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急需的孩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4:32:31

反思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急需的孩子

三十年来,有些人想要取消该项约束性政策。主要问题是,这样反而会让人生更多的孩子。

      三月份,北京的法律讲师杨支柱因为多生了一个孩子而被炒了鱿鱼。他原本知道其中的风险,但是他太渴望有个儿子了。他的故事在这个30年来夫妻被要求“只生一个好”并通过严厉的措施加以限制生育的国家并不少见。但是他的高调的对抗行为赢得了甚至是政府管理下的新闻机构的同情。

      关于独生子女政策不满的呼声日渐增高,大家集中于争论它是否还有必要,尤其是第一代在面临所要赡养的日渐增多的退休人口时。上月,政府的智库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一份报告宣称,官方严重高估了生育率(普通妇女在其一生能够生育的数量)。该报告建议,与其严格地控制生育率,还不如试着鼓励它。

      杨先生在他的博客上讲述了他的遭遇,政府掌管的《京华时报》刊登了这一事件。文章引用杨先生的原话说,他第二个孩子是天赐的礼物而且他没有理睬政府让他流产的要求。《南方周末》报道说这个事件比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执行时吸引了更多关注。《新世纪》周刊说,学者和公众都认为生育是一项基本权利而不应被政府管制。

     《南方周末》从三月份开始的报告,描述了极少公开的山西翼城县的案例。翼城县据说已经施行“二胎”政策25年了。尽管控制更为宽松,但是该县的人口增长率却低于平均水平。男女比例失调方面也低于平均水平。在其他地方,由于传统的偏爱男孩,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女婴被广泛的引产。

      在许多其他地方,类似“二胎”政策已经开始浮现。农村居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通常允许再要一个(尤其是间隔四年)。少数民族可以生更多。许多地方开始允许父母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一位高级计划生育官员在2007年说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40%的人口。

      然而,政府并没有要取消的意思。9月25号将是中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译者注)30周年,这通常被视作政策开始实施的标志。这封信中说,独生子女政策将持续30-40年,而这促使一些人希望它会在今年尽早结束。然而在二月份,一个官员说在2015年前不会改变。

     五月底,传言说要于11月份举行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这将会是对像杨先生这样的人的赦免。警方通告宣称,为了做好准备,官方必须提供户口登记文件给那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孩子。通常这类文件是为像杨先生孩子这类“黑孩”准备的,需要支付巨额罚金(或收费,像官方所谓的)。在城市里这通常介于平均收入的5-10倍。

      官方开始清理谣言,宣称该费用仍然会收取。杨先生拒绝支付并说他幸运地没有生在农村,在那官方通常会没收那些无法承担罚金的家庭的财产。他认为他们对他的情况感到尴尬,他生活在共青团开办的校园里。

一些中国的学者争论说政府有过火的风险。他们宣称国家生育率实际上低于官方1.8的数据。这个数字被引用了超过十年(包括国际机构,如图)。

它显示了在1970年代,由于温和的生育限制,生育率明显降低,水平也趋于合适。

       中国社科院最近的报告称如果允许女性生孩子,生育率将会是1.47。政府使用较高的数字是考虑人口普查漏掉的“黑孩”。但是报告不认可这样的看法,认为如此严重的漏报是不可能的。据数据显示,1亿5千万移民人口的生育率是1.14(与登记在册的城市人口相似)。这与通常所认为的移民人口是非法生育的大军相违背。社科院的张居伟(音译)认为总体上生育率不会超过1.6。

       中国无法避免老龄化出现,但是这些较低的生育力的估计所带来的影响会比官方宣称的更大。社科院研究号召一个“刺激”性政策改变来使生育率提升到2.1。问题在于说服中国人去要更多孩子。在城市和富裕的农村地区,调查发现与妇女们实际想要的孩子数量相应的生育率低于1.47。杨先生还想再要但是他的妻子却受够了。他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所以,他起名为若男,意思是“像个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