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捷夫: 中国书法批判?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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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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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民族的精神品位，民族的智慧标签。
在世界上近十个古今文字体系里，如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乌干达文字（古叙利亚）、腓尼基文字、希腊字母、阿拉伯文字、欧洲文字（“非拉丁式”者）、印度及南亚文字等,最终都是以写线构图，其笔划造型都是写线型。故中国也不能例外。然而，当一个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古老独立专制王国诞生于中国大地上，同时用那繁琐的、根本无法使用的篆字作为“书同文字”的所谓“范字”之际，即注定了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认知权利，将横遭变相的剥夺。“篆者，传也。”（虞世南《书旨述》）后世的书法字之所以成为专制统治者阶级的“高贵”字，与其成为篆字的替代物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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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人类社会思想和记录的工具，因之越是简单便利和实用，越是贴近于其生存意义。公元纪年前后，世界各国纷纷相继走上文字拼音化即“表音”的道路，充分说明了文字写线型的普世价值获得举世的公认。然而，中国并没有如此做。它不仅将卓（隶）字即硬笔汉字，变成“结体混乱”、“字义混乱”和“读音混乱”即“三乱”之字，而且添加书法汉字的“三乱”，即“笔划造型设定上的混乱”、“草书之乱”和“作式之乱”，终于将汉字变成“六乱”之字。将“实用工具”变成“玩具”，将公享的文字资源变成“官有”化，对普遍中国人而言，其实是有文字等于无文字。，
如果说书法字是对硬笔汉字也即通用汉字、常态汉字的一种“繁饰”，那将另作别论；如果说书法字即是汉字的固有原型，那么问题即变得尢其尖锐化和复杂化了。到目前为止，社会上流行的古今文献的基调，恰恰几乎一律倾向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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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一切“工具性”的图形，当以自然、清晰和稳定为妥。汉字本是一种“记录工具”，其复制使用频率冠一切图形之首，故其字符图形应以自然、清晰和稳定为妥。然而，书法字并非如此。它不仅把写线型笔划变成“刀剑形”和“骨骼状”等，而且借所谓“草书”之名，涣散字体结构等，将文字符号图形置于“变幻无常”、“飘忽不定”和“虚无迷幻”的构图状态之中，造成了文字图形的极端不确定性。如此一来，它不仅削弱了“记录工具”的“实用性”，而且用高度扭曲化了的文字图形，通过一定的条件反射，潜移默化地扭曲人们的心灵。其目的，无非让人们以扭曲的心灵，去“认同”或“迎合”业已扭曲的社会存在，如此而已。所以说，书法字除了“乱字阻用”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扭曲人们心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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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笔文化既是世界上的基本文化、根本文化，也是中国人的基本文化、根本文化。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由一支“写线”所建构起来，古代如此，现代也不例外。“写线”可以制作制器工程图样，可以制作文字，可以绘画，还可以制作其他应用图案等。“写线”是硬笔文化的灵魂，是人类心灵的“导航仪”，是人类智慧的摇篮。“写线”可以分清正斜直曲，可以制作蓝图，可以创造“完整”，可以创建秩序，可以“格物致知”，可以知微见末。硬笔文化也就是“写线”文化。一个失去“写线”文化的民族，首先失去了心灵上的导航仪，失去了方向感，失去了条理性。然而，书法不仅扼杀了汉字的写线型笔划，而且继之颠覆了硬笔写字，颠覆了硬笔应用，甚至于颠覆了整个硬笔文化。
从“乱字阻用”、“扭曲人们的心灵”，到“颠覆硬笔文化”等，书法在“愚民”文化里所发挥的反面作用，不可谓不大。无可讳言，如果说硬笔文化与书法文化，在历史上和现实上存在着哪些“冲突”的话，那将是对包括汉字在内的一切图形的笔划造型写线型与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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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据自拙作《中国古代硬笔文化研究》一书第七部分——《古代硬笔文化衰落的基本原因》一文易名而成，内容有所调整，同时以网络版的简短形式重新予以缩写。分为十个副标题。第一“书法缘起”，披露了“书法”起源于专制政治的愚民政策，是愚民思想文化的历史产物。第二“书法‘散卓’的理论纲领”，重点揭露和批驳了与书法相关的指导性文献及其主要论点。第三“书法‘散卓’的基本方式”，重点揭露和批驳了书法的几种“乱字”方式。第四“书法与科举制度”，主要揭露唐太宗李世民与科举制度为书法所提供的生存和发展平台。第五“隶字等之辨正”，重点辨正和澄清硬笔汉字与书法汉字之间的关系等。第六“‘书’义之辨正”，重点辨正和澄清诸如“书”、“书法”、“书道”、“书学”、“楷书”、“行书”、“草书”等之涵义和词源，揭露了唐朝书法界的“窃词”、“乱词”行径。第七“汉字‘象形’说等之驳正”，重点批驳了所谓文字“扬于王庭”说、“造字六书”说和汉字“象形”说等，澄清了中国人的文字观、造字观和文字史观等。第八“书法与《说文解字》一书之窜改”，重点揭露了唐朝书法界通过对《说文解字》一书的窜改，全面颠覆了汉文字学的学术方向。第九“书法对硬笔文化的封杀”，通过对“聿”字被废黜的大量事例的历史探究，揭露了书法是颠覆中国古今硬笔文化的罪魁祸首。第十“源污必流浊”，通过对所谓“书法艺术”与书法是“书写的艺术”等当代相关流行术语的剖析，批驳了那些试图为书法的继续存在制造合理依据的不良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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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本文所采用的标准、原则、方法等，这里一并叙及。如同历史上前人批判“苛秦暴政”、“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批判孔子、董仲舒等，均以“普世价值观”为基本标准一样，笔者批判中国书法，也是以“普世价值观”为基本标准的。这一点，古今相同。原则：普世价值观的基本原则，是从众不从寡；故本文的基本原则，是从众不从寡，也即是以大多数中国人的现实根本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方法：由普世价值观和从众不从寡的基本原则推导出来的方法，是理性与实用；故本文的基本方法，是理性与实用，也即是以“有用之者，有原之者，有本之者”（《墨子•非命》）即“三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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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历史以真相，同时期望引起人们对书法的深切关注，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本文粗糙和不足之处肯定不少，诚请读者指正。这里必须郑重强调的是，本文对当今国内书法界的“书法利益”所造成的某些“涉及”，决不是笔者的本意所致，而是相关的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研究课题使然；尽管如此，本人仍然愿意为此首先深致歉意。
中国书法批判•第一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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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书法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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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是中国历史上专制政治的产物，愚民文化的先锋，科举制度的专门工具，扭曲人们心灵的邪恶图形。书法问题，始终是一个以繁饰乱字、用书法字反对硬笔字即实用汉字的问题，扭曲人的心灵的问题，和以书法文化反对硬笔文化的问题。
近100年来，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作为科举制度的重要工具，书法理当随之而去，同古代缠足的“裹脚布”一样，进入历史博物馆。然而，在被边缘化大半个世纪之后，书法忽然又以所谓“艺术”之名，空前泛滥，行继续“愚民”之实。因此，在提倡“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今天，它必须受到应有的揭露和批判。
书法萌芽于东汉末至魏、晋，成型、成制并发展于唐朝。此后至清末1000余年，书法与“法儒”、玄学等互为表里，同为历代专制统治者所支配和利用，遗害至深。在专制权力的高度扶植下，它不仅有纲领、有领导、有组织、有策略地扭曲汉字、干扰汉字应用，而且借此排斥和颠覆硬笔文化，将中国文明引向变态畸型、堕落之路。它甚至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历史公案、悬案。因此，书法问题就不是所谓“艺术”之说那么简单了。
书法是专制统治者阶级处心积虑地、创造性地“发明”出来的“愚民”杰作，因之它不是一种正常的、健康进步的艺术。
书法缘于专制政治的愚民思想文化政策，是愚民文化政策在文字领域上的具体实施。秦篆为之提供了“乱字阻用”的历史、政治依据。硬笔汉卓（隶）字的诞生和流传使用，不仅成了书法“攻击”和“围剿”的对象，而且为书法的产生“提供”了“附身”的汉字原型。而软笔的某些特性，却被利用来当作“乱字阻用”、反对硬笔汉字的基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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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秦篆为后世书法提供了“乱字阻用”的历史政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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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用武力强行聚揽了七国政治权力，建立了变“公权”为“私权”的中国第一个专制王朝（《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了防范六国遗民的反抗，秦王朝采纳所谓“法家”商鞅、韩非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弱民”的行政措施。而“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穷则贵爵，民弱则尊官”（《商君书•弱民》），则成为专制政治与生俱来的思想圭臬。要如何“弱民”呢？则以“穷民”和“愚民”两项，欺民最甚。所谓“穷民”，即一方面重税赋、薄给予，使民常困于“饥寒交迫”。另一方面，则销毁天下铜铁，使民“手无寸铁”，反抗乏器，遇暴无助。所谓“愚民”，即既变相地“封锁”文字，又“焚书”、“禁书”、“禁言”，甚至坑杀知识分子等。“事智者则法败。……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又“言无私议，民无私学”（《韩非•五蠹》）。“民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商君书•算地》）。又“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民既又“穷”又“愚”，显然“弱力”、“弱智”，无力反抗，注定是“傻民”一群，散沙一盘，就只得听任其摆布、压榨和奴役了，而“暴秦”政权则可由此一世、二世，以至传之于万万世了。这便是所谓“弱民”的最终目的。自此，由商鞅、韩非等所谓先秦“法家”提出的“弱民”主张，竟然成为后世专制政治的核心决策和基本模式，历代相沿；它连同由秦王朝确立的“以愚百姓”的“愚民”思想文化政策一起，此后竟遗害于中国2000余年，至今仍存。
综观历史，愚民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六毒”之上，即由“三硬”与“三软”组成。所谓“三硬”，主要指“硬件“，即“烧书”、“禁书”与“囚杀”知识分子。所谓“三软”，主要指“软件”，即 “乱心”（“洗脑”）、“乱书”（窜改、伪造文献等）与“乱字”。“三硬”主要从物质上毁灭；“三软”则主要从精神上也即意识形态上“围剿”。而“篆字”的出台，正是“六毒”其中之一即“乱字”的真实体现。它不仅是一篇“封锁”文字的“政治宣言”，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由官方“乱字”的第一个历史铁证。其对后世汉字字形的成型，影响至为恶劣。
战国后期各国文字多趋于简化。秦王朝既以武力“吞并天下”，要“书同文字”，本无可非议，但究竟采用哪一种文字，成了问题所在。摆在面前的，至少有两种现成的文字可供选择，即秦国文字与楚国文字。楚国是秦之宿敌，是战败国，且楚文字又较为便于应用，不合于“愚民”策略，故不用亦罢。那么，秦国文字应该就是首选文字了。然而，秦王朝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另造“新字”，即所谓“篆字”（也称“秦篆”）。
传世的《秦诏版》铭文，是秦王朝用来推行“书同文字”的所谓“范字”，也即“法定”之标准字，颁布于秦王朝建立之初。从铭文上看得出来，篆字是以秦国文字为蓝本，经过“繁化”加工而自成一个字符模式的。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着眼于笔划的引长，即增加笔划的长度，通过直接引长和加强笔划的弧曲度来实现。一是着眼于字体结构的繁化，即增加笔划数量和增加副字数量，通过强行穿插或强行植入来实现。其基本特征，是笔划和副字分别密布于其间，笔划纷呈曲屈、缠绕之势，而字体构图则多呈封闭之状。如此一来，既极不利于古硬笔在简牍上书写，即便要认识或记忆，恐怕也不甚容易了。如此繁琐、封闭的文字，勿说一般人民不容易识、记、写，就连官吏也是“奏事难成”（卫恒《四体书势》）。在这个角度上说，秦篆不仅是一种“怪字”，而且简直成了一堆“废字”。后世之所以不将秦篆与秦国文字相提并论，原因即在于此。如果说，将秦篆当成“非常态”字来对待，似乎可另作别论，但将秦篆当成一个国家的所谓“书同文字”的法定标准字来对待，问题就显得尢其尖锐化、复杂化了。
秦王朝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将秦篆这种“繁饰”之“怪字”，当作常态之字、“应用”之字颁行于全国，本质上即是一种反理性、反实用、反文明的措施。它的出台，是古文字史上的一次“逆转”，是对古字简化字的一次颠覆，是造字史上一次严重的大倒退，其实质要害是“乱字阻用”。当人们联系起秦始皇，前曾欣赏商鞅、韩非思想，秉承其“弱民”、“天下无书简之文”等愚民主张，后有“焚书坑儒”等反文明事件接踵发生时，即不无猛然醒悟，秦篆的出台决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愚民”思想文化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是说，秦篆是秦王朝用来打前站的愚民文化先锋。其基本策略是，以篆字制约硬笔，也即“以字制聿”（“聿”，古硬笔的本字），从而达到滞阻文字应用即“乱字阻用”、 用文字反对文字的罪恶目的，如此而已。所以说，在秦朝，是有字等于无字。
秦篆的唯一用途，是秦始皇出巡时拿它立了几块碑文。随着陈胜“反秦”起义的爆发，秦篆也随之被废止了。尽管如此，它对后世汉字的成型，影响极其恶劣。如果说，秦篆与后世书法有着哪些历史联系的话，那便是间接地为之提供了“乱字阻用”、用文字反对文字的历史依据和政治依据。而后世书法界之所以振振有词地为书法进行辩护，秦篆的存在是所谓依据之一。此外，中国专制政治对硬笔、硬笔应用和硬笔文化的抑制和排斥，可以说与秦王朝的愚民文化政策，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