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斯特劳森哲学的因缘

应奇

　　“走向一颗星”

　　——马丁·海德格尔：《从思的经验而来》

　　“朝向最明亮的光芒”

　　——彼得·斯特劳森：《我的哲学》

　　二00六年二月二十日，时近午夜，我来到久未光顾的“哲学在线”，一行触目惊心的黑体字映入我的眼帘：“著名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教授逝世”，霎那间，我的脑子陷入了一片空白。定下神来后，我还看到了英文讣告和江怡教授的悼念文章，这才确信这位堪称当代圣哲的睿智老人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老人已近米寿，在耄耋之年，传来这样的消息，虽不能说是绝对的意外，但却绝对让我感到怅然若失：在这早春未尽的寒意中，我仿佛感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从身上剥离下来，流失开去，与过去的时光一起一去不返了。然而生命的力量正在于它能够把已经消逝的过去重新放置到眼前，对之展开追忆和反思。正是依凭着这种力量，我的思绪回到了近十四年前。

　　一九九三年九月，在经历毕业留所未果、考博出现意外、求职无门等一系列折腾之后，我结束在淮海中路622弄7号三年的硕士学业，辗转来到杭州大学，投师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夏基松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入学后的第一要务就是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对于我这样一个大学入学专业是自然辩证法（后改称科学技术哲学），毕业论文做的却是魏晋玄学，硕士导师是希腊哲学专家，却以新儒学为硕士论文主题的并不循规蹈矩的学生来说，论文选题既是一件易事，又是一件难事：易的是，我的求学经历表明——用我的老师范明生研究员的话来说——我“能够适应多方面的研究”；难的是，夏先生专治现代西哲，尤精科学主义。我的论文总要与老先生的方向沾点边吧。正在彷徨不定之际，我忽然想起，沪上求学期间，有一次曾在设在万航渡路的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借得一册斯特劳森的《个体》英文版，虽然就如同我在念硕士期间所借的所有外文书一样，这本绛红色封面、貌不惊人的平装书在我的小书架上放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久就回到了图书馆的大书架上，但寥寥数页的阅读经验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烙印：我直感到这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是一本探索人类的理智结构，却又对这种结构提出考验乃至于挑战的纯哲学著作。于是我向夏先生提出，希望以斯特劳森哲学作为学位论文的主攻对象。夏先生的首肯使我接下来近三年的时光几乎都是在与斯特劳森的著作和与他有关的资料的伴随中度过的。

　　这里值得一记的是，与那时同在夏先生门下，以西方在世哲学家为研究对象的师兄师弟（那时既无师姐，也无师妹）一样，在收集资料的最初阶级，我们照例都是直接向作为传主的哲学家本人写信求助。所幸的是，我的求助也收到了效果：斯特劳森教授为我寄来了当时刚刚出版的《分析与形而上学》一书，这本书是根据他在牛津十余年和世界其他地区多次讲演（包括一九八八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牛津大学联合创办的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的英方名誉院长在北京发表的讲演）整理而成的，副标题为“哲学导论”，表达的是他对于哲学的总体构想和理解。另外就是他的《普遍物》一文的抽印本，这是我与其他二手文献一起，列在要求他提供帮助的资料清单上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斯特劳森在给我的信中，以大哲学家的口吻写道，在我的单子上的所有文章中，只有这篇是最为重要的。我自然要写信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我还记得那年圣诞节给他寄去了一张贺卡，画面上是平湖秋月和宝石流霞的景致。值得一提的是，斯特劳森的学生格雷林博士也为我寄来了他的《哲学逻辑导论》和《驳怀疑论》，这两本书对我后来的写作也都有很大的帮助。

　　经过两年多艰苦的努力，我完成了题为《概念图式与形而上学——彼得·斯特劳森哲学引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着重“研究”了斯特劳森在形而上学、身心问题和先验论证方面的思想。在勾勒了斯特劳森的哲学方法和哲学图像之后，分别从斯特劳森－罗素之争、斯特劳森－奎因之争、殊相的识别与本体论的优先性、经验的归属与人的概念、概念图式与先验论证五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斯特劳森哲学的成败得失及其在当代哲学中的地位。论文获得了评议专家的肯定并于一九九六年六月顺利通过了答辩程序。时隔近十年，毕业前后的很多细节都已经淡忘了，只有夏先生在答辩会上说的一句话至今犹历历如在耳边：“小应最初要做这一题目，我还有些担心，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对的”。

　　但是说来惭愧的是，似乎半是由于命运的安排，半是由于我一贯的半途而废的做事风格（如果性格即命运，那么一切皆命），毕业从教以后，除了把学位论文分解成五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刊物上，我并没有机会继续从事斯特劳森哲学的研究，也辜负了我的老师孙月才先生希望我将来到牛津在斯特劳森指导下从事研究的期望，更遑论向世界哲学高峰攀登和冲刺了，而是转到了表面看来与语言分析哲学不相干的领域，这时想起范师“小应能够适应多方面的研究”的话，竟有哭笑不得之感。

　　二000年初，我所在的单位计划在上海某出版社出版一套丛书，我的博士论文也被列入其中，并于同年底出版。正如我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虽然我“喜新不厌旧”，对斯特劳森哲学一直并未忘情和释怀，但当时我显然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提高我的论文水准，而只能就过去几年新出文献和相关进展作力所能及的修改和润色。修订过程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材料有：斯特劳森为《斯特劳森的哲学》所写的《我的哲学》一文已经发表了，但由于时间紧张，我并没有找到这篇重要的文献，而只是就王路在《走进分析哲学》中的引用做了转引；斯特劳森接受江怡的访谈录也发表了，这篇访谈对理解他的思想颇有帮助。其他值得一提的工作还有：余纪元在牛津期间为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撰写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斯特劳森》，这篇文字对《个体》上半部的核心思想作了平实而又不失深度的评述；陈嘉映的《事物、事实、论证》对斯特劳森把事实排除在世界之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虽然陈文没有全面考察斯特劳森的事物本体论，但他的批评和发挥仍然一如既往地让人兴味盎然；程炼的《先验论证》对包括斯特劳森在内的先验论证思想做了颇有才情的解读和诠释。尽管我为论文的修订成书又作了一番努力，但遗憾的是，也许由于我的论文的核心内容早已经分篇发表并得到过一些评论，又或许由于我的“研究” 确实并不到家，除了收到若干业余哲学工作者的“读后感”，这本小书似乎可以说从印刷机上下来的那天就已经死了。据我所知，对它的首次引述出现在江怡在为他翻译的《个体》一书所撰的长篇译序以及他的“巨著”《西方哲学史·现代英美哲学卷》有关斯特劳森的一章中，这已是前年和去年的事了。但在我个人的经历上颇有意义的是，在我修改这篇论文期间，同校的盛晓明教授正在撰写他的《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一书，试图对他多年的康德研究和在日本东京大学从事知识论研究的心得做一综合的表述。晓明教授是一名先验论证迷，具有极高的哲学热情和超常的哲学洞察力，与他的聊天和讨论是我在浙大哲学圈（如果有这个“圈”的话）中最为难忘和激动人心的经历之一，我们也由此结下了“哲学的友谊”。

　　博士论文的出版似乎是我与斯特劳森哲学的真正告别仪式，虽然此后我也曾几度设想过翻译他的一、二本书，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二00四年初，我与友人打算一起编一本名为《第三种自由概念》（正式出版时改名为《第三种自由》）的译文集，计划对伯林以后自由观的进展作一番系统的梳理，我由此想到，斯特劳森曾写过《自由与怨恨》这篇针对“惊惶失措且混乱不堪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名文，便开始考虑可否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收入文集。我征求了在写博士论文时就已经认识、其对斯特劳森哲学的精湛见解一直为我服膺的薛平先生的意见，并得到了他的热情支持，通过他在英的朋友传递消息（因老人不使用电脑），时隔十年，我又收到了已年届八五高龄的斯特劳森教授的亲笔信，授权我翻译并用中文发表《自由与怨恨》与《社会道德和个人理想》两文，令我感动不已。鉴于我一直以来对斯特劳森哲学文字的敬畏之情，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保证翻译质量，我又请薛平兄亲自操觚，而把自己的翻译尝试留给收入拟编的另一个文集《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的《社会道德和个人理想》一文。本打算兑现某位先贤的豪言：“此生写不出一本好书，就译一本好书（或一篇好文）”，并在这两本译文集出来后一起送给老人。现在，前者的样书尚未收到，后者则尚未付梓，老人就已经与我们永别了。这是我与老人的“交往”中的三大遗憾之一。另外两个遗憾，一是由于我从未出过国，自然也就没有见过远在英伦的斯特劳森本人；二是由于对自己的失望，我未敢把博士论文送给老人。这些如今也都是无法弥补的缺憾了，思之不觉黯然神伤。

　　毫无疑问，斯特劳森哲学的全盛时代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作为盛极一时的牛津学派的最后一位宗师级的代表人物，他可以说是牛津哲学最后一道灿烂的霞光。从那以后，一方面是语言哲学日渐与心智哲学合流，另一方面又不时传出分析哲学甚至哲学本身已经死亡的消息。正如彼得·哈克所云，“那个开始于赖尔的‘牛津哲学的黄金时代’终于以斯特劳森而告终”。虽然在整个七、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斯特劳森依然笔耕不辍，但他确实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哲学并不是以时髦的流行或表面的热闹论英雄的，同样正如哈克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大师的作品是在我们周围升起和降落的太阳。每一部当前式微的伟大作品再度升起的时刻必将到来。”

　　首先，从所谓日常语言哲学自身的传统来看，在零打碎敲工程蔚为主潮的风气下，被誉为“当代最卓越的分析心灵”的斯特劳森是执著地从事综合而系统的思考和推理的少数几位分析哲学家中的翘楚。从五十年代的《个体》，中经六十年代的《感觉的界限》，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与《分析和形而上学》，构成了斯特劳森长达半个世纪的哲学生涯的三个最为绚丽的篇章。这里值得人们重视也是得到史家公认的，一是他扭转了逻辑实证主义对于作为西方哲学之正统和主干的形而上学的敌视，转而对之持有温情的敬意。他认为我们可以为一种清洗过的、更有节制和更少争论的形而上学留下一席之地。这就是他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二是他具有高度独创性的康德研究，这种研究为历史意识极度匮乏的分析哲学注入了对于哲学史的兴趣；三是他通过阐发本体论、逻辑学和认识论的三重奏，复兴了哲学的伟大传统，从而给予那些对哲学的进步性和哲学史的连续性持有坚定信念的人们以巨大的启迪和鼓舞。

　　其次，从英国哲学乃至自康德以降的整个近代哲学的变更来看，如果说从语言学转向之后，作为康德认识论问题之背景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早已被整合进对于语言（理想形式语言或自然日常语言）的逻辑结构或其用法语境的分析之中（郑宇健，《作为文本的自然与作为实在的理性：世界由去魅到复魅》），那么斯特劳森的贡献正在于把描述的形而上学对概念图式及其基本结构的探索与对康德关于经验的普遍必然结构的阐发结合起来，在语言哲学的背景下促成了先验论证的复兴，从而变革和扩展了传统的经验概念。正是运用这种改进了的论证，斯特劳森有力地驳斥了关于客观对象和他心知识的怀疑论，从而把哲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主要具有的否定性功能转变成正面的、建设性的工作进行了下去。用由于“攻读了当时风行的牛津哲学家们的著作，刚刚从一个旧派哲学家变成新派分析哲学家”的罗蒂一九六七年在为他所编的《语言学转向》撰写的长篇导言中的话来说，“语言哲学有可能超出它的单纯批判的功能，而转变成另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它不是从有关语言行为的事实中推出传统哲学问题的消失，而是寻找语言自身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正如康德致力于发现经验可能性的必要条件那样。”

　　最后，从效果历史的角度看，斯特劳森哲学对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影响不仅限于英语世界，而且对德语和法语哲学都有深远的影响。恩斯特·图根哈特和保罗·利科就是两个最显著的代表。在现象学传统和分析传统之间出入自如的图根哈特恰恰认为，“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理解的问题只有在语言分析哲学的框架中才能获得具体和现实的意义”。通过对单称词项、指称、述谓、个别化、客观性和识别的独创性研究，图根哈特系统地发展了一种语言分析的对象理论。这一工作显然受到了《个体》一书的强烈影响，实际上，图根哈特的一部分工作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斯特劳森的哲学理路及其背景的阐释和发挥。由于论题的相似性，德国哲学家格洛伊曾把两者相提并论。人们甚至可以在图根哈特的代表作《关于语言分析哲学的讲演》（英译本名《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和《自身意识与自身规定》与斯特劳森的物体概念和人的概念之间发现某种形式上的对应性。利科则把斯特劳森的指称和识别理论、基本殊相和人的概念用作他建构“自我”意义的重要资源。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作为他者的自我》一书中。

　　那么，究竟什么是斯特劳森哲学的总问题或终极指向呢？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最终解释斯特劳森哲学的持久影响力和吸引力。现在看来，我的博士论文并没有回答甚至触及这个问题。多年前，在一次与薛平兄的聊天中，我突然嘣出一句：“如果说康德是用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来证成自由的话，那么斯特劳森哲学的总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只有现象没有物自身的世界中人的自由何以可能以及自由的本性为何的问题。”不料这一“宏大叙事”却得到了一贯反感此类叙事的薛平兄的肯定。时隔多年，当我从表面上看与斯特劳森哲学无甚关联的领域中晃悠一大圈之后，我反而对这句当时脱口而出的“无厘头”有了真切一些的感受。泛泛而言，这当然是因为去魅世界中的意义问题本就是一切现代性思考的总问题，从根本上说，斯特劳森当然也是在这样一个基本背景下思考哲学的根本问题的。但具体来说，如果没有对斯特劳森哲学本身的深入研究，没有对斯特劳森的哲学文本的真切解读，那么上述那句话要么就相当于说“一切人都是人”，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要么就是与斯特劳森哲学不相干的、不着边际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前面提到过的《自由与怨恨》是一个关键性的文本。简单地说，这篇文章所处理的仍然是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相容性这个老问题。斯特劳森斩断了决定论否定了自由意志的可能性，并进而导致无法恰当地归属道德责任，而道德责任的瓦解反过来否证了决定论这一冷战自由主义的推理链，通过对“反应性态度”的精湛研究，开辟了道德责任乃至政治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其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强调道德社群的观念并把重心转向社会关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当前西方道德哲学内部把康德式的概念与德性伦理的概念甚至后果论的概念整合在一起的理路和趋势。很明显，这种思路在一个只有现象没有物自身的世界中“复活”了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它的进一步要求就是“复活”自然，也就是说明塞拉斯所谓理由空间与因果空间的衔接或转化，从而回答经验内容的客观指向问题，揭示并落实所谓复魅式的经验主义方案的本体论预设和规范性含义（前揭郑宇健文），这个思路上的迄今最卓越的工作是由目前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现任教于匹茨堡大学的麦克道威尔做出的，而麦克道威尔和《指称种种》的作者、英年早逝的伊文斯正是斯特劳森的两个最杰出的学生！

　　斯特劳森哲学的温和、保守色彩在以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为特征和以求新求变而且是全变、速变为尚的二十世纪也许是颇有些不合时宜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主题与从前的主题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没有新的真理有待发现，至少还有许多旧的真理有待于重新发现”，这些话也许很容易被人冠以保守主义的恶谥。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甚至更应当牢记，斯特劳森也说过，“哲学的进步是辩证的，其辩证性就在于，我们希望以一些新的、改进了的形式回归到古老的洞见”，他还说，“一个哲学家除非用他那个时代的术语去重新思考他的先驱者的思想，他就不能理解他的先驱者。康德、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显著特征，正在于他们比其他哲学家更多地致力于这种重新思考”。在晚年的《我的哲学》一文的最后，他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二十世纪唯一可以与亚里士多德、休谟和康德三位伟大的先驱者相提并论的名字。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秉承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斯特劳森对怀疑主义的反驳和对自然主义的辩护本身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上述有关保守主义的置疑。正如怀疑总是依赖于不容怀疑的东西，共同体的维系和生活的意义正依赖于保守、守护我们的共同体和我们的生活中值得保守和守护的东西。

　　按照阿伦特的看法，希腊人的自然和历史概念的共同特征是不朽，只有不朽才能赋予其肉身容易而且必然会朽坏的人的生活以意义，希腊人所想象的人的不朽的基本条件和方式就是荣耀。同样按照阿伦特的看法，现代人的自然和历史概念的共同特征是过程，但是历史的过程并不必然能够赋予人类世俗的行为以意义，历史意义的最终仲裁者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学家。哲学的发展属于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阿伦特的看法是对的，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哲学的历史过程本身并不必然能够赋予任何具体的哲学活动以意义，只有那些堪称为典范的哲学家才是这种意义的来源和仲裁者。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哲学家是不朽的。在一次重要的访谈中，当访问者要求斯特劳森就分析哲学的“消失”或“死亡”发表评论时，他平静而幽默地说，“如同当我早晨醒来闻听故友去世的噩耗，我难以相信这个消息。”同样地，在一种类似的意义上，我们也难以相信这位不朽的哲人已经逝去的消息。

　　二00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写毕于浙大求是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