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安阳“曹操墓”出土文物的真伪

四论安阳“曹操墓”出土文物的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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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安阳“曹操墓”出土文物的真伪（初稿）

黄震云

[内容摘要]

文章指出，安阳有关方面称从盗墓贼手里缴获的汉代画像石和格虎大戟，经过研究发现当是伪造，伪造时间约在2006年到2008年间。从初期的照片看，为了掩饰刻写痕迹鲜艳，还在上面故意抹了黄土，但效果更为清晰。2008年安阳考古队已经在动车上发布广告，据此称已经发现了曹操墓。并称还有系列曹操家用文物，不符合事实。可以认为是盗墓贼发起并制造了曹操墓的被发现。

2009年12月，安阳西高穴的地下建筑被宣布为曹操墓，2010年6月被投票评为2009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十大考古发现评审组成员、原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苹芳先生提出质疑，认为墓中没有什么东西，目前的证据不能证明是曹操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许宏研究员指出，既然2009年已经考古结束，被评为十大发现，怎么到了2010年6月还由中央电视台直播发掘？这墓究竟要挖到什么时候？对于安阳曹操墓的真伪从宣布发现开始就争论激烈，不仅仅关于学界，还牵涉到地方政府、有关机构和广大文史爱好者和国外华人，等等。因此，搞清楚其中的原委和真伪非常必要。

出于学术的正常返应，我先后发表了《“曹操墓”遗物真伪解读》（《人民政协报》2010年01月04日）以及二论、三论，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理由。西高穴地下建筑不能证明是曹操墓。最近，又仔细梳理了一下关于曹操墓的资料，发现安阳出土的曹操墓明显造假，并且造得不伦不类，这是争论不休的真正原因，体现了河南安阳和河北河邯郸两地争夺文物资源的强烈的功利思维，其功利考古学直接摆布与游戏了学术研究及其规则。由此想到，各地的张飞、观音之争的虚无的文化地方主义势头正盛，号称中华第一龙的重大发现有十几个，等等。我们不仅要研究这些现象的真伪，从长远看，更重要的是科学发展和学风建设。

邯郸刘心长考证曹操墓在河北磁县

1997年7月，已经近70高龄的河北醒邯郸考古学会会长刘心长对古邺城附近的河北磁县一带进行返复调查，按照史料记载信息，希望寻找曹操墓的下落。但是他的调查开始主要在河北，也就是说他的指向很清楚，曹操墓在河北。1998年9期《民主》发表了《探秘慢话曹操墓》的文章，认为根据史料，曹操墓就在河北，但需要科学探索，他觉得应是慢长的过程。之后还出版了《曹操墓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10月一版）一书，重申了他的观点。著名学者、原《历史研究》主编田居俭在《〈曹操墓研究〉序》做了充分肯定，并指出：

集中关于历代过邺文人歌咏曹操墓田、铜雀三台和邺城遗址的诗文选注，充分体现了心长同志严谨务实、探索求新的治学精神。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筛选魏晋至明清时期返映这些主题的诗文，他奋力遨游书海，爬罗钩沉，不仅查阅了《四库全书》和地方史志的有关诗文，而且查阅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诗》、《全金诗》、《元诗选》、《明诗综》、《明遗民诗》、《明诗别裁集》、《清诗汇》、《清诗铎》、《清诗纪事》、《清诗别裁集》等诗集，真可谓竭泽而鱼，披沙拣金。他以史家的视角精心辑录这些诗文，无疑是为了以诗证史；他以史家的底蕴精心注释这些诗文，提示并丰富诗文的历史内涵，则是为了以史证诗。

读罢《曹操墓研究》。使我感到新鲜和欣喜的远不止这些。掩卷沉思，最使我浮想联翩的还有，《曹操墓研究》以其学术价值在呼吁：要重视地方文史研究成果（特别是个案研究），地方文史研究应在全国文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邯郸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

田居俭的序无疑充分肯定了刘心长的研究，还对刘心长的工作进行了必要的赞美。刘心长的研究和发现有三个特点，一是传世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历时弥久，结论审慎；二是将曹操墓地点指向河北，三是取得了北京有关权威的肯定。

常俭传坚持要求河南在河北前面发现曹操墓

曹操墓在邺城是文献明确的记载，但是邺城在现在的行政区划上兼有河北与河南。那么曹操墓有没有可能在河南呢？从事实上看河南安阳方面的返应强烈。根据河南《大河报》2009年12月31日的报道，河南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是：

1998年春，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一砖厂取土时发现了后赵时期太仆卿驸马都尉勃海赵安县鲁潜墓志。墓主人鲁潜死于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墓志详细记载了鲁潜墓与魏武帝陵的相对位置。墓志以高决桥（今安阳县高穴村西北）为坐标，西行1420步，再南下170步便至魏武帝陵西北角。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曹操墓位置最早和最具体的记载。从墓志出土的位置、墓志记载的魏武帝陵位置等初步判断，魏武帝陵应在安丰乡渔洋村东地与西高穴村西地之间，并且当时还应有陵园，不然不会有魏武帝陵西北角的记载。原河南醒文物研究所主任常俭传说：2005年10月份，我和辈阳市文物局的领导、有关文物专家及地方志的同志先后四次赴豫、冀交界我醒一侧的渔洋村、西门豹祠遗址、甄夫人墓以及河北临漳县的雀台等进行考察。考察过后，大家经过认真讨论，认为我醒应下大力气尽快找到曹操墓。常俭传说，由于《三国志》等史籍对曹操墓的位置记载不够确切，关于曹操墓的位置，历史上出现过多种说法常俭传说：2005年12月12日，我和专家商量后，决定以我个人名义向醒委及其他领导同志写信，建议早日对这一带进行详细的勘测和考古调查。我们为什么如此心急呢？因为自鲁潜墓志发现之后，不法分子经常窜到安阳县安丰乡一带进行窥探，企图盗掘。由于这里地处两醒交界处，行政管理难度很大，文物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再一个是近年来，河北醒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在积极研究寻找曹操墓，认为曹操墓应在河北醒临漳、磁县一带。我们不早日行动，将来可能会被动。常俭传说，或许是机缘，或许是巧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经过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醒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作为南水北调工程安阳段考古工作的负责人，在听取了安阳县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关于当地盗掘古墓的情况介绍后，对这一地用ツ古墓葬、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地毯式的严密排查，在西高穴村西地发现了一座东汉大墓。因为该墓曾多次被盗，为及瘫有效地予以保护，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醒文物局决定组织河南醒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发久ッ到了安阳市、安阳县的大力支持。

2009年3月，安阳一位收藏家收集到了一块刻有“魏武王”铭的石牌，据说是出自西高穴东汉大墓，说明这座大墓有可能是曹操墓。这个石牌不是科学发掘出的东西，不能当做直接证据，却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号。到了11月初，墓内还是没有出土直接证据，我非常关注，一天打一个电话询问情况。11月8日，发掘出土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听到这个消息我彻夜未眠，真是谢天谢地。12月13日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正在发掘不久的西高穴东汉大墓及出土文物进行了鉴定，最终认定该墓确为魏武帝曹操陵。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向世人宣布了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压在大家心头整整一年的巨石终于落地了。

显然，常俭传采用计划经济方式，从河南荣誉出发先入为主，要求曹操墓在河南发现，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效果显著。

2008年潘伟斌就宣布曹操墓就在安阳西高穴村

还在2008年，潘伟斌采用宣传广告形式在全国动车组上供乘客阅读的宣传性杂志《报林》上发表文章《这儿就是曹操墓》（2008年12月10日），文章指出西高穴村的大墓就是曹操墓。不需要考古他就已经发布并做起广告了。潘伟斌的理由是刘心长的文章和著作考证缜密，资料丰富，指出曹操墓的地势和曹丕《为武帝哀册》中描绘相似的地貌可信。但是，他认为河南西高穴村的地势和刘心长描绘的地势也很相似，附近又有大墓，因此这个大墓就是曹操墓。潘伟斌宣传的第二个重要证据是考古发现，就是鲁潜墓志的发现，科学准确地将曹操墓进行了定位。第三条重要证据是“2006年在西高穴的被盗墓处掘出数件文物，上面有‘魏武王家用’的铭文。曹操终生未称帝，去世时最高爵位为武王，因此怀疑是从上面墓葬中盗出。最起码是在附近出土。这也是曹操陵墓的又一直接物证。同时这里出土的一块画像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画像石现在已断为三块，拼接起来基本完整，时代为东汉晚期。内容为水陆攻战图。其中每个人物旁边都有题字，如咸阳令、主簿车、首阳山、侍郎、侍臣、纪梁□，□者车和使者等内容，这也绝非是一般墓葬中所能出土的。”（35页）

潘伟斌和常俭传说法明显不同。常说11月8日，发掘出土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关键是潘说器物上有“魏武王家用”文字，但是事实上目前没有见到这个文物，代替的是“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先说墓中掘出，接着说最起码是在附近出土。另外还有汉代画像石，因此认定这就是曹操墓了。

曹操墓被发现： “曹操墓”中主要证据是有计划伪造

在曹操墓被发现之后，立即已引起了学界的强烈质疑，倪方六认为没有印章、哀册是硬伤，因此不能肯定是曹操墓。刘心长指出，鲁潜墓志被出土的地点是漳河之阴，背临漳河，是帝王墓地选择忌讳的地方，也不符合曹操广为兆域、群臣之后陪葬的要求。曹操墓主要的也是关键的证据主要有三：一是鲁潜墓志指明了具体方位，和西高穴地下建筑位置一致。第二是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第三是汉代画像石。我们认为，都是伪作，还是有计划的伪作。

一、关于《鲁潜墓志》。李路平考定《〈鲁潜墓志〉河南伪造》，2010年6月22日《金陵晚报》发表了对南京金石研究学者的专访《曹操墓“解谜路标”属伪造，书法风格明显有破绽》指出，《鲁潜墓志》直接标明了鲁潜墓距离曹操墓的具体方位：“墓在高决桥阳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河南专家正是根据“鲁潜墓志”指引的路线核定方位，才“按图索骥”锁定了曹操墓的位置，从而终结了曹操墓的千古疑案。让李路坪失望的是，通过对《鲁潜墓志》的研究，他指出，这块墓志还真的是一个“李鬼”！ 从河南方面公布的《鲁潜墓志》的拓片图片来看，其书体风格是有意“拟古”的，如墓志上的“骑、马、驳、解、建、南”等字，明显刻意描仿西汉武威、居延汉济ツ文字结构与用笔方式，这与同时期墓志的隶书风格明显不一样。后赵建武十一年即公元345年，此时书体的演进几乎为楷化了，“可以说，没有一块同时代墓志的书法风格与《鲁潜墓志》是一样的!” 当时的书体为楷化风格，有些字只是略带些隶毙眩而《鲁潜墓志》则生硬地夹着些方笔字形，以充当时的楷隶，其自身的字体风格都不能融为一体，这不禁让人联想，它出自制伪者之手。其次，《鲁潜墓志》中有一个年字，隶书标准的写法，“年”字左边的那一封口的笔画“一小竖”，是写成“一小横”的。而《鲁潜墓志》的年字，和阎在的写法几乎一致，不符合当时的隶书书写规范。事实上，一直到公元575年，正楷、隶书的年字，都不是鲁潜墓志上那个年字的写法，而我们知道，鲁潜墓志诞生的年代，应该是公元345年!北朝时期的人写岁字，上半部分应该写成止，而不是山。《鲁潜墓志》的岁字上半部分恰恰是山，同样不符合当时正确的写法。李路坪说，在当时，墓中设置墓志是贵族的专利，鲁潜虽然是后赵正三品官员，但并非贵族，他的墓中竟会有墓志出现，这令人感到奇怪。李路平在梳理了近五十年出土的墓志，进行了校勘排比，他认为，在后赵胡人统治河南安阳的几十年间，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墓志的出现，这与少数民族占主导的后赵政权的葬俗不符合。在行文内容上，《鲁潜墓志》还有很多可疑之处，比如墓志中提道：“赵建武十一年大岁在乙已十一月丁卯朔，”这是年号与干支混用的现象。南北朝的墓志，要么用年号，要么用干支，从来就没有这种年号干支混用的!《鲁潜墓志》行文中过于强调曹操墓的路线细节，仿佛成了一块曹操墓”路标牌，让人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而墓志文中西北角等不符合古人语言习惯的语词，也让人觉得《鲁潜墓志》不属于后赵那个时代。从《鲁潜墓志》的公布拓片看，毫无石炭岩在地下侵蚀千年的石花，也能看出其年限不长!因此李路平认为《鲁潜墓志》为河南伪造。可以论断，1998年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穴村发现的伪刻《鲁潜墓志》，是为今天的挖掘曹操墓埋下了造假的伏毙眩我个人同意李路坪的观点。因为墓志中几乎用了三分之一的文字指示曹操墓的方向，这完全不可能。因为二者没有关系。

《鲁潜墓志》

二、汉代画像石明显伪造。

对于安阳潘伟斌作伪证据的不是一般人墓地能有的汉代画像石，我可以肯定出自伪造。我们先看安阳考古考出来的汉代画像石：

从灰暗的图上看不出真假，而安阳方面并不允许查看画像石。显然这块画像石是经过处理过的，因此他们提供的图像只有粗糙感觉而已。但是，我们看潘伟斌在《报林》发表的文章中的局部图像就什么都清楚了。见下图。

下面的一行小字为西高穴村出土的画像石，刻有“烫郎、侍臣等字样，显示着墓主人的非同一般的地位。”这里需要说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潘伟斌不懂汉代画像石，因此伪造的汉代画像石仿照山东嘉祥的汉代画像石，但是那是垓下之战，山东考古界也没有搞清楚是什么。而潘伟斌找到了最能表现作战场面的图像，认为这和曹操身份符合。2.、为了欺骗，还在伪造的汉代画像石上刻写了很多名词，如咸阳令、主簿车、首阳山、侍郎、侍臣、纪梁□，□者车和使者，这样一来，谁能搞清楚呢？其实山东的垓下之战，只刻写了功曹二字。主簿虽常见，但这是文官，使者是出使，但潘伟斌让故意将他们疵ソ一起了。国家图书馆藏梁启超题名汉代画像石有主簿的图像，是文官主簿随君车出游。

3、图像是汉代画像石，但风格如北魏常见的线刻，虽然了解汉代画像石的刻法，但是刻工水坪低崖，仿照了北魏的线刻法，帽子模仿汉代委冠，但是只有透视能够看到的里面也能刻画出来。在图像的边上用现代工具开槽太深，边框斜打过明显，甚至连石头印痕、石头粉末还在的情况下在上面抹上黄土冒充，胆量过人。我们看下图，山东嘉祥的汉代画像石，描写的就是垓下之战，对照《史记》项羽本纪非常清楚。

近百年来汉代墓葬发掘很多，画像石亦有几万块，墓主地位几乎没有高于二千石的，也没有一两块单列的。在第一次为报刊写稿讨论的时候我就指出，其文字除常以外不类汉书，曹操手下文人众多，怎么写成那个样子？画像粗糙，为垓下之战，但又乱标出几个职务名称。这确有无中生有之嫌。至于另一图和北魏元谧墓出土图像相似，现石在美国，所以汉代画像石为证，肯定不可靠。2010年发掘后又说有上万块打碎的画像石，这更是没有谱了。如果有那只能是2000石以下的小官。忽然冒出上万块，又是碎了的，更离谱。只能理解他们不肯罢手，还要继续作伪。这很可怕。因为潘伟斌等人不理解汉代画像石的规制，所以以为有石头可以证明“绝非是一般墓葬中所能出土的。”他不知道二千石以上不用画像石，出于无知，露出了马脚。至于什么十女投江、什么碎片重用，无非是混淆视听。

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是伪造。

潘伟斌在《报林》宣布“2006年在西高穴的被盗墓处掘出数件文物，上面有‘魏武王家用’的铭文。曹操终生未称帝，去世时最高爵位为武王，因此怀疑是从上面墓葬中盗出。最起码是在附近出土。这也是曹操陵墓的又一直接物证。”潘伟斌最早公布是文物就是具体的东西，上面刻着魏武王家用，但是最后公布的没有东西，只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用格虎大刀”等，大戟和大刀实物没有，只有圭形牌子，圭形本不可以随便乱用，但潘伟斌不管。从家用吊玉虎，彻底暴露了造假的心路历程。明知道封汉魏王，谥汉武王，偏偏用魏武王，瞎编的不合礼制的语言来让人无法论证和考订，还加上开文杯、黄豆三升之类。让学者专家都无法指责，只能关门自认学术浅薄。实际上，曹操格虎本来就是空穴来风，再来大刀、大戟，让人犯糊涂。其实常所用那么多，又不是衣物，怎么可能？大戟之说不成立，也就是说不符合汉语语言习惯。根据汉代扬雄的《方言》卷九，“戟，楚谓之釨。凡戟而无刃，秦晋之间谓之釨，或谓之鏔。吴扬之间谓之戈，东齐秦晋之间谓其大者曰镘胡，其曲者谓之钩。”那就是说如果是大戟应该叫镘胡，没有大戟这个葱眩该节下面接着说：“三刃枝，南楚宛郢谓之匽戟，其柄自关而西谓之柲，或谓之殳。”就是说戟之大小类型都有专门称呼，那么这个“大戟”一词是谁的语言？比对《方言》，三曹主要用的是秦晋之语。根据三曹作品分析，他们属于上古音系，只是个别字略有出入。

至于文献无法对接，他们根本不屑一顾。

依据文献，西陵墓根本就与曹操没有关系。《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218）六月，曹操下诏令对身后事作出安排：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就是说，曹操墓地位置是一个高处。对照曹丕写的《武帝哀策文》，文中说曹操的灵柩“弃此宫庭，陟彼山阿。”也应该在山的脑边或者说山下，而不是地下。这也是传统风水精神。

曹植写了《武帝诔》，文中证实曹操确实埋葬在西陵，陵固然指墓地，但一般还是指山陵。 陆机任著作郎时在皇室秘阁的历史档案中看到过曹操的遗令，并在他写的《吊魏武帝文》的序文中披露出来。曹操在遗嘱中指令把他“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西冈就是西陵，所以曹操的墓地不应在地下。

《晋书·礼制》说：“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誊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这里有刘遇问题要提出来：（1）既然铜铁之物一不得入，什么大戟大刀怎么可能入内。既然珠愉静不得入，那一把珠子从那里来的。汉代墓葬中饭含和肛塞都以蝉等小动物为常见，又怎么会尽是这些珠子呢？（2）既然曹操死后，曹丕追加尊号的时候不敢打开墓道，在门口凿开石室，放上金玺。这个随便挖一下就可以论证，那么是已经挖了没有找到，还是不肯挖。在凤凰卫视访谈时，与河南的同志面对面，我提问他们也没有回答。河南文物系统有人集中回应的时候对从文献质疑的说，你不懂考古，我没有义务普及考古知识；对从考古质疑的说，你不懂文献，好好读读文献吧，让我们目瞪口呆，感觉被他们娱乐了。

由上述我们看出，曹操墓虽然通过行政操作、金钱外交获得了2009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但是其关键证据造假，其密谋时间之长，其对当代文化的伤害是非常深刻甚远的。

发展要靠科学发展、赌气竞争也要实事求是，不能靠造假和玩弄手段来实现。刘心长的方法也许正常，但河南的做法显然从中得到了启发和模仿。出书就是出书，要那什么做样子的序支持干什么？据说刘心长几十块钱的书，现在处理为三块钱一本，而潘伟斌、倪方六的书正在畅销。

我本是局外人，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也不需要靠这个出名，对此只是学术返映，但是彼此纠缠及无辜，一定要把我卷进去，那也不妨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的上述学术观点了。谁再找我事，不要怪我再说话，以此公示，社会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