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方六力挺闫沛东 安阳“曹操墓”应是曹奂墓

“反曹派”代表人物倪方六根据曹操墓考古简报中发表的出土印符图案，作出曹操墓有可能是曹魏末代皇帝曹奂之墓的判断后，很快引起了其他学者的注意。据了解，北京师范大学魏晋史博士、《颠覆曹操墓》一书作者张国安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记者9月12日与张国安取得了电话联系。张国安称，在安阳发布发现了曹操高陵的消息后不久，他就前往西高穴村进行实地走访并提出这一观点。

质疑：墓葬风格与当时不符

张国安在电话中称，在安阳发布发现了曹操高陵的消息不久之后，他就前往西高穴村进行了实地走访，根据调查及其研究，当时他就提出西高穴的大墓极有可能就是曹奂墓，并写入了他的著作中。

张国安表示，他对西高穴大墓的质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关于“魏武王”的称呼，这个在之前已有很多专家提出过，曹操死后不可能称为“魏武王”；其次，西高穴大墓的墓室与曹操时代的墓葬风格也不相符。“东汉晚期的墓葬都是带有回廊形式的，一般都是三室墓，而不是西高穴的两室墓。”张国安说，两室墓风格出现于魏晋，是当时高规格葬礼的主流形式；第三，曹操墓出土的画像石的年代晚于曹操时代(即公元222年)。

观点：“曹操墓”应是曹奂墓

经过对西高穴村大墓的实地走访，张国安判定该墓处在东汉晚期到西晋时期之间。他认为“此墓应是曹奂墓”。“以前一直传说河北临漳县城西南28公里、习文乡赵彭城村西南约三百米处的大墓是曹奂墓，但经1986年考古发掘后，已证实该墓主非曹奂。”张国安说，据史书记载，晋禅代之后，封曹魏末代皇帝曹奂为陈留王，将曹奂及曹魏宗室都安置在邺城加以严格监控。曹奂终年58岁，死后以魏皇帝的规格和礼仪葬在邺城，其陵墓应按照帝制规格。也有学者认为该墓有西晋风格，“由于当时已经进入西晋，吸收一些晋制因素也是情理之中的。”张国安说。

根据河南考古队发表的考古简报，曹操墓中出土的画像石上有“首阳山”字样。张国安称，曹奂以支子入继大统当皇帝，与曹丕形成某种对应关系是自然而然的。另外，从最初鉴定的男性人骨年龄六十岁左右看，虽然曹操死亡年龄(66岁)也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但与曹奂更为接近。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反曹派”的代表人物、号称握有曹操墓造假铁证的闫沛东居然是假的——— 名字是假的、身份是假的、学历是假的。昨日，闫沛东的“反曹盟友”倪方六为其叫屈，表示闫沛东用假身份来打假很正常，公众不应被这转移视线，真正的焦点还是曹操墓的真假。

接受采访时，倪方六首先便称，所谓闫沛东身份“造假”报道“是一个歹招”，“你看见没有，全是河南媒体在报道这个事情，他们是在转移公众视线”、“他们就是为了搞垮‘反曹派’”。

据倪方六介绍，两人的结识也是缘于今年1月河北媒体的报道，本来认为曹操墓造假的他看见了媒体对闫沛东的报道之后，便找到记者要到了闫沛东的电话。8月26日，他赶到河北邯郸与闫沛东见面，一同在场的还有一位中央媒体记者。“那次见面之后，我感觉闫沛东确实掌握了不少曹操墓的内幕，为人没有问题。”倪方六对本报记者说。

据了解，9月5日，当成都有媒体质疑闫沛东身份造假时，倪放六在博客里便力挺闫沛东：“我们都在挺你，不是因为你的身份，而是因为你的观点和证据。”倪表示，“就算他(闫沛东)的身份真的全是假的，也没有关系，也不影响他提供的造假证据的可靠性、权威性。”

石牌石枕相关铭文也存问题

作为推断并认定安阳西高穴大墓墓主为曹操的“最为确切的证据”，即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在邯郸学者、曹操墓研究专家刘心长看来，“魏武王”石牌是假的，是伪造的(见本报9月13日报道)。9月13日，刘心长先生对记者明确表示，除了石牌的“魏武王”，其他如“常所用格虎大戟”等铭文，也存在诸多问题，并且难以解释得通。

■“常所用”不符合古汉语语法

据刘心长分析，“常所用格虎大戟”是一个由短语构成的词组。词组的中心词是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这一主谓短语作为定语说明大戟。“常所用”是说明“格虎”的。在古汉语中，这种表从属的偏正词组，在中心词和定语之间要加“之”字。

比如，“公输盘为造云梯之械”。(《墨子·公输》)这句话如果没有“之”字，就不是规范的古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这句话中的“之”字，在古文中也不能去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这个词组中没有“之”字，不符合古汉语语法。

刘心长说，直到近现代，一些碑文上的文言用语也还有“之”字。比如，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中有周恩来总理为左权将军墓题的碑文“左权将军之墓”。这个碑题如果没有“之”字，就成了现代汉语。就是现在汉语中，在“所用”与后面的名词之间，也应加“之”字。比如，“所用之物”。

所以，石牌的铭文，是一个不文不白的带病词组。

■曹操斗猛禽却未格老虎

“格虎“，格斗老虎，那么曹操有没有格斗过老虎？刘心长说，如果曹操格斗过老虎，历史文献应当有记载。《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曹操“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曹操一天射63只野鸡还在历史文献中有记载，如果与兽中之王的老虎格斗有收获，更应该在历史文献中有记载。

“躬禽”是亲手擒获。“姿貌短小”的曹操，就是力气再大，也不可能擒获一只猛虎。所以，“猛兽”不应是老虎。同时，曹操居住的邺城及其周边地区，历史文献中也没有发现老虎行踪。

据刘心长考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曹丕《典略·自序》记述：“与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在邺城以西大约只有一些獐鹿雉兔，并没有老虎出没。好几块石牌铭文刻有“常所用格虎大戟”、“常所用格虎大刀”、“常所用格虎短矛”，看来曹操是经常与老虎格斗的，这恐怕与历史事实不符。

■曹操打猎多在邺城附近

曹操兴趣广泛，爱好很多，打猎是其中一种。曹操的出猎活动应是在攻下邺城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经济条件也有所好转的情况下进行的。曹操在邺城的最大的一次出猎活动在历史文献上却留下了记载。《古文苑》七章樵注引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玚为《西狩》，桢为《大阅》。凡此各有所长，粲其最也。”

这次曹操在邺城的出猎，规模很大，参加的人也很多。曹丕跟随曹操参加了这次出猎活动，写了一篇《校猎赋》，还让建安七子中的陈琳、王粲、应玚、刘桢一起写。这些赋的描写对考察曹操出猎活动的环境、地域、所带武器、收获猎物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特别是曹丕在《校猎赋》中说在出猎结束的路上“望铜雀而增举”。可见这一带可以清楚地望见邺城的铜雀台。曹操在《遗令》中说：“汝等时时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这不是曹操墓田区与铜雀台的方位很有说服力的相互参证吗？

■“格虎”铭文必定为假

据刘心长考证，三国时期的捕虎游猎是“射虎”而不是“格虎”。在三国魏主曹操、蜀主刘备、吴主孙权三人中，刘备爱好织履编草鞋，曹操喜爱打猎，当然这只是曹操诸多爱好中的一项，但未见曹操有猎虎的记载，而孙权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打虎英雄，不过孙权猎虎是射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即曹操去世的前两年，“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这是孙权射虎并擒获一只猛虎的真实记载。到了宋朝，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中说：“亲射虎，看孙郎。”可见孙权的“射虎”在三国猎虎活动中是有代表性的。但孙权曾遭张昭极力劝诫。这些弓箭和双戟，并不是圣明人君的象征，而是群臣和社会舆论所强烈反对的器物。刘心长认为，如果曹操格杀或擒获一只猛虎，《三国志·魏书》是一定会有记载的。“试想，用与曹操同时代东吴张昭的话来判认安阳大墓中的石牌，会是真的吗？再试想，用曹操身边的重臣王朗劝诫曹丕的话来判认安阳大墓中的石牌，会是真的吗？”刘心长如是发问。

此外，曹操集团中确有一位射虎的少年英雄，这就是夏侯渊的儿子夏侯称。《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裴松之注引《世语》记载：“(称)年十六，渊与之田，见奔虎，称驱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闻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刘心长说，夏侯称射虎记载不免让人生疑，像这样一位射虎少年的行为尚有记载，如果曹操“格虎”，而史书却并无记载，这件事会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吗？因此就有理由提出质疑，石牌上的“格虎”铭文会是真的吗？(综合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