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观念到理论形态 ----欢迎您访问西部小康网！

作者: 赖大仁  
 

    在我国理论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一个热门研究课题，在各学科领域都展开了广泛探讨。然而，关于究竟怎样理解这个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哪些理论形态，学界实际上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反映了不同的理论观念。本文试从几个方面对此略加探讨。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说法虽早已普遍流行，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却往往见仁见智，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所谓“化”者，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外国的理论学说，怎么能做到完全“中国化”呢？既然做不到，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不能成立的。

    上述看法实际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毛泽东的说法偷换了命题。查阅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他的确说过上面这样的话，但并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的，而是另有其意。上个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接连作了几次动员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针对一些现象指出：“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① 可见这里是针对一些人言不由衷提倡“大众化”等空头口号而言，将毛泽东在特定语境中所讲的这段话移用过来，用以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推断这个命题如何不能成立，这种偷换命题移花接木式的“归谬法”推断显然是不严肃不科学的。第二，某些论者的这种借题发挥，与其说是为了阐述毛泽东的论断，不如说是借此表达自己的见解，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么就必须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过来；如果全盘“化”过来实际上不可能，那么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由此反映出来的，一方面是这种推论方式的简单武断，另一方面则是其中所包含的基本观点与理念，实际上与“全盘西化”论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再回到毛泽东本身的立场上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什么看法呢？从毛泽东的有关著作看，他并没有直接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而是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他一再阐述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④ 很显然，毛泽东的这些阐述，是偏重从实践论的原则，即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者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仅仅从实践过程来看，还应落到具体的理论成果来看待。从这个意义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所形成的理论，比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就是这样的理论成果，是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样的理解显然也有一定的道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完整的命题来理解，可以说它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也就是将其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及其实践探索的过程。这个“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彻头彻尾原封不动照搬到中国来，也不是像盐和糖溶进水里那样无形地被“化解”，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化”，就像我们用创造性的方式手段，把太阳巨大无限的能量转化成为我们的现实资源，用以解决现实问题，满足我们的现实发展要求一样。这个转化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其一，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即把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为中国化的理论话语及其实践探索的过程；其二，它也指一种理论形态，即在上述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过程。从20世纪初以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艾思奇等许多早期革命知识分子，都曾致力于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这种译介传播更是不断得到普及。二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探索过程，即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的过程。三是在上述实践探索基础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这个历史进程显然还远没有结束，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⑤，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将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的过程。

    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来看，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原典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研究阐释，使其转化成为中国语境中的理论话语；另一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此实践探索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学说，这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通常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归入其中，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以为，如果仅限于此，显然又是不够的。倘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是一种全民普遍性的理论创造与实践追求，而不仅仅是某个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个别行为，那么就应当说，它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就是多样性的，所形成的具体理论（话语）形态及其意义也是多样性的，值得进一步区分探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话语）形态

    按笔者的粗浅看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全面的、开放性的发展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也许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种基本理论（话语）形态来认识。

    第一种理论（话语）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译介阐释，也许可简称为原典性“译介话语”。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产生于欧洲的理论学说，是一种西方话语形态。作为对人类社会现象的深刻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立场观点与思想方法，无疑具有普遍真理性，但它作为一种西方话语，又显然需要经过一定的译介阐释即话语转化，才能成为中国人所容易理解接受的东西。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通过译介阐释，将其转化成为中国式的理论话语，并使其逐渐得到传播推广。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来看，这种译介阐释性的理论形态，经历了一个从比较零散到比较系统的过程。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一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如同鲁迅所形容的“盗天火”那样，从各种途径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将其翻译介绍进来。当时的《新青年》等一批进步杂志报刊，成为最早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当然，这种译介传播在当时还是比较零散的，究其原因，一是当时我国理论界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系统的了解，并且处于乱世也还不具备系统译介的时代条件；二是当时人们往往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带着一定的实用目的性，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加以译介阐释以解决现实问题。也正是由于这种现实需要，后来有更多的理论家以更大热情和自觉性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与传播。瞿秋白曾把1929年称之为“社会科学翻译年”，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等都有了中文全译本⑥；与此同时，分学科类型的各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辑也不断编译出版，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逐渐走向系统化。到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编译整理更得到重视，无疑也更为系统，因而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普及传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进入全新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和选集相继编译出版，分学科类型的各种马克思主义论著也不断整理出版。特别是随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各种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法律、新闻、文艺等学科的马克思主义论著选讲之类教材层出不穷，影响更加广泛。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早期阶段，这种译介性的理论形态还是比较零散和功利化的，甚至是断章取义式的，那么如今显然更为全面系统准确，围绕原典所进行的研究阐释也更切合其基本精神，因而更有助于中国读者的理解接受。这种原典性“译介话语”，在早期阶段无疑起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作用，如今则为人们更好地学习接受和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学说提供了坚实基础。

    第二种理论（话语）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等所创建的思想理论，我们姑且称之为“领袖话语”。这种理论形态，从根本上说来，正如毛泽东所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的简单转述，而是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这种理论形态的主要特点，一是注重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实践品格。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指导思想，就是倡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研究具体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必须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将其运用到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中去。毛泽东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努力践行的。从他早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析和城市工人斗争的理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和人民革命的思想方法，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具体分析，阐明中国革命的敌、我、友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由工人阶级领导，依靠农民阶级和其他进步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思想，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到延安时期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乃至建国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论十大关系》等大量著作，都是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指导社会实践，进而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总结概括，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性文献。同样，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秉承毛泽东所开创的思想理论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运用于研究和解决新时期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具体问题，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发展。二是这种理论形态虽往往以某个领袖人物的名字命名，但它并不仅仅是某个领袖人物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的“集体智慧”，既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探索，是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同时也包括共产党人整个领袖群体的共同创造，具有自身的完整性与体系性。这无论是对于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可作如是观。三是这种理论形态主要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领袖人物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思想理论观念，必然要把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纳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宏观结构系统中，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变革进步的现实立场来加以论述阐释，因此就成为政治色彩很浓的意识形态理论话语。从理论方面来说，它所致力于研究和回答的，是一些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普遍的理论意义；而从实践方面来说，则是要解决一定历史时期我国社会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保障国家民族的事业的正确发展方向。这在根本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实践精神的有机统一。

    第三种理论（话语）形态，是我国各学科领域的理论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对哲学、经济学等各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问题所进行的学理性探讨，我们姑且称之为“学术话语”。其中又大致有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典入手，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落到某种学科原理的层面来进行学术化的研究阐释；另一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照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进行学理性探索，从而形成各门学科富有创新性和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

    例如，我国理论界一直致力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唯物反映论的哲学观，并将其作为哲学基本原理贯穿在各门学科中，以此解释各种人类社会现象。虽然从理论形态来说，哲学基本原理及各门学科的理论建构应属于学术话语，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学术话语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制约，因而其学理性研究仍有较大的局限性，存在简单化、教条化等种种偏向。新时期以来这种偏向逐渐得到克服和纠正，一方面，对于唯物反映论哲学原理本身，更为注重人们认识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之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本所具有的辩证思想，也更有利于对实践活动的解释与指导；另一方面，各门学科运用唯物反映论基本原理研究事物的基本规律，更为注重从事物本身的特性出发，致力于揭示和阐明这种反映与认识活动的特殊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进一步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广泛探讨。在哲学观念上，人们已不限于用唯物反映论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现象，而是进一步寻求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观点来研究人类的认识与实践活动。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类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是“合规律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合目的性”的，因此人们的一切认识与实践活动，都不只是一种直观的反映活动，而是主体积极能动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如果说人们的反映与认识活动，只有放到实践活动关系中才能得到更清楚的认识说明，那么人们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也只有进一步放到人学的整体系统中，把人们的实践活动与人的主体精神及其生存意义价值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才能得到更透彻的理解阐释。具体来说，这种研究探讨大致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关于主体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强调，对对象、现实应当从实践去理解，特别是从主体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⑦，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主体论思想。随着实践论哲学讨论的深化，主体性问题便日益凸显出来，新时期以来各学科领域对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取得了许多积极的学术成果。二是关于人学价值论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看，一切所谓反映、认识和实践等等，都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实现方式，归根到底都可以落到人学价值论基础上来理解，都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以合乎人性的生活为价值尺度。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有非常丰富的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阐发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我国理论界一个时期以来的研究探索，包括近期围绕“以人为本”命题所进行的理论探讨，也无不显示了这种广阔的研究前景。

    综上所述，如果说“领袖话语”是更直接地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而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那么“学术话语”则更多寻求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方法落实在各门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中，探讨事物的基本规律和阐明学科的基本原理，形成贯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的富有学理性的学科理论，为人们进行具体实践活动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导。应当说不同的理论形态各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都值得深入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通常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实践探索，而并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在内。然而实际上，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实际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都必然关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对此同样值得加以探讨。

     具体而言，这个问题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探讨：一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应如何认识，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可否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加以研究探讨，以及从什么样意义和层面上将其纳入进来加以研究探讨，而这两者又是彼此相关的。

    首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如何认识，理论界大致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西马”非马，它实质上属于西方现代派理论学说的范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现代发展，应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加以研究。依笔者浅见，也许不能简单作非此即彼的判断，就是说既不能简单地断言“西马”非马，同样也不能笼统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归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而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应当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有的理论学说，的确是努力寻求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进行开掘，并将其引入自身的理论研究，从而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观照批判；也有的力图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及意识形态进行剖析，对当下现实关系中的种种社会生活异化与人的异化现象加以审视批判，对现实条件下人类社会与人的健全发展前景进行探讨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当然也有一些自称新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实质上未必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学说也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观点，实际上不过是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声来推销自己的理论而已，这显然又当别论，不在本命题讨论范围之内。

    其次，按笔者的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自有其特定的理论命题、观点方法和思想内涵，已成为一种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它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开放性，既向历史开放，更向现实和未来开放。如果我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在其它国家的探索与发展）就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横向移植和拓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还是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移植拓展，应当说都缘自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的深入研究与开掘，并且运用于对各自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探讨。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借鉴：一是在如何开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并进行现代阐释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研究思路与阐释方法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值得研究借鉴；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对当代社会发展及其现实问题的批判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扩展，不同社会形态在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并且还有很多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性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共同关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无论东、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现代发展，都会有更多的相互启发借鉴。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种开放性而不是封闭性的发展，那么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纳入我们的观照视野，把它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加以借鉴，至少可以在“学术话语”的意义上提供某种理论参照，从而对我们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来源:湖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