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学术史背景下的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

孙继民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51)
河北学刊2005年9月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唐长孺、胡如雷与隋唐史研究”，属于20世纪学术史的范畴。唐长孺、胡如雷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大家。研究唐长孺、胡如雷对隋唐史研究的贡献及其学术地位，就不能不涉及到20世纪隋唐史研究的学术史，而研究20世纪隋唐史研究的学术史，就不能不谈到陈寅恪，这就是本文以“20世纪学术史背景下的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为题的基本原因。戴逸在《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总序》中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把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提出了每个阶段所产生的史学家。他认为第一代史学家处于转型时期，使命是促使中国传统史学转向进化史观和理性主义史学，这一代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第二代史学家处于创新时期，主要任务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把历史作为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来研究，进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这一代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是翦伯赞、范文澜等；第三代史学家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第四代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
陈寅恪生于1890年，逝世于1969年，早年留学日欧美，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受聘清华大学，前后从事学术研究五六十年，其学术研究最活跃、成就最大的时期是30年代和40年代。诚如戴逸所划分的那样，陈寅恪属于20世纪第一代史学家，也是第一代史学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唐长孺生于1911年。逝世于1994年，从20世纪40年代起开始发表辽金元史方面的研究论文，以后研究重心上移，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从事学术研究的时段跨越新中国成立前的40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至90年代，相对于陈寅恪而言，他属于20世纪第二代史学家，是第二代史学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胡如雷生于1926年，逝世于1998年，其步人史坛的学术生涯始于20世50年代，止于90年代，最活跃的时期是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和80年代前后。相对于陈寅恪和唐长孺而言，他属于20世纪第三代史学家，是第三代史学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第一、二、三代的代表性人物，尽管他们的家庭背景迥别、人生经历各异、史学成就有差、学术特色不同，但他们治学的范围都主要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对中国通史都具有通识性的整体认识和把握，都在相关的领域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都是20世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史学家，因而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成就、地位和特点，笔者尝试作如下概括，即陈寅恪：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一、陈寅恪：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寅恪史学研究或陈寅恪学术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方兴未艾，其影响所及早已不限于学术界，而被称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关陈寅恪的研究，特别是其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学人所谈甚夥，笔者无意重复太多，只想就其在中国近代学术传承中的特点和学术贡献做一集中概括，即：“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
所谓“承旧启新”，主要是想强调陈寅恪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继承创新和对西方近代学术研究方法的引进与吸收。“承旧”的含义有二：其一，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维护者。周一良曾说陈寅恪的主体思想是“儒家思想”、“诗人气质”和“史家学术”[1](p149)，“儒家思想”一语足以表明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立场。其二，他是包括清代乾嘉朴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者。关于陈寅恪与乾嘉考据学的关系，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陈寅恪被目为擅长“史料”的“考据学家”，只是后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其史学地位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才不以“考据”而名之。乾嘉考据学只是陈寅恪所继承的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一部分，日本学者池田温称：“陈先生学问之特征，乃以传统国学为基本，以西洋近代语言、文献学为羽翼，深究中国中古史、诸民族关系史。”[2](p44)这里不专提考据学而说“以传统国学为基本”，颇有见地。“启新”的含义至少有三：其一，开一代风气，即陈寅恪别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创立了一种具有标识意义的史学范式，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独树一帜，引领潮流，为后来者所模仿或遵行。其二，成一代宗师，即陈寅恪提出了一系列诸如门阀士族、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统治集团党派分野势力升降等论题，直接培养或间接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富有成就的中国中古史研究学者，开创了近代史学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学科领域，奠定了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其三，完成了文化史观中国化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史学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做出了卓越贡献。下面稍就陈寅恪的治史方法和风格加以引申。对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胡守为在《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成就与治史方法》一文中曾有概括：批判地继承了乾嘉史学的方法；吸收了西方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2](p110)。在这三个方面中，笔者以为对后来学者影响最大的是第一个方面，陈寅恪不仅继承了中国史学特别是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更主要的是在考据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创造出了宏观把握、因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从而实现了对考据史学的超越。对陈寅恪这一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许多学者曾有涉及，但笔者觉得周一良的概括比较全面精练，他说：“陈先生把敏锐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的史料，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思想、文学等许多方面，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本质，做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陈寅恪善于因小以见大……长于贯通、观察发展变化。”[2](p20)陈寅恪这一治史方法，尤为后来学者所叹服和仿效，并蔚成风气。唐长孺曾赋诗称颂道：“胜义微言若有神，寻常史迹考文新。先生白有如椽笔，肯与钱王作后尘?”唐长孺自注：“钱、王”是指“钱竹汀、王西庄”[2](插页)，即钱大昕、王鸣盛两位乾嘉考据学大家。唐长孺称颂陈寅恪治史小中见大，由微知著，成就超过了乾嘉考据学大师钱大昕、王鸣盛，赞叹其治史方法超越了乾嘉考据学。
所谓“文化史观中国化”，主要是想概括陈寅恪“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开创近代中国史学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新局面的成就。对于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史学界公认他研究范围极广，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开一代风气，成一代宗师，达到了近代中国史学的高峰。但目前有关陈寅恪学术成就的具体表述，笔者感觉大都不足以涵盖其全部学术成就的内涵和意义。香港学者黄约瑟在1988年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曾说：“陈先生被称为本世纪的学术巨人，实在当之无愧。在这次会上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陈寅恪先生的文化观。我个人觉得，他虽然放眼世界、学贯中西，可是他在学术史上的主要功业，在于把外国的学问引进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2](p47)如果一言以蔽之概括陈寅恪的学术成就，笔者大致赞同黄约瑟的意见，即“把外国的学问引进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不过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化史观中国化”。
陈寅恪并没有就历史观发表过专门的见解，他的特点是“于史实中求史识”。他在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视文化，往往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及分析社会；他曾反复强调种族文化是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关键。在种族与文化的关系上，他认为“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认为文化超出了种族的范围，文化重于种族，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之上。对陈寅恪突出强调文化，周一良称之为“文化至上”。过去在极左思潮年代批判陈寅恪是“资产阶级文化史观”，毫无疑问是过于意识形态化，但称其为“文化史观”可谓极中肯綮。所以，称陈寅恪历史观为文化史观应无大误。
文化史观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循环论，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其本质上应属于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进化论范畴。“文化”一语尽管在中国古代史籍早已出现，但作为一种历史观却最早产生于西方。以文化史观解释历史，在西方取得成功并得到推崇的无疑以汤因比《历史研究》较早且最为著名。文化史观输入中国最早的时间，因笔者缺乏研究，不敢妄言，但在中国学术界受到重视并引起讨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与新文化运动相伴随，并一直持续到20年代中期，其中著名的文章有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和《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蔡元培《何谓文化》等。但在陈寅恪之前，无论以文化史观进行中西比较还是考察中国历史，都还处于引进外来思想的初期阶段，难免稚嫩、肤浅、粗糙甚至简陋，只是到了陈寅恪之后，特别是其学术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发表以后，才标志着文化史观中国化和学术化的完成。
陈寅恪文化史观中国化的完成，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陈寅恪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遗产。牟发松在《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一文中称内藤湖南和陈寅恪“创立的理论框架，特别是他们的最重要的遗产——文化史观，对于六朝隋唐社会仍具有独特而强大的阐释力”，他们“学说的限度，恰恰构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他们构筑的研究基础，包括他们的局限性，都是留给后来者的宝贵遗产”[3]。
二、唐长孺：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
所谓“转旧趋新”，主要是想强调唐长孺的历史观从文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化。唐长孺行年八十三，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从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时跨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处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毫无疑问会对他的历史观产生深刻影响。很多学者已经说过，对唐长孺一生学术研究影响最大的三位学者是陈寅恪、吕思勉和李剑农，其中尤以陈寅恪影响最巨。唐长孺晚年曾赋诗表白对陈寅恪的心仪和景仰：“掩卷心惭赏誉偏，讲堂著籍恨无缘。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2](插页)唐长孺虽以未列陈寅恪门墙而抱憾，但其治史风格与陈寅恪之神似，堪称私淑弟子。新中国成立之前的40年代，唐长孺先后发表的学术论文有《蔑儿乞破灭年次考证》、《辽史天祚纪证释》、《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敦煌所出郡姓残叶题杞》、《记阻卜之异译》、《论金代契丹文字之废兴及政治影晌》、《论五朝素族之解释》、《清淡与清议》、《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等。此外，出版于1957年的《唐书兵志笺正》一书也撰成于40年代。这些论著除了研究方法、论题选择、治史风格明显受到考据学和陈寅恪的影响之外，也隐然可见风行当时的文化史观的影响。
解放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唐长孺与全国绝大多数学者一样，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最终树立了唯物史观，并在学术研究中自觉运用指导治史。他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中曾深有感触地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诚如牟发松撰文所说，这是唐长孺“在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长期的史学实践之后，发自肺腑的甘苦之言和经验之谈”。从属于进化论范畴的文化史观为主要内涵的旧时代学术传统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树立唯物史观，这是唐长孺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从此，“他的学术观念相应地发生了质的飞跃”，“在科学史观的烛照下，对所熟习的传统史学方法加以扬弃；摒除其烦琐陈腐的一面，保留其求实求真的内核”，将有关历史时期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等一个个具体课题，统摄于宏观思考之下，构成为一个有机的学术整体，因而“具有了同他早年的学术实践不同的内涵”[4](p48)。
所谓“唯物史观学术化”，主要是想强调唐长孺学术研究的最大成就和治史风格的最大特点是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实践的有机结合，“将理论性思考融汇在具体的历史表述中”。唐长孺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旧学造诣深厚，三四十年代转攻史学之后，最初治辽金元史，后转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主要论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书兵志笺正》、《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居存稿》等。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各种制度、民族问题、学术、中西交通等等，各个方面几乎均有重要论述。在古籍整理方面，曾主持点校“北朝四史”的工作。在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方面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并创造了一套文书整理的规范，为学术界所遵行。与唐长孺上述具体学术成就相比，笔者认为超乎其上的总体成就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唯物史观学术化”。日本学者池田温在《怀念唐长孺教授》一文中曾将唐长孺的研究特征概括为“将传统的实证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机地融为一体”[4](p32)；姜伯勤《寻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试论唐长孺先生的史学风格》认为唐长孺的史学风格是“寻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4](p95)；牟发松《唐长孺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说“唐先生长于考证，却又不止于考证，更不为考证而考证，而是始终从具体史实的考证和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4](p113)；张弓《从唐长孺教授问学记》认为唐长孺具有鲜明个性的研究方法是“宏观理论思考把握的精细实证”[4](p48)。所谓“将传统的实证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机地融为一体”，“寻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具体考证入手把握历史演进大势根本规律，宏观理论思考把握的精细实证，实际上都是指唯物史观的指导与史学研究的实践有机结合，也都是“唯物史观学术化”一语内涵的不同表达。
“唯物史观学术化”，既是唐长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最大贡献，也是其个人治史风格的集中体现。这一风格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学术语境下的理论思考。解放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成为史学界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出现了教条主义和“左”的倾向。例如，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有些研究不是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而是削足适履，把西欧古代奴隶制和中世纪农奴庄园制的模式，机械地、简单地套用于中国历史；在研究方法上，往往寻章摘句，穿靴戴帽，先引用经典作家一段话，然后填充史料，把经典著作当作“商标”随意贴；在对待史学传统上，一味批判“史料挂帅”、“烦琐考证”，搞所谓“以论代史”或“以论带史”。作为从旧中国走来，经历过50年代至70年代多次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唐长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问题上，迥然有别于当时教条化的“通病”。在马克思主义成为时髦的50年代和60年代，他并不刻意标榜自己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受到怀疑的80年代和90年代，他依然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不动摇。他以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主要是着眼于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眼于对学术探讨的宏观把握。他的论著既不搞寻章摘句，也不搞穿靴戴帽，鲜见成段抄录马列论述，用史学材料附会论证“经典”。他将唯物史观融化到具体的学术命题、学术方法、学术风格之中，在学术语境中体现求真务实的理论品格，在学术语境中把握以小见大的宏观视野。
第二，推陈出新的文本形式。朱雷曾对唐长孺论著在文本表达方式上的特色进行概括：“凡研究每一论题，必广泛搜集和详尽占有资料，然后缜密考校，去伪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演变的规律；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订分析人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趋向，终究达到发微阐宏的境界。”[1]张弓、牟发松也有类似的见解。除此之外，唐长孺史学论著的文本表达还有一个突出特色，这就是善于继承前贤而又敢于超越。唐长孺个人治史风格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清代考据学、特别是陈寅恪史学的影响。他赋诗赞陈寅恪：“胜义微言若有神，寻常史迹考文新。先生自有如椽笔，肯与钱王作后尘?”这既是称颂陈寅恪，又何尝不是自励?唐长孺对传统优秀史学遗产并不仅仅满足于继承，而是尽其所能加以发扬光大。例如，他的论著由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言文到之后的白话文，转变得自然、流畅、妥帖，愈往后愈精练，几至炉火纯青。胡宝国曾说：“唐先生文字朴素，从不虚张声势。读他的文章很舒服，仿佛冬日的夜晚，一个老人坐在火炉旁，手捧一杯热茶，正向你娓娓道来”；还说：“他在研究领域的广泛、眼光的敏锐、小中见大诸方面都像陈寅恪，但他得结论时要比陈先生更稳一些。他总是把话说得极有分寸，让人难以反驳。”[4](p13)牟发松说唐长孺“博于征引而慎下断语”。张弓说：“他的论著辨析绵密，不作空泛之论；但又旨约意远，有别于考据家的案头讲章。”姜伯勤也说：“唐先生主张求实，而力戒空疏，运用资料十分严谨，宁阙疑，不妄断。行文简洁流畅，无多言赘语。我特别喜欢读唐先生的后论，不仅收束论题，启发后学，而且总是在犹有余韵的地方打止。”唐长孺推陈出新的文本形式构成了他个人治史风格的鲜明特色。
三、胡如雷：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所谓“弃旧开新”，主要是想说明胡如雷从事史学研究之始没有太深的家学渊源，强调他对于中国史史学理论的开创性贡献。“弃旧”的含义有两点：其一，就中国传统文化即旧学而言，胡如雷的文化背景没有太深的家学渊源。他生于1926年，父亲是攻读理工的留日学生，回国后一直从事实业。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的战乱年代，他先后进入太原、西安等地小学、中学读书，直至40年代后期先后考入西北大学、大夏大学和清华大学，接受的是近代学制下正规学校的国民教育，既没有太深的家学渊源，也没有以旧学为主的私塾教育背景。由于时代的缘故，胡如雷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学习、汲取和继承，较之于陈寅恪、唐长孺显然有别。其二，胡如雷从事史学研究之始接受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他与20世纪上半期包括文化史观在内的各种史观既缺乏天然的联系，也没有历史的包袱。胡如雷在初中时代读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的文学著作后，最初向往当作家，所以有1946年考为西北大学中文系旁听生之举，但在读了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等之后，转而决定选择历史研究专业，并于1947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直至最后考入清华大学。翦伯赞是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历史哲学教程》是其成名之作；邓初民是著名民主人士，《新政治学大纲》是风靡当时的进步书籍。胡如雷受他们的影响选择历史研究并不表明其历史观的形成与确立，但唯物史观的价值取向则明确无误。所以，他的“弃旧”不仅体现在知识体系的层面，也同样体现在价值体系的层面。至于“开新”的含义，是指胡如雷对于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亦即“古史形态理论化”——以《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为代表，以构建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一般理论为目标的史学理论的创新。
胡如雷的史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止于90年代，学术论著有八十多项，著作有《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李世民传》、《唐末农民战争》、《抛引集》、《隋唐政治史论集》、《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等，其中《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李世民传》、《唐末农民战争》属于学术专著，《抛引集》、《隋唐政治史论集》、《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属于论文集。其治学范围大致在隋唐史和史学理论两个大的方面。隋唐史研究方面，50—60年代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而兼及政治史，80—90年代以政治史为重点而兼及社会经济史。史学理论方面，50—70年代主要从事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一般理论的研究，构建了他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史学理论架构，最后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80—90年代则对一系列史学理论的重大命题、引进国外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并计划撰著《历史认识论》一书。
上述研究中，最能代表胡如雷学术成就的是他在几篇论文的基础上，将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观点加以系统地理论概括，撰著而成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这部著作始作于1959年，完成于1964年，修改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出版于1979年。它的最大特点是“把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密切地结合”，仿效《资本论》的结构逻辑，在三十二万字篇幅、五编二十一章的结构中，除了第五编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以外，其他四编的篇章顺序分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租剥削形式与农民的经济地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业经济的再生产与周期性经济危机。显而易见，这种结构布局“与一般单纯的历史著作有所不同，它是按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要求建立起来的”[6](p1)。该书以西欧封建社会历史为参照物，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力图归纳出中国封建社会固有客观经济规律，认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基础，不论在任何历史阶段，都在全部土地关系中占支配地位。它既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面貌，又对其他土地所有制起主导的制约作用。离开了这个经济基础，就失去了理解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最主要的根据和凭借”[6](p43)；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形成了土地买卖与土地兼并等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根本特点，由此派生出其他很多社会经济特色。最后，将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概括为：“用主要通过买卖方式兼并土地的办法，用剥削依附佃农的办法，来保证地主占有地租和满足其经常增长的寄生性消费”[6](p422)。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汇集了胡如雷50年代至70年代有关中国封建社会整体思考和研究的精华。它以恢宏的气魄，运用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的方法，以土地所有制为钥匙，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全面剖析，融会中西，贯通古今，见解精当，体系严谨，从而揭示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构筑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对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做出了贡献。该书出版问世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获得极高评价，被誉为独具特色，富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成为不少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谷风出版社在台湾出版发行了繁体字本，称之为“别开新局之作”。日本唐代史研究会所编《中国历史学界动向》一书在介绍新中国三十多年的史学研究成果中，以超过十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该书。《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成为胡如雷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他学术成就的代表作。
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难免留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是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论概括和体系建构无疑具有独创性，其基本面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硕果仅存，仍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诚如日本学者菊池英夫认为的那样，近代以来中国史研究中一直缺乏“一个贯通中国史的总括性的理论框架，哪怕是粗线条的也好”；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这部著作在简明之中贯穿着一条粗大的逻辑主线，有一种将普遍的经济理论彻底中国化的姿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不论在书名上还是在手法上，这本书都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继承王亚南先生的工作”，“这部著作具有综合的体系性和整合性，在从基础概念出发构筑起完整的理论方面，可谓是一部出色之著。”[7](p380)《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完全可以视为唯物史观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这就是本文所谓“古史形态理论化”的全部蕴涵所在。
总而言之，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既是对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三位先生个人成就、学术特色的集中概括，也是三代史家的代际比较。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隋唐史学术研究发展的历程，显示了三代史家学术传承、价值取向和历史观的演进轨迹，而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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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菊池英夫．中国封建社会理论的新进展——评介胡如雷先生新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A]．中国古史论丛[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孙继民(1955—)，男，河北省邯郸市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