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牢57年的老欧终于还是死了

老人信邪教坐牢57年 出狱前法院写成“盗窃罪”
2010年08月26日 08:54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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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如果欧树有机会看到报纸，他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个国家主席会被批斗、监禁，在屈辱中死去，然后又获平反昭雪--这还仅仅是十几年间的事情。在弥渡县，临近黄旗厂村的下坝庄，一个强奸并杀死小姑娘的死刑犯，被关了30多年，放出来了。这是后来得知此事的黄旗厂村村民觉得最稀奇的地方：为什么有的劳改犯几年就放出来了，“有的放出来还当了官”，甚至死刑犯都出来了，欧树还在里面？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30期，作者：杨潇，原题：《监狱人生》

6月27日，当欧树结束57年的牢狱生涯重返家乡弥渡县新街镇时，他对镇派出所所长“知不知道回家了”的问话，连声回答“知道，知道”。

7月10日，在记者的镜头里，他像个正常的老人一样，坐在板凳上，叼着根烟。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在本子上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歐樹”，甚至还写了一句“老歐感謝黨和政府”。

7月31日，只有眼神能证明这位77岁的老人还是活物。他斜躺在铺着烂棉絮的床上，瘦骨嶙峋，二十多只苍蝇嗡嗡地盘旋着，降落在他的身上。床边的便桶彻底失去了功用，他现在都是直接尿在身上，倒是很久没有大便了--最近八九天，他连米线也拒绝，就喝一点米汤。叫他的名字，他眼角微微动一下，然后继续盯着头顶的蚊帐发呆。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回到自由世界，却好像被这里的空气所氧化，迅速地褪色、生锈和衰老下去。

他幸运地免除了兵役

被告欧树于1953年11月19日因一贯道案，经弥渡县人民法院判处徒刑四年投入牛井农场劳改，57年以来一贯抗拒改造，装疯卖傻，坚持反动立场，思想极端敌对，1957年8月1日晚11点钟左右，起床摸拢我武装住地，企图夺枪后逃跑，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经我武装发现捉获……在听候判决过程中更加猖狂活动……自称是自由人，公开对抗管教。……判处被告加刑十五年。”

--宾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58年1月）

1953年前，欧树一直生活在云南大理州弥渡县新街镇下的黄旗厂村。“他读书不行，读了一两年就不愿意读了，小学没毕业。”1932年出生的杨老爷子说，他比欧树大一岁，是欧树小时候的玩伴。

杨读到初二，被抽去当兵抗日，不久日本投降，他又加入26军，打内战。彼时国民政府征兵，还是采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不当兵”的原则，欧树家中只有一个亲姐姐，因此幸运地免除了兵役，得以在家务农。

世事难料，杨陷入纷争，却得幸存，如今他穿着白衬衫、卡其色马夹，谈起话来颇有风度；欧树免于战火，却在家乡成为一贯道的信徒。“都怪他不听我们劝，不晓得跟着社会跑。”欧树的姐夫马芝说。

一贯道出现于清末光绪年间，抗战期间从山东、河北两省向外扩展，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传至其他各省。黄旗厂村80岁的老人黄仕也交过一元钱，去听一贯道传教，一连去了两三个晚上，“还不是说一些唯心的、敬奉神圣的话。”

1950年夏天，一贯道在北京盛传“天安门石狮流泪，鼓楼冒烟，天下大乱”的谣言，北京一度人心惶惶。当年12月18日，新中国政府开始取缔一贯道。1951年2月21日，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杨老爷子说，一贯道是个秘密组织，你加入了它对老婆也要保密。欧树在家帮助父亲卖豆腐，有时候挑着鸡蛋、擀面去下关，“其实是和上面的组织通信，后来上面打击，他就被从上而下抓到了。”

被抓走的还有欧树的父亲欧加荣，几年后他回到村里，告诉亲戚们：儿子1957年夺枪逃跑，被打死了。这是黄旗厂村最后一次听说欧树的消息。

黄旗厂村慢慢忘掉了欧树

1959年的夏天快到了，人民解放军平定了西藏的叛乱，印度宣布给予达赖喇嘛政治庇护；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党中央准备召开庐山会议，那时很少有人想到，它以反左开始，却以反右终结。这是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事情，在牛井农场，欧树第二次加刑了。

加刑后仍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在生产中先后三次把棉桃摘了110多个埋在土中，盗窃犯人的物品，另外是见女干部和女学生时进行恶劣的诬蔑，同时还进行反动一贯道活动，公开的与反动一贯道分子称师母，并进行默念三宝。1958年10月趁到……打谷，行至途中进行逃跑，后被我民兵抓获。为了彻底惩办抗拒改造的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71条规定精神，判处被告欧树无期徒刑。

--《祥云县宾川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59年6月）

1960年，27岁的欧树被送往位于昆明的云南省第二监狱，彻底远离了故土。他不会知道，自己在省二监一待将是48年。

48年足可让一个国家从饿殍遍野到举办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在这48年里，黄旗厂村也扒掉了几乎所有的茅草屋，换上了砖房和小洋楼，如果不是村民出不起属于他们的那部分钱，几乎就要建成道路硬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欧树父亲欧加荣20年前去世，是欧树的堂侄子欧正科和欧正发为他送的终。欧正科推倒了欧加荣留下的茅草屋，重新盖了一栋带露台的三层小楼，然后他和欧正发又分别有了两个和3个孩子，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已经20岁了。

黄旗厂村慢慢忘掉了欧树，70岁以下的人，已经没有谁知道他的名字。只有欧树的堂姐和堂侄子们，每年祭奠亲人时，会记得给他烧一点纸钱。

死刑犯都出来了，欧树还在里面

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拒绝了本刊的采访，“在他记忆还很好的时候，那些他身边的干警要么退休要么调走，还有的人已经不在了。”

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文件来管窥那48年的零星碎片。

“在省二监时，说话东拉西扯，语无伦次，说女犯是他老婆，有80几个。劳动中打瞌睡，不遵守纪律，一会报自己18岁，一会又报19岁。……对自身情况缺乏应有的认知，虽然一再给予加刑处分也是无所谓的样子，且说：来这里是打百分，玩玩，说话颠三倒四，有明显夸大妄想……故我们认为，案犯已患有精神病。”

--《云南省精神病院（报告）》（1963年9月）

“年龄：41，家庭出身：贫农，个人身份：二流子。”

“个人检查：……思想上，认为改造几年也认不深，就悲观起来，这是错误的。有时干部指导员来问，不敢说我是胡思乱想的话，只说是好的，学习很差……接受意见不虚心，同别人争吵是有的，骂别人也有，今后改正……”

“小组意见：优点：别人监视和注意下，不有违规。劳动是埋头的干，成天话不多，到五中队几个月来，叫干什么劳动不推辞，成天拉车，不说二话。很冷天穿单衣不叫苦……缺点：态度极为恶劣，不接受监督，开口骂人，反骂别人。单干一样劳动，是干得好的，分给他干另一个唠叨，机器取巧（原文如此），如有一次，分他扒废砖下来装车，他就用脚，一小半截砖，往下蹬，不像劳动样子。”

“中队意见：该犯由于神精（原文如此）不正常，有时有乱说乱讲的情况；劳动中能积极肯干，表现较好。遵守纪律一般。未发现突击违反的情况。”

--《云南省第二监狱评比登记表》（1971年1月）

如果欧树有机会看到报纸，他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个国家主席会被批斗、监禁，在屈辱中死去，然后又获平反昭雪--这还仅仅是十几年间的事情。在弥渡县，临近黄旗厂村的下坝庄，一个强奸并杀死小姑娘的死刑犯，被关了30多年，放出来了。

这是后来得知此事的黄旗厂村村民觉得最稀奇的地方：为什么有的劳改犯几年就放出来了，“有的放出来还当了官”，甚至死刑犯都出来了，欧树还在里面？

“当然不公平，可是你是中国人，当时这个社会看就是公平的，”欧树的姐夫马芝说。他做了10年的公安兵，看管过劳改犯人，1961年退伍。“少年犯的电影你看过吗？那是真实的，里面有好人有坏人。我看了那么多年犯人，我的工作就是不让犯人跑掉，管不了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监狱里的时间，是一个什么概念？斯蒂芬·金在他的经典短篇《肖申克的救赎》中写道：“我不时为他找来新的磨石布，一九六七年时，我替他弄来一把新锤子，十九年前那把已经坏掉了。十九年了！当你突然说出那几个字时，三个音节仿佛坟墓上响起的重重关门声。当年十元的锤子，到了一九六七年，已经是二十二元了。当我把锤子递给他时，他和我都不禁惨然一笑。”

这一天，他有了自己的“身份”

村干部黄启录突然接到了村委会的电话，说上面通知，有个老年犯人出狱，需要村干部去欧家做工作，希望他们收养。欧树原籍属于黄旗厂村四组，由黄负责。

他去找欧树的堂姐和他的两个堂侄，对方不愿接受一个“死了好多年”的亲戚，说：“我们已经抬了四口棺材（欧树父母、欧父的续弦及其岳父）了！现在还要我们负担，这么多年了，信都不来一个。”

黄启录觉得他们说得在理，“这么长时间不给家里写一封信，或者带一个字条，不可想象的事情。”

6月28日，欧树住进了敬老院，穿着监狱为他新买的黑色西服。他的“家当”是一只黑色的背包，里面装着他的刑事裁定书、秋衣毛裤，还有一板诺氟沙星胶囊、一板氯酚黄敏片、一袋维C银翘片和一瓶黄连素。也在这一天，他有了自己的“身份”--当地派出所为他临时赶制的户口本，“宗教信仰”一栏注明“无 ”。

第三天，亲戚们还是来看他了，送来了蛋糕、罐头、黑芝麻糊，还带了两瓶二锅头。

敬老院的工作人员把欧树扶出屋子，和亲戚们坐了20分钟。当天中午，戴学义给他倒了半杯酒，没想到他一口气就喝了下去。戴又给他剥糖果，他也吃上几颗。

7月21日，欧正发两口子又来看他。欧的媳妇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的，小名叫什么，欧树一一回答，但是小名“井福”，只能勉强发出一个“福”的音。这时他已经不喝酒了，剥好的糖果，也都被他扔到便桶里去。

他整天躺在床上，可以听见隔壁养的几只鸡叫唤的声音。外人多叫他几声，他稍微扭头过来，看着你，眼神好像要穿透你，却很快就放空了。

不知道家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走

2008年初，欧树和一批“老弱病残”罪犯由省二监转入官渡监狱。

他的减刑是从1999年开始的，当年减为有期徒刑18年，2002年减刑1年6个月，2004年减刑两年，2006年减刑1年3个月--在这一次减刑中，年代久远的“一贯道罪”以“一惯盗窃罪”出现在昆明市中院的刑事裁定书上。两年后，该院为此发了一个补充裁定，“现更正为：‘以被告人欧树犯一惯道罪’。”

监狱的所有监舍都是标间，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和太阳能热水器。欧树所在的监舍全是体弱病者，没有设置高低床，只摆了5张床位，这样的监舍在整个官渡监狱只有两间。

欧树是监舍里起得最早的那个，一般6点半起床，到活动场走一圈，7点半监狱点名的时间，他会站在门口喊“点名了”，以提醒其他犯人，而他本人因为行动不便，不需要参加集体点名。监狱为他这样的老犯配有护理人员，由具有一定医疗基础知识的犯人发展而成。护理人员几乎包办了欧树生活的全部：理发、剃须、剪指甲、洗澡、打饭洗碗、端茶倒水，欧树爱抽烟，因为手脚不利索，护理也会帮他点火--欧树刚来的时候，一度拒绝打火机，非要用火柴来点。

每天的《新闻联播》是必须准时收看的，除了监狱安排的集体活动外，国庆60周年阅兵、春节晚会等等，都统一组织收看，“为了不让他们与社会真正脱节。”

但是看起来，欧树对社会的记忆还停留在1953年以前。他有时候会讲一讲国共战争时的野史，称呼蒋介石为蒋委员长、龙云为龙三少爷、汪精卫为汪主席，他还会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他总是佝偻着背走路，不清醒的时候常常答非所问，说自己两岁、三岁，清醒的时候会说自己想家，但“不知道家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走”。

在官渡监狱的两年半，欧树又获两次减刑，于2010年6月27日刑满释放。

他没能到达

现在他重获自由了，不用每天按时起床、睡觉，不必再收看《新闻联播》，不用一星期剪一次指甲，更不必再努力“改造自己”……他的出生地黄旗厂村离敬老院只有4公里，穿过几户农舍，穿过镇上的街道，再穿过一大片烤烟田就能到达。

6月28日，送欧树来的人都走了以后，戴学义扶着他去上厕所，到了厕所，他手扶着坑位两侧的扶手，怎么也蹲不下去，“我帮他脱了裤子，看到他纤细的腿，才知道他的腿没有力气。”

8月4日。

上午，戴学义给欧树换了条干净的裤子，喂他喝了点葡萄糖水。工作人员只有他和刘森两人，一般每两个小时会去看看欧树。下午两点多去看时，“他还吃了点水。”戴在电话里说。下午4点半再去，就没了气息。

第二天安葬，村里来了十几个人，包括欧树的堂侄，新街镇来了个副镇长。没有“吹吹打打”，一口棺材拉到东山上的公墓，埋了。安葬费将近4000块，本该由县里出，村里先垫上了。黄启录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火把节。他还说，七月半时，一些仪式应该要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