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光绪皇帝的悖论

19-20世纪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简单定律因为异质文明的冲击愈显其适用性，风云际会的历史孕育了一批批重塑了中华文明的巨子。在巨人的夹缝中，有一个人处境尴尬的人，他就是光绪皇帝。

对于光绪皇帝的故事我们都有个大概的了解。在列强环伺，亡国灭种的民族危亡情势下，身为专制君主（或许并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无疑是个离经叛道者——他要变法，而且变革的范围超出了洋务运动的藩篱，引向了政治制度。这样的异类皇帝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在世界上也属难得。拿用来与戊戌变法对比的明治维新来说，名义上是在天皇的领导下，实际上是藩阀推到幕府，将本已无任何实权的天皇推到政治的前台。也就说，这实际上加强了君主的威权。

再来看戊戌变法，虽然实际上推行的主张与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改革相比有差距。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也是一个极大弱化君主权威的变革。这样一来似乎光绪皇帝真的是有巨大魄力的君主。作为专制君主的光绪皇帝却主动要弱化专制权威，这就是所谓的光绪皇帝的悖论。

观诸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组织形式，民主制和威权制无疑是具有可行性的两个选择。民主制的基础是每个拥有自由意志个体，具有平等地位的个体或者为了摆脱霍布斯所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或者为了更好的分工合作以获得最大福利，因此他们订立了“社会契约，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出来，赋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政府（霍布斯谓之利维坦）实操作中民主制为了防止这个利维坦滥用公民赋予它的权力，人们设计了一系列监督制约其权力的制度安排。尽管会有一些漏洞，尽管会导致或者效率低下或者“多数人的暴政”，但是民主政体比较好的解决了政府政权合法性的问题(社会契约)并且可以比较有效地制约权力的滥用（三权的分立与制衡）。

威权体制则是完全不同的，威权体制往往无法解决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而且由于权力的集中与缺乏制约，威权体制极易导致权力的滥用。但是在威权者看来，民主制不过是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并且不是必然的政治组织形式，作为政治组织形式，民主制的目标无非也是促进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或者善（good），但是民主制由于民主制意见的繁杂与权力的相互掣肘，往往会使实现社会最大善这个目标变得不可及。在他们看来，民主制虽然看上去很美，但是现实中人们对民主制的追求陷入了手段大于目的的误区，陷入了对民主的迷信。威权体制有他赖以存在的合理性—威权体制用一个强有力的意志压制住了众多且复杂的个体意志。这样一来，威权体制就有可能避免民主体制由于意见繁杂而导致的效率低下。进一步讲，掌握威权者是开明的即有理性者、有良心者或柏拉图所谓“哲学王”，他能将权力合理的运用于为全体人民谋福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威权的前景甚至比民主还好。在我们看来为威权体制辩护的“哲学王”之类主张即便不是完全的空想也只是美妙的童话。

威权体制无法解决政权来源合法性的问题，而且无法解决如何防止权力滥用的问题。威权统治为了巩固其统治往往会以其道德力量来感召被统治者，以其手中的国家权力施惠于被统治者以换取被统治者的承认和拥护。但是道德的感召往往不会持久，威权者无法控制自己对权力的滥用，这样一来，道德力量自然失效。威权者唯一剩下的是利用恩惠换取支持。这样的手段恐怕也无法维持其长期统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威主义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掌握威权者是有良心的、有理性的，他手中的权力不是他自己或自家的权力而是用来为大家谋福利的。这样的看法无疑是高估了人性。人性中固然有善的一面，但是在掌握权力的时候，善的人性往往无法抑制利用权力谋取实实在在利益的冲动。最终威权者手中的权力会成为他挟持全体人民的利剑，而威权者自己则成为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大爷。这个大爷又由于掌握着利剑，他很难自己交出手中的权力。很难很难，几乎不可能。威权克服了民主制的一些缺点却往往走向让人更加无法接受的结果——专制。

再回到历史中看光绪皇帝，作为威权的掌握者（或表面上的掌握者），他做出了放弃威权的决定！因为民族危亡？他本来就没有多少实权，他也不惧掉那仅有的荣光，面对民族的危亡，也许他的良心、自尊心还有理性起了作用，他做出了放弃威权的决定！他难道不明白自己手中的威权代表着什么？难道他就是想象中的“哲学王”？我们不妨从最善良的眼光来评论光绪皇帝，也许他真的是想用自己手中有限的威权换取民族的尊严。这样的一个决定对于威权者来说无疑是自断后路，即使称不上弥天大勇也足以让我们向他表示尊敬。也许真的如一位哲学家所说：太阳底下，并无新事。80年后这样的一幕又出现在了中国的台湾省。   

历史还会再送给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一个“哲学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