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面临的三大阻力-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但历史终究已成历史，公众关注的是，中国改革正面临真正的阻力，如何面向未来，突破这些阻力，进一步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克服中国前进道路上的险滩恶浪，将国家引导至光明之途，是中国在总结深圳经验时需要认真思考的迫切课题。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的吴南生，最近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博弈错综复杂，(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利益集团。” 这一说法因为出自权威人士之口，所以有不少人相信正是利益集团阻碍了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然而最近，温家宝总理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家宝将中国改革的阻力直接指向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改革的主要阻力?笔者认为，真正阻碍中国改革深入推进、导致其停滞乃至倒退的因素，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的分裂、民众的驯化以及执政团队的国家治理理念趋于保守等三个方面。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出现在晚清以降的数十年间，在国民党统治期间达到巅峰，初具雏形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在针砭时事弊端、传播先进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当时中国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经过严酷的政治斗争，在民国期间成长起来的大批知识分子被扫地出门，沦为社会边缘，集体失语。晚近三十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压抑很久的知识分子重新活跃在社会政治文化舞台上，掀起了狂飙突进式的思想启蒙运动，展现了爆发性力量。嗣后二十年，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知识分子大量下海，没有下海的也面对大海无限向往，放弃“道统”担当，随波逐流，实利主义思想甚嚣尘上，成为主导知识分子的主流观念。

　　前不久，著名学者资中筠呼吁重建知识分子的“道统”担当。她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丧失与失去对道统的担当密切相关。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

　　一方面，晚清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的追求社会进步的“道统”泯灭，知识分子集体性地人格分裂，功利主义蔓延;另一方面，大量知识分子放弃个人操守，向政治威权屈服或者靠向利益集团，成为吹鼓手或者代言人。他们构成了被赎买的一群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躲进自己的象牙塔，皓首穷经，经营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这部分隐者在合适的时机，就会重新出山，引领时代潮流。

　　知识分子分裂成两派，一派为既得利益者和政治集团张目，粉饰太平，追腥逐臭，与实利主义者同流合污;一派继续坚持理想人格，维护知识分子的“道统”，面向大众，在公共领域积极发声，鼓吹社会文明和进步。这两派知识分子的力量消长，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但是，若其长期分裂，势必将削弱知识分子的整体力量，不利于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公共领域发挥特有作用。

　　在社会发展、国家政治面临重大抉择的时期，知识分子的理性声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他们往往是重大社会变革的黎明时刻的敲钟人，将公众从黑暗中引导至光明之境。资中筠所批判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失去道统担当，在笔者看来，当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困境、亟需进行突破性变革的时候，知识分子却被若有若无的禁忌所束缚，集体“噤声”，不敢涉足无形的“禁区”，不敢倡言中国改革，而热衷于职务晋升、争取项目、下海经商，或者直接为保守势力、为既得利益集团充当“打手”，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失去道统担当，而且是其严重分裂的显著证据，更反映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整体虚无和沦落，甘心屈服于权势和利益，放弃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国家通过教育驯服民众，政府按照自己的统治理念，驯化民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以利于其统治。如果政府是专制的，那么民众就会成为顺民;如果政府是民主的，那么民众就会知道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所在，知道如何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有人批评中国数十年来的教育是失败的，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教育从来都不是民众的教育，而是统治者的教育。只要是政府发起的教育，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政府治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何等成功。所谓成功就在于塑造了一个秩序井然、唯命是从的民族，民众以政府的理念为理念，从不妄想异端杂念，自然不可能自觉地参与时代变革的潮流。

　　即使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力量活跃在社会政治文化的舞台上，力促中国改革，但是如果民众蒙昧，也无法唤起认同者，最终因缺乏深厚的社会土壤，假如再加上上层建筑的反对，那么只有归于失败一途。被驯化的民众，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危险正在于此。一个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毫无自由思想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身为这个国家的民众，如果不懂得自身的权利和利益所在，不懂得运用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只会人云亦云，唯统治者马首是瞻，那么怎么可能还指望他们懂得中国改革的重大意义，参与社会变革，让这个国家更先进、更文明，也更适宜于人类居住、思想和娱乐?

　　相对于知识分子的分裂和民众的民主意识淡漠，在一个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政府的国家治理理念，对于社会改革更为重要。事实上，数十年来中国的发展证明，正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中国改革开放初具规模，呈现出些许文明的征兆。但是，在改革面临难关的时候，特别是政府的指导思想和政治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在某些方面产生冲突或者社会内部矛盾积聚、诱发动荡危险的时候，政府的国家治理就会趋于保守，改革就会退缩，社会发展的某些领域就会停滞和倒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深入，在执政团队内部一定会出现两大争论——虽然这种争论在公开场合没有明显迹象，一是改革会不会导致方向迷失，二是改革会不会导致社会混乱。担忧前者的会搬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改革如果继续推进，私有经济就有主导国家经济命脉的可能，这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担忧后者的会拿社会上出现的若干典型群体性事件说事，认为中国社会的矛盾已经很尖锐，如果继续推进改革，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采取实质性举措，就有动摇执政根基的危险。前者会执着于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在国家经济中所占份额，对经济领域深化改革表达不安和不满;后者则对政治体制改革颇有微词，希望维持现状，不要对现有体制进行伤筋动骨的变革。这两股思潮在执政团队内部都有相当广的支持者，形成一股可以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的保守势力。这也是当前中国改革陷于停滞和倒退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所谓的中国的“利益集团”是与执政团队中的保守势力密切相关的，其自身并未形成独立的力量，也未形成决定性的气候，是某些人向公众释放的烟幕弹，掩盖了真正的阻力，将改革停滞和倒退归罪于莫名的“利益集团”。而政治体制正是改革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在中国特殊背景之下，政治体制改革更具有引导未来改革走向的关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