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农：追求最优化教育

　　那时,他的父亲经常从赣南出发,顺着长江,用大竹排装载木材,沿途做生意。南国农与父亲同行,饱览风光,无忧无虑。

　　多年以后,南国农骑着自行车,忙碌在甘肃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和他的同道一起,为我国最早的电化教育(即“教 育技术”)专业“开疆辟土”。

　　如今,这个专业已经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由专科、本科、硕士点到博士点,一路“奔袭”而来。南国农就是那个掌控方向的人。

　　年事已高,早就告别自行车了,但南国农还时常沉迷于自行车带来的速度感。就像他的人生,跌宕起伏,却始终如一地朝着“追求最优化教育”的目标迈进。

“话剧王子”　唤醒民众

　　“打麻将,老舍总是输,华罗庚老是赢,因为他用上了概率论”

　　生于江西清江县(今樟树市)的南国农家业殷实,父亲做生意有一套,还娶了位有钱人家的千金——他的外祖父曾经号称“湘南首富”。他有的是机会从商,大学毕业时外祖父就要安排他到香港打理钱庄,他不干,拒绝成为“富二代”。

　　他还有从政的大好时机。上世纪40年代,他是中山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来这里考察,对参与接待工作的这个年轻人赏识有加。这位前中山大学校长爱才心切,邀请南国农毕业后到他身边工作。南国农应下了,1943年成了朱家骅的秘书。但不久他就厌倦了,发现这条路不对他的“胃口”。

　　他喜欢的,是凭借自己的才学和能力,用教育的手段,去影响他人。

　　青年时代,他钟情的方式是话剧,因为“在那个年代,话剧是唤醒民众最为有效的工具”。寻找最优化的教育方式,早就成了南国农的自觉行为。

　　1938年,高中毕业,南国农联合清江县在上海、南昌读书的同学,成立“抗日巡回话剧团”,并担任副团长,和剧团一起从赣北到赣南,“目的是宣传抗日,唤起民众”。在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里,他登台主演。

　　90岁的南国农风度翩翩、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可想而知18岁的他在舞台上是怎样的一番青春景象。

　　对话剧的热情延续到了他的大学生涯。1942年,江西、河南发生重大洪涝灾害,正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南国农和同学一起组织活动筹款赈灾。作为活动的负责人,南国农请来小提琴家马思聪参与音乐会的演出,还力邀剧作家洪深出任话剧《野玫瑰》的导演。

　　洪深成了南国农的话剧导师。后来南国农在重庆教育部工作时,洪深导演话剧,就让他过来帮忙。南国农记得他参与的话剧有《密支那风云》和《少奶奶的扇子》,主演有白杨、秦怡。

　　1948年,南国农被朱家骅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在那里结识了华罗庚和老舍等人。“有时大家会打打麻将,老舍总是输,华罗庚老是赢,因为他用上了概率论”。

　　更多的时候,留学生们为祖国的命运担忧。1949年新中国成立,南国农牵头在他乡拿起话剧的武器,自编自演《异国的困恼》,一吐留学生的胸中块垒。“这部话剧要表达的是,因为祖国太穷了,我们在国外总是受歧视,强烈期待新中国早日繁荣富强,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说话间,南国农的声音高昂起来,尽显当年“话剧王子”的风采。

　　南国农担纲这部话剧的主演,从纽约演到旧金山,他的呼声,更多的华侨听到了,更多的留学生感动了。演完了,在周总理的感召下,他收拾行囊,一路辗转,几经曲折,终于回到祖国。

电话教育?　电化教育!

　　陶行知的一席话成了他毕生奋斗的方向

　　南国农没有以话剧为终生事业,他选定了教育这个行当。

　　他不爱家财万贯,也不想加官进爵,他佩服的人是陶行知。

　　陶行知的一个小故事他经常挂在嘴边。一天,陶行知听到学生在鼓励同伴要努力读书,理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陶行知把这个学生叫到办公室问道:“你刚才说的对不对啊?”学生心想自己肯定错了,于是就改说应该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下人”。陶行知说:“公平合理的社会里,不能有人上人,也不应该说人下人,应该做人中人。人中人就是大丈夫,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南国农想成为“人中人”。陶行知的另一席话再次点醒了他:“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这成了南国农毕生奋斗的方向。

　　回国了,恰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大学前身)的校长要人,去支援大西北的教育事业。南国农心动了,和同是留学生的萧树滋一道,义无反顾地奔向兰州。

　　在美国,南国农接触了视听教育专业。在国内,这叫电化教育,尚是个新鲜事物,他和萧树滋见缝插针地运用自己的所学所知,普及这门学科。但动乱岁月来临,再好的设想也只能束之高阁。

　　改革开放,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成了共识,电化教育的功能开始彰显出来。教育部成立了电化教育组,建立了中央电化教育馆,结果发现没有真正懂行的人。四处寻找,他们都扎根在大西北:南国农和萧树滋。

　　南国农也看到了机遇,他冲在一线,给电化教育事业争取应有的位置。在他的努力下,“电化教育”首度写进教育学的教材里,并且在全国性会议上,他提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在发展电化教育,师范教育的教育改革突破口更是在电化教育。

　　他斩钉截铁的声音,教育部听到了,全国首次电化教育培训班放在了兰州。随即,电化教育的学科建设、教材编写、期刊出版、理论构建一并铺开,南国农是领路人。

　　什么是电化教育?南国农给过一个定义:“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与传统教育媒体恰当结合,传递教育信息,以实现教育最优化。”说白了,就是把投影、录音、录像、广播、电影、电视、计算机等现代教育技术,渗透进教育的过程。

　　但当时有些人难以接受,特别是在相对偏远的西北,上课,不就是黑板加粉笔,一师,一群娃娃吗?

　　创办专业,要人才。到人事处申请编制,人家纳闷了:你这专业,不就是开开机子,放放带子,还用得着大学生?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抗文生起初在美术系工作,临时调来协助南国农。他的字好,一次南国农让他写个海报,内容是关于电化教育的讲座。他大笔一挥,写成了“电话教育”就四处张贴。因为是门外汉,对此完全没有概念。

　　可以想象,60岁开始“创业”的南国农要走的路有多长。回望当年,他感慨是苦干精神支撑着他,“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

　　现实有风吹雨打,但南国农心中的信念之灯始终不灭。抗文生回忆说,当时学校生物系有位教授对电化教育不太了解,南国农知道他要讲细胞,让学生逐个地在显微镜下看,结果一百个学生心目中有一百个细胞形态,教授归纳总结时无法让学生都信服。南国农就让抗文生等用显微摄影做个片子,提供给这位教授。困扰多年的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以前是我们找生物系,说给你们做个片子吧。后来,他们都上门找我们了”，抗文生说,“南先生懂得从小处下功夫,最终发挥了大作用”。

　　一有机会,南国农就苦口婆心地告诉大家电化教育有何优点:它可以突破教育内容的时空限制;可以使抽象概念半具体化,具体事物半抽象化,从而让教学、学习变得容易些;可以缓解师资紧缺的状况,扩大教育规模。

　　他说,高等教育有两个公式,传统的公式是10:1:100,即每增加10个学生,就要增加一个教师和100平方米的校舍;而电化教育的公式是50:1:0,即每增加50个学生,只需要增加一个教师,不需要增加校舍的建筑面积。“后者是发展电化教育的优化公式,所以说电化教育是建设现代化教育的希望之路。”

　　苦心经营赢得了丰硕回报。如今,电化教育早就获得了“身份证”,并且学科体系日臻完善;他的力作《电化教育学》被台湾新学识文教出版中心相中,购买了海外繁体字出版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在台湾最先出版发行的学术著作之一。而且,由他主编的《电化教育研究》成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类权威期刊。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一直尊奉南国农为师长,“解放初期,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令人钦佩;他奔赴艰苦的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的教育,令人钦佩;他人生道路遇到坷坎,受到莫大的委屈,但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坚贞不渝,令人钦佩;他老当益壮,为电教事业倾注了全部精力,更令人钦佩”。

三个“忘了”　言传身教

　　“洪深是一个很热情的人,重情义”

　　以西北师范大学为中心,南国农硬是打出了电化教育研究的一片天地。风生水起时,他有机会到条件更为优越的地方施展才华。他断然拒绝了,“就是工资高一点,待遇好一点,我不在乎这个”。更为重要的是,时任校长的著名教育家李秉德是他的好友,拔腿走人不好意思。

　　南国农很看重洪深对他的影响。“洪深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当时我是个学生,他是老师,我请他来导演话剧,他就来了。不像有的老师,提出要坐轿子,还要演出费。”

　　而且,洪深重情义。南国农从美国回来时,已是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的洪深闻讯赶往车站,迎接这位话剧“同行”。

　　师者的言行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陆记得,2007年5月,她陪同南国农到北京人艺看话剧,恰逢剧院大厅正在举行中国话剧百年展,其中有洪深的大幅画像。南国农在画像前凝神了许久,并提出要合影留念。

　　“人生三件事:做人、做事、做学都重要,做人最重要。”这是2008年底南国农在浙江师范大学留下的寄语。

　　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卢乃桂看来,南国农是一位气量宽厚的谦谦君子,“南先生善人和气,但对学问的追求有木石心。他让我看到意志坚定、忍耐宽容可助人治学经世。与先生相识25年,从他待人处事的态度,我也渐能理解‘心宽,福厚而庆长’的意思了”。

　　江西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所所长钟志贤,20年前跟随南国农学习时,根据一些国外远程教育研究的英文材料,编译了一篇文章,给恩师教正。南国农找来原文,逐一地校订。过了几天,他跟钟志贤说,译文大意还行,可是表述别扭,欧化语言现象严重。从事翻译,要能进得去,即读懂原文,更要出得来,就是用流畅的中文表达,心中要装着国内的读者。“直至今天我也不敢忘记先生的教诲,同时也经常拿先生的话来开启我的研究生。”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王文升发现南国农出门总是带两副眼镜。为什么要这般“装备”?原来，有一回,南国农参加某国际会议登台发言,眼镜放在包里,忘了带上台,看不清手表,加上要翻译,他超时了。对于他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补救的办法除了买块大手表,就是带上两副眼镜,其中一副放在口袋里,随时可以取用。

　　忘了年龄,这是南国农信奉的养生之道的一部分,另外两个“忘了”是忘了疾病、忘了恩怨。这是别人的总结,他觉得很适用,就拿来用上了。

　　什么都可以忘了的南国农,怎么也忘不了思考电化教育学科的发展前景。

　　他正在研究今年5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他认为要实现提出的五个战略目标,如果没有电化教育的支持,只是一句空话。

　　但质疑的声音萦绕耳际:当前电化教育的技术支持更多地依赖计算机,而大学都有计算机相关专业;电化教育的教育理念,教育系的学生也都熟悉。这样的背景下,电化教育专业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人人都可以当司机了,还要司机干吗?”

　　南国农正要作出回应,解疑释惑。这是他擅长的事。前段时间,网上有个帖子,悉数电化教育发展的“十大怪状”。南国农饶有兴趣地一一解答,用中央电教馆副馆长王珠珠的话说,平等地与业界同仁进行了讨论,澄清了问题,指出了学科的发展方向。

　　早在电化教育专业草创的阶段,南国农就有了“全国电教是一家”的期望。如今,他就是“家”门口的那面旗,迎风猎猎,屹立不倒,指引着后来者前行的路。

老当益壮的南国农，为电教事业倾注了全部精力。刘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