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铸剑为犁：唐太宗在玄武门夺权之后如何大兴文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4:45:19
怀柔天下、修身治国
武德九年十月，唐太宗亲自主持了关于“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天下大治”的途径。面对百废待举、百乱待治的局面，大乱之后究竟能否大治？许多人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唯独刚刚宣慰山东归来的魏征满怀信心地说：“乱后易教，就像饥饿的人容易饮食。若圣哲实施教化，上下同心，应者众多，几日之内就会见效，三年成功，都算是晚了。”
可是，封德彝等人却不以为然，引证历史，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地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他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甚至当着唐太宗的面，厉声指责：“魏征只是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相信他的论断，必定败乱国家。”
刚直的魏征也不客气，援古引今，强调乱后得“大治”的事例多得很。并反驳封德彝等说：“如果说人心渐渐浇讹，至今应全部化为鬼魅，难道还有施行教化的余地吗？”驳的封德彝哑口无言。
或许是魏征刚刚取得了不俗的政绩，又加之他满腹经纶，原本喜好历史的唐太宗最终权衡了双方的意见后，采纳了魏征的建议。
这是贞观之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辩论，因为此次讨论的是治国理天下的基本国策。这个争论代表了唐初的两种统治路线，即王道与霸道，前者为仁政，以怀柔理天下；后者为猛政，以强力治天下。
按理说军伍出身的李世民应该支持霸道才对，可他亲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隋炀帝自恃富足强大，征发徭役没有时限，用兵打仗没有休止，致使曾经“风行万里，威动殊俗”的大隋王朝毁于一旦。这一切给了他极为深刻的映像。因此，早在起兵之初，他就一直注意笼络和安抚人心的重要性，这也是他用兵制胜的关键，当然，这也是治理天下的关键。
现在，他手握着帝国的最高权力，怎么样才能安抚天下？怎么样才能从自身做起，做一个优秀的帝王？
据《贞观政要•君道》记载，贞观元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道：“为君主的道理，必须先保存老百姓，假若损害老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如同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虽饱而身体却没了。假若想安定天下，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身体。没有身子正而影子弯曲，上边治理有方而下边混乱不堪的。我常常想，损伤自身的东西不在自身之外的他物，大都由于自身的嗜好欲望所造成的祸害。假如过度爱好美味佳肴，醉心于歌舞美女，那么所欲望的东西越多，所损伤的东西也就越大，这既妨碍国家的政事，又侵扰当今的活人。若再说出一些违背事理的话语，就会使千家万户人心涣散，怨恨既然产生，离经叛道的事情也就会兴起。我一想到这些，就不敢纵欲去寻求安逸。”
谏议大夫魏征也进谏说：“古代圣明的君主，大多是以近取自己的修身故能远察其他事物。过去楚国聘用詹何，询问他治国的要领，詹何以修身的方法来回答。楚王又问用此治理国家效果如何？詹何说：'没有听说过自身品行端正而国家还混乱的。'陛下您所深明的大义，实在与古代的道理相同。”
这里，唐太宗认识到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首先要从君主自身做起，要求君主修身养德，心存百姓。可以说，在封建时代，这是一个君王要求天下大治的最基本的条件。
汲汲取士、知人善任
唐太宗是一位精力充沛而又雄心勃勃的人，即位之初，立志刷新政治，安定天下，巩固大唐帝业，以垂于百世。因此他早起晚睡，躬亲庶务。他不仅自己勤勤恳恳，也要求大臣们像他一样勤心政务。
即位不久，他曾告诉裴寂说：“最近很多人上书，议论时政，我把这些奏疏都贴到墙上，这样出出进进都可以一眼看见。常常思考治国的道理，有时到深夜才睡觉。你们也应当恪尽职守，能有我一样的心情。”
然而，几个月下来，太宗感到非常劳累。更有甚者，言谈话语决策行事之间，常常产生了偏颇和失误。好在大臣们总能直言劝谏，才避免了一些不良后果发生。为此，唐太宗对当皇帝如何处理政务产生了深深的困惑。
贞观元年三月，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年少时喜好弓箭，自认为尽得其妙。近日得到良弓十数把，拿给弓工看。弓工却说：'这些都不是好弓'。朕问其中缘由，弓工回答说：'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发箭不直，所以说不是良弓'。”朕才有所领悟，朕以弓箭平定四方，用的弓多得去了，而仍然不得其理。况且朕有天下日子很短，懂得理政的道理，当然比不上弓箭之理，弓箭之理我尚且有很大的失误，更不用说理政的道理了啊！”这位三十岁的皇帝以历代帝王少有的坦诚，深刻的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于是，他不再坚持独揽天下之务，而开始留心于招贤纳士。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告诉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二位担任尚书省仆射，应当协助我处理朝廷大事，减轻我的忧虑与劳苦，最重要的是扩大见闻，求访贤才。最近听说你们亲自听受词讼，判决案件，每天都过问好几百件官司。这样作就是读公文都来不及，怎么能帮助我求的贤才呢？”于是敕令尚书省，凡具体事务都交付尚书左丞、右丞，只有重大冤案或长期积压的案件，应该报告皇帝处理的，才让仆射过问。
经过近一年的总揽朝纲的施政锻炼，唐太宗慢慢地形成了自己“高居玄默，总揽大纲，选贤授能，委任责成”的执政原则。
在选贤任能方面，唐太宗即位以来可谓不遗余力。贞观之初，太宗汲汲求士，大有周公遗风。典型的事例如“太宗四召马周”之事，被历代传为佳话。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令百官上书论时政得失。在看到中郎将常何的奏章时，唐太宗颇感惊奇，常何上书国家应办的二十余件事，件件符合其心意。但想到常何一介武夫，怎么会有如此精当的见识与干练的文采，当下就叫来常何作答。而常何也非常坦诚，他说奏章的内容全是自己的门客马周提出的。唐太宗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马周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当天就要求召见马周，并先后四次派人去催促，表现出了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马周本是一介布衣，之前与太宗素不相识，而唐太宗因为欣赏他的才华，把他安排在门下省当值，不久就授予其监察御史之职。
如果说马周的知遇是唐太宗善于选贤任能的结果，那么贞观一朝的蓬勃气象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唐太宗及其善于识别人才并量才适用，他曾说：“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纵观贞观一朝，唐太宗所任用的人才大多才堪其职，从治国辅臣到守边猛将莫不如此。清代思想家王夫之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又宋，皆所不逮。”
杰出的用人才能与广阔的胸襟，是唐太宗取得文治武功的重要原因。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面对天下大定、国力强盛的局面，无限感慨地说：“从我即位，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至今十多年了。现在天下安定，一派升平气象。这些都是辅政大臣尽力出谋划策，勇士猛将出生入死奋不顾生，君臣上下同心协力，才造成了今天的大好局面。”唐太宗的人才思想与用人实践，确有许多可供后人借鉴的宝贵经验。
广开言路、从谏如流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什么可以称之为圣明君主和昏庸君主？”魏征说：“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它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只相信一部分人的话。《诗经》说：前贤之语，征询于草野村夫。过去尧舜时代，广开四方言路，招纳天下贤德之士；广开耳目，听取民间呼声；审查民情，使下情上达，天下无壅塞。所以圣明的国君没有什么事不知晓，因此共工之类的凶人，不能蒙蔽他；奸佞小人的恭维话和奸计，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胡亥深居宫中，偏离朝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一人的话，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都还不知道。梁武帝萧衍偏信朱异，重用侯景，致使侯景率领叛军攻打京城，梁武帝竟然还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后来各路义军攻取城池、抢掠乡邑，他还不知道。所以国君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那么权势很重的大臣就不能堵塞下情、蒙蔽君主，而下面的情况必能通达上面。”唐太宗非常称赞魏征的言论。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于是广开言路，积极倡导臣下门直言进谏。同时为了打消臣下的思想顾虑，唐太宗还从语言和行动两方面都向大臣门表明，自己决不像隋炀帝那样诛杀谏臣，对直言进谏者，他还要进行适当的奖励。
韩非子曾经说过：“龙作为一种动物，当他温顺的时候，可以跟他一起玩耍。可以骑到他的背上，但是在他的喉下有直径一尺的逆鳞，如果有人触碰逆鳞，那龙就要吃人。”而作为以真龙天子自命封建君王，他们的“逆鳞”便是君王的意志主导的自尊心，而臣下的直言进谏最容易触犯君主的自尊心。而出身将军的唐太宗仪容威严，百官进见时，由于精神紧张，常常感到手足无措。唐太宗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每当有人谏事时，他一定表现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能了解到臣下对他的直接批评，从而了解时政得失。
总之，“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由于唐太宗的积极倡导，谏诤风行一时。当时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屡见不鲜。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旧部新进，甚至宫廷嫔妃都有人敢于直言进谏。这种谏诤之风匡正了许多贞观时政，是促进贞观一朝欣欣向荣的重要原因。其中，魏征谏止封禅，李百药谏止裂土分封，戴胄建议设立义仓等也对李唐国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孜孜习政，博学约取贞观二年(628年)，太宗向房玄龄说：“为人非常需要有学问。过去因为群凶作乱，天下未定，我东征西讨，亲临战阵，没有功夫读书。近来四海安宁，我身居殿堂，不能自己拿起书卷来读，就让人读给我听。处理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从事政治教化的道理，都在书中。古人说得好：'人不学习，如同面对墙壁，什么也看不见，遇事就会烦乱。'这不是空话。我现在回想小时候做的事，觉得有的做得很不对。”
唐太宗还曾向中书令岑文本说：“人的秉性虽然是天生的，还是要广泛学习才能成就他的道德和学术修养，就好像海中的大蛤，本性含有水气，但要月明之夜才能吐气如楼阁之状；木的本性是可以生火的，但要用燧引火才能燃烧；人的本性充满了灵气，但要学业有成这种灵气才能焕发出美丽的光彩。因此苏秦读书到深夜，为了保持头脑清醒，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董仲舒研究《春秋》，垂帷讲诵，三年未曾去自己的园中查看花木的生长。不勤奋的学习知识和才艺，那就不能树立声望，垂名后世。”
岑文本也立即向太宗讲学习的重要性，他说：“人的本性都是相近的，而人的情感确实随时变化的，必须用学问节制情感，这样才能修养好自己善的本性。《礼经》中说'玉石不经雕琢就不能制成器物，人不学习就不懂道理。'因此古人勤于学问，把勤奋好学称之为美好的品德。”认识到广泛学习的重要性，这是唐太宗长期以来勤奋好学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在位期间一直孜孜不倦地学习的思想动因。
即位之初，太宗就提出了“文武之用，各随其时”的观点，“守成以文”是新形势下的治国原则，而这一原则也向执政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偃武修文，推行文治，就要求执政者具备必要的文化素养。而这方面正是太宗的弱项。太宗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知道出师征战，与群雄角逐是自己所长，但正因为长期征战，影响了他文化修养的提高和上进。他坦诚自己“自幼不精学业”，后来也“不暇于诗书”，但他决心补上这一课，提高文化修养。在以武功定天下之后，“以文德绥海内”。此后他“披览忘倦”，勤奋学习，有时“披玩书籍，中宵乃寝，”由于天资聪慧，它的文化修养很快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贞观元年，由于秦王府已经裁撤，文学馆原来的秦府十八学士多已调任要职。但太宗感到这样的一个政治智囊团和文化教师队伍不可或缺。于是他又在显德殿东边，创立了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楮亮、姚思廉等人，请他们在担任各自的朝廷之职务的同时，兼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轮流值日。在听政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讨政事。有像当年的文学馆一样，有时到半夜才结束，说明太宗求学的孜孜不倦。这些人都是“可以为帝王师”的人才，他们对太宗的政治才能和学业修养方面的提高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另外，唐太宗是一位读史成癖的帝王。他读史的直接动机就是为了学习自古以来治国的道理，他特别嘱咐魏征等人编纂《群书治要》。书成后，唐太宗细心阅读，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说：“朕年少时崇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然不知所措。现在看到你们所写的书，内容广博而且切中要害，是我从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我从古人那里寻求治理天下的道理，遇见棘手的事情也不疑惑，你们的功劳不能说不够大啊！”唐太宗还广泛阅读其他史籍，如《尚书》、《诗经》、《礼记》、《论语》、《史记》、《汉书》、《哀江南赋》、《晋书》、《北周书》、《北齐书》、《经典释文》等等，并能从中引出有益的教训来，作为治理天下的依据。
增殖人口、均田垦荒
隋代极盛时全国户数达九百万，人口达四千六百多万，平均每户约五口人。经历了隋末大动乱，人口在连年的战争中因死亡、逃亡或被掳掠，消耗很大，至唐初武德年间天下著籍户数骤降至二百多万。在生产最发达的黄河下游地区，“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连当时人口最集中的关中地区，户数也减少了一半多。
针对这种情况，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加人口和户数。
首先是积极倡导计划生育政策，奖励婚嫁，鼓励生育。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下令颁布了《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制定了鼓励早婚和多生育的政策。他针对长期战乱造成男女不能及时婚嫁，鳏夫寡妇生活困难的状况，诏令各政府做好百姓男女婚配工作，并把这项工作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一项标准。贞观三年(629年)四月，唐太宗颁布《赐孝义高年粟帛诏》，规定从这年正月以来生育男孩的妇女，每人赐粟一石。唐太宗又屡次释放宫女三千人，任其婚配嫁人，不仅直接增加了劳动人手，而且还可以通过他们的婚配嫁人繁殖人口。然后是招徕和赎还隋末以来流落沿边各少数民族地区和被突厥掳掠去的汉地百姓，争取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内附。贞观三年(629年)，据户部所奏，中原百姓从塞外归来，突厥前后内附和征服各少数民族在边境地区新设州县，增加人口一百二十多万，占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贞观五年(631年)四月，唐朝廷用金帛赎回由于隋末战乱而没入突厥的中原百姓八万人，全部送还给他们的亲属。贞观六年(632年)，党项羌前后内附人口三十多万。另外，贞观年间还鼓励逃户还乡，提倡僧尼还俗。大力促进提高国家的劳动人口数量。可以说，贞观年间的人口政策还颇有些当年勾践：“越十年生育，而十年教育，二十年之后，越可吞吴”的气概。贞观二十三年，全国著籍户数增加到三百八十多万，人口约增加五百万，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在增加劳动人口的同时，唐太宗又积极推行并改革均田制，以确保农户足田授予，增加土地产值。贞观以来，唐太宗在推行均田和拓殖垦荒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抑制土地兼并。贞观初，发生了泽州刺史张士贵侵田案，唐太宗予以严厉处置，并将被侵占的肥沃土地夺回后分给缺田少地的贫户。以后，他明令禁止民间私自大量倒卖田产，防止土地向大户集中，从而给国家财政带来损害。
其次，他尽力扩大均田范围，奖励百姓拓殖垦荒，甚至不止一次地废弃皇家苑囿，分给当地百姓耕种。
再次，积极鼓励狭乡迁往宽乡。武德七年四月，唐政府首次颁行了著名的武德田令，其中规定耕地可以满足给田定额的地方作为宽乡，反之则为狭乡。但由于唐高祖李渊并未认真实行均田制，加之唐初封赏太滥导致官职田过多，而百姓往往授田不足或根本没有授田。于是贞观元年，“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
随着均田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殖，隋末以来大量闲置的荒地得到了开垦，唐朝的生产迅速发展了起来，为唐朝国力的上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唐太宗也很重视屯田工作。屯田是为了取得军队给养和税粮，利用士兵或农民耕种荒废田地。贞观年间，并州、朔州、代州等地都有大面积的屯田，保证了边境地区的军粮供应。
铸剑为犁，抚民以静
贞观初年，岭南诸州报告说高州长帅冯盎、谈殿拥兵反叛。于是唐太宗命令将军蔺暮征调江南道、岭南道几十个州的军队前往讨伐。
秘书监魏征规劝道：“中国刚刚安定下来，战争的创伤尚未恢复，况且岭南气候潮湿，山高川深，给养困难，又易闹病，如果达不到预期目的，后悔就来不及了。再说冯盎如果反叛朝廷，那就必须乘中国还不安宁之时，勾结远方的人，分派军队阻断险要的地方，并且要攻破和掳掠州县，设置官署。为什么告发已经几年了，却没有见到冯、谈发兵出境？这就说明反叛并未形成事实，不必兴师动众前往讨伐。陛下既没有派使者到那里去考察，即使让他们来朝廷陈述，恐怕也不能明白真相。现在如果派出使者，把朝廷的打算明白地告诉他们，不必动用大军，他们就会自己来归顺朝廷。”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岭南得以完全平定。
不久以后，又有主管大臣上奏说：“南蛮的林邑国上的表疏不恭顺，请兵讨伐。”
唐太宗回答道：“兵是杀人的凶器，不得已时才用兵。所以东汉光武帝说：'每一次发兵，不由得头发胡须都要变白'。自古以来，凡是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一个不灭亡的。苻坚自恃兵强，想吞灭东晋，发动百万大军，结果一下子就失败灭亡了。隋炀帝也一定要征服高丽，连年征兵征夫，逼得人们忍无可忍，最后死于匹夫之手。至于像突厥颉利可汗，过去几年多次来侵犯我国，其部落都被弄得筋疲力竭，终于遭到灭亡。我意识到这些教训，怎么能随便就发兵征伐呢？况且发兵林邑国，要经历许多山间的危险，那些地方瘴气弥漫，瘟疫流行，如果我们的兵士要闹起瘟疫来，即使征服了这个南蛮之国，那又有什么益处？几句不恭顺的话，不值得放在心上！”唐太宗最终没有同意讨伐林邑国。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经营衣食，以不失农时为本。若想不失农时，君主务必抚民以静。如果频频征战，大兴土木，而想不失农时，这能做到吗？”这一年，关中旱情严重，农田中的庄稼几乎渴死，唐太宗心急如焚，他亲自背上农具，与关中百姓一起参加了引渭水灌溉农田的生产大劳动。持续的旱情又引发了遮天蔽日的大蝗灾，一日，唐太宗入缘视察禾苗受灾情况，随手捉住几只正在蚕食禾苗的蝗虫，诅咒说：“百姓以稻谷为命，而你却吃了稻谷，你这是坑害百姓。百姓有过错，我一人来承担。如果你有神灵，就来吃我的心，不要坑害百姓。”太宗说着，将要吞食手中的蝗虫。左右急忙劝谏说：“圣上不可如此，恐成疾病。”唐太宗回答说：“朕所期望的，是移灾于朕自身，谈什么避免疾病！”说着，立即将数只蝗虫吞入腹中。由于前一年的自然灾害，国家的农业遭受的巨大的损失。第二年，为了劝课农桑，唐太宗回复了被废弃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为此还特地颁布《藉田诏》预作准备。施行之日，盛况空前。据《旧唐书•礼仪志》载：“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耒耘，藉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此礼最早行之于西周，以后只在汉文帝时用过，但汉文帝开创了汉朝的“文景盛世”。唐太宗于灾年之后亲自耕田，这不能不说是对百姓的一大触动。贞观以来，朝廷积极推行“轻徭薄赋”的农业生产政策，还在全国范围内由政府组织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随着垦荒的深入，政府又鼓励百姓从人口较为集中的关中、陇右地区迁往地广人稀的“宽乡”拓殖，并给予他们诸多的优惠政策。这样，隋末战乱以来凋敝的经济在贞观年间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大唐的国力也一天天地强盛了起来。
抑佛崇道、兴办学校
魏晋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道两教都有广泛的传播，尤以佛教发展为快。后周武帝鉴于佛教势盛，于建德三年(公元574年)采取灭佛的措施，大河上下佛寺纷毁，但北周国力一时兴起。南朝梁武帝笃信佛法，佛教大为传播，但经历了侯景之乱后，佛法又盛极而衰。隋朝立国以后，文帝大力提倡佛法，多营佛寺，广度僧尼，普立佛塔，众译佛经，佛教复盛。炀帝即位，佛教势力由盛而炽。随着东都的营建，洛阳亦成为高僧汇聚之所；继之运河的开通，江都亦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
武德年间，随着统一战争的不断深入，唐朝的财赋一度非常紧张。而当时“天下僧尼，数盈十万”，享受“调课不输，丁役俱免”的特权，使财富、兵源更显不足。武德七年，太史令傅奕接连十一次上书排佛，引发了朝廷内宗教政策的大辩论。最终，高祖李渊为限制佛教的势力膨胀，下诏大量裁汰僧尼并裁减寺观。
唐太宗即位之初，为了争取僧尼徒众的支持，曾一度改变了乃父抑佛尊道的做法。然而，当贞观政局稳定下来以后，他就开始逐步地展开了抑佛的举措。拿太史令傅奕的话来说：“佛是胡神，起自西域，后传中国，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这正是唐太宗抑佛的思想动因。不过，唐太宗对佛教虽然进行限制，但他依然不得不正视佛教的势力与影响，并且因势利导，利用佛教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服务。
而对于道教，唐太宗于贞观初年也是颇不以为然的。道教起源于巫教，杂合了天命鬼神一类的迷信，在魏晋以来十分盛行，统治者往往利用道教理论来给自己寻找舆论上的支持。隋文帝、隋炀帝都喜好祥瑞迷信，唐太宗常常讥笑他们。贞观二年，太宗寝殿的大槐树上，飞来了稀有的白鹊，筑起了一只鸟巢。有人以为是祥瑞的象征，纷纷道贺。太宗却严肃地说：“祥瑞在在于得到贤才，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他还对大臣们说：“梁武帝君臣只谈佛家的空苦之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骑马。齐元帝被北周军队围困，却还在讲述《老子》，百官穿着战袍聆听。这些都应深以为戒。朕所好者，只是尧、舜、周、孔之道”。
贞观二年，唐太宗诏令停尊周公为先圣，开始在国学内建立孔子的庙堂，遵照旧典，以仲尼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用于祭祀的礼器和乐舞之具也设置齐备。这一年又广泛招揽天下的儒生，赏赐布帛，供给车马饮食的便利，命令他们到京师来，给他们重要的官职，许多人都在朝廷做了官。太学生中通晓一门经籍以上的都可以进入仕途。国学增建学舍四百多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等学馆也增设生员，书学、算学各设置博士，招收学生，使各种科目齐备。唐太宗还多次亲自到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讲完之后，每人赐帛一束。四面八方的儒生背着书箱前来就学的有一千多人。不久，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国的首领，也派遣他们的子弟前来入学。
正是在唐太宗的重视下，学校的教育也逐渐完备化。贞观元年，原来的国子学改名为“国子监”，号称三监之首，国子监承担着为封建国家培养人才的职能。而在地方上，又设有州学和县学。唐太宗为了鼓励儒生读经，从贞观五年以来，多次亲临国子监，参加“释奠”仪式与听讲经义，表示对学校教育的关怀。总而言之，贞观时期，出现了学风大兴的盛况：“四方俊秀，云集京师，国学之内的学子近乎万人”，这种儒学的繁荣兴盛是史无前例的。
倚地制易，贬抑豪族
李唐崛起于关中，得力于关中的人力物力。关中地区四周山水拱卫，群山环绕，地形完固，自古即被称为“四塞之国”。其南有挺拔巍峨的秦岭，西有峰峦起伏的陇山，北为梁山，东有黄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渭河及其支流流经八百里秦川，平原上土地肥沃，河渠纵横，物产丰富，自古有陆海之称。丰厚的经济物产和内部完固的山河大势，使关中成为经济和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就关中的对外交通来说，它恰好出于中枢地带。长安犹如轴心，呈扇状向四周辐射出去。关中的东面为华北平原；南经栈道与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想通；西拥陇东，与河西走廊相接，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东南沿汉水盆地入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关中地区的政权可以利用南面的巴蜀之饶，北面西面的胡马之利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李世民即位以来，开始充分利用各方的积极性，稳步地实行着他开边拓土，一统天下的地缘政治策略。“举关中之地，以临四方”，是这一举措的出发点。李唐出兵潼关以后，首先寻求支持的是山东豪族集团，这一股势力很不稳定，但李世民通过擢拔有才能的山东士人，对山东地区施以恩惠逐步稳定了局势，并进一步将之纳入到大唐的格局当中来；而后，李世民又着手收拢江南士族。其时，江南吴姓、侨姓虽已汇流，但分裂长达三百多年的南北朝一度使得南北观念差距很大，隋朝短暂，没能完全弥合裂痕，这个重任自然就落到了唐朝的统治者身上。贞观以来，唐太宗重用文士，擢拔江南士人，量才适用，并加强与江南士人的交流，其后，南人北上之风渐起，大唐对江南士人也才产生了较强的凝聚力；随后，唐太宗重点经营漠北铁勒诸部，先断东突厥一臂，待制服突厥后又与铁勒诸部联合消减西突厥势力。小的方面，唐太宗又有策略性的扶弱打强，远交近攻，分势击虚等具体思想，纵贯了他的一生。
总体而言，唐太宗就是以关中为地缘中心，不断地倚地制易，逐次地开拓出了广袤的大唐国土。这不是简单的军事战略或策略，而是一种极富远见和具备丰富内涵的治理思想。
而针对国内，唐太宗另有战略性的治理措施。
面对自家出身低微，唐太宗很是觉得自己的家族不够显眼。于是追根溯源，大肆进封已经逝去的宗族。但魏晋以来几欲主导天下的世家大族令他很是忧虑，于是他着手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排抑这些豪族的势力。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他令人重修《氏族志》。
贞观六年，唐太宗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忠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
高士廉等人经过几年的努力，编成《氏族志》草稿。进呈御前。唐太宗对此极为重视，仔细地进行审阅，当他看到黄门侍郎、山东崔民干被列为第一等时，大为恼火。于是怒气冲冲的说道：“汉高祖与萧何、曹参、樊哙、灌婴，都崛起于贫民百姓，你们至今仍推崇敬仰，认为他们是英雄豪杰，难道他们是依靠先辈的恩泽而成就了地位！但是他们的子孙才能低下德行浅薄，一直继承着官爵地位，并且飘飘然门第自负，致使贩夫走卒，依托于富贵，而忘记了礼义廉耻，我不知世人为何还以他们为贵！当今三品以上的官员，有的以德行，有的以勋劳，有的以文学，列位显贵。那些衰败了的士族门阀，有什么值得仰慕的！而与他们结亲，即便嫁妆很丰厚，还是会被拒绝，我不知这是为什么！现今正希望厘正谬误，舍名取实，而你们仍然以崔民干为第一，这是轻视我的官爵而徇于流俗之情啊。”
高士廉等人没有领会唐太宗下令重修《氏族志》的意图，没有遵照唐太宗的指示去撰写，结果遭到太宗的严词指责。唐太宗责令高士廉重新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遵照这一指示重新撰写的《氏族志》，高士廉将皇族定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崔民干则降为第三等，共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把“官爵高下”作为划分氏族等级的主要标准，并获得唐太宗的认可，颁行于天下。
唐太宗通过修《氏族志》，实际上是为了借此来提高皇族外戚、关陇世族以及庶族出身的功臣官僚的门阀地位，使他们的门望在社会上得到人们的承认。这是唐太宗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旧有的门阀观念斗争的胜利，其实质是关陇世族门阀观念取代山东士族门阀观念。这一切，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唐初统治集团的政治地位，对于巩固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是有积极意义的。
德怀藩夷，大兴乐章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明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它不仅熟悉汉魏以来的儒家经义治国之道，而且并不排斥异域的文化及风俗。在用人方面，他也并不仅仅任用汉人，而是汉夷并用；在信仰方面，他也“示存异方之教”，兼收并蓄外来的宗教。唐太宗曾对身边的辅臣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基本上是符合实情的。
贞观四年以后，随着东突厥的内附，唐太宗任用了大批原东突厥贵族为官。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契必何力、执失思力、阿史那思摩、阿史那忠，并尊其旧俗，不以朝廷礼仪来约束他们，还给他们丰厚的待遇。这些将领在整个贞观朝都誓死效忠唐朝，为唐太宗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
贞观七年，波斯景教传教士阿罗本前来长安传教，唐太宗命令房玄龄迎之于西郊，待之以嘉宾之礼。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准予阿罗本在长安建造大秦寺一所，诏书中说道：“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数语，体现了唐太宗开明的宗教观。礼乐是封建国家治乱之形声，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败。但封建国家的乐章一般都由中央政府组织编修，这往往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时代气息。贞观年间，唐太宗对肖德言说：“天下无事，方欲建礼作乐，偃武修文。正所谓功成而作乐，制定而制礼。贞观二年六月，太常少卿祖孝孙“斟酌南北，考以古音，采吴楚及胡越之伎，”最终修订完成《大唐雅乐》。《大唐雅乐》的修订，将南北胡汉音乐熔于一炉，赋予了贞观以新的时代气息。随着唐朝领地的扩大，内外交涉的频繁，贞观六年，唐太宗又令褚亮、虞世南、魏征等作新乐章。贞观“新乐”，是以隋朝九部乐为基础修订而成，所谓九部乐，具体指燕乐、清商、西凉乐、扶南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等九种。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平定高昌，于是又增加了高昌乐，连同过去的九部乐，共有十部。这十部乐即可按曲演奏、又可随歌起舞。反映了民族交融的大一统潮流。
除了钦定的国家乐章外，唐太宗又亲自主持创作了新的歌舞。即《秦王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早在武德三年，河东之战胜利后，“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于是延续传唱了下来。
贞观以来，每有宴会，必演《秦王破阵乐》，其意在颂扬唐太宗显赫的战功。用唐太宗自己的话来说：“朕昔在藩，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历，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皮于乐章，示不忘本也。”当唐初大治已见成效后，唐太宗亲临武功旧宅庆善宫仿照汉高祖和光武帝荣归故里的做法，赏赐闾里。因重游故里，触景生情，不禁赋诗十韵。音乐大师吕才立即把他的诗作谱之管弦，名为《功成亲善乐》。还命令六十四位儿童，头戴“进德冠“，长袖漆餠，打扮文雅，不执干戈。伴随着清脆而悠扬的曲调，徐徐起舞。这种舞蹈又叫做《九功舞》，表现了唐太宗对故土的怀念和胜利、成功之后的喜悦。
盛世修史、儒经一统
唐太宗有句名言，叫做：“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是个读史成癖的皇帝，也常常以史为鉴，阐述今世。正如他在《帝范序》中指出的“所以披境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而
自汉武帝以来，经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历代帝王无不悉心倡导，唐太宗自然也不例外。
李唐出身于关陇集团的将门，对儒学原本是不甚熟悉的。唐王朝建立以来，逐渐地提倡起周孔之道来了。武德二年，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祭祀。博求其后。武德七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武德九年，封孔子的后代为褒氠侯。唐太宗即位以来，贞观君臣达成了共识：“治天下要靠儒家的王道。贞观二年，唐太宗特地申明：”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有鸟如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而。“于是专门设置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按照旧典仪式，加以顶礼膜拜。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全国各郡县都置孔子庙。贞观十一年，又下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庙殿，专门拨十二户人家维持供养。
唐太宗不但尊孔，而且敬仰历代名儒与经学大师。贞观十四年二月，唐太宗下诏，指梁朝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前代名儒对唐初经学很有影响，所以要加以优赏，把他们的子孙的名字呈报上来，予以萌官。贞观二十一年又一次下诏，以从古至今的二十二位先儒配享孔子庙。
与尊儒崇经相对应，唐太宗采纳魏征之策，锐意经籍，展开了经籍图书的整理与搜集工作。以此为基础，唐太宗逐步完成了经学的统一。贞观四年，唐太宗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前后历时两年多，修订完成。唐太宗对此非常重视，书成之日，他请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加以评议。由于诸儒的学派观点不同，纷纷对《五经定本》提出了很多意见。于是异端风起，师古一一辨答，取晋宋古本以相发明，所立援据，咸出其义表，诸儒皆惊所未闻，叹服而去也。贞观十二年，唐太宗针对当时”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情况，命新任国子祭酒孔颖达主编《五经义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一百八十卷的《五经》义疏终于贞观十四年二月编成，名称叫”义赞“。五经正义辈唐太宗视为不朽著作，原因在于它综合古今，考订异说，定于一尊，以其意旨符合了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需要。
《五经正义》的编纂，标志着南北经学的统一，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经学的终结。此后，汉魏以来纷繁的师说一扫而空；宗派门户之见如古今文之争，郑王学之辩、南北学之分，都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