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罪与罚（经济的角度）

作者：风破楼  发表日期：2009-10-9 19:34:00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思考一下：一个人，在没有得到其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如何去统治一万个人？这个问题也可以这么问，一万个人，怎么就让一个人给统治了？即使这一万个人一点也不乐意。
我在想，即便是希腊第一勇士阿基琉斯再世，若有10个普通人一起对付他，恐怕他也招架不住。因此一个人若要统治一万个人，首先不能让这一万个人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你。把这一万个人分散，不让他们形成合力，只要你强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你就可以各个击破，将他们一一驯服。但是如果你并不是那一万个人里面最强的，又该如何呢？很简单，不仅仅让那一万个人分散，无法联合，还让他们相互争斗，彼此牵制，然后你可以从中渔利，利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统治他们，借力打力。
以上所说的方法，其实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叫做分而治之，马基雅维利叫“divide and rule”。用这样的方法，一个人可以统治一万个人，同样，也可以统治一个具有亿兆人民的大帝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分”，即“divide”。让我们来看看混一天下的中国皇帝是如何“divide”的吧。首先是郡县制，用官僚统治取代贵族统治，将治下土地分成无数的小块，并由官僚管理。原来的贵族分封制下，贵族在土地上世代经营，势力庞大，几乎可以与君王分庭抗礼，甚至造成“诸侯大而王小”的局面。而官僚呢，只是帝王的雇员，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不可能世代经营，所以很难形成与中央抗衡的地方势力。其次是编户籍民，保甲连坐，把人民绑在土地上，世世代代不得随意迁徙，国家权力延伸到社会最底层，直接到每一个人头上，不让民间有自我组织的机会，秦国甚至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亲人间的容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是非常彻底的，甚至试图打散最原始的家族联系，让每个人单独地面对强大的皇权。如此单薄的个体，是不可能形成任何足以抗衡皇权的力量的。于是整个国家可以让帝王如臂挥使，运用自如，秦始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可以征发百万人民，修建长城、宫殿，其对整个社会的驾驭控制能力，可以说是世所罕见。
有人说中国人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意思并不是说民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而是说，民间根本不能自我组织。我想造成一盘散沙局面的，正是这种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方式几乎打散了所有的自发的社会组织，让人民像一颗颗毫无联系的原子一样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也让人民失去自我组织的能力，几乎被钉在土地上，与其他人老死不相往来。事实上，要维持一个这样的大帝国，严防各种组织、民间势力的形成是头等重要的事，《商君书》云：“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而最容易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对皇权构成威胁的，正是皇帝的雇员——官僚。汉朝的察举制度，造成士族的形成，士族世代为官，经营一方，当士族势力膨胀失控的时候，造成了汉末三国时的军阀混战，汉朝的灭亡。而科举制度，以考试选拔官员，正是为了防止士族形成，可以被看做是以平民制衡士族，于是皇权专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汉朝桑弘羊的除秽锄豪，盐铁官营，都是为了不让民间形成足以抗衡皇权的势力。又如王安石以“抑兼并，均贫富”之名，打击民间的豪强巨族，让“阡陌闾巷之贱人”，不得“与人主争黔首”，达到“利出一孔”的目的。
其上是强大、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权力，其下是一盘散沙，无法自我组织、被牢牢绑在土地上的亿兆人民，这样的大帝国在这个世界延续了2000多年，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
英国的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说中国在6-17世纪时，科学技术发明几乎占全世界的54%，而到19世纪，竟剧降为0.4%。我想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在18、19世纪变笨，发明创造速度大大减缓，而是西方在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依然在原地踏步。那么西方为什么在当时突飞猛进呢？当然是由于举世闻名的工业革命。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发生在欧洲，而没有发生在中国呢？这又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比起李约瑟难题来说，其古老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工业革命最大的两个特点就是自由贸易以及工业化大生产，自由贸易推动分工，分工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工商业者势力强大之后，推动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者的立法，于是资本主义的普罗米修斯总算解开束缚，开始重塑这个世界的面貌。但是，工业革命的左膀右臂——自由贸易与工业化大生产，与中国古老的帝国体制，是完全不兼容的。
首先说自由贸易，即商业。商业的一大特征就是人员与物资的流动，而这种流动，对一个视稳定为第一追求的农业大帝国来说，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而商人，其智识与手中的资源，对“务在弱民”的统治者来说也是一种威胁。《商君书》云：“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恳矣”。所谓“重农抑商”，与其说是一种价值观，不如说是统治的需要。而编户齐民的制度，大大阻碍了人员与资源的流动，是商业天然的阻碍。即便是现在，我们对户籍的控制力度，都超过了英国17世纪时的水平。因此除了西汉初年以外，中国商业最发达的时候往往是乱世末世，即帝国统治权力松懈的时候，如战国末期、唐末、南宋、元末、明末、清末以及民国。
对人员流动的强硬控制，地区间的分割以及各种人为设置的障碍，妨碍了商业的发展，没有商业的繁荣，社会分工也无从进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首篇就以别针的制造为例子，说明分工对生产效率的促进。可以这么说，社会分工是促进技术进步，生产发展最重要的力量。没有社会分工，裁缝得自己去烤面包，面包师得自己做鞋子，爱因斯坦就不能以思考为职业，而只知道做螺丝钉的工人将被饿死，技术进步以及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当然无从谈起。
频繁快速的人员与资源的流动，一个富有且具有智识的阶层在民间崛起，都是与这个老大帝国的统治模式不兼容的，这些事物必将破坏帝国统治的根基。因此晚清以来，中国在追赶世界的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与波折，却始终无法跟上世界的步伐。我们这持续了2000多年的帝国体制，与西方世界发生了剧烈的排异反应，这个过程无比痛苦而漫长。更可怕的是，国家权力是中国社会唯一的组织力量，当这个力量被腐蚀削弱，社会将失去秩序的来源，陷入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但当这股力量健壮强大的时候，又将完全窒息这个社会的活力，于是我们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尴尬抉择之中。
罗马帝国强盛的时候，工商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因为罗马建立了稳定的秩序，帝国之内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大一统的情况下，一个消除国界的大市场的形成，最能促进工商业的繁荣，文化、技术的交流也大大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是大一统的一大好处。但我们只在汉朝初年看到过这样的盛况。我们得到了大一统的所有坏处，即窒息地方活力，却从未得到大一统的好处，即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即便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水平恐怕连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都不如，别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我们是一国之内。就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户籍制度对人员流动的限制水平大大超过欧盟国与国之间的，如英国规定，欧盟成员国公民只需在英国居住2年，就可以申请英国国籍，而非欧盟国家公民，需在英国工作6年。英国国籍申请难度恐怕大大小于广州、北京、上海户口的申请难度。我们的对户籍控制的严格程度甚至远远超过300年前的英国，而当时，英国的户籍管理被亚当斯密控诉为“不人道的制度”。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户籍制度对中国现代的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如何塑造了产业形态，珠三角民工工资十几年没变是否与此相关？由于本人掌握资源的限制，不能做详细的研究，因此只能做一些缺乏依据的猜测。以珠三角为例，我们让民工在当地工作，却不让他们定居下来，因此他们不会在工作地消费，至少大部分的薪水他们将不会在本地花掉，如此，将造成和他们的消费相关产业的缺失。由于民工只是“暂住”，一个城市的各种公共设施相比于正常情况来说，也将严重缺失，也将影响工人素质的提高，工人素质的无法得到提高，也将延缓产业升级的速度。由于工人居住在集体宿舍，珠三角地区容纳了超出正常情况下过多的人口，造成长时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将大大压低劳动力价格。正常情况下，经济发展必然造成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富余，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将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价格提升后，将促使资本自动寻找劳动力的价格洼地，因而促成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减少地区间的差异。而原来的地方，由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企业主将会增大资本投入，由此促成当地产业升级。但我们在珠三角地区却迟迟看不到这种现象的出现。各种猜测缺乏依据，但户籍制度的取消，我可以肯定，必将重塑中国产业形态，至少对产业形态造成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决策者们总在倡导产业升级，他们难道不知道，企业主加大资本投入的动力来自于人力成本的提高，如果廉价的人力可以搞定一切，为什么还要添置昂贵的机器设备。人为压低农民工的工资的竞底策略，将使企业主失去利用新技术的动力。
同时，各地政府对各自辖区内工业的干预，恐怕足以引发其他国家之间的关于自由贸易的诉讼。就说中国的汽车业，我们从南到北有好几个汽车生产基地，长春、北京、十堰、重庆、上海、广州等等等等，北美一个底特律就积聚了三大巨头，可以为全世界生产汽车，而我们却遍地开花，山头林立。汽车是最能够体现规模效应的行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生产才最有效率。我想，如果我们每个汽车产业基地都达到最优规模，恐怕能为火星人生产汽车了。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任由资本自由流动，这些汽车基地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至少也不可能这么多。而汽车行业的特征注定了其中的一些汽车产业基地在低效运转，也注定其绝无前途和希望。它们的存在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妨碍资源的优化与整合，阻碍市场寻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
我们说全球化最大的好处就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内享受全球分工带来的好处，可惜的是，积极参与全球化的中国，连国内资源自由流动，各省之间恰当的分工都做不到，这不能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由于专制权力严防民间组织的形成，人民几千年的原子化生存造成了我们组织能力的匮乏。直到现在，各种民间组织也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中。而这种组织能力的匮乏，使我们社会的管理成本、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也使我们很难诞生世界级的大企业，除非政府扶持。陈志武先生说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打破家族之间的界限。我理解他的意思，无非是家族血缘观念过于狭隘，阻碍了中国人的组织与合作。但他的话绝对有问题，事实上，家族血缘关系是中国民间除了政府以外唯一的组织资源，而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对豪门巨族保持警惕，秦国更是强制分家，鼓励告亲，拆散家族组织，以免形成抗衡皇权的力量。据秦晖先生的研究，清末民国时珠三角、江浙一带经济繁荣，就是因为其还保留着宗族组织，还能够起到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作用，而宗族势力在中国的传统语境里，一直是一个贬义词，代表一种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因此陈志武先生的话应该这样说：我们应该找到除政府、家族之外组织社会的资源，否则他的话无异于为专制代言。几千年的专制造成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使社会自发地组织合作面临巨大的困难，这也是大一统给我们留下的一大难题。
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个大一统的国家，究竟在大一统上取得了怎样的好处呢？或者，我们只是像汤因比先生说的那样，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幻影所激动。不要问为什么去构建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因为大帝国存在的本身，就是目的。
谢国忠：西方衰落东方兴起的根本原因
2010年08月25日10:01　 来源：财新网
西方经济真正的病根是竞争力下降，在全球化经济下，跨国公司把工作机会交到了成本低的中国和印度人手里
【财新网】（专栏作家谢国忠）美国学者，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都预测美国将出现日本式衰退，他们正敦促美联储采取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以阻止西方经济体滑入冰河时代。在最近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没有这样做，但承诺不从之前的量化宽松政策中撤钱出来，这也算是给担心通胀的人们一根骨头啃啃。
而在世界的另一边，通货膨胀正席卷新兴市场。印度目前的通胀已达双位数。整体而言，新兴市场的通胀率在5%以上。中国刚刚公布的通胀率略超3%，但普通民众感受到的物价涨幅显然要比这个数字高。人们可以真切感受新兴市场的房地产市场热气腾腾。在孟买，百万美元的豪宅可以俯瞰贫民窟的全景。香港的经济虽然不行，但楼市已恢复至接近1997年的高峰。富有的银行家在香港只付15%的税，他们都急着到北京或上海购置物业。在世界最昂贵的城市名单，莫斯科总是位列其间。整个新兴市场火得不得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油炸冰淇淋。这东西你得吃的快，不然它就变得一塌糊涂。全球经济似乎就是如此。爱花钱的西方世界突然陷入通货紧缩中。东方新兴市场的烈火会把西方发达市场的坚冰融化，变得一团糟。当然，融化的速度比油炸冰淇淋还是要慢一点。2012年就是融化之年。而这团火的燃料恰来自正在与通缩作斗争的西方世界的刺激措施。
刺激政策被认为应对衰退的灵丹妙药。但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下，这服药并不是那么灵，事实上，对西方世界，这服药就是错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占了全球GDP总量的一半，两者均由跨国公司驱动。他们在全球寻找成本最低的地方组织生产，然后把产品运往全球。需求和供给是两个不相交的体系。因此，当政府推出刺激政策，需求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当地供应增加。更重要的是，如果跨国公司决定投资其他地方，刺激带来的需求并不会导致就业的增加。
水往低处流。刺激政策，无论它在哪里，影响的是低成本的经济体。西方经济体通过央行印钞和巨额财政赤字把钱泵入全球体系，得到这些多余流动性的是新兴经济体。于是，在新兴市场，一切都红火了。
这个游戏将如何结束？对于西方经济体，理想的情况是，在西方经济体发生通胀前，让新兴经济体的成本上升，高到足以令跨国公司重新在西方投资和雇人。但这种情况难以出现。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工资是新兴经济体的10倍，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数量是发达经济体的5倍。
更可能的情况是，当新兴市场把通胀传回到西方经济体时，后者不得不停止刺激政策。通胀传递的最直接途径是商品价格的提高。对于发达经济体，这相当于加税，而受益者是生产这些商品的新兴市场。这是很讽刺的：西方的刺激可以立即给自己带来伤害。这就是全球化的魔力。
随着新兴市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口消费品的价格将上升。中国的名义GDP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问题是，随着劳动力变的短缺，劳动力成本会上升的更快。
最后，西方经济体的劳动力会要求增加工资，以弥补当前和未来的通货膨胀。有人可能会认为，高失业率将抑制工资增长。君不见，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尽管失业率很高物价与工资依然螺旋式上升，原因是劳动力看穿了美联储的以通胀保增长的企图。
2012年美联储将耗尽所有不提高利率的借口。由于在全球经济中的过剩流动性将变的极其巨大，收紧措施有可能导致资产泡沫破灭，引发新一轮全球危机。
西方经济体真正的病根是竞争力下降。全球化对中国人和印度人有利，对美国人和西班牙人不利。谁有工作做，决定权其实在像通用电气和西门子这样的跨国公司手里。中国人和印度人生产效率高，但穷，他们愿意接受低工资积累财富。美国人和西班牙人有钱，不肯接受第三世界的低工资。当他们的政府给他们钱花，只会让中国人和印度人变的富裕，而让自己国家的债务增加，从而变穷。西方世界必须等中国人和印度人变富，等他们也要求高工资，和美国人西班牙人一样爱花钱。对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不幸的是，没有捷径可走。■
=========
" 西方世界必须等中国人和印度人变富，等他们也要求高工资，和美国人西班牙人一样爱花钱。对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不幸的是，没有捷径可走。"
理论上是这样，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西方世界是不可能接受生活水平长期不断下降的结果的。最终要么美国崩溃，第三世界的穷人的生活水平稍微提高一点，要么中国、印度崩溃，美国人欧洲人继续过他们现在的美好生活。而战争将决定谁最终崩溃。
===========
碳税
《挟尸要价》是一个道德空靶
[10477]　(2010-08-23)
一个渔夫和一具英雄尸体，构成一张新闻图片。索价者的趾高气扬反衬救人英雄的凄凉，人格美和人性丑在江水中对峙。这就是获得中国新闻摄影大赛最高荣誉“金镜头”奖的《挟尸要价》。
去年这张图片发表时，引起了一场社会道德灾难的暴风骤雨。救人英雄被牵尸索价，构成转型期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一个耻辱标签，就像一把干柴烈火，让人们的正义感迅即熊熊燃烧。
如今这张图片获奖后，却引起了一场新闻图片真实性的质疑。长江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撰文称该图片系造假，建议有关部门核实照片的真实性和新闻性，呼吁取消《挟尸要价》获奖资格。
英雄的尸体，再一次成为真善美与假丑恶对峙的悲情映画。一个是事发时在现场的媒体记者，一个是救人英雄所在学校的宣传官员，两者均声称证据在手，言辞凿凿，让人无从臧否。在彼此口水战之间，道德再一次遭遇尴尬和挤兑。
真相总有澄清的时候。虽然在当下中国，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认定的“真相”。每逢一个公共事件发生，往往总会“不由分说”和“骂了再说”。这一方面源于官方媒体长期缺失真实性导致公众信任危机，另一方面盖因现实中遭遇太多的不公，累积了太多的愤懑，在逼仄的语境下，需要一个发泄情绪的解压阀。
一个社会越是缺失道德，公众对道德灾难的批判力度就越大。《挟尸要价》成为道德文章的经典案例，或者成为社会道德的反面教材，也就必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的是，《挟尸要价》的事实即便就如拍摄记者所描述，又有多大的道德批判力呢？
《挟尸要价》如果不是挟英雄尸体，那也是一种常态的市场行为，市场当有市场的逻辑，何必如此道貌岸然，争辩得红脸白牙呢？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民俗中，捞死人是一种晦气的差事。在南方农村，抬棺材送葬的人都会领到事主的一份大红包。《挟尸要价》不是杀人越货，不是搜刮民脂民膏，和中国社会许许多多 “挟活人要价”的权贵霸道和江湖恶行相比，它只不过是一只道德苍蝇而已。
如此看来，《挟尸要价》被“金镜头”青睐，也不过是评委们捡了一个软柿子捏罢了。中国文化艺术摆脱了一幅假大空的官僚脸谱，现在又换上一幅市侩模样，来讨好和讨巧世俗。我想问，作为中国新闻摄影最高奖，《挟尸要价》的艺术美感在哪里？作品的社会价值普适性在哪里？这就是中国新闻摄影的最高水平？中国社会的丑恶一桩桩，惨剧一幕幕，具有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的摄影作品，层出不穷。为什么一些优秀新闻摄影作品在国外屡获大奖，在国内销声匿迹？中国自由摄影家卢广关于艾滋病的系列新闻图片，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大奖（荷赛）金奖，为什么难以在国内媒体刊载发表？
曾记否，1972年6月8日，美联社著名摄影记者尤尼克拍摄的那张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在战火中奔跑的照片，真实地表现了越战的残酷，促使越战提前半年结束。这是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使命。
曾记否，“全球最有争议的一张照片”《饥饿的苏丹》，拍摄了一个非洲小孩因疾病和饥饿命在旦夕时，旁边一只秃鹫虎视眈眈等待美餐，该照片获得了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奖，但是作者凯文卡特受到了“见死不救”的指责。最终凯文卡特在舆论争议和内心煎熬中自杀以谢天下。这是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良知。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何以具有如此大的全球影响力？乃在于新闻记者的使命和良知。美国新闻界一向秉持报道和评论负面题材的“曝光”、“揭丑”传统，秉持悲天悯人的基督教义，自诩为环境的“了望者”和“监测者”、公众的“看门狗”和强权的制衡者，试图通过消灭一个个罪恶和问题，抑制社会权势集团，来改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普利策在设奖之初就说：“媒体要有权利和勇气去关怀公众事务，要敢于监督政府”。历届获奖作品也都秉承了这一内容，这就是美国新闻界的“乌鸦文化”。
而在中国，“乌鸦文化”难觅，“喜鹊文化”和“苍蝇文化”却遍地。上帝无言，百鬼狰狞。社会精英在自觉不自觉中，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甘愿成为权力的诠释机、传声筒，更多的知识精英进入庙堂，成为帮忙的忠臣、帮凶的幕僚和帮闲的戏子。中国精英的缺陷，一直来都不是缺乏才识，而是缺失大勇大智，缺失自由独立的灵魂。封建专制遗毒使人变成犬儒，变成“说一套做一套”的犬儒。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当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被破坏的时候，道德便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当道德无力维护公平和正义的时候，它在小人物的面前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就像一个把饭做糊了的小媳妇一样。相反，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基本上得到维护的时候，道德的力量也会强大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德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道德本身是不能单打独斗的。换而言之，社会公众道德的升华，一定源自国家政治文明的完善。
我们并不否认，摄影人以评奖的方式通过《挟尸要价》这张照片，唤起人们对那场道德灾难的记忆，让高尚者被人铭记，让卑鄙者遭到唾弃，让公众时时反思那些冷血和罪恶。
但我们更应该警醒，对《挟尸要价》的全票追捧，也是中国摄影界一种犬儒主义表现。批判一群弱小者的丑行，远不如抵制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恶行，更有现实和长远意义。因为弱小者的丑行，往往在封建专制遗毒下催生。道德批判如果选择了一个空靶，无异于放了一发永远没有命中目标的正义哑弹。
郎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