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是我的旗帜（任彦芳）

说真话的旗帜

任彦芳

  一个难忘的年代，一部难忘的书。这个年代让我从愚昧中觉醒；这部书影响了我的后半生。这就是我尊敬的作家巴金老人的《随想录》五卷。它如同在那上世纪八十年代，高高飞扬的旗帜，上面有三个大字：说真话。这三个字，让一个民族心灵振憾了！这三个字，到今天仍在把社会良知呼唤：说真话吧！让谎言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悲剧结束吧！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读到了巴金老的这部书，到今天快三十年了，但却觉得巴金老的声音仍在我心灵里如春水涌流，不断冲洗着灵魂。那一篇篇交给读者的文字，如扫帚在清除着社会的垃圾，开拓着一条清洁的道路。。。

  一、一个不许思考不许说真话的年代的结束

  巴老的随想录第一篇写在1979年2月。也是在同一时间，我所在的吉林省干校专案组同志，在我工作的吉林首文联与我见面，将我五年来受审查写的交代退还给我。这一大包交代有两尺高放我面前，如同一座小坟，它埋葬着我的青春，埋葬着我的灵魂。吉林省五七干校党组给了为我平反的决定书。专案组老郭说：你的路线觉悟高，你能在那年月看出了不少问题，和四人帮做了斗争，我们要向你学习呀！我立即说我的真心话：在挨斗时说我反对林彪，反对江青，反对康生等等，我不承认；今天他们倒了，我还不承认我反对过他们。批我说我为刘少奇喊冤叫屈，这是真的，因为我心里想不通，一个国家主席没有经过人大，说打倒就打倒，我想不通；说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更不理解；批斗我说我反对毛泽东思想，我更从没有想过。。。今天为我平反，我也同样这样说：我说的一些话，只是我的思考，我的真心话。不过那时是不让人思考，也不许我说真话罢了。

  我的表白，让专案组的人点头，我说的是真话。

 我收起了这一大包交代时说：感谢专案组为我保存这段历史的交代。这些交代，有真实的事实，也有为了保护自己而说的假话。尤其是我思想检查部分，我不能将真实的思考完全真实地写出来呀。

  我与吉林首革委会第三专案组的人员告别。我们留下的是一丝苦笑。

  我在文革中受审查五年来，写下的交代全部退还，有几千页稿纸，约有六十万字，无论我家搬到哪儿，我都将它带着，一直保存至现在。如果巴老提议的，中国文革博物馆能够建立，我愿将它全部捐给博物馆，留给历史，留给后代。告诉后人：中国曾有过一个不许思考，不许说真话的年代；中国有过一个不许读你喜欢读的书的年代，那就是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浩劫！

 庆幸的是一个以思想治罪，以言治罪的年代结束了。但我们要记住曾有过的这样的年代，才不致让这年代的幽魂再现，继续变化成新的面目害人。我们拒绝遗忘昨天，是为了明天的生活更自由更尊严，只有驱除昨日的阴霾，明天的阳光才能更灿烂。

 进入八十年代，进入了读书的年月，我读到了巴老的《随想录》。巴老说：随想录其实是我自觉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至于“四害”横行时期被迫写下的那些自己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让它们见鬼去吧！

 我想就是被迫写出的这些交代和自己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之类，也要保留下来，让后人知道，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有过被迫自己咒骂自己的年代啊。

  巴老把心交给了读者，他的心与我的心进行着交流，他写出的也正是我和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心。我当时便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巴老的这些话。直到2000年，我写长篇纪实《谎言的悲剧》一书时，还抄录了巴老的这些话。

  我从此站在了巴金老的说真话的旗帜下，成了敢说真话队伍中的一员。

 二、学习巴金，写作“五真”

 巴金的随想录，影响了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写作道路。这是一个灵魂的觉醒，我开始找到了自我，有了独立的思想，不再说假话，巴老便是榜样。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不怕因说真话而遭受任何磨难，我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民怨》一书里，写了这样的题词：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文学却总为受难者说话！

  真诚有可能使人生不幸，

  不幸却使人深刻体验人生。

 这部为民众说真话的书，竟出现了百万册盗版本，说明百姓的喜爱。我从此创造了我写作的“五真”。

  在2000年完成，因说真话难以出版的《谎言的悲剧》，经过八年磨难，终于在200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我在这部书的尾语《呼唤真实的世界》里，写下了巴金老的〈随想录〉对我的写作的重要影响。

  “我是年过花甲的人，万事皆看透，一切顺自然，顺我自然之心，为老百姓写作，说真话，也无所顾忌。这几年我已出版了“三怨”：《人怨》、《民怨》、《魂怨》，都是“写真人、记真事、说真话、讲真理、抒真情”的五真之作。其中说“讲真理”一条，这不是自我标榜就可称“真理”，这要经过实践去检验，但说真话一条，我是问心无愧的。

   这本书也同样是“五真”之作，我既要真实揭示现实，就必须真实袒露自己，如我“裸体写作”一般，不想拿布遮羞。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因为年过花甲，想把自己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留在世界上，留下一个真实，所以说真话的勇气就更大了。

  这些年对我最有影响的一部书是文学前辈巴金老的《随想录》，他的敢讲真话的精神，堪为后代楷模。

  我在日记里抄录下巴金老的一些话，便是鼓舞我学习前辈说真话的动力。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  在藻水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

 。。。。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艺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

                                   ——《说真话》

  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

  。。。。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成了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话当假话说。

  。。。。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再论说真话》

  十年浩劫绝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个一清二楚，做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应许写！应许多写！”

  当然是写真话。

                             ——《写真话》

 我就是在巴金老人的鼓励下，从花甲之年开始，写出了“三怨”，又写下了这本书。

 不望作品传世，

 只求留下真实。

 三、说真话从解剖自己灵魂开始

  从 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最活跃的十年，也是新的觉醒的十年，如何评价它在当代史的意义都不为过。巴金老的随想录是这伟大时代的产物，只有在这时，它才能出现，这之前或以后都不会产生它；它的出版后的影响就不是一个时代，而至到今天仍在闪耀着先知的光辉。“说真话”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是知识分子觉醒的标志。这是人性的回归。当时，我见到了我最崇敬的大诗人艾青，他唱出了《归来的歌》，他与巴金老同样呼唤着：说真话！1979年9月 18日，我们听到艾青说：我曾经写了《诗人必须说真话》一段话。面对瞬息变幻的现实，诗人必须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写诗应该通过自己的心写，应该受自己良心的检查。所谓良心，就是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人民的心是试金石。诗人要对当代提出的尖锐问题和人民一同思考，和人民一同回答。艾青老和巴金老的话同样深刻。他又说：为什么人们不说自己心里的话呢？因为说真话太危险了。说真话容易触犯权势者，说真话会招来严重的后果。说真话得到的处罚是家破人亡。历来的文字狱都是可怕的，而且规模太大了，延续的时间太长了，受株连的人太多了。连发表的刊物也受株连，连编者和读者也受株连。好像发生了瘟疫，蔓延得很广。而“幸福之门”是向说谎者敞开的。诬陷的人走的是鲜花开放的路。说真话的人走的是烂泥路，而且是通向地狱之门的。多年来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引自《新诗应该受到检验》）

  1980年，在巴金老写《随想录》第二卷的时候，艾青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和诗歌爱好者谈诗时说：我还是坚持人必须说真话。只有说真话才能突破说假话、谎话、大话的包围；只有说真话，人才能相信你，也才能做到引人入胜；只有说真话的诗，我才能愿读，读得下去。

  也是在巴金老写真话集的时候，艾青在一个座谈会尖锐地提出：比什么都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民主；只有政治民主了，才谈得上艺术民主。

  在中国的从南到北，两位文学大师的呼唤，是时代的强音，唤醒了我的灵魂。我开始与说假话的诗告别，开始了新的一页。真正说真话，如巴金老所说的，要从解剖自己的灵魂开始。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事实真相。巴金老人的随想录便是自我灵魂解剖的典范。

  巴金老面对说假话的现实，面对靠说假话起之用的人，他这样解剖了自己：

  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做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既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吞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巴金老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为了认识自己，才不能不解剖自己。

  他说：分清是非，辨别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他说，十年牛棚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该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在巴金老的教导下，以巴金老为榜样，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头脑，我开始了自己灵魂的解剖。

  我是从1957年反右开始失去自己头脑的。为了保护自己，我学会了说假话，到1958年，我更成了驯服工具，自觉地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以说假话为荣。此时，我完全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自由的思想。这时期，我作为工具，曾写过多少假大空的豪言壮语的诗啊。1959年暑假，我回到家乡，现实却让我原有的人性复活，我代表乡亲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村的严重问题。没有想到，回北大后却正遇上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便成了学校批判的对象，我说真话又一次受难，才悔恨自己没有接受反右的教训。以后，便学会了看风转向。没有想到，大革文化命开始了，我再次因思考而犯罪，因说点真话而被揭发；于是便开始新的说谎，为保自己而揭发别人说的真话，这个全民说谎的年月，自己便是说谎的一员。当我们与那个说谎的年代告别时，也要和自己的过去的灵魂告别，这就要忏悔。如果全民都有勇气忏悔，这个民族便有了希望。

  近年来，我重新看我在文革中被审查时写出的六十万字的交代，我觉得有必要从解剖自己灵魂开始，写出一部书，于是便完成了一部《我的灵魂交代》。

  2010 年将要出版的一部纪实《寻找燃烧的青春——一个诗人与石油女子钻井队的往事》中，我对在197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诗《钻塔上的青春》作了反思。当年，为了适应政治需要，必须让我在女钻工身边找出一个“阶级敌人”来，我为了出版，不能不编造，因而将本来好的真实的诗作，变得虚假了。我在新写的这部书里做了如下的思考：

长诗出版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本书的内容。说它不真实吗？有人说它太真实了。说我编造出阶级敌人不真实吗？不，这也太真实了！当时现实正进行的阶级斗争，不正是无中生有，胡乱编造，罗织罪名，以言治罪，扑风捉影，栽脏陷害，无法无天，随意便定为“阶级敌人”的吗？

  在这场空前的大浩劫中，是人为地制造了一亿敌人，有一亿人受到了迫害。这是叶帅在一次讲话中透露的数字。

  三十多年后，我每听到友人说起那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恢复工作的第一部长诗时，他便有无限的感叹；正是在巴金和艾青前辈的教导下，对那个年代，我对自己和诗进行了反思。写出了这样的话： 

  诗啊，你原本是纯情的少女，你天真得永远有一颗童心；你说真话，从没有用谎言骗人；你心地善良，同情弱者扶危济困；你从不矫揉造作，你是人性美丽的化身！

  可是今天呵，你已被权贵强奸蹂躏，你被逼良为娼，失去了少女的清纯；你为权贵打扮娇艳，你为权贵卖笑依门；你为权贵歌功颂德，你哪里还有活的灵魂！

  诗啊，是谁让你如此堕落？你为何要为权贵的政治卖身？你成了权贵们的宣传品，你哪里还有社会良心？你在睁着眼睛说谎，你要用最漂亮的词句掩蔽受难的血痕！灾祸遍地你唱莺歌燕舞，苦难深重你颂扬盛世来临！你说这里是天下的乐土，你还要去解救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诗啊，你就是罪恶，你就是谎言，你就是魔鬼的化身！

  是谁让你罪孽深重，是那没有良心的诗人！诗人堕落成权贵的奴婢，诗人写诗全看权贵的眼神！可悲呵，你的名字就是诗人！

研究一下诗人的悲剧，会让人从另一方面感到了可怕的真实；当时我刚到油田，是因为被生活所感动而写出了长诗，那是纯真的诗；而当这诗进入要出版的时刻，便不得不服从于当权者的意志，必须这样才可能出版；我一方面想让他面世，一方面想保持诗的真纯，这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最后是想出版的思想战胜想保贞洁的意念，我便只有顺从。我硬着头皮一遍遍地修改，一直改了八遍，改到我没有了对诗的感情。今天细想当时，我在修改的时侯不是真诚的吗？从上到下，从出版社到油田，没有人对所写的现实进行思考，反之却认为这样歌功颂德是正确的，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现实。有人用屠刀，杀害了我们，我们还要赞扬这刀的锋利，赞扬是真诚的，并不是虚假的做作，这真诚进行的一切，不是中国人的悲剧吗？　这也正是诗人的悲剧。这是一切想表达自己意愿的作家的悲剧。

如果当时我坚持自己的对生活的感受而不修改这部长诗，这部长诗也就不能存在于社会了。在我的作品中便没有这部长诗的名字，也就没有今天女钻工们对它的怀念，没有今天写这部完全真实的作品了。这也正如我的老友张天民说《创业》，如果不按照当时要求写出冯超这个阶级敌人，这部电影也就不会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这一笔了。我的朋友，导演华克在说到这部电影时说：“两位编导顶住蛮横的压力，换来《创业》留在银幕上周挺杉“我不趴下”的好戏。而他们对政治高压的困惑与无奈，就像眼前即将建成的宏伟楼房，被塞进了一根朽梁，结果让冯超发出政治臭气的丑相，熏黑了电影《创业》的光彩，给这部讴歌时代英雄的作品，带来了无可补救的硬伤。

四、纪念光辉的难忘的八十年代

  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是令人难忘的十年，是中国最光辉的时期。一个社会的进步，我体验以三大自由为标志。这就是可以自由地读书，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说话。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地前进。当失去这三个自由时，便是社会的退步。十年浩劫，便是没有这三个自由的年月。

  1970 年4月5日，我与妻子旅行结婚，去了河南，回长春的火车上发生了一件让我哭笑不得的事，却叫年轻的妻子更加害怕起来。在火车上，我看起了带来的高尔基的代表作《母亲》，看得入了迷，对车上发生了什么根本没有注意。原来车上正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办班的乘务员在领着大家读毛主席语录。可我却没有跟着去读，被人发现了。乘警来到了我身边。

  喂，同志，你在看什么书？

  我打开书，说道：高尔基的《母亲》呀！

  母亲，什么母亲？这书里有毛泽东思想吗？

  我一笑：没有，这是苏联作家的书，当然不会有毛泽东思想的话。

  啊，你在看苏修的书。这书我们没收了。这是修正主义的书，你知道吗？

  我大吃一惊，如何将高尔基也当成苏修了呢？立即说，这部书是伟大导师列宁称赞过的作品呀。如何就不能看呢？

  “因为这里边没有毛主席的语录，我们就没收了，你在正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看这样的修正主义的书，就更错了。我们先没收你的书，回家去，你再到我们长春站去取。”我急了，去找车上的负责人讲理，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好认了。这一个小小风波，让年轻的妻三月惊魂不定，她只说，你可不要惹事了，我害怕呀。

  这情景，是八0后，九0后的年轻人所想象不出来的。

  九年之后，便进入了一个读书的年月，有各种书出现，思想也便更加活跃；这是一个自由思想的年月，人们可以自由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再也不怕别人打小报告了。巴金老人的随想录便在这时产生了。这是一部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它影响了我的后半生。三十年过去了，我怀念那个年代，怀念促我觉醒的巴金老人。

  我要将我经历的一切写出来，用巴金老人的从解剖自己入手，写出我经历的时代的真实生活。我为自己写下的警言是：

  不为权力写作

  不为金钱着笔

  不因难以出版叹息

  不因以言治罪恐惧

  只为情感宣泄

  只为良知呼吁

  只为揭示真相

  只为寻求真理。

2010年8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