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建桦：让思想照亮未来

    扬州网讯　采访韦建桦并不容易。一方面，是因为他一贯低调，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最近非常忙。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要著作译文审核和校订课题组首席专家，韦建桦正忙于十卷本《马恩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译出版工作。“今年11月要正式出版。”刚刚从四川广安调研红色文化建设工作回京的韦建桦，在他那古朴而显得有些简陋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只有那一排摆满各种语言版本的经典著作的书橱，显示出这位省部级领导的与众不同。

　　A　【家乡情结】 说扬州话，吃淮扬菜

　　韦建桦一开口，便是扬州话，纯正得有些令记者惊讶，想象不出这是一位离开家乡45年的游子。韦建桦笑着说：“这可能得益于我的语言能力比较强，离开家乡再久，也不会被异乡同化。”

　　语言天赋可能是一个方面，但更多的，应该是他浓浓的家乡情结。

　　“我在扬中的三年，是快乐的三年。康德说过，由道德和知识带来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我在扬中的经历，可以印证康德的话。”韦建桦的记忆力很好，谈起在扬中上学时的情景，甚至张口就能报出老师的名字和许多细节。

　　“我在扬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当时教这门课的是秦裕庭先生，他把艰深抽象的道理讲得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在这种哲学启蒙中，我第一次感受到真理的魅力，第一次领悟到思想和逻辑的力量。那时候我还根本没有想到，理论研究将成为我日后长期耕耘的领域。”

　　采访结束后，韦建桦坚持留记者吃饭。“中午吃淮扬菜吧，离我们单位不远。”韦建桦说，他还是喜欢吃淮扬菜，不管在家还是请人吃饭。席间，他问得最多的是家乡的建设与变化：东关街改造后的人气怎么样？如何解决历史街区的文物保护与居民生活的矛盾？扬州的房价高不高……

　　“很多年来，我经常做这样一个梦，梦见我走进一片绿阴，背诵太史公的《报任少卿书》。阳光从绿叶间流泻下来，洒落在我身上。那一片绿阴，在扬州中学树人堂下。”这是他发表在扬中网站上一篇文章中，对家乡和母校的美好记忆。

　　B　【八年磨炼】　背诵整部《德汉大辞典》

　　听韦建桦举重若轻地谈了两个多小时的高深理论，仿佛上了一堂党课。“信念”，是韦建桦提得最多的词。在艰难岁月里，没有放弃理论学习和对真理的追求，靠的是信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甘于寂寞、潜心研究经典著作，靠的也是信念。

　　1969年，韦建桦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适逢十年动乱，他先被下放到甘肃武威农场工作；一年后，又到了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在那里干了7年。

　　那8年，是韦建桦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在武威农场的工作是种菜，在攀钢的工作也与他学的德语没什么关系。“当时还年轻嘛，的确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但是回过头来看，那时的经历也是我一生的重要财富。”韦建桦说，以前在学校学的都是书本知识，没看到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在基层工作对人的锻炼价值非常大，收获也很多。

　　文革期间，中国的社会生活极不正常，不少人因为看不到前途而自暴自弃或放任自流。“但我当时坚信，那种不正常的局面不可能长久。与其沉沦，不如学习，为将来的变革作知识和思想上的准备。”韦建桦说，劳动锻炼之余，他把所有时间都尽可能用在学习上，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许多重要著作的德文原版，翻译过歌德、莱辛、席勒、海涅和布莱希特的诗文。有一段时间无书可读，甚至背诵过整部《德汉大辞典》。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努力很可能是白废劲，以后根本用不上？”

　　面对记者的疑问，韦建桦沉思了片刻，回答说：“很可能没有用。但读书也是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最好方法。把握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命运，都需要理论的支撑；只有学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认真做学问。”

　　“一个人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一定要有信念！”韦建桦说。

　　C　【不懈追求】　毕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1978年，文革结束后不久，韦建桦就进入中共中央编译局，从事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30多年。他也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

　　长期埋头书斋从事一般人看起来非常枯燥的理论工作，韦建桦不仅从未有过倦怠，反而感受到一种探寻真理光芒的快乐。

　　面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韦建桦认为，我们党在历史上犯过不少“右”或者“左”的错误，但那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而是我们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精髓，甚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断章取义的曲解。

　　经历过文革的磨炼，更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韦建桦的感触颇深。他说，尽管马恩的理论和论著写于一个多世纪前，但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韦建桦一边聊着高深的理论，一边不时站起来，从书橱里拿出马恩经典著作翻给记者看。他说，马恩一生的著述很多，有近千万字，他主持编译过七十卷本的《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那实在太多了，尽管很全，但没有多少人能够全部读下来。我们现在正在编译的十卷本《马恩文集》，就是选编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理论，以方便大家学习。”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韦建桦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他说，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说”，马恩在世时就同形形色色的教条化倾向展开过坚决斗争。“我们党正是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韦建桦说。

　　■人物小传

　　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一级审核研究员。

　　1946年7月出生于江都。

　　1964年毕业于江苏省扬州中学，当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攻读德国语言文学。

　　1969年北大毕业后，先后在甘肃武威农场、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工作。

　　1978年起至今，在中共中央编译局从事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历任马列部副主任、副秘书长、副局长。1996年7月起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

　　主要研究领域：《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及其传播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事业和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

　　■对话实录

　　《资本论》与金融危机

　　记者：能不能介绍一下西方社会是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的？

　　韦建桦：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西方主流社会总体上是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在“苏东巨变”后，西方甚至套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欢呼“马克思，一个幽灵离开了欧洲”。西方的学者尽管在立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不得不拜服马克思许多理论和观点。眼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又开始热销。

　　记者：《资本论》的热销，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关系吗？

　　韦建桦：是的。可以说，马克思是最早系统研究“虚拟资本”的，也是第一个注意到虚拟资本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包含的风险。《资本论》中就有货币资本、生息资本、虚拟资本的概念。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高层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本论》中寻找理论见解和解决问题的答案。

　　记者：《资本论》中真的有解决问题的答案吗？

　　韦建桦：现成的答案当然不会有，但是，马克思科学地预见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就哲学层面来看，如今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在矛盾的种种反映。

　　记者：西方对马克思的认同，更多的是经济学层面的吗？

　　韦建桦：也不尽然。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的评选，高居榜首者就是马克思。这显然不仅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论述的影响，他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的政治与哲学思想，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和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