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罪与罚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9-26 作者:宋志标

    学术体制内的科学权威失范，正常的学术道德申辩机制失效，经过一系列崩塌之后，学术体制的荒原上还能剩下什么？不过是服从与奴卑。而学界的罪与罚，则涵盖了失望与倾轧、谎言及不得不迁就的现实，归结到一点就是：它不是文明的来源，也幸亏不是。

    9月21日晚，北京警方宣布《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和方舟子遇袭案告破。该案嫌疑人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警方公布的初步审查结果显示，肖传国认为方舟子和方玄昌在媒体和网络上对他的学术打假，导致他没有能够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了报复，他给远房亲戚戴建湘10万元，让他教训方舟子和方玄昌。律师表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作为主犯的肖传国即使按故意伤害罪定罪，也将最高判处3年有期徒刑。

    肖传国的标本意义

    肖传国并非无名之辈，他在相关学界和业界都有深厚资历，拥有教授、博导、顾问等显赫称号。综合种种信息分析，因落选院士而迁怒于二方只是表象，深层原因在于后者掀起的舆论关注，打击了肖传国安身立命的“肖氏反射弧”技术。肖是要阻止这种毁灭性的后果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才铤而走险。肖传国被捕后，如何对待这项所谓的国际领先技术，仍是挥之不去的问题。

    “肖氏反射弧”技术嫁接了国际上人工建立体神经的理论，但该项技术即使在美国也有复杂的疗效，介于动物实验与临床应用之间，很难称得上成功。肖传国大胆地将此项技术引进国内，顶着患者不断投诉其无效的情势，给出了高达八成治愈率的统计数据。二方就此步步紧逼，持续地质疑。尤其是方玄昌编发的报道，揭开了卫生部鉴定该项技术的不堪内幕，比如鉴定专家组由肖的老师召集并担任组长，尽管成员多是院士但非专业人士，唯一的泌尿科院士未获邀请。

    卫生部的两次鉴定构成肖传国事业的转折点，恰好成为他推广该技术的巨型招牌。他大规模地投入临床手术，在郑州拓展合作医院，宣扬以此作为进阶院士的筹码，如此一项可疑的医疗技术逐渐营造起肖传国的个人王国。因而，在有计谋地获取卫生部的认可之后，二方上升为肖传国的强敌，他们的声音动摇了国家认证的合法性。

    作为又一起影射学界实况的代表性事件，二方遇袭案赫然昭示了正反两个阵营。源自正方的谴责已有很多，尽管阐释得凌乱却也大致点明了问题。相较而言，反方显示了更值得探究的意蕴。首先，肖传国教授展现了类似黑社会的暴力，打破了教授必定是温文尔雅的刻板印象，有助于人们拓展对学术界现实生态的认识。其次，该事例有助于说明体制、学者与公众的三角关系及互动。

    学术体制的韧性与暴力

    一个基本的认知是，教授不顾杀人的严重后果去买凶复仇，不应该被当作偶然事件。汉娜·阿伦特曾愤怒地说，真正必将发生的事件往往都佯装成偶发的事件，有时以很不起眼的方式沿着不易察觉的路线，这很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自以为很有把握，觉得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肖传国是学术体制的宠儿，他面向公众所夸口的一切都是他在学术圈内苦心经营的结果，体制就是他的庇护所。即便他被收监，乃至于判刑，他的学术地位会否就此消亡，“肖氏反射弧”技术是否告终，都是两可的悬疑。与学术体制紧密结合的学者，体制也将赐予他们以韧性。这可能是大众在厌恶学术体制时，未曾料想到的。而如果这样的状况真的发生，也不必诧异。

    体制统领下的学术界分化严重，里面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圈子，因为派系和个人间恩怨的撕扯，形成了无声争夺而又暗中喧嚣的氛围。圈子和派系中，学术权威与学术官僚默契合作，特别是牢牢控制着科学的裁决权威。谁都知道，这一权威直接决定着学者的地位及其变动，它既是学者们争夺的缘起，也是此种名利争夺的强大推动力。

    直到被舆论盯上并加以口头上的否定之前，肖传国无疑都是学术圈竞争的领先者。他不由自主，包括对外部刺激的反应，与其说是基于个人的利益挣扎，不如说是要给青睐他的学术体制一个圆满的交代，扑灭舆论以宣誓忠诚。

    有关此种对学术圈内部、实质上是对学术体制的交代形式，在汪晖涉嫌抄袭风波、孔庆东助手扎伤新京报编辑徐来等旧有案例中，还表现出其他类型。

    学术圈的暴力可以是言辞上的，也可以是流血的；暴力可能对外，也可能向内。汪晖涉嫌抄袭一事纷扰至今，历经反方指证、当事人沉默、海内外友朋联署、卷入旁人用以反击等阶段。可对公众而言，目前除了指控，没有答案。或许，在一致对外的反击中，某些圈子的人等已经达到了确认友敌的目标，并将此作为唯一的目标，因此，并不准备承担义务，去解惑公众的疑虑。

    包括肖传国案例，当“肖氏反射弧”技术在临床和理论上面临双重质疑时，学术体制竟然对涉及人命的技术应用不置一词。即使当初出具赞赏报告的人，似乎也不准备为此承受起码的澄清之责。学术体制热衷于从大众中吸收信众，然后加以功利性的利用，却从来不想对公共道德担责，在公众最需要的时候转过脸去。这些擅长生存之道的专家隐身于体制，抛弃了最起码的良心标准。

    学术圈面临下流化趋势

    学术体制无法证明自身的清白，似乎也没打算这样做。而科学的裁决权威既要在学者群体中独揽权柄，又无法在大众那里证实自身霸权的正当。这让学术权威一说既显得虚伪，又可能引致恶的影响。狗苟蝇营的气氛充斥周遭，良辈处于边缘化，知识界制造并一头栽进喧闹的漩涡中。

    学术界的科学权威变成一头怪兽，它既真实又虚无，徒有公共之名义，实为极端自私之产物。它在自身创造的需求时出现，又在社会需要它时消失踪影。想来，没有谁比蒙受了肖传国失败医术的患者最能体会这种分裂与痛苦。只要越过社会边界，学术圈盘算着从大众那里谋利时，这种社会病痛就会反复发作。肖传国抖落了圈内某些人的内心状态：残酷与懦弱，一种沉着的贪婪。

    很多时候，来自这个体制的专家们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其惨淡的名声跌入人类名誉的平均线以下。设想一下，如果真的存在深孚众望的科学权威，肖传国何至于此？汪晖涉嫌风波何至于此？他们仰仗的体制圈子将他们推到这般田地，可否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牺牲品？

    在这样的局面下，某些向善向上的主张颇为苍白。比如，苦口婆心地劝谕学术体制要建立起完善的监督机制，近似于盲人摸象之论；又或，类似于“让争论回到学术上”的呼吁———比如曹操墓的真假之争———则不无荒诞。回到学术上就是约等于回到学霸的势力范围，回到僵持不下或混战不休的极端状态，此间国情岂能不察？在寻求施救的办法之前，承认学术圈在整体上的下流化趋势，以此为坐标求索新起点是必要的。

    学界的罪与罚

    想象一下，当你是仰慕肖传国医术带儿女来治病的，或城市中某个超大型规划所涉及的拆迁户，还有可能是通常由专家学者论证可行的某项大型水电开发计划的移民，乃至是专家力撑的某次公共免疫计划婴孩的家长，借助诸如此角色代入以后，就会清楚：对学术及其体制的讨论并非在说遥远的东西，对它的批判也并非因为它仅仅有着体制普遍加诸的弊病那么简单。它始终在全方位地进入人的生存，它或许丑陋和堕落，但它干预的是人们的生活，那些借它之名而道貌岸然的人尽心尽责了吗？

    这不是危言耸听，学术界乃至于包含媒体在内的知识界，都存在着一个同样的问题，也都需要分享同一个困惑，那就是如何对待它们的罪责问题。将责任归咎于体制是容易的，这也是惯常的卸责逻辑。可在体制即个人，专家即体制的情况下，归罪于体制就是归罪于每个人。

    阿伦特拒绝承认无人具体负责的罪责，她抨击在共同的责任框架内理解罪责的做法。有着人类健康理智的她说：“若说人人有罪，就等于说没人有罪，人们就根本无从判断谁有罪。因为这一罪责只不过是空泛的表象，只不过是在责任上的空泛的伪善。”但这就是学术体制的特征，当初参与鉴定的几名院士级专业人士，除去离世的，都像是遁世了一般。至少在接触他们之前，还得冲破学术体制这一厚厚的盾牌，罪责问题如此迫切，又远未提上解决的日程表。

    在肖传国事发后有几个细节不能忽略，这些细节折射出的私人恩怨纠缠不清，带有破坏性，让事件所蕴含的公共价值面临旁枝末节的骚扰，争论的质量跌宕起伏。

    在后继的喧哗声中，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对肖传国行凶之举表示遗憾，紧接着暂停他的教学活动，谨慎地与他作切割。同时，不乏力挺肖的人物现身，其中就有中科院植物学家傅德志，他在揭发陕西华南虎骗局时赢得大名。这些人动机暧昧，似乎不准备遵守一视同仁的真假衡量标准。他们不一定支持肖传国，但在不忿方舟子上取得一致立场，新仇旧恨掺杂一起，且响应者众多，形成舆论上的分化，涣散反思的倡议。

    这是司法无力规训的领域，贡献了比审判更耐心寻味的现象。体制内科学裁决的权威失去信任，一部分裁决权借着舆论通道转移到社会上，也许成为某些打假人士赢取民意的光环。对于此一裁决权威的向外流转，关系到谁掌握科学的鉴定权，体制中人想必心意难平，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规则的坍塌，这是不能容忍的脱序。

    从《肖传国之殇》之类情绪化的帖子中，仿佛能看见体制内的同仇敌忾。在使用一番令人诧异的话语扭曲后，肖传国被塑造成阴谋家的猎物，被阐释成因体制护卫不力而落入虎口的羔羊。不约而同的体制内联合，在酝酿一场自卫反击战。这让恩怨又回到了起点上，只不过被声讨的对象换成了方舟子，而不是肖传国。游戏规则演变成不同人群、反复冲锋的混战，追击者与被追击者的角色频繁互换，热闹得让人难受。

    口水拉锯战让人本能地生厌。学术体制内的科学权威失范，从实用角度去考量，也许是它们主动选择的策略。它深知无作为就无需推翻自己、也就更安全的辩证法。但是，正常的学术道德申辩机制失效，经过一系列崩塌之后，学术体制的荒原上还能剩下什么？不过是服从与奴卑。而学界的罪与罚，则涵盖了失望与倾轧、谎言及不得不迁就的现实，归结到一点就是：它不是文明的来源，也幸亏不是。

    南都评论记者 宋志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