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发展方式转变的科学内涵

宁可一个楼不盖，一条路不修，也要确保以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开支。在此基础上，全面实行等价交换、同工同酬、按要素分配原则，摒弃权力分配、超经济剥削。

■一家之言■刘福垣

我国当前经济生活的主题词是转变发展方式。但是从什么方式向什么方式转变，这个问题还没有谈透彻。发展观讲了七八年，至今许多人还没有分清发展和增长的关系，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讲成了科学的增长观。现在人们也很容易把发展方式转变说成是增长方式转变，经济与社会发展依然是两层皮。理论不彻底，政策必然左摇右摆。我们很有必要对发展方式的科学内涵及其转变方向下一点“咬文嚼字”的功夫。

转变发展方式的起因

要讲清楚什么是发展方式，首先必须讲清楚什么是发展。辩证法告诉我们，发展是事物内部矛盾转化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其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转化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矛盾转化的过程，即国民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过程。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所谓发展方式，是认识了发展规律的人们推动发展的方式。

用什么方式推动发展，不仅取决于人们的发展观，而且取决于人们对经济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发展阶段的具体判断。对抗性矛盾用政治运动甚至暴力的方式去解决；解决非对抗性矛盾要用改革、改良、渐进的方式去壮大先进生产方式，瓦解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两个时代生产方式矛盾的地位不同，发展的阶段不同，所采取的发展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在先进生产方式比较薄弱、落后生产方式还是大多数人的生存基础的时候，人们推动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是壮大先进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直接瓦解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是保持它的相对稳定；当矛盾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先进生产方式成为国民经济主体之后，着力点就要放到瓦解和改造落后生产方式上。这就是所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当发展的态势到了上层建筑严重落后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严重落后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本身怎样转变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人们就需要从上层建筑入手，在社会结构、空间结构上寻求突破口。这已经不是经济自身的发展方式转变，而是经济社会整体上的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了，我国目前面临的就是这种局面。

转变发展方式不是转变增长方式

在改革前的30年里，我国主要是靠政治力量强制性转变旧的生产方式，即所谓一化三改造，这是一种抓革命、促生产的发展方式。在那个历史时期，人们总的倾向是急躁冒进、揠苗助长、“穷过渡”，相当于上述两种发展方式交叉使用，甚至齐头并进。这种比较混乱的超常规的发展方式，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巨大的。28年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巨额全民共有资产，为我国走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国发展的总体战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大工商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方式，恢复和稳定小农经济。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实际上采取的是以物为本、用增长带动发展的发展方式，虽然着力点在新的生产方式上，却成功地瓦解了旧的生产方式。这种以物为本、以ＧＤＰ为中心的发展方式，虽然不够科学，社会成本、环境成本都相当高，却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世界上最顽固的小农经济，瓦解了农民阶级，转变了大多数农民的社会分工角色，使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绵延中国五千年的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使现代化生产方式所支配的劳动力超过了三分之二以上，80％多的ＧＤＰ都是工商业创造的。对这个划时代的伟大转变，怎样估价都不会高。

但是，在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却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就是没有及时地转变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割断他们与土地的传统纽带，浪费了甚至可以说丢掉了中国特色。一个发展中国家竟然不知道发展为何物，至今仍然把增长当作发展，不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定位，甚至回避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发展阶段早就变了，却一如既往，坚持旧的发展方式不动摇，致使生产方式矛盾的转化受到了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的阻碍，高增长、低发展，有增长无发展甚至负发展现象日益严重。几个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全面逆转，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就经济发展抓经济发展、就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的无济于事的程度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晚了十年以上，而且时至今日，许多人对转变发展方式的理解不过是转变增长方式的代名词。

我们必须正视，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阶段，现代生产方式正在代替传统小生产方式，传统的社会结构正在向现代的社会结构转变。这种转变的过程就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推动发展就是推动这种转变。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化过程，而我国目前的发展方式却把它们人为地割裂开来，使社会结构严重落后于经济结构，从而使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杂交、嫁接，形成了极为扭曲的分配关系，既有按权力分配，也有按要素分配，人为地延长了原始积累的阵痛。这种非驴非马的经济关系仅仅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难以有所突破。

实际上，自从进入本世纪以来，以物为本、以ＧＤＰ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向反面，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拉动生产方式转化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经济社会两层皮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近20多年来，以物为本的发展方式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保护小农经济、阻碍农民社会身份转变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三农”问题之所以成为所谓的重中之重，就是因为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用财政资金保护小农经济的力度越来越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工业化、市场化的拉动力量，严重阻碍了农民社会身份的转变和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愈演愈烈的农工潮与农工荒一再告诫我们，我国早应该从经济增长拉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向社会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方式转变了。由于分配机制、社会结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让位于以社会发展为中心，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其逻辑重音在协调、和谐上。为了做大蛋糕而做大蛋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少数人、外国人做大蛋糕了。这种局面再不改变，已经难以做大了，甚至快要做不成蛋糕了。因此，目前已经到了这样一种转折关头，只有合理分配蛋糕，才能进一步做大做好蛋糕。

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新的发展方式应该是以人为本、理顺分配关系、转变人们的社会身份，加速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调整，推进城市化进程。简单概括这个发展方式就是以人为本。不能再以ＧＤＰ为国民经济发展运行的主要考核指标，而是以人们社会身份转变的进度为主要考核指标。把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体，把人们社会身份的变化当作发展，实现人们社会身份的现代化。劳动者进入现代生产方式体系，获得了按要素分配的权利，享受到与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民待遇，摒弃人身依附关系，杜绝超经济剥削，这就是社会身份的现代化。实现了这种转变的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重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现代化率就是人口城市化率。当前，我们需要采取的战略措施就是在失业、养老、医疗、教育和住宅等方面废除封建色彩浓厚的等级制度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强制储蓄、商业保险制度，利用中国特色建立起全覆盖、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目标补贴、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调整社会结构，为空间结构的调整即城市化奠定制度基础。

目前，许多人对以人为本的解读，只是停留在人是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上。而我们把以人为本作为一种发展方式，直指发展的本质、发展的核心，落实了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本体论，即人是发展的本体，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本质都是“化人”，都是人的现代化。这就与工具论和目的论等浅薄的人本观念划清了界限。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虽然十分丰富，但是我们可以简单明确地概括为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

根据以人为本的思路推动发展，我们就可以确保现代化、经济和社会一体化，不会再是两层皮。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就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身份，改变了人们的存在，改变了人们的本质。而人们最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就是人们的劳动分配关系，在当前理顺人们的劳动分配关系，就是要真正实现按要素分配、等价交换、同工同酬、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理顺了分配关系，摒弃了权力分配和超经济剥削，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人们的消费就会正常化，由正常消费拉动的ＧＤＰ不仅增长的速度不会慢，增长的质量也会逐步提高。

只有转变了发展观，才能转变发展方式。只有真正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才能实现发展方式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变人，还是变物，这是两种发展观、两种发展方式的根本区别。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为解决主要矛盾服务的，在人与自然矛盾的紧迫性大于人与人矛盾的时候，为了解决生存危机，采取了以物为本的发展方式，虽然不够科学，但无大错。但是，在整体上解决了生存危机之后，人与人的矛盾，即社会内部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分配严重不公，负发展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还继续坚持以物为本，陷入ＧＤＰ拜物教不能自拔，就大错特错了。所以，采取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从理顺人们的分配关系着手，推动人们社会身份的现代化，已经刻不容缓了。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悠悠万事为此为大的是，落实巨额全民共有资产的产权，使利息和租金真正归全民所有，充分利用这个中国特色，一步到位建立纳入中央财政预算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宁可一个楼不盖，一条路不修，也要确保以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开支。在此基础上，全面实行等价交换、同工同酬、按要素分配原则，摒弃权力分配、超经济剥削。我们必须明确，这不是民生问题，而是民权问题、生产关系问题；这不是转变ＧＤＰ的增长方式，而是转变发展方式；这不是仅仅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而是转变经济社会整体上的发展方式。（来自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