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阳“曹操墓”造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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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曹操墓”造假的证据

(2010-08-26 09:30:36)转载 标签:

文化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部门会同安阳市政府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在北京亚洲大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出土的陵墓即曹操高陵,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各位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更是各执已见,众说纷纭!半年过去了,有关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村所谓“曹操高陵”的争议并没有停止,尤其是今年河南安阳西高穴一号墓挖掘结果,使所谓“曹操高陵”二号墓更显露出证据不足,出土文物纯属造假!“曹操墓”纯属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某些所谓权威专家学者沽名钓誉,被社会上别有用心的文物贩子利用,演绎出的一场自欺欺人,欲盖弥彰的丑闻。

仅就作者知情的一些内幕真相披露于世,尽快结束这场因学术霸权和腐败官员相勾结制造的轰动海内外的闹剧。

 

一、利欲熏心,无中生有,鲁潜墓志石牌显系伪铭,却埋下“曹操墓”造假的巨大隐患。

《鲁潜墓志》记载:赵建武十一年,太岁乙已,十一月丁卯朔,故太仆卿驸马都尉渤海赵安县鲁潜,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月癸酉葬。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此墓志似乎专为寻找曹操高陵而虚构的,墓志应在墓内发现,鲁潜墓志却埋在乱土中,且墓志不记载墓主人生平事迹,专门指明距离魏武帝陵多远,更奇怪的是墓志竟强调该墓位置在何处,亘古未有如此给后人指点迷津的墓志!后赵石虎摄政称赵天王,公元334年改元建武,距离曹操去世时已经一百二十五年,后赵石虎于公元335年迁都邺城,穷奢极欲、残绝人寰,为满足奢糜生活需要,下令发掘后赵境内的历代帝王及先贤陵墓,曹操墓首当其冲。鲁潜墓志是真,所指曹操陵墓方位也必定是假,有可能是后人为保护曹操陵寝迷惑后赵挖坟掘墓的伎俩,误人至今。所谓后“赵太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文字内容显系杜撰,鲁潜墓地本是子虚无有,其目的是抬升假石牌价格,阴差阳错,造假石牌身价百倍,假石牌竟被地方无知的考古专家,写作了一篇货真价实的论文,石破天惊!1998年龙振山发表在《华夏考古》上的文章引发考古专家对曹操高陵关注,纷纷猜测千古之谜曹操墓所在位置,本来欲抛向市场,准备换二、三百元钱的假石牌,竟因一篇论文炒成了奇货可居的重要文物,被有关部门精心收藏起来,能否发现曹操高陵成为研究所谓“鲁潜墓志”铭牌者的心病,而出土假石牌的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的土地成了考古专家、盗墓贼寻宝的热土,一块假石牌竟能炒成身价百倍的文物,巨大的诱惑致使当地村民利欲熏心,“魏武王”石牌造假顺理成章了。

 

二、精心策划,一拍即合,无名大墓竟成曹操高陵。

“发现”鲁潜墓志的人是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民徐玉超,在村里经营粘土砖窑场,2005年国家颁布了耕地保护政策,徐玉超的砖窑被勒令停工了,而根据鲁潜墓志的指向,这片遍布荒坟野冢的土地就是另一位村民徐镇海开砖窑取土的地方。

因为从1998年开始,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的这座大墓就被当地文物贩子造假埋了不少“好东西”,让外地人上当受骗,诈取钱财,俗称“埋地雷”。

徐玉超为人精明,富有想象力,他曾送给龙振山一块墓砖,“砖长50厘米,宽25厘米,厚12.5厘米,素面磨光和同时代砖不同,”龙振山津津乐道地说民间用砖呈淡黄色的泥土色,而且有网眼花纹,而徐玉超送他的砖颜色发青,规格比民用砖大一倍多!其实,这块砖是是徐玉超用尿和泥,特别烧制的,龙振山竟精心收藏,奉若至宝。

于是,2005年除夕之夜,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南的大墓被人用炸药炸开了,大规模曹操墓造假拉开了帷幕。

墓穴第一次被炸开后,河南安阳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接到西高穴村民举报,便找到河南省文物队队长潘伟斌,当时潘伟斌正在南水北调工地上考古。

潘伟斌在西高穴村主任徐焕朝指引下,亲自进了墓穴,当时潘伟斌只判断这是一个王侯级的大墓,墓穴内空空如也,潘伟斌建议回填洞口。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密谋策划后,2007年12月底西高穴大墓鬼影瞳瞳,一起苦心设计的盗墓大案发生了,附近村中最老实憨厚的村民竟组织起了十二个人参与盗墓,据称他们挖出了重约二三百斤的石牌,安丰乡派出所顺利地抓获了这伙盗墓贼,犯罪嫌疑人主动上缴了这块“画像石”石牌!龙振山家中有画像石拓片,类似《水陆攻战图》,这幅画像石竟被鉴定为曹操墓重要证据之一。2008年9月,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派出所副所长张燕平又接到举报,这次是6人团伙盗墓,他们赶到时,两个望风的立即跑了,据张燕平介绍,短短两年内,他们共抓获了5批盗墓贼,共38人,这次缴获的写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竟成了确认曹操墓重大证据!马未都先生接受“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判定此墓为曹操陵墓两件最为有力的铁证并不是考古的正规发掘,而是从盗墓分子手中缴获的,一个屡屡被盗的墓,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失控,有那么多人进去过,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今日社会之复杂远超专家们想象。但我不是说这个墓就一定造假,只是担忧被造假者利用。”果然,正如马老所言,曹操墓造假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沽名钓誉,巧立名目,无名大墓变身曹操高陵。

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大墓从2004年底开始曾多次被盗,直到2008年12月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后发现,该墓平面为甲字型,坐西向东,大墓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斜坡墓道长39.5米,宽9.8米,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墓圹平面略呈梯形,东边宽22米,西边宽19.5米,东西长18米,墓道双室砖券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墓室清理中,发现有三个人头盖骨、肢骨部分遗骨,专家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其中男性年龄约60岁左右,一个女性年龄约40岁左右,另一个女性年龄约20岁左右,出土器物250余件,有金、银、铜、铁、玉、石、骨、漆、陶、云母等质地,其中散落大量画像石残块,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画像石内容丰富,雕刻精美,有“神兽”、“七女复仇”等图案,并刻有“咸阳令”、“纪梁”、“侍郎”等文字,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这座大墓年代初步确定为东汉晚期大墓。

2009年12月27日上午10时许,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发布: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抢救性发掘出一座东汉大墓。随后安阳方面向有关媒体透露:他们从盗墓分子手中缴获了刻有“魏武王”的石牌石枕,这座大墓是疑似魏武帝曹操高陵!两个小时后,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座东汉大墓经权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确认为曹操高陵,引起了社会上一浪高过一浪的质疑声。随后,河南省文物部门紧急召开考古发掘说明会,组织河南省安阳市政府邀请的部分专家学者回应各方质疑,解释说,曾出土刻铭石牌59件,有长方形、圭形等,铭文记录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其中8件圭形石牌,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等铭文,证明墓主是魏武王曹操。

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郝本性、考古学家梁满仓、人骨鉴定专家王明辉等陈述了对大墓考古认定的六大证据。

经科学论证,六大证据自相矛盾,其确认“曹操墓”的学说不攻自破。深入研究发现,该墓基本排除了是“曹操墓”的可能性。

(一)、墓葬的年代其依据是该墓葬为多墓室砖室大墓,主墓室为四角攒尖顶,和洛阳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墓顶形状相同,其墓砖为特制的大型墓砖,和洛阳邙山上发掘的东汉大墓的墓砖相同,甚至比它更大。结合出土陶器、东汉五铢钱、画像石内容等多方面的证据,想当然地认定其为东汉晚期大墓。

综合各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遗迹、墓葬,也对地上遗迹进行勘测和调查发现,曹魏墓葬在形制结构方面,保持了东汉末期特点,为斜坡墓道、甬道、耳室和方形前室,长方形后室的砖墓,曹魏墓为多室砖墓和画像石墓,大型墓由石灰板岩支砌的多室墓,左右椁和棺室已结合为一体,由夫妇合葬变为家族多人合葬,这时葬具用木棺,并开始流行将尸体陈放在尸床上的无棺葬。汉时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为尊,魏晋时期官序又以左为尊,而墓葬的排列仍以右为上,可见葬制仍沿袭汉制。墓内有碑式墓志,并出土贵重金饰等奢侈品,这完全否定了魏武以来不准以金银和奢侈品随葬、号召薄葬的骗人鬼话。据《晋书·礼记》卷二十,第633页记载:“古无墓祭之礼。汉承秦,皆有园寝。……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

古代墓葬前置石刻装饰,亦属陵园制度之一,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云:“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仪卫耳”。可见,曹操陵墓规模宏大,若该墓墓砖都是特制更大型号的,“薄葬”之说更是自欺欺人,欲盖弥彰的谎言!

(二)、墓葬的规模宏大,是王侯级墓葬,与曹操身份相符之说风马牛不相及,纯属牵强附会。

“汉魏大墓”随葬品有画像石文字如“咸阳令”、“纪梁”、“侍郎”等内容,跟曹操生平所任职务及事迹完全不符。东汉末年群雄争霸,魏晋南北朝更是“五胡乱华”,邺下称王称帝者不计其数,且遗骨年龄与曹操相差六岁,怎能必是曹操无疑?显然,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太少,迷信于曹操显灵,急功近利所致,人云亦云!
(三)、墓葬符合《终制》之说是伪科学,研究曹操墓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伪存真,实事求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表明,我国古代陵寝的起源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创始期则为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代,确定期定为东汉。根据已发现和发掘的陵墓实物资料结合文献归纳出曹魏时期陵墓埋葬制度,具有显著特点。其中,选择墓地十分讲究风水之说。这反映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选择墓地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决定的,也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对于营葬的处理也有严格的界限。风水即古代的“堪舆”之术,其中“望气”之说,也即此术。“风水”实质上就是选择有恰当地形的葬地。综合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前后多代的“风水”,可知曹操陵墓必依秦汉陵制,在平原上封土为陵,选择开阔的平原上风上水的“山冲”之地。因高为基,在堪舆学上特指开阔平原上凸起的山丘,不封不树,并不代表当时曹操陵墓没有任何地面标志,即然曹操陵寝上建有祭殿,甚至唐太宗李世民曾拜谒过魏武帝曹操陵并留下祭文,充分说明,曹操陵墓绝非无迹可寻的无名坟冢。另外,此次发掘墓室上面未见封土,没有找到其立碑迹象,认定曹操陵更是站不住脚。墓碑大多数树于地上,墓志则埋于地下,墓志起源于西汉,到东汉时期发展的较为成熟,早期的墓志,仅仅记载死者姓名、藉贯、年龄、身份和生卒年月以及埋葬的时间、地点,后来陆续有生平事略和颂词铭文。这些墓志放在墓内,发现时往往被误认为石板或石案,而不知为墓志。实际上放在墓中的有死者传记的石刻(或砖刻),包括志和铭两部分皆称为志。志指专门埋下坟墓内者,有人称墓志为碑志,“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但禁碑之后,并未完全禁绝墓志,且随葬品也并未减少,陵墓前石兽、碑表依然存在。河南安阳西高穴墓中的画像石其中的“咸阳令”、“纪梁”、“侍郎”、“七女复仇”等文字内容其实就是表明墓主人身份的“墓志”,跟曹操没有任何关系!

(四)、位置与文献相符之说,是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的祠西原上为寿陵,而西高穴大墓正在西门豹祠西。二十一世纪,科学文物学已彻底刷新了持续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仅靠文献记载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引经据典的腐儒学风早被田野考古学所取而代之。另外,陈寿一生历仕蜀汉和西晋两朝、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灭吴,陈寿开始着手整理三国史事,《三国志》虽名为志,其实既无志也无表,《三国志·魏书》依据的材料是王沈的《魏书》及鱼豢私撰的《魏略》,难免以讹传讹,“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据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故确定曹操墓引用《三国志》之史料,是靠不住的,必须深入实地认真考察,科学论证。再者,西门祠并非曹操墓的参照物,曹操墓唯一的考古科学文献应该是曹魏时期陵寝制度的研究成果,道听途说的野史轶闻、托名后世的伪书只会将曹操墓的科学探索引入歧途,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五)、所谓称谓相符之说更是荒谬绝伦。曹丕篡汉,始封曹操为魏武帝,曹操薨于汉献帝延康元年正月,黄初元年曹丕称帝建魏,曹操生前封魏王是汉献帝建安十一年夏四月册封的汉朝魏王,决非曹操食邑封国魏国之藩国魏王,入葬时岂能自降封号?更何况曹操是汉丞相,生前未曾称帝,”魏武王“曹操的称谓既不符合史实,又不符合逻辑,曹操谥号”“魏武帝”,在史学界,文化界从来一直以魏武帝曹操著称,未曾称呼曹操为“魏武王”,此“魏武王”决非曹操,其称谓是难圆其说的。

(六)、铭牌做为认定曹操墓的直接证据简直荒唐可笑。据说发掘出土的铭牌,其中刻有“魏武王”三个字的共有七块,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牌最为完整,出土于墓前前室。据曹魏墓葬研究成果显示,洛阳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多室砖墓,前室设斗帐,帐构有铭文,帐前放日用器物。考古实物证明,“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发现于墓的前室与帝王陵寝殉葬随身稀世兵器之置放位置史实不符,如果格虎大戟确系曹操殉葬之宝,必定做工精细、造型华美、刃薄而锋利,削铁如泥,稀世罕见,且以错金工艺刻有铭文“汉丞相操自作用格虎大戟”(事实应为“青罡剑”)字迹,“常所用”是现代语法,故所谓“铭牌”实属“此地无银三百两”之造假伎俩,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出土物均是素面陶,器型偏小,做工粗糙,器圭和璧等礼器,竟为石质,可见墓主人身份与魏王曹操身份悬殊太大。曹操陵寝之上依东汉陵制,立陵上祭殿,墓内必然随葬物品与身为大汉丞相、魏王身份的曹公身份相称,绝不会殉葬做工粗糙的素面陶器,礼器非金即铜,圭和璧在汉代皆用名贵玉石精雕细琢,在东汉以孝道名世的魏王曹丕礼葬王侯级别的父王时,绝不可能使用石质礼器,与礼不合,也不合情理,仅依此标榜曹操“薄葬”,且言辞凿凿,引用曹植所述“鸣器无饰,陶素是嘉”真是不伦不类,不足为凭!

曹操高陵真的确认无疑吗?“新华观点”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刘庆柱表示,铭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的确是认定曹操高陵的重要证据。2009年12月17日,他曾到过发掘现场,发掘单位把地图等相关资料给他看,考古发掘现场只看到几块画像石残块,当时没有石牌,他说“新闻发布会上会布确认曹操高陵的六大理由,基本上是根据考古发掘队和专家组思路总结的。”“曹操墓”根本没有任何科学考古依据和可靠证据。刘庆柱声称:“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明确表示要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不给个名目怎么申报?怎么保护?”于是,巧立名目,无名的汉代大墓摇身一变竟成为曹操高陵,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急于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与会专家学者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所谓“曹操高陵”被发现了,学术问题成了社会问题,“曹操墓”成了又一个版本的“周老虎”事件,引起海内外关注!


    四、越俎代庖,为虎傅翼,八大专家欺世盗名惹争议。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认定曹操墓的六大依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09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认为下结论为时尚早,六大证据是推断出来的。结论令人生疑,收藏界名流马未都先生发表博文,对“证据”真实性表示担心,这些质疑加大了公众对“曹操墓”的关注,2010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专家团一行12人赶赴安阳考察这座备受争议的大墓,考古所所长王巍亲自带队,两位副所长白云翔和陈星灿参加了考察。然而,仅隔一天,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揭晓的2009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曹魏高陵”赫然在目,如此急不可待地认定曹操墓为严肃的学术界抹上了一层阴影。第二天,在中国社科院“聚焦曹魏高陵”考古论坛上,社科院七位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力挺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河南考古队长潘伟斌也介绍了他们断定该墓为曹操墓的九大证据,却没有任何直接有力的证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在总结时表示,西高穴大墓是否曹操墓,目前还不是盖棺定论的时候,但“根据目前的证据,我们初步断定该墓为曹操墓,今后,还会随着新的证据的出现,不断检测这一初步结论是否正确”。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莫衷一是的论证,助长了河南安阳进一步利用汉代大墓炒作成曹操墓的嚣张气焰,考古发掘工作还在进行,河南省文化厅厅长杨丽萍说,目前台湾、香港、澳门、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行社掀起了“三国热”,都想为曹操墓开设新的旅游项目。安阳市正在研究规划,在曹操墓考古工作完成后,可能会在原址上建遗址公园,河南媒体大造舆论声势,宣扬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得到全国考古界的认可!安阳市开始圈地拨款,有人甚至计算出这一考古新发现能给当地带来4个亿的财政收入,一石激起千层浪,学术争议掺杂了地方利益,学术问题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成了专家是否诚信的“政治化”社会问题。

在利益驱动下,安阳市把所有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尽管安阳市市长助理陈中武否认曹操墓是利益驱动下的商业炒作,说河南安阳对考古现场初步划定的2.5平方公里的范围只是保护范围,与开发无关,更不存在圈地现象,着手规划建设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也是为了更好保护重要文化遗产。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刘庆柱信誓旦旦地表白,没有拿安阳一分钱,他透露“之所以要认定这个墓的性质,是因为要保护一个名分,在我国,只有申报了各级政府的文物保护单位,各级财政才能拿钱出来”,学术的纯洁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同时,公众的参与,曹操墓竟成为社会焦点问题。

 

五、混淆视听,故弄玄虚。普通玉珠竟吹嘘成价值连城的传世之宝。

在河南安阳西高穴村墓区,一南一北并排两座大墓,被炒作成“曹操墓”的为主墓,也称2号墓,次墓即1号墓,可2号墓远比1号墓大,发掘难度小,故河南安阳重点开发2号墓,而1号墓未等挖掘,就急于宣布发现“曹操墓”信息,暴露出河南安阳急于求成,迫不及待的浮躁心理。因“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8件圭形石牌在新闻发布会后引起广泛质疑,河南方面难以自圆其说,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是在出土的珠玉器物上大作文章,将普通玉珠炒作成墓主人神秘的口含宝物,“曹操墓”造假可谓费尽心机,不择手段!

直至2010年6月12日,入选“2009年六大考古发现”的所谓“曹操墓”似乎远未挖掘完毕,发掘“2号墓”的直播现场,一会时间便发掘出两颗珠子,半块石牌,对于辨别“曹操墓”真伪至关重要的1号墓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文物,进一步证明所有认定“曹操墓”的依据是根本靠不住的,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的认定在程序上也存在违法现象,国家文物局未曾正式对考古成果正式组织论证,仅凭一位具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资质的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没有任何文物行政部门依法通过听证会便向社会公告“发现曹操墓”,从《文物保护法》角度讲,“曹操墓”造假是隐瞒事实真相,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严重违法行为!

尽管专家们从各个角度进行论证,曹操墓仍不能盖棺论定,其重要原因有三:其一,曹操墓是帝王陵寝,之所以成千古之谜,根本原因在于曹操父子机关算尽,选择了上吉之地瞒天过海、设置疑冢,帝王陵寝事关国运帝祚,让史官公布传世的文字是弥天大谎,一方面标榜自己开薄葬之先河,一方面暗中开凿了隐秘的陵寝,其地宫之规模宏大,殉葬之奇珍异宝必然符合王侯礼制,在上风上水的风水宝地选择“龙穴”,以开福祉于隆基,绵万年之景运;其二,河南安阳西高穴墓一号墓尚未发掘,“曹操墓”的新证据本身留有悬念,学术界的质疑之声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三,对“周老虎事件”心存余悸,根据目前的证据,其实根本不能确认曹操墓,但河南方面骑虎难下,急于弄假成真,开发“曹操墓”每年能带来4个多亿的经济效益毕竟太诱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国家文物局某位领导急于认定“曹操墓”不等一号墓发掘,便大张旗鼓地发布“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曹魏高陵是2009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确有沽名钓誉的嫌疑。

在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年代里,学术腐败与地方利益相结合,强权完全可以凌架于学者良心之上,为所欲为,疯狂造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正义缺失,社会良知缺乏话语权,历史真相何存?学术尊严安在?中华传统文明必然断层,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何日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