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试教育批判

 中国应试教育批判 　    据教育专家保守估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不应当是2000亿元，而应该是约5600亿元了。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这都是由应试教育这个杠杆弄出来的。真想搞素质教育的人，就是要与控制行政权力而且每年有5000多亿黑色收入的这个特权利益集团作对，谁会有力量坚持下去呢？  　　应试教育的利益根源  　　所谓应试教育，指的是为了考试而开展的教育。这个概念，是与为了学生发展而开展的素质教育相对立的。只要是教育，只要是学校，都必然会有考试。中国绝大多数教师、家长和学生对中国的考试制度深恶痛绝，是因为这种特定的考试制度不是以学生为本，不是为了测试学生的整体素质并改进学生素质上的缺陷，而是压制了学生的个性、毁坏了学生的身体、破坏了学生的自尊和自信。这种考试不是帮学生的，而是整学生的。多年来，应试教育的弊端有目共睹，成为社会共识，为人们所普遍痛恨，但是应试教育为什么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变本加厉了呢？窃以为，应试教育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观念认识上的问题，因为上至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谁都知道应试教育害苦了孩子，对应试教育的反感不存在什么观念上的阻碍。应试教育之所以长期不改，根本原因还是在权力和利益结构上，是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代表的教育垄断特权分利集团需要应试教育，惟有这种一统天下的应试教育模式，最符合他们控制的方便，最符合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诉求，是他们的私利在不断强化着应试教育的神经。惟有通过应试教育来吸食成万上亿的孩子的青春少年之血，才能很便利地把他们养得愈来愈肥。 
　　
   考什么和如何考，决定了教什么和如何教，考试制度决定着教学制度，教学制度则决定着学生受教育的命运。没有人性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就没有人性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没有人性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学生就会受到非人性的对待。而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学生受制于教师和校长，教师和校长受制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是教育领域的主宰，他们利用他们控制的统一的高考、中考、会考和种种测试的指挥捧，将全中国的学生、教师和校长指挥得团团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巨大的教育特权给教育官僚们带来巨大利益，巨大利益又使他们不愿改变教育险恶的现状，就这样形成了以教育行政部门为核心的权力与利益的相互滋养和相互强化。  　　搞素质教育，就是搞适应学生个性特点、以学生素质发展为核心的教育。从课程选择和设定上来说，就必须权力下放，应当以教师、家长、学生和专家为核心，共同来选择和设计每个学校的校本课程。但如果这样做，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教材和教辅卖给谁呢？他们的垄断利益如何实现呢？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右。如果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要突破1000亿元。教材和教辅的回扣费用约在3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约有300亿左右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这就是统一教材教辅和考试的好处。所以，面对全社会要求素质教育的呼声，教育行政部门也于近年在全国推广称之为素质教育和个性的新教材。也就是说，搞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也必须是全国统一模式，只准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一种模式的素质教育和个性教育，这不是素质教育的笑话吗？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权力和与此相联系的垄断利益。2001年初新课程出台，教育部开始全面推广，就有专家批评“课程改革领导者”的三重身份：以行政官员的角色在制订新课程，以学者的身份在宣讲新课程，以商人的身份从新课程中获取利益。  　　从考试内容来看，与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和教育部门规定的教辅环环相扣，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知识点就是考试的重点。为什么考试的出题不能活一些呢？为什么考试的出题不能给学生的想象力和素质发挥以更大的空间呢？原因还是在控制。如果出题过于宽泛灵活，那么考试与统一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内在联系就会松散，这种联系一松散，统一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就失去了权威和价值，各学校就会自已选择教材和创新各种教学方法，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和垄断利益就会大打折扣。垄断利益需要僵死的统一大纲和教材，因此考试出题和考试办法就得随之而动，这是根本原因所在。1983年，教育部就下了死规定：从1984年起，高考按基本教材命题。利益指挥权力，有这样的特权利益在控制，所以教育部门一切关于素质教育的宏论都流于形式。在1997年1月16日前后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教委领导人就提出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强调的理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应试教育以升学为目标，围绕应考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是一种片面的淘汰式的教育。它的危害，一是教育对象主要面对少数学生；二是教育内容偏重智商，轻视德、体、美、劳诸方面，忽视实践和动手能力，影响青少年生动活泼、健康地成长；三是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而素质教育较好地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本质，它以培养受教育者在思想道德情操、科学文化知识、身体和心理素质、劳动和生活技能等方面得全面和谐发展为宗旨，为学生学会做人、求知、生活、健体、审美打下扎实的基础。  
        这话讲得多好，体现了多少优秀秘书的心血。但是，到1999年，高考新一轮改革的命题原则仍然是“遵循教学大纲，又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学校和教师们都明白，模糊中有不模糊的核心，谁敢不遵循统一教学大纲教学呢？显然，教育行政部门早就知道应试教育的弊端了，但是为什么近年来应试教育反而愈演愈烈呢？不知者不为罪，如果教育行政部门不知道应试教育之害而推进应试教育，这还不算邪恶。知道应试教育之害而强化应试教育，是不是在故意坑人害人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公布了上半年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据教育专家保守估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不应当是2000亿元，而应该是约5600亿元了。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这都是由应试教育这个杠杆弄出来的，所以应试教育就愈来愈厉害了，这有什么奇怪呢？真想搞素质教育的人，就是要与控制行政权力而且每年有5000多亿黑色收入的这个特权利益集团作对，谁会有力量坚持下去呢？由应试教育生长出来的垄断利益集团为了独占垄断利润，拼命维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垄断权力。对普通的学生、家长、教师来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试卷、教材、教辅专制权+教育垄断特权分利集团”这个黑色堡垒，成了独占行政暴力的难以违抗的力量。    

      层层争权分利的罗网  　 考试控制的权力带来相应的垄断利益，所以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各层都在争夺考试控制权。我们的教育部牢牢掌控着高考，这根指挥棒直插入中国基础教育的心脏，一切教育手段都得围绕着高考展开。高考升学率直接决定学校的声誉，直接决定校长和教师的地位和利益。教育部以高考指挥棒，轻松地控制着各学校的高中应当教什么和如何教，应当选用什么样的教材和教辅。教育部有了明确的权力和利益空间，省级教育部门怎么办呢？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如何体现呢？除了从高考制度中分权分利之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就有了一个高中会考。高中会考的权威性如何体现呢？许多省教委规定：会考共九门，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一门考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重点院校，二门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本科，三门不及格，不准参加高考。这样的规定一下来，会考的控制权直线拉高。省级教委对高考录取招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的规定谁敢不认真？但是，与省级教委的人交流，他们还报怨说会考的权威性不够，一些学校不认真对待会考，它们弄虚作假偷偷让学生全部过关。要想领到高中毕业证，我们学校也必须参加会考。会考指挥棒指定的高中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谁敢不理？各地的每套会考试卷要交20元左右不等，我们学校一下就将几万元交上去了。全国的学校要交出多少钱？全国有高中在校生2900多万人，9个考试科目约26100万份试卷，每份卷子仅以10元钱算，就是26亿多元。还不算与会考有关的指定复习资料。省级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也不示弱，它们也要控制一份权力和利益，所以就强化高中重点学校的建设，以此强化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竞争。近几年，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竞争的残酷程度，已经不亚于高考了。上了重点中学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大事，家长、孩子和教师就不得不全力以赴备战中考。不少公立名校在初二就将初中全部课程匆匆上完，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全力准备中考。市级教育部门决定着中考，也因此决定着初中应当教什么和应当如何教，决定着相关利益的分配。中央教育部门有高考、省级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有中考，县级教育部门怎么办呢？那就是县教研室指定教辅以及不定期的各式检查罚款和年终测试。  　　教育行政部门不同级别的管理分工的核心，就是权力分层，层层都有权，层层都有利，层层都有吃的，层层都有灰色收入。在这样教育权力高压和垄断利益的层层控制的天罗地网中，素质教育的空间何在呢？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我们的教育不是为学生的身体、心灵和智力的成长提供滋养和训练，而是不得不以教育行政部门官僚的权力和利益为标准来利用、挤压和折磨学生。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只是教育官僚手中的玩物而已。  　　学校的自主空间何在？笔者过去一直纳闷，教育部多年来也在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毛病，而且关于发展素质教育的文件下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为什么教育现状就是没有任何改观呢？仔细研究才发现，教育部发出的所有文件或禁令，都只是倡导性的，没有硬性的约束，没有明确的惩处性的规定，这是故意放松。最近，教育部门的领导强调要“五不准”，不准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不准小学、初中招生举行选拔考试；不准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不准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组织集体补课；不准按考试成绩排队。但是，如果省、市、县、校违反这“五不准”怎么办？没有明确规定。教育部的文件中为什么不加上“如果违反五不准，经某某机构查实，教育局长撤职，校长下台”这样的提法呢？这样的提法是不会出现的，因此这“五不准”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只是获取社会名声的提法而已。上上下下都明白，大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吃香的喝辣的，小弟们（下级教育行政部门）也不能只啃光骨头啊，所以大哥说归说，小弟们干归干，大家都要有份才行。百姓不明就里，就认为教育部好，坏事只是地方教育部门干的。在这样的控制体系下，我们的考试制度只是教育专制权力和垄断利益集团利益的体现。  　　“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学习的压力真的很大，让我喘不起气来。——学习给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有个好的将来，不要像我竟输给了学习。所以，我必须选择离开。”2004年3月11日下午，重庆市忠县拔山中学的两名女高中生陈薇和陈艳玲，在写下上面这些遗言后，拥抱着从楼顶跳下。  　　当看到这则消息时，笔者难过之余想，这两个可怜的学生和全国许多因学习压力而自杀的学生一样，他们并不是“输给了学习”，而是输给了教育部，输给了中国专横垄断的教育体制。全中国的学生和教师都输给了教育部门的官僚集团。教育部门的官僚和维护他们特权利益的制度应当为全中国因学习压力而自杀的孩子们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