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美国世纪的支柱 - 学术中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2:48:25

下一个美国世纪的支柱

  詹姆斯·库斯 著

  吴万伟 译

  人们都知道20世纪被称为“美国世纪”,但是它的命名是以不大可能的方式出现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时代》出版家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1941年《时代》的一期特刊中首次创造出来后才被人们使用,那时候20世纪的时间已经过去了40%。而且,1941年的时候美国及其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远不是确定无疑的。从统计学上看,就在此前一年,美国还处在大萧条的十年。纳粹德国的军队占领了从法国的大西洋海岸到苏联的心脏地带的欧洲大部分领土。与此同时,日本帝国军队占领了从满洲、中国到印度支那的东亚大部分地区。任何一个客观的观察家如果对美国的将来感到悲观都不应该受到谴责。

  但是,卢斯确实有先见之明。在20世纪结束时,几乎每个人都普遍承认这个世纪是美国世纪。当然,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或者生活方式能够拥有这个称号。而且,随着20世纪结束,21世纪到来,说21世纪将是美国世纪仍然是有道理的,甚至是显而易见的。在本世纪的前几年,出现了文章和书籍的小高潮,它们甚至进一步宣称美国帝国,虽然有些表示羡慕,有些贬低轻视。接着,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众多无情的事件几乎连续地一一爆发,戳穿和刺破了帝国的百年美梦:9-11袭击、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挫折、美国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和2008-09年的经济大衰退。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挫折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美国道德高尚、战略判断英明的声誉,全球经济危机则败坏了美国长期以来推行的全球化工程的声誉。更笼统地说,这些负担已经让人们产生怀疑,美国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等基本价值观、“美国生活方式”以及“华盛顿共识”是否具有全球适用性。

  在对第二个美国世纪和新的美国帝国(无论仁慈与否)的前景的信心开始消退之时,人们对于具有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另一个大国的信心却在稳步增加。在过去10年,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退同时出现。所以,在全球经济危机一年后的2009年秋天,没有人再强烈地相信21世纪还将仍然是美国世纪了。相反,在唱衰者的喧嚣中,已经有思想深刻的评论在说如果回顾历史,这个世纪更可能被看作中国世纪了。1

  我对此表示怀疑。美国仍然是大国中最强大的国家,虽然不再是居支配地位的国家。它仍然能提供吸引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要做到这点,美国需要比这些年更美国化。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复兴或者重新竖起支撑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繁荣强大的全球大国的支柱。这些仍然是稳固和持久支持美国在21世纪发挥作用的支柱,我们需要清楚它们是什么。

  第一个美国世纪的支柱

  在讨论国家实力的时候,大部分国际问题分析家集中在军事力量(硬实力),具体到美国就是它的大规模和高科技军事实力。美国首先在庞大的常规力量(二战)、后来在核武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最近在信息时代战斗力(1980年代开始的“军事革命”)上占据优势。在衡量美国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时,许多分析家集中在美国的思想和理想上,或者意识形态力量(软实力),具体说来就是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和开放的社会。这些思想和理想在众多口号下组织起来,有些是包括全球的,有些范围受到限制,有些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方面,有些强调经济方面,还有智慧方面:“自由的世界”、“进步联盟”、“世界人权”概念、“华盛顿共识”、“自由议程”等。

  毫无疑问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力量都是第一个美国世纪的核心支柱。但是,在国际事务的所有力量中,这些支柱的根本基础仍然是经济力量。(这听起来好像是经济还原论甚至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不是:我并不认为经济力量就足以解释国际事务中的优势,它只是必须的条件)。经济力量反过来意味着美国在三个组成部分的力量:工业、金融和技术(换句话说制造、银行和创新)。在从高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初期的第一个美国世纪,美国显然在这三个方面都是领头羊。

  工业优势 整个20世纪,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和制造业中心。它的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美国经济从出口中赚得大量外汇。虽然美国在一些传统林谷如钢铁、汽车、消费品的电子产品等方面失去了竞争性优势,它表现出了超强的革新能力,来改造整个新工业领域如航天、电脑、通讯,这些都能给予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几十年的新竞争优势。

  当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随着经济越来越复杂,它可以彻底放弃制造业的包袱,专注于众多服务业领域(金融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或许可以不再生产工业品,但它将继续消费它们,正如更早的时候不再生产农产品,却必须继续消费农产品一样。实际上,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和富裕,它可能比从前消费更多的工业品,这些都需要从其他地方进口。而这些进口品必须通过现在以服务形式出现的出口品来换取。但是只有部分服务是可以出口的(可以国际贸易的),其中金融最重要。其他必须变成可以进口的东西:先进的服务业经济正在进口制造品和服务,正如把数据处理和电话呼叫中心从美国外包给印度一样。

  经济发展的真正问题不是简单的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而是从不再能产生出口创汇能力的传统的、静态的领域到能够创汇的新的、动态的领域的更加复杂的转变。而且,这些新领域必须足够大能够覆盖现在进口的所有工业品的成本。有些可能具有工业特征,比如可再生能源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新产品,有些可能有服务业的特征,比如医疗领域的新技术。

  金融优势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是个债权国。这部分是因为它庞大的外汇收入,也因为政治稳定性(因此政治上的可预期性)导致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储蓄货币。因为其庞大的资本和对美国银行和美元的稳定性的巨大信心,美国成为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世界上的最大金融强国。

  技术优势 美国能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持续创造新工业领域的原因是美国是开发新技术的领导者。早在1930年代,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德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可能创造一些新发明,但是美国人一直是最先把这新发明扩展成新革新,并创造出新工业的人。在二战的时候,美国人在新发明方面也成为领先者,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现在。

  美国技术优势建立在几个独特或者不寻常的特征基础上。最明显的是,美国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自二战以来也是最好的大学。2 这为开发新技术和创造新发明提供了庞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摇篮。第二,美国的自由市场体系能够让企业家尝试新发明和新技术,创造新工业。实际上,先进的大学和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的联合(总部往往集中在波士顿、旧金山湾和硅谷)实际上诞生了二战以来美国的所有新工业领域。第三,美国民众的教育程度在全球一直处于领先水平。虽然这个优势在过去20年已经消失了,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确实如此。这个受教育的民众为新工业领域提供了充足的合格的生产工人。

  从经济优势到军事优势

  美国经济的巨大力量使得美国有能力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1941年存在的庞大的美国工业力量,即使在10年的大萧条之后,很快超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生产出现在都觉得难以想象的大量坦克、弹药、军舰、运输机、轰炸机、战斗机等。军事历史学家承认德国陆军和日本陆军在军事操作和“操作艺术”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但是美国陆军运用自己的物资和后勤保障战胜了他们的优势。(美国军方在军事战略方面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这方面在历史学家们中间常引起争议。)

  军事史学家也常常讨论他们看到的独特的“美国战争方式”。他们同意如果两个核心特征是数量优势---不管是人员还是物资---以及远距离调动的能力---把庞大的军队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并保障持续的后勤供应。但是在这些特征在二战中达到顶峰后,美国军方很快发现苏联军队更加庞大的事实。美国人对于这个挑战的反应是创造第三个特征---先进的技术,现在美国具有明显的优势。美国首先用核武器技术战胜了苏联军队,接着在苏联也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后,美国又开始了信息时代的电脑和通讯技术工具。美国的这些军事革新构成了美国战争方式的新版本。正如美国经济不断自我更新一样,美国的军队也在不断更新。因此,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赶上美国的军事力量,主要原因就在于体现在工业、金融和技术三方面的美国经济力量的支配地位。

  但是从越南战争开始,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美国遭遇了新问题。不管是它的庞大工业时代的军队优势还是核武器,甚至信息时代的高科技武器在打击坚定的和持续不断的叛乱(类似前工业时代的对抗)方面都不再有效。现在,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军方在发明一种新的有效的美国战争方式。它的成功或者失败将在决定21世纪是否是第二个美国世纪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当然也影响美国精英在重新创造经济活力的有效模式上是否能成功。

  今天的支柱:美国对中国

  对第一个美国世纪的支柱的评论或许带来一些让人沮丧的想法。这些支柱的大部分都已经被构成美国世纪黄金时代的几代美国人挥霍掉了或者被抛弃了---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预见到的。现在非常明显的是,经济支柱的工业和金融两个支柱尤其处于衰落中。和中国对比一下,就非常明显了。

  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中国将在2015年前后超过美国。当然,中国在钢铁、造船和消费品制造等基本领域是最大和最具有竞争力的生产者。它也在迅速扩张和升级汽车和化工领域。这些是任何有活力的工业经济的基础领域,它们是庞大的出口创汇的发动机。(伴随着飞机生产,这些领域使得美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长期作为美国战争方式的物质基础。)

  中国的工业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出口创汇能力当然转变成了金融力量。中国两兆美元的外汇储备---尤其是美元---现在已经超过任何别的国家。去年,中国政府使用8000亿债券提供的杠杆给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施加压力,影响美元价值走向的政策。更加重要的是,它使用其金融能力推行最成功的经济刺激项目,这是任何其他政府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时都还没有使用的。在2009年,世界上最有效地使用凯恩斯财政政策的人是中国人。

  实际上,中国政府对当今全球经济危机的反应非常类似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于大萧条的反应。像罗斯福的新政,中国版本集中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开支上,如高速公路、铁路、桥梁、大坝、农村电力、公共建设等。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不仅提供稳定的市场和诸如钢铁、水泥、重型机械和建设等基础领域的持续工作,也能为国民经济带来持久生产能力。和1930年代的罗斯福政府和的那股劲的中国政府不同,奥巴马政府在新基础设施方面开支少得可怜。他的经济刺激项目主要针对维持选定的服务领域(比如民主党选区)的现有资产和用工,尤其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共教育方面。

  美国对大萧条的反应和中国对当今全球经济危机的反应的相似性决不是偶然的。当时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都拥有遭遇突然的开工不足和产能过剩的庞大的工业结构。因为经济的大部分投入到工业领域,因为工业带来如此大的政治影响,政府自然要强调工业和制造业的复兴。以工业为中心的(受工业影响的)经济复兴项目很自然地强调政府开支和凯恩斯的某种财政政策。

  但是,美国最近一些年,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已经比1930年代的美国或现在的中国的小多了。相反,金融作为最发财、最受尊重的、最大的单一经济领域,它的政治影响力最大一点儿都不奇怪。这意味着美国对现行经济危机---先是2008年布什政府,现在是2009年的奥巴马政府---的反应一直是以金融为中心的(受金融影响的)。难怪它强调金融机构“太大了不能倒闭”的救助计划,以及对利率和货币政策的操控(是弗里德曼的思想)。

  因此,对于当今美国经济和美国经济政策的真正的、不祥的历史对比不是1930年代的美国而是1930年代的英国。当时,英国的“世界工厂”时代早已过去几十年,英国经济集中在金融领域,英国政府据此设计经济政策。伦敦金融城朗伯德街(Lombard Street)比现在的华尔街的权威性更大。结果是在大萧条时期,英国根本没有采用新政的赤字开支或财政政策(在凯恩斯的国家没有凯恩斯政策)。相反,它经历了经济停滞的“失去的十年”,最后导致英国没有能力维持世界霸主地位。

  简而言之,如果中国的现在趋势和经济政策持续下去,它可能从现有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其经济会比危机开始时更先进和多样。相反,如果美国现有的趋势和经济政策持续,等到从危机中出来的时候,经济将比从前更加扭曲和衰弱。

  技术优势

  值得记住的是罗斯福政府的经济政策---新政和军事开支、民用凯恩斯主义还是军事凯恩斯主义---结果造成庞大和多样的工业结构,不仅成为世界工厂而且成为世界奇迹(正如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显示的)。这个工业结构在1941年充分投入运行,后来证明是美国世纪的根本基础。如果我们要利用现在的危机,我们就必须创造出类似的结果,我们可以建造属于我们的强大支柱:长期以来保持的技术优势。

  中国显然大量投资以获得自己的技术力量,迅速扩张和升级大学和研究机构,同时投资普通民众的教育。虽然这些措施在稳定提高其经济生产力方面是有效的,但是从历史上看,一个经济要从工业优势转变为金融优势以及技术优势是需要很多年时间的(比如美国在1890年代具有工业优势,在1910年代具有金融优势,但是它的大学直到二战时期才明显超越英国和德国的顶尖大学)。未来哪个国家获得技术优势的核心和战略问题将取决于未来领先新经济领域的力量。

  今天,这些领域的最明显候选对象是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或者“绿色”能源和使用,新生物技术为基础的产品和过程,新医药和健康治疗等。(人们可能认为后两者不是特别突出的,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生物技术几生物医药的使用的经济意义远远超过医疗应用,不是所有的新健康治疗都需要建立在生物技术之上)。有趣的是奥巴马政府特别指出能源和医疗进步作为美国经济未来前景的核心,它们连同教育领域占据了奥巴马政府经济公布的刺激计划和预算优先考虑的突出位置。

  潜在的经济领域如可持续使用能源、生物技术和医药健康等显然对于世界各地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而且,拥有先进经济的国家将能够或者愿意花费大量资金进口这些领域的新产品和工艺。如果美国在这些领域就像在20世纪时在航空航天、电脑和通讯方面那样赢得领袖地位,它将获得确保美国在21世纪更广泛的领导地位的新支柱。但是,中国人并不会忘记这些新领域的前景,至少是可持续能源方面,他们现在把它称为战略工业。在过去几年,作为他们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开始建造风力发电厂、太阳能工厂,开发具有良好前景的电池供电的汽车。

  维持和提高美国的技术优势应该是美国政府的首要客观目标,尤其是在开发即将成为全球市场领袖的新经济领域方面。这意味着鼓励和确保美国技术优势的传统基础:拥有大量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大学体制;拥有大量革新家和企业家的自由市场体制;以及提高全民素质的教育体制(显然需要大力改进)。

  有些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只有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对于经济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才是重要的,国民的教育水平不重要。但是,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发明需要转化和延伸到整个经济领域才行。这就要求智慧的、熟练的、勤奋的技术工人、管理工人和产业工人的支持,教育体制是保证这些人持续产生和提高的基础。不管怎样,美国不大可能继续享有生产性和有竞争力的经济,如果它必须继续支持越来越多的受到糟糕教育的国民的话。这些人要么永远无法就业,要么就业不足。

  为了改善国民教育,或许现在是回到传统美国价值竞争力的时间了。改革垄断性公立学校(更确切地说是政府学校)的众多尝试都已经失败。解决办法是开放私立学校和政府学校自由竞争。所有好学校都能得到公共资助,谁也不能垄断公共资助。不幸的是,民主党的主要选区之一是公立学校教师协会,奥巴马政府的教育政策很可能让局面变得更糟糕。

  军事必然结果

  即使我们依靠科技领导地位成功地复兴我们的经济,我们仍然需要在当今情况下重新创造出成功的美国战争方式。这就引出了我们如何对付叛乱运动和敌对的非国家力量的攻击的问题。

  一方面,疲惫的(仍然在辩论的)美国在越南对付叛乱的经验(第一个美国世纪的高峰时期)让美国军方相信未来几十年的反叛乱战争和任何形式的美国战争方式不同。另一方面,美国在伊拉克的反叛乱新主张(实际上修改过的)的最近的成功给人带来一些希望。

  反叛的武装冲突形成的难题的线索在于更仔细地看待世纪体现在美国军事历史上的美国战争方式的特征。我们已经提到了庞大数量和远距离动员的著名特征,以及后来加上去的高技术特征。但是当美国在20世纪打仗的时候,还有另一个没有被承认的特征:严重依赖盟友的地面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依赖的是法国和英国军队;二战时是英国和苏联军队;朝鲜战争时是南朝鲜军队;越南战争时是南越军队。即使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中,美军的行动也得到了“志愿联盟”的其他成员的地面部队支持(如英国、法国和沙特阿拉伯)。简而言之,美国地面部队的“庞大力量”一直就是一种幻觉,美国盟友的地面部队力量往往比美国部队更多(虽然效率不高),这些盟军力量常常担任劳动密集型的军事任务。美国战争方式中的肮脏小秘密就是美国的盟友往往完成肮脏艰苦的工作。

  这是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2006年-2007年在伊拉克重新发现和使用的秘密。他们意识到成功消除叛乱的关键是与当地武装力量合作,也就是逊尼派部落力量的安巴尔觉醒(Anbar Awakening)的群众运动,他们有反对基地组织叛乱的原因。美国军队现在阿富汗也使用类似战略,试图把塔利班叛乱分子和普什图部落分割开来。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没有任何恐惧,因此没有任何刺激能促使他们和美国军队合作。

  从美国反叛乱战斗的美国方式的潜力中学到的一般教训是美国需要永远依靠地方力量,不管是地方部队还是地方民兵,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对付叛乱的能力。美国军队或许能添加一些基本的元素或者必要的条件(比如高质量的武器、专业的训练、动员能力和后勤或者丰厚的奖赏),但是它永远不能单靠自己成功地完成对付叛乱的累人的、肮脏的工作。这意味着美国应该在拥有对地方力量的充分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以及在特定区域的潜在盟友之后再开始反对叛乱的战斗。

  实际上,这也意味着美国应该在不依靠美国正规军的情况下寻求叛乱问题的办法。美国军方的主要焦点应该是吓阻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用21世纪的所有战争形势打败其他强国的军事力量。我们如今在非传统领域遭受攻击的原因并不是在其他层次上的攻击的动机不存在,而是没有人敢这么做。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些层级上失去优势地位,就有人敢于攻击我们了。

  大众文化和美国理想

  重新创立和复兴经济和军事支柱将使得美国再次处于发挥世界领导力的地位。但是,要重新创造作为世界领袖的能力,美国也要学会如何再次像世界领袖那样行动。在过去20年里,美国政治领袖在对待其他国家尤其是其他大国时表现出肯定引起他人厌恶和冷漠甚至愤怒和蔑视的姿态。这就要求我们更多注意美国领袖的文化风格和发挥力量的背景。

  尽管美国政治评论家关于“软实力”以及美国大众文化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吸引力的言论很热乎,人们往往忘记的是这种大众文化主要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尤其是那些不负责任的、反叛精神的、激进的青年人的欢迎。它并不吸引成熟的,尤其是成熟到可以作为家庭、社区和国家领袖的人,正式这些人为它们的安全和繁荣负责。简而言之,美国大众文化是青春期的文化而不是世界各地知道真理和根据真理行事的成年人的文化。如果美国领袖想领导其他国家,他们的行为就需要像成熟的成年人,而不是美国大众文化中吸引人注意的明星。

  类似的,尽管美国政治领袖和评论家关于美国“理想”以及美国价值观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吸引力的谈论很多,人们往往忘记的是其他国家的大部分政治领袖都是现实主义者,对自己国家的利益进行过精心的算计(包括自己的利益)。他们期待其他国家的领袖包括美国在内也做同样的事。这尤其是在当今中国和俄国的领袖身上表现最明显。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学习了意识形态主张,成年后把意识形态抛到一边,因此他们不可能真的相信美国政治领袖真的相信美国理想的“普遍有效性”,他们推广美国理想不过是给为美国利益服务的行为提供一个合法幌子。如果美国领袖想领导其他国家的这种领袖,他们就需要以现实主义者的方式行动,而不是理想主义者的方式行动。

  这需要做出关键的选择。现实主义要求我们具体化美国发挥领导力的新的21世纪的大国关系的背景。虽然重建经济好军事力量支柱将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不在是具有支配地位的大国。世界上还存在其他大国:有些是正在兴起的大国,如中国和印度;有些是在衰落的大国如欧盟和日本;有些是在某些方面在兴起在另外一些方面在衰落或者不稳定的大国如俄国、伊朗和巴西。如果美国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有效的和建设性的领袖作用,它就必须能够至少在某些具有世界重要性的议题上带领某些大国前进。这些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核武器扩散、全球经济、全球传染病和气候变暖等。美国尤其要和中国、印度和俄国建立有效的、建设性的关系,它们已经崛起或者复兴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渴望成为某个区域的突出的甚至支配性的大国,具有传统的势力范围。对中国来说就是东南亚,对印度来说(现在还不是,但是10年之内就可能出现)是南亚以及阿拉伯海湾;对俄罗斯,则是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以及临近的斯拉夫国家如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考虑到这些大国和这些地区,美国必须做出选择。它可以试图带领该区域的一些小国反对区域大国甚至组成联盟,正如美国曾和格鲁吉亚、乌克兰结盟对抗俄罗斯一样。也可以让区域大国在区域发挥领袖作用,同时这个大国允许美国在世界重要问题上发挥更广发的领袖作用。

  选择后一种方案将不代表任何特别新颖的、独特的东西。早在美国发挥超级大国作用的高峰时期,美国就不情愿地但是现实地允许苏联主宰东欧。但是,那种干涉性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已经远远超过了势力范围的形式。在大部分时候,某个区域的主导性大国满足于维护安全利益,同时保持一些经济因素存在,同时允许小国很大的政治自主性。在这方面类似于苏联和芬兰的关系,而不是苏联和实行共产主义的临近国家的关系(传统模式)。实际上,现在俄国和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关系更适合这种关系,这说明传统模式(布什和奥巴马已经批判的那样是19世纪的做法)可以改进以适应21世纪的新情况。

  19世纪有自己独有的特征。有历史学家把它重新定义为从1815年到1914年的“百年”,也就是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时间。这样以来,19世纪就成为没有大规模战争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独特阶段,是少有的和平和繁荣的历史时期。如果有哪个国家被认为是和平和繁荣的,那就是英国。到了19世纪末,人们普遍承认那个世纪是英国世纪。当然,任何其他大国或者生活方式都没有资格享受这个称号。

  但是,虽然英国是最突出的大国,但它并不是像二战后阶段美国那样程度的支配性的大国。英国靠皇家海军当然控制了世界的大洋,它是世界经济的领袖,先是工业后来是金融,在众多具有世界意义的议题上,如限制奴隶贸易、打击海盗、拟订国际法等,它是超级大国。但是英国在任何一个大洲(除了澳大利亚外)或任何一个区域(除了统治印度(the Raj)的时代的南亚外)都不是具有支配地位的国家。相反,一般来说它满足于大洲被分割成相互竞争的势力范围,结果造成大洲规模的权力平衡(欧洲、非洲、东亚甚至南美)。英国是领导世界的大国,因为它允许其他大国在各自的区域担当领袖。这使得英国成为领袖的领袖,无需要求他们明确的许可。

  美国将再也无法像第一个美国世纪,尤其是194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初期那样的支配性国家。从历史上看,在很多方面,它是异常情况。但是一个世纪仍然能在大国中的最突出者带领下形成和定义,仍然能被带进和平和繁荣的时代。充满感激的后代后来在回顾这个世纪的时候,将会用这个大国的名字命名这个世纪以表示敬意。

  【注释】

  1 有关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的潜力----关注它的优势和局限性---的辩论,请参阅阿伦·弗莱堡(Aaron L. Friedberg)和罗伯特·罗斯(Robert S. Ross),“龙来了:中国是军事威胁吗?”《国家利益》(2009年9月10月期),也可参阅裴敏欣和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大辩论:中国的颜色”《国家利益》2009年3月4月期)。

  2 请参阅伊塔马尔·拉宾诺维奇(Itamar Rabinovich),“美国的优势”《美国利益》2009年5月6月期。

  译自:“Pillars of the Next American Century” by James Kurth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cfm?piece=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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