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科技大跃进”——山西运城地区绛县科技调产见闻(南方周末 2001-2-15)

　　南方周末2001－02－15

　　２０００年２月，绛县县委、政府接连下发三个文件，动员县、乡、村三级干部参加科技综合示范园区建设，全县范围的“县级班子包项目，局级单位建园区，村级干部搞样板，人人投身搞示范”的科技示范大行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据县里统计，全县目前已建立起１４２个科技示范园，２６８７个科技示范点。平均每个乡镇有１０多个科技示范区，每个村有１０多个科技示范点。

　　为了落实“政治任务”，不被“开除公职”，创办科技示范园区，绛县有关部门使出了浑身解数，上演了一幕幕荒唐的形式主义闹剧：

　　————县城建局１２０名职工在工资被断断续续拖欠５个月的情况下，每人被迫凑足１０００元，集资创建了３个高水准芦荟大棚。驻绛县的几家国有商业银行被逼无奈，以建设一个高标准大棚投资２万元为价码，出资由别人代理“建起”了自己的科技示范园。

　　———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政法部门经商办企业，但为了落实政府的统一部署，绛县政法委牵头，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联合加盟，在干警意见纷纷的情况下，筹资１３万元，用股份制形式建起了“北方花卉示范园”。

　　在政府指标的高压下，绛县一些乡镇为了瞒哄上级，以科技示范为名，竟用行政手段强行剥夺了不少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使他们调产无路、增收无门，让农民戳够了脊梁骨。

　　————去年夏天，么里镇在东官庄村要修建种牛羊繁育示范场。镇政府在既没经过村委会，又没有赔偿承包人经济损失的情况下，毁掉公路边一片绿油油的麦田，建起一座欧式建筑的“牛宾馆”。而失去土地的６户农民想讨回合法权益，至今讨不到个“说法”。绛县的科技示范园中建有固定建筑的２０多个，最大的一处占耕地３０００多亩。

　　在科技示范的高歌声中，绛县很快成了运城地区依靠科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典型和样板，现场会频频召开，参观团络绎不绝。为了遮掩马脚，保住面子，留住形象，这出闹剧被继续演了下去：

　　————某镇“高效农业先导区”里，有一个“牌子仓库”，大大小小的牌子有１００多个，这些牌子上标写着清一色的高科技农作物名称，有“微型西瓜”、“２００旱稻”、“地兰王（美国）”、“黑珍珠”、“伊丽沙白”、“灵芝”、“天麻”、“人参”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园主笑着对记者说：“参观团一来，我和老婆就从库房里把所有的牌子都抱出来，在空地里把牌子随便一插，介绍人一看牌子就给参观团介绍一通，有几个飞蝶南瓜在那里摆上，人们就问这问那，信以为真了。”（摘自新华社２月４日电）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0102/15/zmzh1501.htm

　　感受绛县事件的沉重

　　□党国英

　　尽管对社会生活中的形式主义现象我已见怪不怪，但读了《荒唐的“科技大跃进”》还是不免心头沉重。对一手操持绛县“科技大跃进”的老爷们怎么谴责都不过分！如果还有一点党性原则，他们应该不会如此劳民伤财、肆无忌惮地大搞形式主义。甚至连羞耻心也没有了。让当地老百姓戳着脊梁骨骂着，但凡有丁点儿羞耻心能无动于衷么？

　　他们干这一切的出发点是要显示“政绩”，而进一步的目的则是要被提拔重用。想被提拔重用本是一些官员们的人生追求，也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利益之所系，这无可指责，但可怕之处在于，他们认定提拔重用干部的实际标准与老百姓的要求和评价无关，于是，老百姓的愿望对他们不构成约束。这就增大了私欲膨胀的可能性。

　　我们原有的干部选拔制度虽有“群众公认”一说，但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一些官员没有把民意民心的约束当一回事，至少没有使这种约束规范化、程序化。多数情况下老百姓连“用脚投票”（移走他乡）的可能也没有。

　　那么，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从上到下的行为约束规范吧？对此，似乎也令人失望。看看来到山西绛县的那些“检查团”吧，看看准备推广他们经验的上级之所为吧，难道绛县的上级领导不如那些被他们斥为“愚昧”、“保守”的老百姓，完全闭目塞听，看不出绛县的把戏？当然不是。既然知道那里的事情是自欺欺人，为什么还要推波助澜？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种旧官场的腐朽作风———只要你让我平安，我决不给你添麻烦。一些地方的官员们结成了“独立性”很强的利益共同体。

　　马克思设计共产主义制度的目的之一是要约束人的私心，具体说是要约束资产阶级的私心，但马克思也注意到共产主义条件下政府官员也需要约束。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的理想？如果我们做得不成功，那是为什么？我们是不是想过实行诸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讲到的那样一些政治措施？

　　我们进入了一个务实的时代。“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就是要务实。我们该把社会改造事业当作一种有规律可循的工程技术去对待，不要再搞花架子；花架子与空谈是一切形式主义的源头。这做起来当然不容易，但我们总要开始，并且要从建立一种正确的理念开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