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这座城——我在“关外”遥望着你

　　1991年深圳的新股认购抽签表首次发售，价格仅为1元一张。而此时，抽签表价格已经涨到100元一张，8月9日、10日两日在全市300个网点发售。每个身份证限购一张抽签表，每人限持10张，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

　　“于是，全国的身份证都一麻袋一麻袋地往深圳寄，在8月9日之前几天，发售网点门前就有人开始排队了，排队的人大概加起来有120万。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已婚未婚，都紧紧地前胸贴后背地抱在一起，生怕队伍散了就错过了发财的好机会，蔚为壮观。”原《南方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曾随同采访邓小平1984年南巡的李通波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仍历历在目。

　　然而，开售没多久，就传出消息称各网点新股认购抽签表先后售罄。随后，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的行为被曝光。于是，8月10日傍晚，愤怒的人们聚集在市政府前，高呼“我们要股票”“我们要公平”等口号，场面十分混乱。紧急情况之下，深圳市政府只好决定再增发一倍认购表以缓解购买压力。

　　“最令人气愤的，是8月11日的《深圳特区报》发表文章竟然称，10日的售表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的，只有一小部分人聚众闹事云云。”李通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天上午看完报纸之后，他开着南方日报的车去市里参加新闻发布会。路上，他的车被同样愤怒的群众砸烂了挡风玻璃。

　　“他们显然并不是针对我所在的单位，而是因为对媒体说谎而生气。”而当天上午的发布会也因受到各大媒体记者的质疑而演变成声讨会，以致最后郑良玉不得不亲自赶到现场赔礼道歉。

　　据后来的清查，8•10风波中股票舞弊者涉及金融、监察、工商、公安等系统75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涉案人员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

　　“尽管8•10风波与只负责二级市场运作的深交所毫无关系，但它却大伤了深圳股市的元气。”禹国刚说。

　　“8•10”风波后，深圳股市的股价指数从8月10日的310点猛跌到8月14日的285点，跌幅为8.1%。而深指从此一直猛跌到11月23日股市价164点才止跌反弹。

　　与此同时，上海股市受深圳“8•10”风波影响，上证指数从8月10日的964点暴跌到8月12日的781点，跌幅达 19%。这在上海股市，实在罕见。

　　情迷创业板

　　8•10风波后的两年，深圳市政府基本对于深交所的发展、建设、管理采取“不管”的态度，而1994年3月，深交所单方面宣布停止上新股的举措，更是被上交所一下子拉开了距离。到了1995年夏天，深交所就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1995年8月，沪市发生了转配股非法流通上市的“长虹事件”。而对沪市发展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更是大伤了沪市元气。

　　到了1996年年初，有消息称，证监会当时已经有一个意见，准备深圳、上海两个交易所重新分工，要把深圳搞成一个叫科技板的市场。时任深交所总经理的庄心一立即写报告给当时的副市长武捷思，希望由深圳市政府出面说服证监会，宽限几个月。

　　神奇的是，1996年4月以后，大打“服务牌”的深市居然真的率先启动，在上市公司数、上市证券数、成交股数、成交金额、投资者数量等上升指标方面遥遥领先，1996年深市全年成交金额逾1.39万亿元。基本形成全国性市场。1997年7月2日，国务院决定，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

　　1999-2000年间，正是美国纳斯达克最火爆的年代。而作为几乎一样的深、沪两个交易所，如何避免同质化，则成为时任总理朱镕基的一块心病。

　　在听取了一些建议以后，朱镕基开始考虑将上海定位为主板市场，把深圳建成为二板市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原拟2000年度推出的深圳创业板胎死腹中。

　　“尽管创业板未能如愿推出，深交所也并未放下开拓创新的脚步。”禹国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在深交所的创新与努力下，2004年5月17日，中小企业板正式开启，并于6月25日推出首批8只中小企业股上市交易。截至2005年秋季，共推出50家中小企业股挂牌买卖。

　　“这件事意义重大—既解除了深交所的生存危机，又开创了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新局面。”禹国刚说。因此，在他看来，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的终于推出，确实是“夙愿已达，来之不易”。

　　根据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近期发布2010年上半年全球资本市场IPO及二次融资统计报告显示，上半年，深交所已跃居成为全球融资金额最大的资本市场，而中国也再次成为全球IPO最活跃的国家。

　　有人认为，这一优异成绩，为其所在的特区献上了一份祝寿的“大礼”。

　　但也有人认为，从最先被开设，到一度险遭关闭，又到如今的创业板，作为一块试验田，深交所从未忘记自己“开拓创新”的使命，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一项项重任—正如深圳这座城市。

　　而深交所，也正和深圳一样，面临着下一轮的新挑战。

　　我眼中的这座城——我在“关外”遥望着你

　　王十月

　　在深圳前后九个年头，我一直生活在深圳关外。关外人的意识，让我对这座城市有了一种天然的隔膜。我的许多小说，也都不自然地流露出这种意识。因此当我读到卡夫卡的城堡时，我不自然地就想到了深圳，想到了深圳的那道关卡。

　　我觉得我就是卡夫卡笔下的K，而深圳，是我千方百计而不得进入的城堡。我无法进入这座城市，于是让笔下的人物进入。我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就叫《变形记》，小说的主人公，一个有我的影子的中国打工仔，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格里高里。在小说中，格里高里有一个和K一样的使命，他想进入他的城堡—深圳关内。当然，他进城堡的目的，是想看一眼这座据说很繁华的城市。与K不同的是，格里高里变成了一只鸟，飞到了深圳的上空。当然，他的结局是悲剧的。我这样说，似乎真有点白眼狼了。

　　深圳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得自由进入的南头关。

　　南头关将这个城市分成了关里关外，特区和非特区，也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1995年，我与南头关相遇。戒备森严的关口，长长的通关人流和车流，闪着凉气的铁丝网，铁丝网外那护城河一样的鸿沟……武警手执大喇叭，驱逐着流连在关口试图蒙混过关的人群。

　　我没有边防证，除了一张身份证之外，没有什么能证明我是谁，更别说清白。一张从武汉至广州的火车票，成了紧要关头证明我来深不久、还无需办理暂住证的救命稻草。”多年后，我这样描写我与深圳的初次相遇，让我对关内生活有了一种向往。我像K一样，千方百计想进入关内。2001年，我已在关外的宝安区一家期刊打工，单位发了张盖有文化局大印的“记者证”，于是我得以凭此证过关。除了第一次进关是纯粹为了满足好奇心，想去看看我向往已久的深圳究竟是什么模样外，后来进关次数相当有限，也大都是要进去办事，每次走在深圳的大街上，我都会有一种压抑感。因此在深圳生活这么多年，我进关的次数，大抵不会超过20次。而我去过的地方，则只有火车站、书城和红岭中路等有限的地方。因此，让我这样一个其实并没有在深圳关内生活的人谈对这城市的印象，只能是盲人摸象了。

　　我倒是喜欢深圳的关外。关外的楼没有那么高，路没有那么宽。更重要的是，关外有着我熟悉的人间烟火，有那么多工厂，我混迹其间，心里是平等的，没有压抑感。深圳关外的生活，特别是城中村的生活，和我的精神气质更兼容。因此我写不来都市白领们的生活，更别说那些富贾和高官。我和他们交往，心理上有障碍，也因此给了人一个清高的假象。

　　我笔下的人物，也和我一样，大多生活在关外，在那些高楼大厦的阴影后面那些低矮而曲折的小巷子里，他们生活得如鱼得水，活色生香。我喜欢这城市光鲜的背面，喜欢这里的市声。我觉得，这里的深圳，是可以亲近的，是与人没有距离的，是属于我等平民百姓的深圳。这个深圳，和那个光鲜亮丽的深圳，共同组成了真实的、立体的深圳。少了对任何一面的体察，你所了解的深圳，都是不真实的，或者不完整的，是盲人摸象。我很奇怪，为什么我迷恋那种市声喧嚣的生活，我甚至把城中村的生活，过出了诗意。听到城中村那些小贩的叫卖声，我能联想到我的故乡，每天清晨那些在树林子里跳跃的鸟声。

　　离开深圳，一晃有四个年头了。其间去过三次深圳，一次是开会，一次是去书城参加《深圳晚八点》，这是书城的一个谈话节目，我是这一期的嘉宾。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城市，有我那么多的读者，他们有些是从关外特地赶来的。他们说，曾经从我的身上看到过自己的影子，说我给过他们希望。还有一次，是和我的小说《国家订单》的导演一起去选景，我住进了深圳的五星级宾馆，从高楼的窗口看深圳，我第一次被满城的灯火感动。我发觉，我开始喜欢上了深圳光鲜的一面。我曾经提议过，南头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有标志性的建筑，应该把它保留下来，将来在这里建一个“打工博物馆”，让它储存一代人的记忆，见证中国近30年的历史。因为南头关对于我们这些打工者来说，承载了太多的屈辱与泪水，希望与失望。

　　当然，现在进入深圳不用边防证了，我也曾在文章中发出过感慨，我说有形的南头关并不难拆除，然而无形的南头关，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还将横亘在人们的心中。现在，我想，对于深圳，我不会再向K那样，把进入它当成自己的使命。我心头的那道无形的南头关，大抵算是拆除了吧。但相信，这道关，还横亘在许多人的心中。

　　这座城市，想要获得更多的认同，就必得给为这座城市贡献过青春与汗水的人更多的归宿感，不然，这座城市，永远是别人的城市，也许永远是无数K们生命中的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