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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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对瑞典社民党的初步认识

  对于如何评价社会民主主义问题在国内外长期来存在严重分歧。马克思、恩格斯曾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但十月革命后,所有不支持武装革命的社会党、社民党统统被斯大林打成修正主义、叛徒。甚至我们中央苏区的一些红军战士也受到株连。二次大战中,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曾经为反对法西斯并肩战斗,但战后双方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仍然争论不休。一方要搞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要搞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矛盾一度十分尖锐。但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早在1986年冷战尚未结束时,就对来访的瑞典社民党主席、政府首相卡尔松说,“我们都是左翼”[6]。在这个期间,中共中央也确定了“尊重各国社会党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的方针[7]。但国内不少专家学者仍然没有改变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对社民党人的种种偏见。

  对于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我过去也知之甚少,但去欧洲特别是两次对瑞典考察后,我开始对社民党问题进行新的思考。百闻不如一见。在2001《改革内参》发表的《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中,我说在实现马克思倡导的社会主义问题上,无论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提高,还是实现分配公平、社会正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方面,瑞典社民党的成就都是很大的。因此有必要把瑞典模式“列入社会主义范畴,当作世界上一种与苏联式社会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来研究和对待”。我还认为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政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而一些依靠武装斗争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民主法制和生产力水平方面还不“够格”,应该补上这两课。我的建议受到了许多同志的重视,但也受到一些同志的批评。

  三、对瑞典认识的升华

  这些批评使我对瑞典社会的发展更加关心。但国内对瑞典事情报导不多,我又不会外语,难以得到第一手资料,因此在许多问题上也有些拿不准。最近有机会阅读高锋先生翻译的这批社民党原始文件,心中十分高兴。经过认真阅读和研究,我在社民党问题上认识产生了新的升华,更加坚定了我对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信心。 

  (一)瑞典社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

  这几年总有一些专家学者说瑞典社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或者修正主义政党。我心里虽然不以为然,但也没有具体证据提出反驳。这次当我阅读到社民党现行党纲中的这段话: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对诸如技术、资本积累和劳动组织等因素,即生产力对社会和人们的社会条件具有决定性的认识”[8]时,我更加认识到事情被某些同志搞颠倒了。在苏联东欧许多共产党数典忘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这个由工人始终占多数的瑞典社民党却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瑞典工人阶级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这种大无畏的和坚定不移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啊!

  在这份2001年党纲中,社民党还宣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对手。”[9]瑞典社民党意识形态专家、党纲委员会前主席考克最近为此书出版也撰文说,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是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定位是由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社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社民党自身定位的观点贯穿于该党的整个历史”。[10]这就足以说明,瑞典社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世界上有哪个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政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吗?我反正是孤陋寡闻,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的专家学者不加分析地将其定位为“修正主义”政党,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瑞典的所有制问题

  有同志说社民党既然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为什么在其长期执政之后,瑞典企业的大部分仍然掌握在私人甚至是大资本家手里?这个问题提得好。

  对生产资料国有化问题,从其党纲上看瑞典社民党从成立来就全盘接受并长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包括连续写了16篇批判瑞典社民党论文的奚兆永先生也认为,在1925年布兰亭逝世之前,该党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他认为是社民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阿尔宾·汉森提出的“人民之家”思想,使社民党变成了修正主义。

  什么是汉森先生的“人民之家”思想,真的是这个思想使瑞典社民党改变了颜色吗?我在高锋先生帮助下查看了有关资料。汉森主要有两次讲到这个问题。第一次是1921年,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建立工人阶级专政,不是用一个新压迫取代一个旧压迫。我们所追求的是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上和在绝大多数人民支持下,给受压迫的社会阶级以平等以便废除阶级,给所有瑞典人一个美好家园”[11]。从这个讲话中,我们可以发现汉森主张反对阶级压迫,主张支持受压迫的阶级,甚至和我们共产党人一样主张消灭阶级。但他主张通过民主手段,不主张用专政工具,也不主张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他强调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应该以民主为手段,要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他的人民之家思想与我们的专家们在斗争手段问题上,确实有较大差别。

  但这个思想是社民党的一贯主张,在社民党第一次党代会上就把实现普选权作为党的首要目标,主张在民主基础上通过渐进式改革改造社会。在其后来的所有党纲中,都贯穿着这一思想:“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仅仅改变经济制度而不随之进行民主控制,只会带来新形式的专制。”[12]卡尔松先生最近在其《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分析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矛盾具有关键性意义。这一矛盾既涉及到劳动条件问题,也涉及生产成果的分配问题。它不可避免地来自劳动生活中的不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不可调和的。”[13]“社民党在劳方与资方的利益冲突中代表着劳方利益。但这并不等于说社民党否定资本的重要性。我们所做的只是不让这一利益去支配、或者说去剥削经济生活中的其他成员”。这段话清楚讲出了汉森的人民之家思想的真谛所在,也是我们了解什么是社民党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关键。

  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条件下,社民党怎么可能使劳动人民取得与资产阶级平等的地位呢?1926年,社民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著书《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此发表看法说,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意味着工人阶级应该全面参与社会生活,并在社会决策中拥有与其它阶级同等的权利。为达此目的,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与之相伴随的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取消资本阶级对财产和权力的垄断,就成为工人运动的纲领性要求,或者说武器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这并不是党的目的,而仅仅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在某些条件或情况下适当的工具。社民党人始终是财产和生产国有化的有条件的拥护者。每一个具体措施都要看其是否有利于实现党的目标。

  对于“所有权”问题,他说这并不是人们生来所具有的,而是“国家通过法律所规定的对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14]。国家可通过立法剥夺它,也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限制或改造它。他指出,社民党领导人民争得的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险法和社会政策的其他所有内容,实际上都是对“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私人财产绝对主权和自由竞争制度的一种废除”。通过这些改革,工人阶级实际上获得了“对私人财产如何使用的部分权力”。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国有化,也包括国家根据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要求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改造和“其他所有社会变革”。他的这一理论创新,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下扩大到国家干预和政府政策所能涉及的许多领域。

  卡莱比在分析了生产要素的不同作用后指出,工人劳动并非是产品价值的唯一来源,资本利润和地租虽然不尽合理,但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生产中,对于现代化生产也是不可缺少的,经济价值规律和企业利润原则更不可能废除。        因此,他主张社民党采取以下方针进行变革:通过立法对私人所有权进行限制;尽可能地扩大公共部门和其他形式的集体生产,增加公共资本积累;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对地租和资本利润进行再分配;利用社会政策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通过教育和其他措施增加高级职业的就业机会,减少低级工作岗位,以便实现经济平等。他宣称,上述政策使工人阶级对生产要素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参与和改革,从而也就改造了整个社会。

  这个后来被人称为“功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使社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有了新认识。这一理论教育并影响了社民党人,帮助社民党在理论上摆脱了困境。正是在这个理论影响下,社民党新任主席汉森[15]1928年在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人民之家思想:“在一个好的家庭里没有特权者或者被冷落的人,没有宠儿,也没有后娘养的。这里没有人看不起人,也不会为了获得个人好处而损害他人利益。在这里强者不会压迫、掠夺弱者。在好的家庭里有的是平等、关照、合作与互助。实行大型的人民或公民之家将意味着拆除所有把公民分成有特权的与被冷落的、统治者与依赖他人的、富人与穷人、占有者与被占有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社会和经济壁垒。”

  他强调指出,瑞典社会目前还远不是良好的公民之家。这里虽然有政治上表面的平等,但社会方面仍是一个阶级社会,经济上是极少数人的专制。不平等常常是惊人的:一边是朱门酒肉臭,而另一边却是许多人逐门乞讨,穷人们为了充满疾病、失业和其它不幸的明天而担忧。因此要想使瑞典成变成一个人民之家,就“必须清除阶级差别,发展社会护理,实现经济平等,让雇员们参加经济管理,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内也实现民主”。但他并没有忘记所有权问题,而是强调指出, “从长远观点看,政治上已经站起来的人民,决不能容忍对于创造生活条件、对于维护和促进繁荣的最重要的工具,掌握在为了满足利润追求而经常置生产与其他公众利益于不顾的极少数资本家手里”。

  这些主张缓和了党内关于党的长远目标与当前改革措施关系的争论,使社民党开始把精力集中放在如何缓解劳动人民当前的苦难问题上,从而提出了通过国家借贷、开办公共工程以缓解失业并促进经济回升的反危机纲领,赢得了1932年大选,在农民协会支持下上台并开始其长期执政。毫无疑问,卡莱比的理论创新与汉森的人民之家主张为社民党上台和后来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

  1944年社民党在连续执政12年之后,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这些认识在其新党纲中有明确体现:“ 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特点不是个人占有财产,而是所有权和对社会绝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对这种所有权的参与之外”。这个“不是”和“而是”非常重要。这个发现使社民党“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以便使生产的决策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的同时,“主张把工人与财产重新结合在一起。它将通过不同的道路,时时刻刻目标明确地使劳动者参与其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有条件搞小企业活动的地方,可以以私人所有的形式实现这一结合。但在大规模企业技术条件下,必须创造集体形式来实现工人对财产的参与。”从此,社民党不再要求消灭私人所有制,而是要在限制垄断资本的同时扩大私人经济,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工人也变成企业家,以实现其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主张。

  在上述调整的基础上,新党纲提出:“社会对生产力的影响,劳动人民对财产的参与,计划性生产,公民间的平等是社民党奋斗的指导性原则。它们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指导方针。”[16]这个方针既没有讲生产资料国有化,也没讲资本主义剥削,但却为其逐步减少资方的剥削压迫指出了方向。这是社民党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情况做出的重大调整,也是该党从结构社会主义――“国有化”方针走向功能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式宣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中“最彻底、最具革命性的理论转变”。[17]

  但社民党并没有就此放弃生产资料国有化这个对付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不仅在其1944年党纲,1960年党纲,1975年党纲甚至在其1990年党纲中,仍然有“当维护公共重大利益之必须时,得将自然资源、信贷机构或私人企业置于社会所有或社会控制之下”的条文,而且在实践中对私人资本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改造和指导政策。当然,这与我们的专家所主张的将资产阶级“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主张仍有很大区别。 

  1990年在其党代会上,社民党就所有制问题总结经验说,过去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要改变生产秩序只有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种观点来自工人运动青年时期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但随着普选权和政治民主的实现,条件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不再源于财产占有,而来源于公民权。社民党可以利用赢得的政治权力,使越来越多的对社会发展的实际决策权从私人资本手中转移到民众手里。“社民党的道路——改变对生产和对生产结果的分配的决定权而不是对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所有权,让这个决定权以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不仅是更简单,而且首先是更符合所提出的目标。”这条“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为瑞典劳动人民争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保障”以及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是有目共睹或者是人所共知的。

  实际上,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多或少地都在执行这种政策。

  (三)瑞典模式的竞争力

  对于瑞典社民党的成绩特别是其为全国人民建立的全面的社会保障,国内绝大多数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都是承认的。但总有一些人极力贬低它在改造社会,提高劳动人民地位等方面所起巨大作用。说它为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税收负担同时养了许多懒汉,造成了高税收和低效益等严重问题,因此告诫我们千万不能犯瑞典搞福利国家的错误。

  对于瑞典社会福利制度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出现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高锋先生在其《瑞典社会福利纵谈》和《瑞典福利社会的财政危机》中都有过详细的论述。社民党1932年上台后,在瑞典经济还很落后情况下开始建立社会保障时,受到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激烈攻击。仅仅由于农民协会(现称中央党)的反对就迫使社民党1936年和1957年两次解散政府。但70年代瑞典福利国家建设完成后,资产阶级政党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但不再反对社会福利,而把提升社会福利作为与社民党争夺选民的重要武器,从而把瑞典福利开支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顶峰。在极度优厚的福利保障下,职工泡病号、滥用福利补贴的现象屡屡发生。加上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石油危机等因素,瑞典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国际收支和政府财政严重失衡。显然,瑞典社会福利当时的水平既超过了其经济承受能力也超过了当时的人民觉悟水平。80年代中期社民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降低税收和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措施。但这些超级福利的既得利益者主要是中下层民众,即社民党的传统选民。这就使该党难以下手做出调整。直到90年代初,苏联东欧地区出现大动荡,国内外压力空前加大时,社民党才冒着下台危险着手改革医疗保险,企图解决职工“泡病号“这个老大难问题。

  社民党还取消了国家对信贷和外汇市场的控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在瑞典投资的限制;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强调国企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利。把国家企、事业管理局等众多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后推向市场;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的70%至80%降到不超过50%,使绝大多数职工(年收入约合3万美元)仅交30%的地方所得税和象征性的200克朗的国家所得税,而收入高过此限的人再在其超出部分中上缴20%给国家。1994年社民党在加大福利改革力度的同时决定把上述国家所得税上调至25%,以使高收入者为改革做出更大贡献。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社民党继续对社会保险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先后将保险补偿度由90%降到80%乃至75%(目前调回到80%)。生病第一天和失业第一周没有补贴。对不接受所推荐之适当工作或自己辞职者,保险部门须扣发其部分失业保险金。政府还提高了住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同时又规定医药费总开支一年内超过270美元后全部免费,以照顾弱者。社民党还积极参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共建欧洲单一市场的合作,并引导瑞典于1995年正式加入了欧盟。

  对于这些调整,社民党在议会的盟友――左翼党不敢支持,总工会领导也公开反对,但社民党在其平等和团结政策的帮助下凭借着其多年的执政经验,赢得了中央党的支持,从而在瑞典社会基本稳定情况下完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使瑞典最终在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89年至2000年瑞典生产率提高了59%,在西方国家中名列第一,而名列第二和第三的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50%和49%。同期,其工业产量增长幅度也名列发达国家榜首。其市场规范化和廉洁度不断提高,瑞典因此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欧洲国家之一。2000年瑞典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瑞典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世界发展程度排名榜上由1990年的第11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二名,仅次于挪威。2006年瑞典在国际竞争能力排名榜上名列第三,超过了美国。但瑞典的基尼系数这一年为0.246,在世界上仅高于丹麦。

  事实证明,社民党不仅能够顶住资产阶级(包括与其合作过的中央党)的攻击,创建一个福利国家,而且也能顶住党内外(包括总工会)群众的压力,坚决革除其福利制度中阻碍经济发展的陈规旧习,使瑞典经济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瑞典模式不仅能够给予人民以全面的社会保障,而且也能创造出可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所有国家相媲美的国际竞争力。在社民党改革福利力度最大的七年中,其党员人数锐减40%,社民党为国家的长远利益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其改革勇气与牺牲精神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无可比拟的,也是我们的某些专家没有看到或者不想看到的。社民党作为一个政治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它能领导人民实现这些改革,而在于它把这些改革的绝大多数以国家立法或者劳资协议等形式固定下来了,使得任何政党和个人即使在社民党下台之后也很难重新翻案。历史发展也证明在社民党三次在野期间,该党在瑞典所确立的基本国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并非由一党一人所决定的社会变革被人称为一次“静悄悄的革命”,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性变革,这是瑞典社民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为瑞典劳动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

  (四)对于瑞典社民党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和团结,有些同志很不理解,有人习惯性地把它们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

  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九份社民党党纲几乎每份都讲到社民党的价值观问题。任何没有偏见的人,只要稍加阅读就会发现,它与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大同小异。我信手从其1990年党纲中摘下这么几段话:

  “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普遍性的同等的选举权、思想与信仰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对社民党来说都是根本性的。这是在与旧的特权社会进行激烈斗争中赢得的,必须在与各种权力集团的斗争中不断加以保卫。”[18]

  “经济与社会差别为公民使用自由和自己的公民权利提供了不同的条件。通过把人们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劣势下解放出来以保卫和加强公民的自由,并通过摆脱对私人经济权力集团的依赖以扩大这一自由,是社民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平等是自由的继续。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那些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肯定没有足够的自由来控制自己的生活。出于其对自由的要求和对所有人同等价值和同样尊严的观点,社民党坚决反对所有形式的阶级差别和各种形式的歧视”。

  “社民党主张团结贯穿于社会发展和人际关系。团结要求在劳动和社会生活中人人各尽所能地做出努力,在供给时要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团结意味着对相互条件的理解、关心和互相体贴。”  

  “自由、平等与团结共同构成民主社会的基础,同时也只有民主社会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和团结。民主是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基础。这一理想必须贯穿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所有领域。”

  这就是瑞典福利社会建设的指导原则和精神支柱,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反对这些为瑞典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赢得巨大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价值观呢?这些主张中又有哪一条不是社会主义的?

  (五)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当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之后,人们最关心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争论最大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尽管我们建国快60年了,实行改革开放也30年了,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分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这在如何看待瑞典社民党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瑞典社民党以社会主义或者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在建设瑞典和谐社会或人民之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解放思想首先就应该在社民党问题上进一步拨乱反正,要彻底从唯我独革、唯我独社、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极左影响下解放出来。

  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的。在讨论了这么多问题之后,我想说瑞典有着比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在现在我们公认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哪个国家在政治上比瑞典更民主,经济上更发达?有哪个国家劳动人民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比瑞典得到了更大的份额?又有哪个国家的“三大差别”比瑞典还小?哪个国家的劳动人民享有比瑞典更全面更优厚的社会保障?

  这些成绩既是社民党和瑞典工人阶级共同努力与奋斗的结果,也是由瑞典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在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的发展。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并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创造的生产力是不可能创造出比瑞典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的,这主要不取决于有关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在过去的不同时期我们曾经加封过或者认定过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对某些国家,我们有时说它是,过一阵又说它不是,似乎也没有什么客观标准。既然没有公认的社会主义标准,也就没有必要对瑞典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花费更多的时间讨论,还是让历史、让读者特别是瑞典人自己去界定好了。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而且只能是通过对瑞典模式的研究,借鉴瑞典的经验和教训、以便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

  该书共30万字,收集了卡尔松的《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社民党自成立以来的九份党纲,2005年党章和国际问题纲领,社民党元老前议长和意识形态专家写的两个评介,以及高锋先生的三篇论文,现在已由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首次翻译并出版瑞典社民党的历史纲领和基本文件。它内容丰富、观点新颖、资料难得,值得所有关心社会主义前途的人们一读(作者信箱:gaof100@yahoo.cn)。

  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将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研究发展,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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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原来是扬启先先生为《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一书所写的前言,随书一起发表后作者稍有增补。

  [2]杨启先教授 1927年6月生于四川省重庆市,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系。早年在国家计委工作,1981-1990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局局长、专职委员、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研究办公室副主任。自1991年起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经济专家”。

  [3] 香港经济导报1980年7月30日,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学者风范档高锋文集。

  [4] 世界经济1980年第12期。

  [5] 1981年10月1日香港经济导报。

  [6] 高锋同志先生当时在场并将此讲话记录存档。

  [7] 见李兴耕《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8]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2001年党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1期第26页。

  [9]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2001年党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1期第32页。

  [10] 瑞典社民党党纲评介,恩考克,见本书第135页。

  [11] 见安戴士·依萨克松:《党的领袖—佩尔阿尔宾传记第三集》,瓦尔斯特罗姆与威德斯特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84页

  [12] 见社民党1960年党纲

  [13] 英瓦尔·卡尔松《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见本书第15、26页

  [14] 尼尔斯·卡莱比:《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瑞典时代出版社1976年版第70、75、280页。

  [15] 见《瑞典100周年----通往人民之家的道路》第54页,斯文· 阿斯坡林,时代出版社,1989年出版。

  [16] 见本书1944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党纲。

  [17] 见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种新社会主义理论形容和历史研究》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0页

  [18] 见社会民主党1990年党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