这本书批评得对。总编鲁先生和作者冯林都提到了这本书可能让家长在孩子面前损失了很多尊严。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第一次汉语文化界代表成人世界在孩子面前为家长挽回了荣誉——家长们终于认错了。这本书的意义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三，我感觉很不安。我在这里可以批判别的家长，批判我自己。但是，回去以后我还会按我原来的办法处理跟孩子的关系不会有什么改变。中国的家长望子成龙，我们仅仅认识到中国家长的问题还不足以改变我们目前这种父子关系的现状。因为望子成龙这种文化体制，已经决定了我们回家以后必须和我们来之前的思想状态是完全一致的。我回去还要跟孩子讲你必须好好学习，否则我就要打你屁股。并不是我们批评了，这个事情就能改变，这是基本症结之一。对于教育的讨论，在会上能够慷慨激昂，但回家之后，父子关系、师生关系仍然没有太多改变。我们作了批评之后，却不能像我们建议的那样生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意义超越了《家长批判》所涵盖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家长批判不同时是社会批判，对家长的批判不仅是不公正的，也找不到问题的深层原因，更找不到建设性的出路。
在我看来，目前令人忧虑的现状可以从历史境遇、精神现象和教育体制三方面去找原因。
对子女的压迫性教育和机会主义的教育，其目的在于使子女成为生存竞争的优势者。这是中国教育的全部出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生存资源和人口的比例是极度不协调的。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转移为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关系，而教育，就是为了培养孩子的竞争优势。我们培养孩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在生产竞争中、生活竞争中成为优胜者。即使“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表面上超越了生存理想的社会理想，其实也建立在对资源配置的某种焦虑之上。因为这种教育目标的社会学前提是：家不齐、国不治而天下不平——匮乏将教育的目的结构性地锁定在生存需要上，最多是高扬为求治求善这种政治理想上。但求真这种需求被压抑了，人仅仅成为实用主义者，孩子仅仅是未来的职业者。如果人和资源的比例关系不得到解决，我们就不可能达到对《中国家长批判》所要求的道德高度。为什么人和资源的关系达到如此紧张的程度？这同我们给定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这个问题先不展开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拙著《灾变论》）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思维中缺少终极关怀。人与人的关系压倒了人与彼岸世界的关系，政治伦理和家庭伦理成为精神生活唯一的内容。由于缺乏对超越者的认信，我们就搞不清楚孩子是谁。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孩子仅仅变成我们身上掉下来的肉，不会认为孩子同我们是平等的。基督教神学告诉家长：孩子是借你们而来，不是因你们而来。因此，对孩子不能采取接班人式的功利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家长和孩子之间从来没有成为兄弟关系，成为平等、民主关系的原因之一。
也和上述原因相关，或以上述原因为基础，我们建立了一种封闭的教育体制，这种体制因垄断了教育资源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使孩子进一步沦为残酷竞争的应试者。这种制度性的贫困，导致我们的孩子几乎没有了童年。
那么出路在什么地方呢？
总的说来，出路在于担当责任，当然是家长担当责任。人不仅仅是一个适应者，更是能动者。具体说来，我以为我们至少应该从两个地方开始：
首先，在观念上的革命。一方面建设中国社会的新信仰，另一方面，把启蒙时代以来的儿童中心主义教育观念传播并深化到中国教育思想中来。比如，可以在儿童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学习主义的观念，以取代教育主义。我曾在一些文章中开玩笑说：能否把教育部改成学习部。这是什么概念呢？教育是自上而下的概念，而学习是成人（老师与家长）和孩子共同探讨真理的过程。
第二，把家长批判深化为社会批判。换句话说，处理好父子关系的前提是处理好家长和家长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社会是家长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他们对权力的垄断就意味着对责任的首要担当。一方面，必须为开放教育资源而努力，从这一点上解决或缓解教育资源的供给问题。这实际上是普通的家长和“大家长”之间的关系。而普通家长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就是说，应该建立一种和平交换的人际关系，以取代你死我活的人际关系。这不仅是对孩子世界的良性示范，也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资源的低效配置问题，给孩子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最后是家长与自己的关系。管理好孩子的前提是家长管束好自己。在知识和道德上，家长从来不具有优势，这是一个必须正视并不断改善的状况。
聊聊“望子成龙”金元浦
中国的家长都对孩子有一种超值期待，其心之切，其情之真，其无偿付出的牺牲精神都是举世罕见的。而他们对孩子的专制、武断、纵容和溺爱也是举世罕见的，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因为“我爱你”，“我为你好”。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专制、武断与纵容、溺爱相反相成，相需为用，构成了一种奇特的中国既定程式。
中国家长的“望子成龙”观念，是有着深厚文化－心理积淀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在中国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家长，在潜意识中都有一种无法去除的“望子成龙”的情结。孩子一出生，家长们在取名字时就绞尽脑汁：对八字，凑笔画，要让孩子成为大富大贵之人，将来能够兴邦济世，做出一番事业来，光宗耀祖。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是如此。
然而一个无情的事实是，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能实现家长的宏愿，大多数家长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渐次失望，最后无可奈何地接受无情的现实。这只要看看我们现在一般教育的投入就能明白。家长投入最多的时候，往往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时，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潜在地具有一种成为天才的可能性。家长为此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无论自己怎样艰苦，也不能亏了孩子。所以现在的好幼儿园“牛”气冲天，园方赞助费易得，孩子入门甚难。有名气的好小学，家长们争相趋鹜，舍以重金，择校就学。加之今天为孩子报名上奥校，明天请人给孩子辅导，家长忙得不亦乐乎，孩子累得东倒西歪。到初中以后，孩子的能力和成绩逐步稳定，除了个别特别突出的，相当一部分在升高中时被淘汰了。这时家长才开始比较冷静比较理智地面对现实。高中毕业考大学，有的孩子重读多次，仍然升学无望，家长才慢慢放弃“逼”孩子成龙的希望，投资才逐步降下来。
中国的家长们对孩子们的希望是最殷切的，他们的付出也是最多最无私的。比如说贵族学校。不少家长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在“让孩子受最好的教育”的思想支配下，罄尽家财，甚至债台高筑。这种时候，激情澎湃的家长们就在一般的常识面前“晕菜”了，他们既不考虑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这块料”，又不全面考虑这种投资有没有必要，自己能否承受得了。他只觉得，只要是为孩子好，牺牲再多也是值得的；而且他不考虑孩子愿不愿意，完全武断地代替孩子去选择，当然也不考虑“逼”孩子做他不一定力所能及的事时，孩子的感受和这样对待孩子是否公平。“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呀。”试想，当年包办婚姻的家长，说的不也是同一句话吗？
所以，谈到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情结，还是要追根溯源。说到底，中国人普遍的望子成龙的情结还是缘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是以血缘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它以家族为本位。在过去的时代，一些大家族总是以各种方式推举族人中的杰出青年，按照“学而优则仕”的原则，通过科举来达到参与政治、光大门楣、福荫族人、泽被后世的目的。江南农村的许多家族，每一代人中总要挑出一二个杰出的人来念书，其他的人从事劳动，来帮助供养他们，要他们最终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为家族赢得利益。一个人走出去，肩负着为家族争名望谋利益的大责任。这是封建时代的血缘家族制度的产物，这种风习一直沿袭到今天，还有遗风。
另外，封建社会一般家族一般百姓的成功或腾达之路是非常狭隘的，这就是“学而优则仕”的从政之路。在和平时期，平民百姓也只有这一种改变地位身份的进身之阶。只有学而优，才能去做官，只有去做官，才能被社会从上到下都认可，其他的都等而下之，不算是非常光明的出路。这种血缘宗法家族制度与封建时代的科举选拔制度相结合，催生了中国根深蒂固的望子成龙情结。
原先的高等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的方式，主要是为国家培养干部，毕业以后国家包分配，进入干部管理系统，这是和封建时代一脉相承的。科举——上大学，这几乎是过去时代青年们惟一的成材道路。这就造成了高考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中国奇观：世界上最为严格最为残酷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
现在的大学教育仍处在精英教育阶段就是通过严格的选拔制度选出少数精英进入大学学习。这种精英教育制度与原来的干部选拔体制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体制决定了人们努力去上大学，吃皇粮，做干部。这就是“望子成龙”情结形成的第二个历史背景，是我们过去的干部选拔制度催生的。
当然还有其他成因，比如经过“文革”与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曾被无情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把原先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成为他们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与生命的延续。经受过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切肤之痛的一代人，对受教育机会极为珍视，因此望子成龙的心更切。
但是，知青们的下一代与他们的父母完全不同了。这一代人面对的是全球化的时代，信息高度爆炸的时代，科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大众文化流行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精神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一个个人主义极度膨胀、物质主义至上、享受和娱乐至上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和孩子之间，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反差或代沟。家长们以为，通过我的牺牲，我全心全意的奉献，能令孩子们成才，将来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高度竞争。当然也有一些人仍然存有农业文化时代的传统观念，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光宗耀祖，光大门楣，为父母争光，为村子争光，为地区争光。
时代变了，大家庭解体了，那种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家族兴旺的最高理想破灭了，集体主义也大大地衰落了。过去那种使命感、责任感，上一代为下一代人的无偿奉献，在这个时代都会逐渐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现代青年，需要自己的空间，个人的空间。一种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态度凸现出来了。那就是：作为家长的“你”，与作为孩子的“我”都是独立的个体。孩子不再是你的私有财产，他不属于你。在独立价值越来越被尊重的时代，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变得相对平等。以前家长对孩子奉行的完全无私奉献、孩子全面索取的关系无疑将发生变化。这种关系将会变成是两向的。今后的家长在完成抚养的义务时可以更多地发展自己，不必押宝式的将自己的一生和孩子的一生作为“赌注”。要学会更多地尊重孩子，留给他们更多自我选择的空间。
过去社会给予普通人的机会太少。机会的惟一性使人们对它极为珍视，是否抓住了机会往往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但现在，个体的凸现和人与人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尤其是户籍制度的改良，单位所有制的变革，大家庭的解体，甚至小家庭的松散化，个人经济上的独立，人作为生命的个体的惟一性意识的觉醒，都使我们的社会意识迅速地变化着。人们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成龙”的时机、方式和种类大大增加。而所谓“成龙”，也更多地是自己作为社会成员或公民的自主选择。
我国的现代教育正处在一个巨大变化的过程中，新一代的高等教育改革已从精英教育逐步走向大众教育，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达到２５％至３０％（且不说像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大学生达到４０％以上），就能从根本上改变那种精英式教育的模式。社会受教育机会的多样化，成材模式的多样化，都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家长们的成材“投资”模式，而家长们的心理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那时，望子成龙还会有，但那可能更多地是望子成“人”的祝福与祈祷，它将主要承担一种情感交流的功能。
目前，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人们望子成龙的形式没变，但望子成龙的“目标”变了，这就是“向钱看”——谁能挣到钱谁就是龙。以前人们认为只有当了干部，做了官，才是成材，才是进步，才是成龙。现在由于经济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所以只要我能赚到钱，我就成“龙”了。这是我们特定历史阶段产生过的另一种偏颇：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这里有一个必然经历的过渡阶段。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这种情况必将发生变化。东方社会像韩国、我国的台湾、香港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在六十年代，韩国、日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都经历过遭受歧视和忽视人文的阶段。就像我国前几年，大学教授的收入比不上卖茶叶蛋的一样。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日益商业化和日益物质化的时代，缺乏人文教育和人文关怀，体现到我们家庭教育里就是人文因素的匮乏。我们的家长理解的素质教育，首先是学些东西。比如学好外语，学好计算机，将来好与外界交流，出国和进外企，这些都是很实用很实惠的。再比如考什么级，什么证，大家趋之若鹜。家长们总是把最实用的东西放在第一位。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素质教育的根本所在，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培养孩子的多种技能。其实素质教育更重要的是给孩子培养一种人文品格或文化精神。中国人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英国人讲培养一个绅士要经历三代，说的都是人文素质的教育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它是要解决的是人心灵深处对待生活的态度问题。把素质教育变成技术教育或技能教育，就使素质教育变味了。人的文化的素质和知识的掌握是有区别的。知识是一种信息，一种工具性的重复性的东西，它往往不具备创造性。而文化素质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能力，它能产生增值效应，产生精神飞跃。
什么是成功的标志呢？在我们的社会里，凡是个人愿望在社会允许的范围里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这就是成功。所以成功的定义是多样的，它会变化。现在我们谈的人文主义教育，依据的是可以拥有多种选择的社会基础，这与过去的时代大不相同。将来我们的社会中就会有孩子自愿地去森林，到山里去种树，过很简单的生活（这种人现在已经有了）。勤勤恳恳地工作，快快乐乐生活，只要有理想、有追求，平平常常不也很好吗？为什么非要做“大官”、“巨贾”呢？只有社会成材的标准多元化了，家长才不会把他的意图、愿望甚至一切未实现的理想都强加给孩子。
人文主义的教育，是为了孩子整体素质提高。有些家长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并不期望自己的孩子一定成为钢琴家，但仍希望他能弹弹钢琴，拉拉小提琴……但不要把这一切变成孩子谋取职业考试加分的工具。一种本来很好的东西，由于整个社会对它的实利化改造，已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不要一提到艺术教育就是学钢琴、学小提琴，而且一定要考到十级，把艺术当成实用工具，有意地制造、培养所谓“天才”。有引导、有设计当然也是应该的，但不能违背孩子的天性，剥夺他们欢乐的权利。望子成龙，结果恐怕是教子成“虫”，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戏说中国家长批判顾军
现在，我们对自身已经有了很多的批判，如《现代人批判》、《流行文化批判》、《中国教育批判》、《王朔批判》、《金庸批判》等等。这些批判已经将我们社会的文化、生活、流行、新人类等狠批、大批了一溜够，能够幸免的已不多了。今天，又有人开刀，不过这次口诛笔伐的目标不是什么形而上的理念，也不是曾经很兴头的个人或一小撮，而是为人父母者——“家长”（对不起，我实在找不到其他的代替词组，只好将就用这个带有极浓烈专制色彩的词了）。中国的批评家们可以相视会心一笑，又有一项中国批评界的空白被填补上了！《中国家长批判》的横空出世可真应了那句商业名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
当今的传媒，很少没有拿教育开刀、开涮的。也怪教育界自己不争气，昨天是乱收费、今天体罚学生、明天是教材粗编乱造，接着是试题出得匪夷所思——净是长虫和王八打架——绕脖子。中国的学校教育已经到千夫所指、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我这样说决没有贬低舆论对教育关注的意思，这是学校里的事，老百姓当然会关心。哪家不有个孩子上学，教不好谁也不干。但是，教育还分三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大概是不敢明着搞“应试教育”，都搞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了，可南边省市又出了个弑母的孩子。于是乎轮也该轮到家庭教育了。这是不是可以说是“在劫难逃”。
应当说，我对于在一些领域、一定程度上实行“矫枉过正”的策略是赞成的。但是《家长批判》一书的内容还是让我意想不到，尤其是那振聋发聩的十大“原罪”，这样火药味十足的字眼真使我目瞪口呆。“原罪”指的是一切罪恶的本源，是一个宗教术语，来源于圣经中的七宗罪。由此可以理解家庭教育的“原罪”应当说是家教中一切的罪恶本源。但家庭教育中的罪恶，或者说罪恶的家庭教育，这种想法一出现就让我不寒而栗。惊恐之余，半夜里又翻开《家长批判》拜读，终于在编者序的最后几行看到两个字：“性恶”。原来编者是从这一独特的视角看待我们的家庭教育，这可真够酷的。将天下父母含辛茹苦的教育孩子的出发点定义为罪恶，难怪会振聋发聩！
我连忙研读这十大“原罪”，从众多的对家庭教育的描述中发现一个问题：作者对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用心极力的贬斥，好像只要是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就是一种天大的错误。劝告家长们不要和现行的高考“玩”；别盼着孩子们成为被现代社会认可的“人才”。我自认为是个糊涂小不懂，但是，我却发现在作者名字的后面似乎都有一个冠有我们现行社会最流行的人才称谓的括号：学者、专家、教授、知名青年思想家。我真心真意的尊敬这些作者，并为他们的成就折服。但，想必列位也是上过大学的，不然这些闪光的名词和形容词是怎么加上去的？现在家长尤其是中小学生的家长，大多数应该是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基础教育的。回想一下，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经济起飞的时代，大家豪情满怀要把损失夺回来，社会上一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贡献大”。经过二十年的社会变革，当初的学生已经成为现在的家长，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看到了一条改变生活的公式：刻苦＝知识＝高校＝高学历＝高职＝高薪＝高成就。家长这样的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是被实践检验过了的。随着“知识经济”、“知本家”的出现，“学而优则仕”已经从单选变成了“则白领、则商、则出国、则ＭＢＡ、则ＣＥＯ”中的多选了。那些多少曾受过“读书无用论”影响的家长们，现在能知道读书和教育是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决定人的发展，勒紧自己的腰包让孩子去上名小学、名中学、名大学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干吗非得给家长扣上“原罪”的帽子不可？如果，我们的家长早都是教育学硕士博士，现在那些择校什么的名堂也就不会存在了。
在这里，我只想为作家长的辩白一下。我不是专家、或资深的业内人士，也没有上过正规大学，现在还在为生活、为学历、为工作而奔忙——学习。因为我深深的懂得应该努力地、刻苦地读书，而且只有会读大学里规定要读的书，才能多拿一些凭凭、证证，才会有好的将来。这就是咱们专家们和教授们定下的规矩和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