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

赵牧 发表于 2004-11-28 23:49:00
当今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
赵牧
经历了二十年多年形而上的“信仰危机”，中国人现在更多要面对的是形而下的“信任危机”和“信用危机”了。人与人之间，人与商业机构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甚至是个人或企业与政府之间，都处于相互间严重缺乏信任和信用的危险局面。
赵忠祥“卖鞋”
1997年，赵忠祥的《岁月随想》一书出版，由于该书文字谬误甚多，这张著名的脸遭到一次重创。今年赵忠祥在济南签名售书搞出一场“搭卖皮鞋”的大风波，更是使这张脸“毁容”。
难怪赵忠祥要愤怒反击，这个国家电视台的“男一号”的面目几乎相当于“国家的脸面”。
我说这话的根据是——赵忠祥本人事发生后说，对他的无端攻击就是“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一个工人或农民名誉受到损害时绝不会说出这种话的。因为他们谁都不能代表，只能代表自己。赵忠祥真是与众不同，他是个知名度极高的公众人物，所以在他本人来看，他的名誉损益远远超出了个人范围。
不过眼下更实际关键的问题是，这一事件真相究竟如何？
撰文著书出现谬误，如日之蚀。但“搭卖皮鞋”有所不同，当事双方一个坚称“卖了”，一个坚决否认并怒斥为“流氓的造谣”，同时双方都说有多名人证。赵忠祥更称有多名随行记者作证。尽管这是光天之事，但令人惊奇的恰恰是，公众迄今不清楚它的真相。
该信谁的？我只能说，谁也不敢相信。在这个社会信用和信任严重匮乏、职业道德普遍败坏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能轻易相信。
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形而上的“信仰危机”后，现在的中国人面对的却是更普遍的形而下的“信任危机”和“信用危机”。人与人、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甚至个人与政府、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用都处于严重匮乏的局面中。
在这一事件中，如果你不是目击者，你就很难判定谁在撒谎。唯一可以判定的是：双方肯定有一方在撒谎。奇妙的是，当事双方都是新闻从业人员，都宣称此事有多名证人。
如此一桩公案都不能明了，我们还能指望分清更大的是非么？对传媒这个“公器”还敢抱以任何信任么？
如果说有信仰是对“上帝”或“主义”还抱有希望；有信任感还是对人抱有信心。那么今天我们还能信任什么？
万恶“骗”为首（小标题）
古话说：万恶淫为首。现在这句话可以改为“万恶‘骗’为首”了。
有人谈“信用”说，在西方骂一个人是流氓也许不会惹官司，要骂他是骗子就可能有麻烦了。波及全球的绯闻风暴——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绯闻案就是个极好的注脚。在美国人看来，“万恶之首”显然不是“淫”，而是“骗”。差点致克林顿于死地的不是他与莱温斯基是否发生了性关系，而是他有欺骗美国舆论和公众的嫌疑。
中国也曾突出过“信用”，两千年前便有“人无信则不立”。但要说“传统”，说一套做一套的事实更多。今天许多人更进化到了牌坊都不要了。
今年春季，刘晓庆拍了个电视剧，电视剧还没开播，忽传剧中两个女角色竟是她的“私生女”。很快有报道分析说，这是刘晓庆为推销电视剧主动炮制的假新闻。随后被传为刘晓庆的两个“私生女”的家长笑嘻嘻地出面澄清不实传闻。
几年前刘晓庆曾提议“新闻也要打假”，这次她却装聋作哑了。
情变婚变闹多了的刘晓庆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那两个十七八岁旧称“黄花闺女”的是否在意？事件发展过程表明，无论当事人还是传媒都没把这当回事。可是对曾自诩影后、岁数直奔五十的女人，用这一拙劣手段吸引观众对电视剧的关注，是否太可悲太下作？
“私生女”的假新闻，与电影《变脸》剧组炮制“狗娃失踪”案异曲同工。1996年，电影《变脸》公映前夕，未成年的“狗娃”扮演者（《变脸》的主角）突然被策划“失踪”了，一夜间中国许多城市的街头贴满了“寻找狗娃”的海报，《变脸》剧组肆无忌惮利用中国人的同情心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欺诈式宣传。
不过，无耻的手段要屡试不爽，显然需要整个社会风气的配合，也就是大众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张艺谋今年搞的“选美”活动，又提供了一个“活色生香”的实例。那几个渴望被张大导演相中的女子，竭斯底里地呼喊“张艺谋我爱你”再次为“不择手段”做了生动的演绎。
“我骗你，因为我爱你”（小标题）
“大跃进”时代流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今天流行“人有多无耻，地有多大产”。
中国用了不到三十年，就从愚昧的准宗教全国性狂热，跳到了赤裸裸拜物教的全国性疯狂。全社会都在经历着一场历史罕见的大规模消灭羞耻心的强化训练。
前两年“偏执狂才能生存”一语风行。
一名话的流行，通常讲述的不是人生哲理，而是生存现实的写照。当“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是普遍事实时，“不要脸才能生存”自然就成了“真理”。
在没了救世主——信仰危机爆发后，生存的艰难和危机感对中国人突然成了峻急课题，当现有的法律存在着的严重缺失时，靠欺诈为生的现象就在整个社会迅速蔓延。
电影导演张元拍过一部《疯狂英语》的纪录片，最初的名字是《一个不要脸的人》。有人问张元拍摄这部有片的动机，问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疯迷学英语、疯迷于集体用大声喊叫的方式学英语？张元说：“这个故事非常荒诞。学英语用集体大声喊叫的疯狂方式，大家一起舞蹈，最大声、快速的方式。当然我最关注的除了这个学习方法，还有李阳这个疯狂的人，他的人生之路——一个过去非常自卑胆小的孩子，是怎么成为这样一个不要脸的人；这个人的传奇故事同样使我深思。”（见《三联·生活周刊》1999年9期）
“（李阳）这样一个不要脸的人”——张元令人激赏的地方之一正是敢用如此痛快的语言凸显学英语的“疯狂方式”与众多中国人生存现实之间的关系。学过外语的多有这样的体验：学外语的一大障碍就是“羞怯心理”——害怕说错惹人耻笑。因此这个“消灭羞耻心”的故事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
如今学英语“音障”已经基本不存在。与生存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相比，面子就不重要了。尽管“疯狂”的方式学英语与他人利害无关，但更多的“不要脸”则必然要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结果。
前几年传销活动开始猖獗，它展示了“消灭羞耻心”的训练在中国达到了什么高度。“传销教父”传授致富的秘诀就是消灭羞耻心，他让无数渴望发财的中国人在黑暗中齐声呼喊：“我骗你，是因为我爱你”。这些受过训练的人行骗的第一个对象，通常是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些羞耻心被彻底消灭的人，只有在亲朋好友那还能骗取一点点信任。
这个曾以含蓄著称的民族今天竟变得这么公然无耻，不能不说是个举世无双的奇迹。
无耻并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因为它直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基础。当在这个世上连亲朋好友都不能信任时，这个社会就离分崩离析不过远了。
前些年有报道说，湖南有个蛮横的官员借酒劲打死了人。他被关进监狱后竟埋怨身边的人在他行凶时什么不阻拦；一名巨贪被关进监狱，竟洋洋万言上书说自己十分痛恨腐败，希望放他出来为国家发挥余热。
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因为什么变得如此不要脸，如此缺乏信任感的呢？
财富流失的关键（小标题）
乔治·吉尔德说：“增长的关键相当简单：富有创造性的人手头有钱；经济停滞的原因也同样清楚：富有创造性的人被剥夺了金融权力。”
我说，财富流失的关键也相当简单。可以支配巨额资金的是个败家子或者是个贪官、诈骗犯。而负责监督和惩罚的机构却在睡觉，甚至与他们狼狈为奸。
80年代后期非法集资案在中国愈演愈烈。“中国首富”牟其中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的股市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惊心动魄的故事。
老百姓手中有一点钱，放在银行抵挡不住通货膨胀的侵蚀。自然希望通过有“富于创造性”的人之手使它增值，这种心理为“高息揽储”提供了沃土。但可悲的是80年代以来的“高息揽储”无一例外都是诈骗案。
80年代末，最著名的“长城机电非法集资案”的主角沈太福虽然被枪毙，但谁质问过那些曾为沈太福当吹鼓手的社会名流。费孝通之流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五老嫁接》公然为这一诈骗案抬轿子。谁又质疑过费孝通和为虎作伥的传媒？
90年代初，无锡非法集资案导致陈希同、王宝森的落马。这起诈骗案不仅使无数老百姓的一生血汗化为乌有，非法集资案后面官员背景还直接使政府的信用扫地。
80年代的三角债，90年代商业领域的普遍赖账现象，拖垮了无数国企或私企，这些无不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信用匮乏的严峻性。
在众多的赖账者中，“中国首富”牟是个佼佼者。这个欠下银行数亿巨款的骗子还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欠银行的钱可以不还”的理论。并有一批“经济学家”为其大唱赞美诗。
中国股市则别具风光。证券本是融资和投资工具。投资者本来是想把钱交给那些有本事赢利的上市公司，通过上市公司赢利分红达到增值目的。然而今天的上市公司有几家具有投资的价值？
今天的股民大都知道，中国股市是个领取了合法执照的大赌场，尽管无数“吹股手”不遗余力地制造着天花乱坠的概念，最后的赢家却必然是实力雄厚能操纵股票价格的“主力”，而且他们的资金来源往往非常可疑。
这些在股市里兴风作浪的投机资金有许多是挪用公款，甚至来自银行？这一切都意味着金融风险对中国人变得日益现实，而公众却根本不知道谁才能真正保护他们的利益。
避孕药的新用途（小标题）
要想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信用危机，甚至不用讨论上述问题。只要问问今天的中国人还敢吃什么就足够了。
餐馆里的黄蟮是越来越肥大了，王八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但是这种黄蟮和王八可能都不能吃，因为它是用避孕药催肥的。能发现避孕药有这种功效，大概可以算天才。而今天像这类可怕天才太多了。
今天你还敢吃街上炸的油条吗？又松又大又脆的油条可能是掺了洗衣粉炸出来的。
今天敢吃豆腐吗？它也许是用医院患者腿上的沾着浓血的石膏做的。
今天你对所用的食物油还放心么？它很可能是用饭店下水道的污水提炼的。这个技术早在十多年前就被发明了。
今天还敢吃猪肉吗？今天的猪肉包藏的危险已不只是病猪。南方都市报报道过一个最新发现，有人给猪服用某种止喘药，可以增加10—15%瘦肉。但它会严重损害人的肝脏。严重另有调查说，95%的正规肉联厂的肉质不合标准。
在中国，这些年不断发生工业酒精兑出的毒酒毒死人命案；在南方甚至还发现用“滴滴喂”（剧毒农药）勾兑的白酒，因为这样可以使毒酒的口感变得醇和。
知道“傻帽”是怎么来的么？
有篇文章说，一个中国倒爷到俄国的罗夫斯克（伯利）做生意时没有戴皮帽，外出送货时被骤然来临的寒流冻得半死，这时有俄罗斯人把一顶皮帽戴在他头上，并约定明天此时此地还给他。但这个倒爷没有履约，还对别人嘲笑这位俄罗斯人傻得可以。知道“傻帽”一词是怎么来的吗？民间传说，就是这么来的。
在当今中国社会，谋财害命早已不限于绿林强盗。看看泛滥20余年变本加厉的伪劣商品大潮，就知道信用危机充斥了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面对这个骗子横行的社会，人们除了感叹“现在的坏人实在太多了”，还能做什么？
如果你是消费者，是否有条件自己种菜、榨油、养猪？
如果你是个商人，你又敢和谁做生意？
迟到的正义（小标题）
严重的信用危机会极大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在骗子横行的社会中，交易成本急剧增长。无论确认某个商品的真伪，还是确认某个生意对象是否可靠，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经济学家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在没有信用骗子横行的社会，不可能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在当今中国，要搞清楚一个商品生产者的信誉如何，要想实证一个生意伙伴的资信太难了，因为一切都可以造假。而一旦上当，在现有低效和黑化的司法制度下，索赔追债都困难无比。
今年，深圳消费者的“保护神”杨剑昌终于把“爱国港商”——大诈骗犯彭怀海兄弟告倒了。但这个在深圳横行数年，诈骗额高达20亿，用诈骗来的钱还换来几顶官场的高帽的彭氏兄弟，早在去年就潜逃出境了。
杨剑昌谈到此事时说，作为个人他是相当失败的。的确如此，杨剑昌虽然告倒了诈骗犯，但没有挽回损失的胜利就是空洞的胜利。
中国人向来喜欢说什么“历史是公正的”，喜欢奢谈“历史的审判”。
已经诈骗了20亿的彭氏兄弟不知何处逍遥。此时要和他说“历史的公正”和什么“历史的审判”——还是“缺席”的，岂不是要让鼓氏兄弟笑掉大牙？
法国的路易王说：“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涛天”。
福州的汽车走私大王洪永林被枪毙前说，他这一生有两“两大憾事”，一是满屋子受贿的洋酒没喝过一口；二是有机会却没有在广州最高级的白天鹅宾馆总统套间住过……
“历史的审判”在大大小小的路易王眼里一文不值。对所有的骗子——政治骗子或经济骗子都一文不值。
90年代初，京城某媒体名人曾有这样的高论：法律还有“追诉期”一说呢。无论什么事，无论多么严重，过个三五年就成了历史。这种高论是很难驳倒的，因为古往今来，无数事实就是如此。
所以，迟到的正义，就等于没有正义。
杨剑昌显然深明此理。当选人大代表后，他终于把矛头对准了深圳市公安局：你们是否渎职？
这一问，问到了当今社会信用严重匮乏的关键。
这些年无数中国人都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犯罪的成本太低，而成功率却太高了。所有这些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指向司法领域。在公民社会中，司法机关是公民维护正当利益的最后防线，司法机关的因循低效渎职腐败，最终要转化为全民的不信任，因此它要为这种弥漫的不信任负有罪责。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当今社会的信用危机，就是法治危机。那么又是谁在破坏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2000年6月24日
原载《海上文坛》
附：三角债:国企信用的崩溃
中国服装工业供销公司成立于是988年5月，上级是编织总会，企业形象似乎没问题。但1991年就出现亏损，1996年8月薪公司资产总额为2062万，负债却4108万。到法院宣告其破产时，共欠最大债权人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新街口支行本金利息3648万。
破产后，有人采访该公司有关当事人，但对方回答说：“那是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没有人感到破产的压力。
工行北京分行资产保全部一参与此案诉讼的负责人介绍说，该公司采取不合作态度，尽管银行方面几次提出解决债务的方案并作了减速免利息的让步，但对方不理，银行只得在1996年6月向法院提出起诉。该公司破产时，账面上显示仍有上千万资金，有一定的偿债能力。按理说银行损失这么大，也应该很心痛，但有记者采访新街口支行领导人时，他们说，这是政策性放贷，现在诉讼也是依法行事，此贷款历经几年，该公司分文本金利息未付，记者问对未来清算有何指望，他说，本来就没指望，最大期望是通过法院得到一个法律的说法，银行也能依法核销这些呆账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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