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当年豪情时（记忆）

　　今年8月15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回忆被称为“学生军”的平郊游击队和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以后的战斗历程，引起我这个幸存者思绪绵绵。

　　1937年的夏天，北平城里开始听到卢沟桥的炮声，热血沸腾的学生们成群结队赶到宛平城，赶到南苑去慰问二十九军的将士。时隔不久，炮声远去，插着太阳旗的日本军车行驶在东西长安街，街上站岗的日本兵大声呵斥着北平的大爷大妈们。北平沦陷，天地变色，人们将和东北三省的人们一样成为亡国奴。我的哥哥是中共地下党员，我随他出城去寻找成立不久的抗日游击队，通过西直门日本兵哨卡的情景，还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北平还有城墙。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二环路就是在拆除城墙的旧址上修建的。今天那里已是高架桥纵横交错、车流穿梭来往的交通枢纽，西直门已只剩下一个站名了。

　　我参加的那支抗日游击队，最初是由潜入关内的一部分东北义勇军人员和北平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派出的人员结合而成，随后便是我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大批进步学生的涌入。日寇占领北平以后，北平郊区处于动荡之中。那时北平德胜门外有一所河北省第二监狱，其中关押着几十名我党被捕的同志，为了不使这些同志落入敌手，游击队采用了冒充日本兵的办法骗开了狱门，收缴了狱警的枪支弹药，解救了全部犯人。这些身穿囚衣、面目苍白、因带镣而行动不便的囚徒，此时重见天日，许多人便加入到游击队中来。其中的政治犯大都是老党员，有些同志不久便成了游击队中的中下层骨干。当年出狱的犯人们临时的集合点、附近那个空旷的大操场，新中国成立后成了我军的宿舍区，称之为黄寺大院。此事发生的前后，在卢沟桥、南苑、南口等地与日寇作战的国民党二十九军撤退时一些流散官兵也加入到游击队中来。当时驻守在通县由日军控制的“冀东保安队”，因不堪日军压迫，曾借卢沟桥事变之机哗变，遭到日军镇压，有些溃散人员也加入到这支游击队中，一时间游击队聚集了各路落难朋友而能文能武，行军中长衫、短褂、囚衣、军服五颜六色，十分引人注目。因为以红蓝两色袖箍作为标志，这支队伍被老百姓称为“红蓝箍”。

　　伴随着对这些事件记忆的，是当年人们共有的那种压抑的心情，那种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益加深的对亡国灾难的预感，那种渴望对侵略者决一死战的悲愤情绪。我们今天的国歌，那时的名称叫《义勇军进行曲》，原是影片《壮志凌云》里的一支插曲，因为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几年前就已经在学生中传唱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面对强敌，渴望“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渴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种时代感情，已不为今天的年轻人所理解，但在当年却是广大爱国青年的心声。在这支游击队里，有许多流亡关内的东北籍学生，每当在一起哼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哼唱起“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常常泪流满面。正是这种时代感情和主张抗日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带给人们的希望，加以中日双方签订《何梅协定》对学生们抗日情绪的进一步压制，促成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爆发。正是这种时代感情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主张，促成了1936年的“双十二”西安事变，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面抗战的爆发。我的游击队生活，是在这种时代感情的熏陶中度过的，与我朝夕相处的是我心存敬慕的老义勇军，是我衷心信赖的被营救出来的共产党人，是救亡运动的骨干、见多识广的大同学。每到一地，闲下来便听他们讲义勇军作战的故事，讲监狱里如何秘密传递消息，讲被捕入狱的经过，讲失败的磁县暴动，讲“一二·九”，讲去南京请愿，讲去卢沟桥劳军。他们的经历强烈地感染着我，教育着我。他们都是我的兄长和老师。

　　游击队在北平西北郊活动的时间有4个月之久，打开第二监狱以后主要是“起枪”：搜集二十九军撤退时和过去军阀战争时期遗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并在黑山扈同过路的日寇打了一场遭遇战，击落了一架敌机。此事惊动了北平的敌人，开始对妙峰山一带进行清剿。那时，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其115师在取得山西平型关大捷以后，已开始建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时游击队接到朱德、彭德怀同志的来信，决定到冀西阜平与八路军会合。经过长途跋涉，游击队于12月上旬到达阜平，受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欢迎。我清晰地记得，在阜平东门外的河滩上，欢迎我们的军人中，先期到达这里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黄敬同游击队里的老熟人拥抱攀谈的情景。

　　到达阜平以后，我就离开了这支游击队，被送往军政学校学习。游击队应官兵要求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又回到平西地区活动，创造了新的业绩。游击队里老党员多，知识分子多，许多同志被调出去担任了重要职务。我从军校毕业，分配到军区的剧社作了文艺宣传工作，抗战八年中多次到各军分区演出，常常同游击队里的熟人不期而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春天，我们到山西定襄、崞县敌占区进行对敌政治攻势，曾遇到当年在狱中领导过绝食斗争的毛蓬同志，他曾在游击队第三总队负责宣传，而我是总队部的文书，他因为负责敌军工作，曾热情款待了我，谁想事隔两年，竟听到他在孟阳曲敌工部长岗位上被敌人包围，纵火，突围不成，葬身熊熊烈火中的噩耗。毛蓬原籍吉林，是一位诗人，可惜没有诗作留存。在游击队朝夕相处像兄长般照顾我的第三总队“传达长”王洁清同志，也是一位坐过牢的地下党员，再次见面已经是第一军分区侦察科长，因右臂负伤，每次见面都用左手敬礼还礼，后来去了陕甘宁，在保卫延安的战役中建有功勋。没想到凡是坐过监狱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折磨，他也未能幸免。他恢复工作后曾任军委工程兵后勤部副部长，已于1991年辞世。当年游击队第三总队的特派员黄秋萍同志，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政治犯中具有理论水平、深受大家信赖的同志，也是对我帮助最多的一位。他离开游击队以后担任了军分区的民运科长，负责同北平地下党组织联系，许多由北平来到根据地的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都经他一手安排。电影艺术家于蓝为了感谢他的帮助，曾约我一同去看他，时值“文革”后期，他尚处在逆境之中。“七七事变”60周年时，老同志们都离休了，当年游击队里党的负责人、曾任建筑科学院院长的汪之力同志，曾约请在京的游击队老人们聚会。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73周年，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以《寻根学生军》为题，连续三天播放了对几位老同志的访谈。在屏幕上我又一次见到汪之力同志和黄秋萍同志，他二人均已是97岁高龄，而另两位被访问者，当年游击队创建人之一、后来担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的纪亭榭同志和后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史进前同志，则在访谈播放前辞世，给人以时不我待之感。

　　被称为“学生军”的平郊游击队和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以后的战斗历程已成为往事，而革命者当年的战斗豪情仍能给今人以激励，并引起我这个幸存者的绵绵思绪，想起许多在战争中早早献出生命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