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俄罗斯的诱惑

拒绝俄罗斯的诱惑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提升，“超美”，开始成为中国人，尤其知识分子的梦。提出“超过美国”的目标和理想并不错，但关键在于，要明白美国的标准是什么，它的根本价值在哪里；然后才谈得上怎样“超过”。否则像毛泽东五十年代以全民大炼钢铁、群体极权主义的方式“超英赶美”，不仅是笑料，更可能给中国带来灾难。

一般中国人说“超美”，主要因为美国是大国，是强国；因此强调中国也要富国强兵，大国崛起，要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分庭抗礼。不错，美国是强国，而且是世界唯一超强，其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十倍以上，年度军事预算四千亿美元，比全球其他十大国的总和还多。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或者说是美国价值的结果。如果中国人不能了解和实践美国的根本价值，那所谓“超美”还会是毛式大炼钢铁的幻想，甚至灾难一场。

美国的根本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文件，一是独立宣言，一是美国宪法。前者确立了个体最重要（而不是国家）的价值：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三大权利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力量都不可剥夺。而美国宪法的全部条款，则都是强调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美国文化：“小河有水大河满”

美国人在政治辩论中，动不动就强调“建国先贤”怎么说，就是强调这些根本价值和立国之本。而美国的一切繁荣、富有、强大，都是由于保护了个人权利。道理很简单，只有个人权利被保障，人，才会有自由，才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成为强大的个人。而众多强大的个人，才能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国文化强调“大河无水小河干”，注重的是朝廷、国家、政府的力量；而美国文化认为“小河有水大河满”，重视的是个人、个体主义、个人自由的能量。事实上，没有众多分岔、支流的“小河”汇集，哪有“大河”的波涛滚滚？

所以，如果不了解美国这种建立在个人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根本价值，只是一味做强国梦，甚至强调和美国价值相反的群体主义，中国不仅无法超美，还会“超”到岔路上。随着中国国力提升，不要说官方学者多强调民族主义（而不是重个人自由）的富国强兵，有些自视自由派的学者，甚至所谓“民间思想家”，近年强调“俄罗斯精神、俄罗斯道路、俄罗斯启示”，也是一个危险方向。因为俄国历史已展示，所谓俄罗斯精神，就是用群体主义扼杀个人的精神；俄罗斯道路，就是东正教加马克思主义；而俄罗斯的启示：恰恰是人类应怎样避免俄罗斯式的灾难。

用棍棒“把人们赶向天堂”

和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甚至不关心社稷不同，俄国在历史转型期的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则是大知识分子们特别关心国事，纷纷开出“救国药方”之际。这种对“大事”的关注当然没错，也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但几乎所有俄国知识分子开的“药方”都错了，结果把俄国带入深渊，也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灾难。

当年俄国思想界主要有两大派，一派以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怎么办》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无神论的革新派，另一派是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包括后来的索尔仁尼琴）等信奉东正教的复古派。革新派也被称为“亲西方派”，但他们“亲”的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而复古派，则“亲”的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两者虽势不两立，但其思想根基是一样的，都是群体主义、国家民族至上；是一条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强调的个人权利相反的道路。

激进的革命者别林斯基、巴枯宁，包括被美国评论家称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人”的赫尔岑等的错误更加明显，因为他们致力传播的要平等、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群体主义等，为后来列宁的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暴政，铺设了道路。两者的思路，没有本质区别。例如别林斯基曾主张，“俄国是婴儿，需要保姆；幼儿顽皮，就要处罚。让孩子完全自由，会毁了他；给俄国人一部宪法，会毁掉俄国。在我们俄国，自由，只是为所欲为的意思。”别林斯基甚至明说，必须用暴力把俄国人推向幸福；如果他是沙皇，他会成为一名为正义而奋斗的暴君。后来列宁、斯大林就是这样，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用枪杆子“把人们赶向天堂”。很多人不情愿，於是监禁、谋杀、拷打，如昆德拉所说，在通往共产天堂的路边，建了一座座“古拉格”。

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

在别林斯基的战友中，赫尔岑是最独特的一位，他曾重视个体自由，察觉到“巴枯宁有一种地道的非人性质”，俄国知识分子是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但晚年赫尔岑仍回到斯拉夫主义。在俄国出生，后在英国任教的以赛亚.伯林在其《俄国思想家》一书中说，“在俄国，赫尔岑几乎单枪匹马创造了有系统地鼓动革命的传统和意识形态，他是革命运动的先驱。”编辑了该书、并写了导论的英国学者艾莉.凯利（Aileen Kelly）则说，赫尔岑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人和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连列宁都在“纪念赫尔岑”的专文中赞美说，赫尔岑“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期起了伟大作用，具有真正的历史地位。”并承认，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太多得益于民粹主义。因为前者的群体主义，为后者的极权主义奠定了基础。

俄国知识分子中的复古派，对别林斯基等左翼极为反感。托尔斯泰把他们称为“方向错误，智力薄弱而妄图大成之流”；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说“赫尔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几乎一无是处”。但复古派开出的药方，却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认为只有俄国的东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没落文明。在普希金铜像落成典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辞说，普希金代表俄国的民族特征、俄国灵魂、俄国人最有能力实现人类一体的理想；斥责西方资本主义是“压榨”，西方的自然科学不足取，西方社会根基脆弱，崩溃在即；只有俄罗斯才是最伟大的，“灵魂圆融、精神统一、活力清新”，才能拯救世界。这种种族主义论调，跟后来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最优秀，德国才能拯救世界，没有本质不同。

俄国另一作家果戈理，则发表反西方、反自由的小册子，说他的地主身份是不可改变的，不是他要统治，而是地主身份生来具有，改变，就受到上帝惩罚；因世上任何权威，都是上帝授予的。

索尔仁尼琴是“最邪门的魔鬼”

俄国的两大派知识分子，互相敌视，但根本点却一致，都崇拜农民，认为俄罗斯至上，视平等高于一切，反对西方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甚至拒绝议会民主，向往社会主义，要建成以农民为代表的强大俄罗斯，拯救世界。

即使后来亲身体验斯大林暴政的索尔仁尼琴，也完全是这种思路。索氏写出《古拉格群岛》揭露铁幕，并坚定反共。但他开出的药方，仍是万变不离斯拉夫，俄罗斯至上。这位狂热的东正教徒在1973年《致苏共领导人信》中，痛斥美国民主是“荒唐胡闹”，西方科技是“罪恶之源”，流行音乐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绝境”；提出俄国应该“实行比共产主义更为民主的专制政治”。

同样出生俄国，后到美国的知名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痛斥说，索尔仁尼琴“反西方，诋毁西方文明，他是古老的沙文主义回响：斯拉夫主义。”索尔仁尼琴想要的，“是用东正教取代马克思主义，把俄国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状态”。“索尔仁尼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者”，“从意识形态角度，他比苏联的当政者还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门的那种公开魔鬼”，“是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最大敌人”。但即使对索氏如此怒斥，1982年去世的兰德，也不会想像到，一生致力反共、批判斯大林暴政的索尔仁尼琴，晚年回到俄国后，竟写小说歌颂斯大林是“伟人”，因为这位独裁者曾建立“使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与西方抗衡的“强大俄国”。

应不计代价，避免俄国覆辙

以安兰德在《致新知识分子》中的分类，别林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都是误人子弟、图人害命的“巫医”。别林斯基虽然在中国大名鼎鼎，但在西方，按以赛亚伯林的说法，别氏“默默无闻”。不要说对别林斯基，对那个时代的整体俄国知识分子，西方都“乏人留意”。伯林认为，因为俄国知识分子没有向世界提供什么价值。只有总结人类教训时，才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想要强国，甚至超美，根本之路，是应借鉴英美式的重视个人、保护个体权利的经验，而最不应该的是效仿斯拉夫至上式样的民族主义、群体主义、甚至东正教专制的所谓“俄罗斯道路”。正如艾琳.凯利在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导论“复杂的慧见”中所说，“俄国如有任何有益世界的教训，那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免其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