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勇平：虚幻的图景与存在的悖论

虚幻的图景与存在的悖论
南方都市报　陆勇平（侗族）　2005年9月发表于某某博客
经常有一些从黎平来的朋友到我所生活的城市，然后就一起喝酒，席间就有人说，老兄，你以前不是挺喜欢批评人家吗？现在怎么沉默下来了。一两年来你都在干什么？
问我干什么去了？当然是努力干活糊口了。在城市里，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形而下的“糊口”更重要呢？我知道，朋友的意思是，你除了糊口之外，还搞不搞一些所谓的创作，有没有新的一些想法，关于社会、关于政治、关于文学的一些所谓精神指向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吃不能喝，但却也成了朋友之间谈论的一个话题。
关于我自己
我自小从山野里长大，自然是不能说自己是如何的优雅如何的高贵，倘若想把自己装扮一下，那也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外面是绝对不能显摆的。经常会有一些富可敌城的老板请我吃饭，老是问我这东西你能吃吗，那东西你能吃吗。我的一概回答是，农村出来的，什么不能吃。虽然我对那一桌菜还有很大的意见，但算了吧，对别人那么苛刻干什么呢？
相对很多黎平人来说，我一点优势都没有。从爷爷的爷爷到我这一辈，没有哪个阶段是当过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到我父辈那一带，依然也还是贫下中农，只有一间破房子。我自己的童年也不是那么顺利，四五岁那年，从楼梯上滚下来，腿脚和脑子都不灵便了，所以一到什么学校运动会，我总是一个人到别处去玩，什么高昂的运动口号统统与我无关。
我想起有一位诗人，叫于坚，听说是耳朵不怎么好使，写的一些文字很过瘾，我自己认为就是因为他耳朵的关系。耳朵太灵活了，总会听信一些谗言，让自己放下思考的责任，自己就会缺少思想和念头。我虽然跟他有过电话联系，但从来没有问他写出那么漂亮的文字，是不是因为耳朵的关系。
身上有缺陷的人，总会比较孤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世界观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比如我们侗家人都流行在自家门口说黎平客话，我就很不习惯。我们不是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吗，难道黎平客话能给你带来无限的荣耀？为此有一个朋友经常生我的气，质问我是不是黎平人。我告诉他，我当然是黎平人，黎平又不是你们汉人的天下，为什么我要讲黎平话。人家汉族的枪炮都还没打过来，自己都先缴械投降，自我审查了，这是什么心态。
关于侗族文化
侗族文化的辉煌前景，我自然是没有否定的意思。一方面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侗家人，在情感上是有联系的，二是它本身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的重视，作为一种相对比较边缘的文化品种，如今能得到人们的青睐，肯定有它非凡的一面。
我所说它辉煌的一面，是指他的音乐和建筑艺术，其他方面的文化组成，我暂时还没有发现更多独特的地方。很多学者喜欢用“先进”、“进步”或者“超前”来形容侗族文化的特色，我觉得是非常可笑的，文化的深度、广度是不能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证明。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写的东西比唐诗、宋词、元曲更好，我们的文化环境比唐宋期间更具有优势，都很难说。所以我觉得用独特来形容侗族文化是比较恰当的，要说它超越了谁和谁，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一整套体系，它的发展受制于生活习惯、地理文脉、心理素质、历史原因等，任何技术性的指标都无法衡量双方内在的文化品质。
我的意思是，侗族的很多方面别人都没有，但并不是说它如何的先进，比如侗族大歌、鼓楼和花桥，这些东西别人可能制造不出来，即使制造出来也没有我们地道。我所说的“地道”，是指它的民族风味，我从来不相信，除了侗族之外，其他民族的建筑师就搞不出一个漂亮的鼓楼和花桥来，在技术方面，我觉得没有必要跟别人比高低，我们比内在的、文化品位的东西，比如我会唱侗歌，你就不会；我有行歌坐月这个习俗，你就没有。就像茅台酒一样，就算你老外有高超的技术，也造不出同样的产品。
这几年黎平政府搞侗族文化如火如荼，有些是带有强制性的，不少人感到有些反感。但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很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侗族都差不多被汉化完了，连小娃崽都讲客话了，穿着也都是批量生产的现代服装，我个人认为，一点品位都没有，我不是说现代服装不好，而是因为乡下的收入非常低，买不起更好的衣服，商家把很低劣的产品往我们那里倾销，穿起来非常俗气，这是工业化时代留给我们少数民族农村的垃圾产品。
这是一种极端的倾向，几乎是从多元的生活文化方式转向单一的生活文化体制，要扭转这种极端的局面，就必须用另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革命的时候可以用暴力，难道我们用一点强制力量都不可以。同时我还认为，任何文化都需要去努力完善它，发展它，创造它，经常听到有人说，现在好多人穿的侗民族服装好象不正宗，我觉得可以理解，侗族文化是要发展的，不可能昨天没有的今天就不能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哪有什么辉煌的侗族大歌，侗族大歌在过去肯定也是经过修补和添加过的。只要是在保持侗族人高品位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雕饰是可以的。
关于侗族作家
我读过不少侗族作家的文章，但大都停留在有“知名度”的作家身上，像那些搞潜在写作的作者，我很遗憾地把他们给忽略了，原因是我没有办法读到他们的文章。这里谈的主要是显性写作的作者。
我虽然批评过潘年英同志，但并不影响我对他文章的喜爱，至少在侗族作家里面他应该是最出色的，文字很漂亮，很简洁，思路清晰。我觉得成为伟大作家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把文字写得漂亮，让人找不到一句多余的话，能够用简短、准确、生动的文字，讲一个故事，或者说明一个道理。我个人认为，在一百个侗族作家中，能达到这个要求的最多不超过10个。这里面的原因，我想除了天分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一是文化水平，二是勤奋的程度。
说到讲故事，这里我想特别地谈一下小说，因为小说是需要强度训练的，而不像诗歌那样可以用一种相对模糊的语言，甚至可以依靠一种个人的天性。小说不是这样，它需要讲故事，故事讲得好不好，影响到它作品的质量，我觉得像小说这种规模比较大的写作，非常需要训练有素的作者，当然，这只是成为作家的阶段。伟大的作家除了文字技术高明之外，还需要个人的灵气，这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我在一篇文章里曾写到，讲故事绝不是那种记流水账的讲故事，故事要讲得有趣，有内容，靠近“真”这个核心。叙事是一种天赋，不是谁想学就能学得来的，学的是一种技术，真正能领悟到叙事的真谛，除了他自身之外，没有任何人能指点出路。它就像一个精神通道，只有一对一的秘密解码，他人的经验对他来说都会失效。叙事能力带着他个人的精神血缘，在传达一个人内心的隐秘消息。如果一个作家不会虚构，不能在复杂的语境中讲一个逼真的故事，那么他注定是失败的。
我个人认为，目前侗族作家的整体水平还处于一种入门的阶段，那就是在学技术的阶段，所以我们一时很难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有几个人本来有这种气象，但后来似乎都没有怎么去写小说了，经常会在报纸上看到有他“零售”的作品，几百上千字的，在旺盛的消费时代里，这样的作品显然能博得读者的欢迎，多一些知名度，但也磨损了自己的一部分精力。作家不应该只是文字工作者，每天在向流行报刊兜售文章，更应该注重我们内里的精神内涵和气度。我个人认为，侗族地区缺少的是那种十年磨一剑的作家，缺少那种有精神指向的作家，缺少那种大手笔大气魄的作家，大家习惯在名声上斤斤计较，习惯在口头的争斗上，势必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小气。一个作家，他不是为了名声而写作，更应该是一种对人类的悲悯，对存在的探索，对我们现实生存的勇气，这样他的作品才会具有普遍和经典的意义。
关于黎平人
今年年初乘坐黎平大巴前往我生活的城市，有一个现象让我最痛恨黎平人。当时经过广西境内的时候，由于正在修路，颠簸的汽车两下子就把一个老太婆给震断腰杆了。怎么办？老太婆要求司机停下来看一下，司机不情愿，蛮着走。后来情况很严重，要求将车开到附近医院治疗。司机哪肯，这不是明摆着要他掏钱吗？他老人家大声叫嚷：“要怪也只能怪这路不好，关我屁事”。这太婆也不是省油的灯，打算到广东境内后，找几个当交警的熟人把这家伙给拿下，看你还张狂不张狂。见到自己可能会吃亏，嚣张的气焰立刻消失了，到了龙胜，乖乖地就范，送老太婆上医院。
我不知道这司机是不是黎平人，如果是，我觉得黎平人真没有良心，没有人性。即使不是自己的责任，但停下来看看总可以吧。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就可以让老太婆死在车上，按照我的猜测，假如老太婆是单身一个人坐车，可能司机大佬就不会让步了。连本地人都可以怎么虐待，如果是外地人呢？如果是弱者呢？难以想象。
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缺失使得黎平人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显得格格不入，对人的蔑视和对法制的践踏，已经严重阻滞了黎平的发展。我们说要建旅游城市，但自己的脸都还粘满污垢，难道要等别人来看你出丑吗？旅游经济是一种外向型经济，它与闭抑的、落后的、不优雅的野蛮行径相对立。我到过肇兴等一些地方，看见当地的居民拿着自制的物品追着外国人满村跑，这不是抢钱是什么？你的东西不好看，不值钱，别人当然没有必要买。如果你的东西好，你多贵别人都会买。一位朋友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被强奸也要幸福的被强奸。但我们现在还没强奸成，倒已经被人家诟骂不止。
又想起上面讲到的那个司机，由于他老是到处停下来喊乘客吃饭，车走了一天多还没到目的地，大家对他非常不满，于是就催他赶快走。他发怒起来，说“你们这些打工的狂什么狂，有本事坐飞机去”。这些长期处于弱势的兄弟姐妹们，见到如此现状，早已默不作声，只好任由这个司机的喜好，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他们在外被资本家剥削，回到家乡遭受辱骂，这个社会真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世界，或许只有上帝的到来才能够拯救我们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