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驻华大使:社会民主主义并非瑞典的惟一经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1:59:26
瑞典驻华大使:社会民主主义并非瑞典的惟一经验
刘波
对于一个局外人而言,如果试图去探究瑞典社会模式成功的原因,这既会成为一段能够不断感到新奇而愉快的旅程,也会令人疑惑丛生。你竭力想探求到瑞典成功背后的一些 “独家秘方”,而在瑞典人看来,他们国家的历史却一直都是自然走来,当前的成就似乎理所当然,无甚稀奇。
这个人口不到900万的北欧小国,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拥有隆德大学、乌普萨拉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拥有沃尔沃、伊莱克斯、爱立信、宜家等全球知名的工业品牌,还拥有国际经济竞争力、创新能力、人类发展指数长期的国际领先排名。把以高税收为代表的福利国家体系和富于创新的自由经济结合起来,配以较低的失业率和良好的经济增长率,这在分别奉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社会市场体系的英美与法德两种实践中,似乎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瑞典做到了。
无怪乎瑞典模式拥有无可争议的受欢迎度。左翼的英国媒体《卫报》不吝溢美之辞地称赞瑞典是“世界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社会”,与此同时代表资本力量的美国汽车公司经理人也如过江之鲫一般前往瑞典工厂学习经验。但稍微查阅历史就能给人更大的震撼,就在19世纪的时候,瑞典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当时富裕的伦敦市民经常为冰天雪地里饥寒交迫的瑞典人举行募捐活动,而今天是英国人、乃至许多欧洲人都在呼吁向瑞典看齐。
瑞典是如何做到的?人们都会这样发问。但把瑞典的做法称为一种“模式”或“道路”从而加以借鉴或模仿,这本身似乎就掉入了一个陷阱,因为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瑞典在刻意选择某种与众不同的社会组织或意识形态,沿着某种固定模本的“第三条道路”前进。可能实情并非如此,瑞典驻华大使林川(Mikael Lindstrom)即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并非瑞典的惟一经验,瑞典体制的最独特之处,在于它以一种集体主义、寻求妥协与中间立场、避免暴力冲突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前进。
在林川看来,瑞典拥有本民族连续性的传统,瑞典社会今天所汲取的文化与价值观资源,很多来自于数百年来连贯性的历史与实践。这本是一场有关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讨论,但大使会不断以自豪的语调将其回溯到遥远时代的历史——中古时代瑞典农民阶层享有的独立地位、国王和农民结盟对抗贵族阶层、17世纪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如何以严明的纪律和高效的管理在一个人丁稀少的北欧小国组织起雄视欧陆的强大陆军,这些传统都深深根植于今日瑞典成功的背后。
向瑞典借鉴,这似乎不只是一个经济或政治模式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范式(ethical norms)的问题。一个国家依靠一套向全体国民提供安全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鼓励创新的教育机制,由开明的政府在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监督下,培育宽容和开放的社会心态,进而最大可能发挥所有国民的创造性,其结果与其说会带来一场“奇迹”,还不如说是一段最自然不过的良性进程。
换言之,瑞典独特的成功之处并非完全可以以实行自由民主制、或者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来解释。瑞典一向以行政清廉和高效享誉世界,这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严格的文官选拔、培训与监督机制,在存在这种制度缺失的一些其他民主国家,腐败、政府低效依然是社会的痼疾。另一方面,瑞典的公众参与和监督不只体现在定期的公共选举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通过旺盛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对政治与社会进程日常性地施加自下而上的压力,这一点在许多民主国家也并非如此,似应归功于数百年来培养出来的集体意识、纪律意识与合作习惯。
在对外政策方面,200年来未曾卷入战争的瑞典更重视国际维和、环保等道德目标,这也提升了它的国际声望和“软实力”——根据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诠释,这是一种能使别国心甘情愿地配合一国政策的能力。
对瑞典成功故事的探讨似乎是个没有止境的过程。4月4日,瑞典驻华大使林川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就此话题与记者分享他的理解与经历。
访谈
“合意性”政治体系
经济观察报:人们常将瑞典的社会模式理解为一种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道路”,这样的道路在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林川: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不是惟一的作用。我们有着高度“合意性”(consensual)的政治体系,也就是说人们喜欢达成共识,不喜欢内斗、争论,我们喜欢找到一种妥协(middle way)的解决方式。所以不能说这就是一套社会民主主义的体系,而是一套参与更广泛的体系。例如现在我们的新政府就是中右翼政党执政的。但即使那些被称为右翼的政党,他们也表示自己是温和的工人政党,他们会做一些改革,但不会从根本上去改变福利制度。
经济观察报:在过去将近90年间,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由社民党在瑞典执政,只是在去年9月的大选中才被中右翼联盟击败。长期的社民党执政留给了瑞典哪些历史遗产?
林川:必须指出,虽然说社民党赢得了瑞典历史上的大多数选举,但大多数时候均只是以不大的优势获胜的,瑞典并不是只有这一个压倒性的大政党。瑞典的各个政党之间一直都存在着非常接近的平衡关系。举个例子,1970年瑞典通过的新宪法,将上下议院合并为一个议院。尽管制宪委员会为新宪法的起草讨论了20年,但他们还是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宪法规定的议会席位是350个。结果在1973年的选举后,政府与反对派都得到了175个席位,只好通过抓阄决定谁执政。于是后来瑞典又修改了宪法,将席位修改为349席。这个例子说明,一直以来瑞典的各个党派力量都是很平衡的,即使社民党执政,反对党也很强大,不可能由哪一派占据主导地位,我们总是需要倾听别人的意见。所以我不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瑞典的惟一历史经验,我认为瑞典的经验要比这广泛得多。
经济观察报:但中右翼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并组阁后,瑞典的福利体制等国家机制会不会进行一些改革?
林川:在某些方面他们试图让制度更加适应现在的情况,但他们并不是在重塑瑞典社会,那不是他们的目标。当前的政府在进行一些税收结构改革以利于未来的发展。你知道,在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论争话题。本届的执政党派曾在去年的竞选中强烈认为劳动力市场的监管方式缺乏效率,需要找到新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劳动力队伍中来。根据过去的做法,有些难以找到工作的人会得以提前退休,这种做法有点像是在回避失业问题的感觉。所以新政府觉得我们需要更多能够促进工作增长的政策。这个事情虽说很有争议,但人们认为他们是对的,所以他们赢得了选举。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改变机制,增加工作。
经济观察报:去年当法国政府试图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时,激发了一些学生和工人的抗议活动甚至暴乱。在瑞典这样的改革能够顺利开展吗?
林川:是的,能顺利开展。法国有许多非常具有国家干预性质的政策,例如关于每月、每周最高工作时间的规定,但瑞典是更加自由市场化的。在将近90年之前,社民党就不得不在两种选择之间做出决定,是主张建立一种集中式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还是其他方式。这一选择的结果是,共产党从社民党中分裂出去了。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即便是社民党也都接受了自由市场作为瑞典的主要经济制度。
经济观察报:所以说社民党接受了将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做法?
林川:是的。你可以看到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有类似的政党,如英国的工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但在上世纪30年代发生了许多争斗,德国纳粹上台后把社会民主党人投入监狱,它们的处境就更糟糕了。总体上北欧国家的社民党奉行改良主义,而南欧社民党则有更浓厚的共产主义色彩,如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其内部不同派别的争斗也比较大。但我们的方式就是有更多的妥协,避免争斗。
经济观察报:这似乎是瑞典的一贯做法,例如瑞典许多年来一直未介入战争,而且在国际上推动和平的外交政策。
林川:是的,瑞典能够一直维持和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保持中立,二战之后也采取了不结盟政策。我们还是联合国维和行动最早和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而且瑞典对外政策的许多做法不是出于利己动机。例如瑞典将GDP的1%投入到国际合作中,这个比例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瑞典还非常重视环保。联合国举办的首届全球环境大会就是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我在巴黎工作时,我的上司是前任驻联合国代表,他告诉我,在上世纪60年代,当瑞典人在联合国不厌其烦地谈论环境问题时,所有人都会大笑,他们认为把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当作一个重要问题很愚蠢,觉得我们有些假道学。但后来他们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所以联合国决定将大会在瑞典举办。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良好的声誉。
出于道德考虑的公共教育
经济观察报:你谈到瑞典是奉行自由市场的,如何在自由企业制和福利国家之间实现一种融合?
林川:我们不认为这中间有多大矛盾。自由企业是进行生产的、创造财富的,福利国家是关于如何使用这些财富的,也就是说如何以集体的方式使用这些财富。瑞典人的共识是,我们必须集体(collectively)来做一些事情,于是我们就必须纳税,通过税收向人们提供集体产品。我们扶助贫困人口,为每个人提供免费学校教育,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
经济观察报:这种集体方式是否根源于瑞典国民内部的团结意识?例如我听说瑞典政府表示要为所有国民构建一个“家园”。
林川:呃,是这样,也不是这样。我们希望建立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社会,但你也要知道瑞典有很多出生在其他国家或者祖籍其他国家的公民。15%的瑞典人或者出生于国外,或者父母之一出生于国外。我们并不是奉行一种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政策。现在瑞典是欧洲接纳伊拉克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我们所说的我们要建立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家的温暖的社会,那不是说只为瑞典人的,而是说我们不要把其他人落在后面。这也包括对待残疾人,给他们平等的教育机会,包括智障儿童,我们努力让他们最大程度地融入社会。在修建建筑时我们都尽量不设围墙,以方便坐轮椅者和盲人,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一分子。
经济观察报:瑞典如何通过鼓励非政府组织(NGO)来促进公民参与,使社会更具包容性?
林川:瑞典的NGO非常旺盛。瑞典在此方面有悠久的历史,这是一场持续100多年的运动。人们通过参与不同的俱乐部来理解民主的意义。在任何地方假设有50个人就某个议题举行会议,他们就倾向于先制定一些一致同意的规则,选出一个主席和委员会,就讨论的事项制定一项日程。瑞典的所有人都理解到,应当如何去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共同努力,这一直是瑞典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这项传统是基于瑞典文化价值观中的哪些因素?
林川:我学法律多年,也学习过法律史。我知道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处于封建社会、农民们几乎处于农奴的境地的时候,瑞典农民一直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我们一直都有强劲的农民阶层。当过去瑞典国王当政的时期,在议会中都有来自贵族、教士、市民和农民四个阶层的代表,当时没有任何欧洲国家是这样的。我可能不把这称为民主,但至少平民是社会中强有力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瑞典是欧洲第一个为所有人提供公共教育的国家,这是瑞典议会在1842年决定的,为所有人提供4年的公共学校教育。瑞典曾经是欧洲的穷国之一,但即便在那时每个人也都有比较良好的教育背景。我敢说这套教育制度是很重要的。
经济观察报:你们当时就把公共教育作为一项可以在未来带来经济繁荣的投资吗?
林川:(笑)这是以一种非常经济学化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我并不完全了解人们当时的思路是什么,可能是出于道德原因——如果希望人们参与到一个良好的社会中,我们就应当给所有人教育机会。在1842年,在每个小城市、公社和村落,根据法律规定都要修建一所学校建筑,并为教师留出宿舍。
经济观察报:直到现在这套体制也是免学费的,而且这也得到了公众的支持?
林川:你再次提到了瑞典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集体方式,所有人都需要教育。长期而言这对经济增长有利。但我们一开始并不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的,我们是从道德角度考虑的,我们不能说,“你爸爸太穷了,所以你别上学了。”每个人都要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
有时这会带来出人意料的结果,例如现在瑞典是世界上最大的5个音乐产品出口国之一。于是人们开始问,为什么瑞典做得这么好?我曾在一位大臣手下工作,他说他知道原因,因为瑞典的每位中学生都可以免费学习演奏一种乐器,这相当于是做一场大规模的培训,20年后我们就建成了很好的音乐产业。
清廉的保障
经济观察报:瑞典政府一向以清廉著称,你们实施什么样的体制来保障对政府官员的监督?
林川:很多解决方式是历史悠久的,而且也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借鉴。其中一个就是1809年宪法规定的一项制度,即除军事秘密、商业秘密等少数领域外所有的政府文件都要向公众公开,任何人都可以阅读。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这种方式,具体方式有所不同,例如通过制定《信息自由法》等。这是其中之一。
同样是在1809年我们实施了另一项制度,后来这项制度也为世界许多国家所借鉴,即监察专员(ombudsman)制度(这个英文词其实就来自于瑞典语)。这是一种公共官员,由议会任命,任何公民都可以向这位官员写信,就公共部门带给他们的麻烦提出意见,这是一种公共官员的控制机制。我们有军方和民事的两位监察专员,他们拥有职员和监察权力,并在每年提交报告。今天媒体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其基础是政府的透明。
经济观察报:在劳工权利的保护,包括工会组织等方面,瑞典是怎么做的?
林川:我们有强大的、历史长久的工会运动。瑞典的工会组织之间没有很激烈的内斗,一直比较和谐。工会态度温和,他们理解到应当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共存。1936年在瑞典雇主和工会之间达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协议,规定了谈判机制等内容。
瑞典的工会也接受了科技变革,他们看到的利益更为长远而不是短期利益,这就使我们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变革。30年前瑞典曾是世界最大的造船国之一,1974年瑞典的造船能力居世界第二。在那之后我们就意识到,面对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的竞争,我们可能不再具有成本竞争力,因此我们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而工会接受了政府的决定,政府不再给予造船业补贴。工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罢工,他们接受了这个措施。上世纪80-90年代在服装和鞋业也有很多工会,一段时间里他们对失去竞争优势感到很不高兴,曾经试图对抗这一趋势,但最终工会理解了,如果工人们想得到更高的工资,他们必须适应改变。所以工会是很倾向于变革的,他们思想开放、具有建设性。我想瑞典之所以能够将福利国家和良好的经济增长融合为一体,这也是原因之一。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瑞典、或者说北欧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林川:我想是有一种社会文化的特征。我们倾向于达成一致意见而不是去通过冲突来实现前进。我们喜欢倾听对方的意见,努力找到和平的问题解决方式,并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