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易腐“三诱因”－高山墨客 －高山墨客－强国博客－人民网

县委书记易腐败的“三大诱因”！
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中共江西省纪委最近对中共南昌市委常委、南昌县委书记汤成奇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现已初步查明，汤成奇在任职期间，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生活腐化。（人民网  元月9日）
之前不久，江西省黎川县原县委书记谢昌贵在“双规”期间自杀。2009年底，河南省委组织部关于“河南省4年22名县委书记落马”的新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更早些的2005年，《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说：“安徽18个县区委书记因为贪污被撤职查处，占全省县（区）委书记总数的六分之一强”。
联想起这一系列县委书记腐败的新闻报道，如果把他们叠加在一起就得出“县委书记是领导干部中最容易被腐败官员之一”的结论。2009年中纪委的反腐“成绩单”也显示，全国一年共查处县处级干部3743人，其中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达764人。
当然，县委书记腐败并不是江西、河南、安徽省所独有，其他省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还更严重，只是这层“窗户纸”没的被捅破而已。坊间有这种说法，如果100个县委书记站成一排，隔一个打一个，不会打错一个；隔两个打一个，肯定有“漏网之鱼”；如果用机枪扫射，偶然一、二个没有被打死，那是万幸中的万幸。这充分说明，县委书记腐败已成为坊间议论最多的话题这一，也是广大群众最为深恶痛绝的。也难怪各新闻媒体报道腐败案件时，都是把县委书记腐败作为“重点内容”来进行报道，甚至报道的内容有些偏急也就不足为奇。
目前，全国有1636个县，加上374个县级市、852个市辖区，加起来有2862个县、市、区。也就是说能够担当起县委书记这一重任的还不到2900人。这些县委书记都是全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精英中的精英，都是在基层干部得比较出色，政绩突出，通过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精心挑选而走上县委书记领导岗位的。
“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安，则天下安。”县委书记作为中国领导干部系列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占居着特别重要的位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思想政治素质的高低、驾驭全局能力的大小、整体形象的好坏等，直接决定着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更能影响到一个县各项工作的成败。全国只有把县委书记这个特殊群体抓好了，我们党才能提高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水平和执政地位，才能巩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长期久安的坚实基础。
近几年来，中央对县委书记是厚爱有加的，从2006年4月到2007年1月，对全国2600多名县委书记分批走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进修学习；去年，中央为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专门下发了实施意见，对县委书记管理更加严密，由设市区管理省委组织部备案，改为直接由省委管理，并对表现优秀的提高其政治生活待遇，由正处级享受副厅级待遇。这一系列新举措新办法，使县委书记这一职务更具魅力，更具竞争力。
既然中央对县委书记如此重视，县委书记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更没有理由去贪污腐化。可就是有那么一部分的县委书记，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党的领导干部，一名党培养了多年的处级干部，忠于职守、履职尽责、守土有责、努力工作应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却在灯红酒绿面前，在权、钱、色面前，顶不住压力，耐不住清贫，抗不住诱惑，纷纷走向腐败，成为历史的罪人。
县委书记腐败呈高发态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单从县委书记自身素质和能力上寻找原因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从深层次上查原因，认真总结分析，深刻进行解剖，从中查找出制约腐败的最佳办法，尽快解决县委书记容易腐败的深层次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诱因”引起的：
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人、财、物权集于一身。县委书记作为一个县的“父母官”，要对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几百万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承担领导责任，权力不可谓不大；而又作为中国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又是一个县的绝对“一把手”，其权力也不可谓不可观。省、市一级相对来说比人比较少，与中央接触较多，但县一级不仅数量多，而且地域辽阔分散，特别是一些山区县，往往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地带，中央的政策到了这些“山高皇帝远”县，说变味就变味，再加上其权力绝对化的发展和权力监督、权力制约一般又要比省、市以上大中城市要厉害得多、严重得多、复杂得多，而且在这些县由于受封建文化的陈渣影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的地盘我作主”、“谁阻我发展的路子，我就拿他的帽子”等官场“潜规则”，腐败势力更加容易左右县委书记等当地官员政治生态的发展，自视为一方“诸侯”，大权在握，刚愎自用、盛气凌人、唯我独尊。特别是近年来，有的省把县委书记由正处级升为副厅级后，其权力更是脱缰的野马而无法得到牵制，人权、事权、物权、财权集于一身，一切都直接掌握在县委书记的骰权之间，甚至是公、检、法、司也可随意调动，那里出了一点问题，用这些国家机器给予“摆平”。难怪老百姓会说，县委书记就是县里名副其实的“家长”、“一霸手”、“土皇帝”。
二是利益诱惑太大，“稍不留神”掉入腐败深渊。中国解放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连一些贫困的边远山区县也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而高速发展。项目建设、城市建设、园区建设，资金的大投入大投放无处不在。作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是很难档得住大经济大开发所带来“高额利润”的“巨大诱惑”，再加上现行体制中县委书记的“集权程度”非常高，都得县委书记“一锤定音”。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作为具有初始提名权的县委书记，对人事权一该也没有放松过，在他们心中有“地位”的人、有“能力”的人、送了“礼”的人一定是能提拔上来的，那些所谓的组织考察、书记碰头会、常委会、全委会等，看似“关卡重重”，实则是在帮县委书记走“程序”，合法化。假如县委书记不同意某个人，早在书记碰头会之前就被刷下来了，个别没有刷下来的在今后的工作中也得看书记的脸色行事，如果你组织部长或副书记不与书记保持一致，明天你就可能没有一点人事权，甚至还有可能被看作异已，看中的人今后还得提拔，除非我县委书记不在这个位置上。另外，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房产开发、国企转制、两区建设、资源利用、民生工程等等，这些都不是“小项目”，涉及的资金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都得在县一级组织实施，其中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个人利益”是很大的。一个县要完成这些“项目”，实施这些“工程”，都得由县委书记组织实施，都得由县委书记去拍板点头，谁也没有这个胆量在“土皇帝”头上动半点土，否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正是这些诱惑力，使得一些县委书记“稍不留神”就掉进了腐败的泥坑深渊而不能自拔。
三是监督机制乏力，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县委书记的权力过分集中而容易受到各种诱惑的话，那么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缺乏应有的力度也是导成县委书记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到底谁来监督县委书记呢？是人大在监督县委书记吗？是上级党委及组织部门在监督县委书记吗？是人民群众监督在县委书记吗？是法律在监督县委书记吗？这些看似都在监督，但在实际工作中都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就拿人大监督来说，人大是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直接对“一府两院”负责，况且在现实生活中，县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不在少数，自己监督自己，左手监督右手，等于没有监督。党的十六大作出决定，选择部分县市实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加强对县委书记权力的监督特别是用人权的监督，这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至今仍在试点工作中，绝大多数县实行的还是五年一届，甚至出现了一些试点县，仍然是书记碰头会、常委会代潜全委会，党代会成了一年的工作部署会，党代会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同级的纪委监察部门又是在县委及县委书记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怎敢监督县委书记。至于上级党委、纪委及媒体、网络、群众等监督，不仅机会少，而且成本也高，甚至还常常会出现监督主体及监督人员受到打击报复的现象出现。难怪有人概括对县委书记的监督是“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远、弱、难”是对县委书记不受监督的最好写照。这样，一方面县委书记手握大权，另一方面又缺乏必要的监督，一旦权力出现真空，自然容易被滥用、被乱用、被盗用，使之离开正常轨道运行，腐败问题就会频发。今天有河南22个县委书记被查，明天就可能有其他省更多的腐败县委书记出现。
综上所述，县委书记腐败的诱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的原因主要还是权力在作祟，权力没有受到任何的约束。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发表这样一个经典论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就说明“失去了制约的权力绝对化”，在经济大潮中的必然结果就是“腐败的绝对化”。一个地方单位是如此，一个县更是如此，如果权力太集中，即使是领导者个人的人格再完美、道德再高尚，也难免不腐败的时候。
当前，加强对县委书记的有效监督是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头等大事，必须牢牢抓在手上，放在心中。要教育县委书记明白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为人民服务，否则一但权力就会失控，就会走上犯罪的深渊。要建立健全监督约束县委书记权力的长效机制，重点在加强日常监督的同时，不断规范权力的运行，把上级监督、同级监督和群众监督有机的结合起来，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使县委书记的监督真正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进一步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查处力度，对那些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给国家和人民导成损失的县委书记，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并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