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说真话与造假的“超额利润”时代（上）

时代议题：说真话与造假的“超额利润”时代（上）
作者：彭晓芸 提交日期：2010-7-22 2:05:00| 分类: | 访问量：36
时代议题：说真话与造假的“超额利润”时代
详细文字内容7月22日晨起登陆本报网站可见：
http://www.time-weekly.com/
开篇：不能让说真话的人成为时代的Loser
时代周报评论员 彭晓芸
意见领袖：单一成功观来自“惩善奖恶”的社会
崔卫平，徐友渔，笑蜀，王克勤，郑也夫
访谈
范以锦：作假总有一天会“血本无归”
现象
“唐骏们”的精准卡位术
苏小和
纵深
为什么中国人只肯认输，不肯认错
时代周报评论员 李铁
不能让说真话的人成为时代的Loser
时代周报评论员 彭晓芸2010-07-22 00:19:41 第88期
韩寒说：“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
唐骏说：“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前者是青年领袖，后者据说也是“青年偶像”、“打工皇帝”，他们都在追寻成功，呈现着成为成功者所需要的稀缺资源。在一个说真话有可能说着说着就消失了的时代，说真话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于是，韩寒聪明而诚实地承认，他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在一个学术体制失范，硕士满天飞、博士不值钱的中国社会，则“海龟”是一种稀缺产品，唐骏意识到了这点，他曾经极其努力地攻读，可惜不知是由于天分不够还是海外的导师们太铁面无情，总之，在日本苦读五年后，唐骏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于是如何获得一个通往成功之路的文凭，成为了当时唐骏最为急迫的任务，这也就不难理解今日披露出来的唐骏学历之风波。
如果不是方舟子这一场执着的打假运动，如果不是微博这个喧闹的自媒体引发网民的狂欢，如果不是媒体穷追猛打，唐骏依然是那个唐骏，光鲜夺目，一个可以复制的“成功者”，他将与韩寒比肩站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笑傲江湖。如今，唐骏作为成功者的“诚信”破产了，而那个说真话的韩寒，则由于那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独唱团》孤独地——“却在灯火阑珊处”。
许知远说：“韩寒的胜利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这个正在兴起的庸众时代的胜利。”这话说对了一半，韩寒的确胜利了，他获得了超出这个时代平均利润的超额回报，这个回报不止是金钱的，也是精神的，譬如万众争相人手一册《独唱团》。但是，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庸众却没有胜利，韩寒的成功与胜利，恰恰映衬了这个时代及其庸众的失败，恰恰说明：这依然是一个真话太少的时代，我们这些人还是那个沉默的大多数。
当然，也许在更多人看来，不说真话的庸众并不是失败者，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以说假话为耻的社会氛围当中。沉默是“常态”，撒谎是“智慧”，唯独说真话是异质的，乃至于被视为偏执狂，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逻辑中，如果明明知道说真话是有风险的还非要说，那么，他/她一定是情商极低，不懂得生存策略，或者干脆就是偏执狂、精神病，一如那些衣衫褴褛、执意要找首长讲真话的上访者。
某些觉着韩寒很头疼的领导，恐怕要失望了，韩寒不仅衣着时髦，而且形象健康向上，成为一代青年偶像的地位牢不可摧，他不靠体制吃饭，不用公家一分一毫，拿什么来规制韩寒就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难题”。
其实，在以真话对抗谎言、消解极权意识形态的社会中，这样的“难题”历史上并不少见。2003年3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在北京逝世。舆论评价，“讲真话是‘李慎之现象’的突出特征”，也就是说，以个体言说对抗集体话语的逼仄来彰显个人价值，拓展时代话语空间，谋求制度和社会进步，是时代恒久的主线，唯一不同的是，由于公民社会的发育、话语方式的变迁，过去一直由拥有较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担当的“说真话”的任务，如今分化到每一位公民身上，于是有了韩寒这样似知识分子而非知识分子的独特个案。
近来时有关于知识精英犬儒化的喟叹，如果深切解剖这个时代说真话者和造假者的“风险投资收益”机制，即可发现，唐骏易得，韩寒难寻，打假的方舟子也只有一个。“易得者”多半依附体制生存，如鱼得水，“难寻者”多数与体制保持距离，而被公众熟知的知识精英，却多为体制内学者，至于那些无课题、无经费的民间学者，还在为生存艰难挣扎，说真话对他们来说，都存在着可预见的巨大风险，而不是唾手可得的“超额利润”。
在信仰匮乏、道德感缺失的当下，我们不能强求个体依靠强大的道德感和历史责任去冒险说真话，因言获罪的利剑随时悬于他们头上。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鼓励既得利益者说真话、强大者说真话，让说真话者获得应有的市场价值和社会荣誉；同时，对真话的相反方向——撒谎者、造假者不能奉行中庸主义，而应当集社会之合力，让他们无处遁形，无利可逐。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说真话者的巨大鼓励。
单一成功观来自“惩善奖恶”的社会
见习记者 徐伟 | 时代周报记者 韩洪刚2010-07-22 00:19:49 第88期
7月18日，唐骏在参加高中同学聚会时，高调宣布自己正在拍摄一部名叫《你行我素》的励志电影，这似乎是他对已然沸腾的舆论质疑声的一次回应。这位昔日在媒体镜头前和大学讲坛上侃侃而谈的“打工皇帝”，现在却有些躲闪和逃避。一位红极一时的青年偶像形象的崩塌，让人有些错愕与惊诧，风波过后，我们不禁要追问究竟何谓“成功”，以名利为标杆的世俗成功观需要怎样的省思和警惕。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当下社会中的成功观？你自己心中的成功和幸福是什么样子？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获得财富，赢得别人的认可，这是一种成功；另一种是发挥了自己的潜能，实现了自己的某种追求，但别人不一定认可，然而对他自己很重要，那也是一种成功。人其实活得很安静也很好，不一定要拿到别人面前去显，多样化的价值观就是最大的成功。
但是现代人的成功观很单一，所谓的要做“人上人”，这是恶心的等级制度的结果，我们缺乏一种平等的观念。比如说一个诗人和一个总统，对于人性的丰富来说，他们两个人同样的重要，可能当总统还不如那个诗人，但很多人会觉得有权力很耀眼，诗人什么都不是，这是自我愚蠢化，这不止是一种个人看法了，而是一种社会眼光。我们这个社会可能对于权力过分崇拜，在权力的阴影下长大的人，被权力所扭曲。他们可能只知道权力，觉得那个东西金光闪闪的，有权了就有钱了，就可以成功了，这是我们社会的一种丑陋的东西，不知道人性的完美、饱满和结实，包括人的安静。我们完全可以养成另外一些评价人的眼光、评价事物的眼光，我一生都在做这样的努力。
成功和幸福这样的概念，它都是一个结尾上的事情，西方人讲幸福，永远讲一个人死了以后，才知道那是不是幸福，成功和幸福是一辈子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很多人喜欢耀武扬威，比如文强，但是他结局怎么样呢？他成功吗？比如唐骏，他曾经一度成功过，但是被揭出了“造假”，这对他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个打击，包括其他的剽窃也是一样。我们看成功不是看一时，而是看最后，盖棺论定，很多人的成功是一时的，有权的人最后进了监狱。成功是从后往前看的，并不是一时的耀眼，我们已看过太多大起大落的人。对一个人的评价，只有在退场的时候、大幕落下的时候，看他得到的是掌声、嘘声，还是咒骂声，这才能评判出他是金子还是黄铜。
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现在的中国没有到谈论英雄的时候。过去讲贵族要三代，英雄也要有三代，谁是英雄，谁是成功人士，现在都不好说，过个百把年再看，才知道谁真正站得住脚。
王克勤
《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
一个人的成功在于他对社会产生善的力量和善的影响，能够对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产生一定的作用力，这是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现在社会对成功的评价越来越功利、越来越市侩，这是不正常的。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损失就是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全面崩塌。一个基本的潜规则就是惩治善良、奖励罪恶。越是胡作非为，越是能够发达升迁；越是正直、善良、诚实，越是容易被淘汰和被打压，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
整个社会应该回归到一个常识状态，就是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前提是不能伤害别人。用三句话来概括就是要“把人当人”、“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遵循了这三句话，就能恢复到一种基本的常识状态。现在的中国社会有一种很可怕的现象就是不把人当人，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任何罪恶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内心的安宁和快慰是最高层次的幸福，有的人可能开着高级的轿车、住着豪华的房子、吃着奢华的大餐，但我并不认为他们的内心就是非常快慰、非常安宁的。最高层次的幸福是一种精神和心灵的幸福，猪吃了东西以后也会很快乐，如果仅仅满足物质层面的需求，那跟猪有什么区别？
我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但谈不上成功，我只不过是中国70万记者中的一员，一个在路上的记录者、报道者，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我的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为社会做了一些事情，也算是有一些成就感和幸福感吧。
笑蜀
《南方周末》首席评论员
中国人的成功观是有问题的，用过去的话来说就是要做“人上人”，在这样一个目标体系当中，只是为了现实的利益，是没有理想可言的。在传统的观念中，与之相对的是人下人，做不了“人上人”，就只能做“人下人”，就是被压迫的、权利被剥夺的人，处于社会的底层，得不到权益的保障。要避免这种风险，就必须要做人上人，中国古话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的人要做人上人，又要尽量不吃苦，能走捷径就尽量走捷径，忽悠、骗人就成了常态。
我认为成功就是有点理想主义，并且这个理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实现的，在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自己能够体验到精神上的快乐，这就是成功。
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天使是说人是有神性的，应该追求神性的快乐。追求理想就可以让人获得很多非物质的快乐，即神性的快乐。如果完全没有理想，只讲金钱、权力、女人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他就完全享受不到神性的快乐，就变成了纯粹的物质人，他们的人生境界往往都是非常低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得他们所认为的“成功”，可以不惜一切成本，不择一切手段。纯粹物质利益的争夺是一种零和游戏，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利益的获得者只有一方。所以他们不择手段的同时，还往往理直气壮。
就我个人而言，幸福与成功是合二为一的，在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能得到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要让自己的心灵安宁下来，不变成物欲的奴隶。其实人的幸福与否，和世俗的名利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物质财富完全等量的两个人，如果他们的价值观不一样，那么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会不一样，相应地，他们的幸福指数、生命质量也就不一样。
我现在生活得还算比较充实、比较满足、比较宁静吧，所以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幸福的。
徐友渔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成功本身并不复杂，预定的目标达到了就叫做成功，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成功是不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当成功跟别的价值观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如何来取舍。
中国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我很欣赏这种禅意的表达，它的排序已经提示了不同目标之间的高下之分，立德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标准，当然如果这三点都能统一地做到，就是最好的。立德是比立功更高的境界，比如一个很优秀的企业家，假如他的行为跟造假联系在一起，他的事业伴随着谎言，那么他的成功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他甚至会成为一个反面的样本，成为被唾弃的对象。
中国人很可悲的一点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去适应一个极其愚蠢的标准，一些本来不坏的人变成不诚实、爱说假话的人。如果我们国家与社会不“唯学历论”，在学历问题上造假肯定不会到现在这种程度，这样的东西根本是不对的，实际上是被不合理的制度逼出来的，其实我们这个民族大多数还是善良的。
对于幸福，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定义，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我个人而言，幸福就是在思想上、精神上有比较自由的发展，我就把立言看得比立功重要得多，准确来说，立功对我一点都不重要，立言则是相当重要的。不过我这样的定义，是不能够推荐给大家的，我们对幸福的定义应该根据自我对幸福的理解，另外可以参照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当中被人类所肯定的一些标准，而不应该是一些非常短暂的、没有长久价值的标准，如果这种幸福的定义能够跟人类文明的一些公共的标准作比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我认为我是成功的，也是幸福的，因为我自己预定的目标、从小的向往都达到了，我很满足。谁要用任何表面上更显赫、更富贵的人生来换我的人生，我都不会同意。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我不怎么愿意讨论“成功”，因为我很蔑视这两个字。跟别的民族比，中国社会“成王败寇”的思想倾向从来就有，到现代，这种思维逻辑极大地加强了。人应该按自己的兴趣走，而不是社会多数人所认同的所谓“成功”走，多数人认同的“成功”就是捞到钱了，或者考到名牌大学了等等，都是极其狭窄的标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有个性的行为和追求，没有一个统一的成功标准能适合所有的人。现在这样一个高度功利的社会，人们追求的都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能多挣到钱、社会地位高等，这些东西被高度强化了。即使你很有能力，但最后你没捞到钱、没捞到学位，人家都认为你就是失败者，认为你就是“寇”，而那些捞到钱、权、名的人，不管他获得的渠道如何，都被视为“英雄”，这是一种极度扭曲的成功观。
而一些很边缘的异类人才，他们有个性的天分，但被老师欺负得够戗，因为他们不“就范”，不去按老师的路子追求高分。在那些老师眼里，这是绝对不行的，必须修理你，在这个修理过程当中，全社会越来越趋同，越来越有了一致的成功观。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崇尚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民族，也是最投机的民族，中华民族大部分人没有被宗教征服，是极度唯物的，今天进入市场社会，这种特性更加显现。国外虽然也是市场经济，但是人家有别的文化力量、宗教力量来制约，但我们没有。我们现在变得越来越投机，没有理念，没有底线，只剩下一个目标，就是钱和权，为此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必须改变这种思维逻辑，去影响更多的人，不然它会把整个国家和民族带向极端危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