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冰尖 文化才是冰山

［趋势］

制度是冰尖 文化才是冰山

作者: 赵晓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3-07-31 16:45:22

　　生产力＝人才＋好的文化
　　近日，读到著名的政治学者、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颇有知音之感。

　　究竟如何认识文化的作用？通常，人们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所以人才是企业竞争致胜的关键。其实，人才固然重要，文化才是关键。顶尖的人才，可以精诚合作搞出世上最好的产品，也可以上演最惨烈的争斗。因此一个企业刘关张诸葛亮赵云一应俱全并不一定就有战斗力。如果缺乏富于凝聚力和团结精神的文化，这个企业不过是“一盘散沙”，就算人才再多，也无济于事，甚至可悲地沦于内耗。

　　现今人们日益重视人力资本，视之为经济进步的最重要因素。舒尔茨在《穷国的经济学》中说：“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富的关键。”人力资本的最奇特之处就在于，它与物质资本是不同的，不可能像按电钮一样输出预定功率以及作预期的行为。一个人可能是好人，可能是坏人，可能是有用的人，可能是无用的人，可能是大有作为的人，也可能是无精打采的人。即使是一个天才，也完全可以在瞬间毁灾他的全部人力资本。

　　这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化的软件作用，而不取决于人体的硬件作用。

　　我的结论就是：人才并不必然构成生产力，“人才＋好的文化”才是生产力。如果只重视物质的硬件投资，包括人的身体及智力投资，而不对文化尤其是价值观的软件投资，那么即使简单地根据管理学中的“短板定理”，我们也知道投资的效果一定受到影响。

　　用文化伦理取代“防盗门”
　　有人争辩说，关键是制度，可以通过引进好的制度来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问题是如何理解制度。制度就并非是一些条条框框，而是人们内心中活的潜在规则，是由文化内生的一整套东西。制度经济学集大成者道格拉斯.C.诺斯就说过“制度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也就是说，制度可能是正规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制度的奥秘就在于：制度的精神重于形式。或者说，正规制度只不过是冰尖，而文化才是冰山的主体。迄今为止，大部分人讨论制度，不过是讨论了一个冰尖而已。

　　在笔者看来，制度是文化的显件，文化是制度的隐件。离开了文化谈制度，其实是在畅想空中楼阁。现实中，如果大家都抽烟，即使办公室的墙上写有“禁止抽烟”的标语也无济于事，大家关起门（甚至连门都不关）来抽就是了。反之，如果大家都是不抽烟的人，就算没有“禁止抽烟”之类的明文告示，也不会有人抽烟。这就是显件与隐件的不同作用。

　　因此，通过制度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不是求取制度的形式，而是催生内在的制度精神。这意味着文化建设、传播、生长至关重要。

　　在有些地方，人和人之间互相信任、友爱，路不拾遗。但在另外一些地方，人和人之间缺乏信任、相互为害，不得已要给家宅装上防盗门以保安全。企业内部人和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情形也是这样。如果缺乏诚信，缺乏一种友爱与合作的文化，要完全靠装许许多多的“防盗门”来激励和监管，成本因此急剧上升，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将无法与不需装“防盗门”的企业和社会相竞争。

　　内耗型的文化损害经济增长，反过来，合作与诚信的文化将如同科技创新一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我们承认科技是生产力，我们如何能不承认文化是生产力？

　　最新的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已经将“精神资源”的分析纳入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之中。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就在于，相比我们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言，我们的精神资源、伦理资源是那样的贫乏，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亲善和诚信是那样的稀缺。由于社会忽视了这一问题，并缺乏有力的措施，从每一个人的角度讲，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自己先给自己家装个防盗门成为最理性的选择，所以才会想到这样或那样的个别性与特殊性的保护措施（包括富人雇用保安以及为富人人身安全立法的提案）。但我们却很少想到：从社会的角度考虑，每个人都装防盗门其实是典型的“重复建设”，是典型的浪费性投资，因而是典型的集体非理性的结果。

　　个人装防盗门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每个人的理性选择简单相加却不见得是社会的理性选择，这就是宏观与微观间的悖谬现象。其实，凡遇此类情况，往往公共政策可以大显身手。考虑中国社会当前的情况，社会最优决策应该是共同建设一种可以称之为“友爱”、“合作”、“诚信”的产品，用这种建于文化与伦理基础上的社会产品逐渐替代无所不在的“防盗门”。

　　市场经济应建立在信仰之上
　　“友爱”、“合作”、“诚信”是我所理解的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早在1980年代，中国的企业就提出过建设“企业文化”的口号，并视之为企业获得最大回报的关键，可见企业其实是知道“文化”的厉害的。面对中国社会诚信不足、贫富矛盾以及人身安全感日益下降等种种问题，整个中国社会现在是到了最需要考虑建设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时候了。

　　所谓“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并不在于有无市场，有无交易，甚至不在于有无完善的市场法律，而在于有无健全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

　　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与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宪政）相适配，而且与一整套市场伦理相适配，经济－法律－文化之间取得了最大的平衡，所以能够使市场经济发挥最好的效果，并且能够长治久安。相比之下，在中国，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也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需要大力建设和弘扬一整套与中国市场经济变革方向一致，能够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效果的市场伦理与财富伦理。

　　中国人一般都相信“仓廪实而知礼节”，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也许是相反，也就是说，不是经济发达了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一帮守规矩、讲诚信的好人，然后才有发达的经济，即“知礼节而仓廪实”。从英美文化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就是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先有“清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后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

　　在西方，伦理的源泉是宗教，虔诚的宗教信仰为人们的经济伦理提供最可靠和最丰富的源泉。为什么德国货会成为精良的代名词？是因为德国人主要不是因为受金钱的刺激，而是用最宗教的虔诚来看待自己的职业和生产产品。对于一个教徒来说，他做一样工作，生产一件产品，并不仅是为了工资、为了谋生而做，而是为完成上帝安排的任务。我们可以想象，这与干工作只是为了对得起所拿的那份工资，在工作态度的严谨与认真上会有多大的不同，制造出来的产品在品质上又会有多大的不同。

　　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信仰之上，才是建立在磐石之上。否则，我们将不知道，哪一天诚信的大厦会倒塌；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会不会遭到破坏，而朝畸形的方向发展。

　　归根到底，我们需要通过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通过弘扬和建设好的价值观，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进步。这既是我们心灵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

　　汤因比说过一句最精辟的话，所有文明的消亡皆因自杀，而非他杀。革命和改革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中华民族精神之再造，文明规则之再造才是根本。

留言板

　　什么是公共服务型政府    

　　SARS以后，国人纷纷谈论建立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这显然是因为在S ARS危机期间，在付出几百条生命和重大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后，大家终于意识到了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的确是一件好事。

　　告慰亡灵的最好办法，就是抓住稍纵即逝的改革机会。毕竟中华民族百多年来已经浪费了无数次历史转折的良机。

　　什么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呢？简而言之，就是提供私人和社会团体无力或不愿提供的，却又与其公共利益相关的非排他性服务的政府。就狭义的政府即行政机构而言，这些服务大致包括：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产品。政府按照公民缴纳的税收和附带授权的责任来提供这些公共服务。因此，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大小和质量，都应该按照民主决策的程序加以厘定和检验。

　　总之，纳税人既不希望政府过多或过少提供这些服务，更不希望政府提供的是假冒伪劣的服务。否则，政府就将失去其社会合法性。不管是君主立宪制下的政府，还是共和立宪制下的政府，只能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己任，这是自立宪制度建立300多年来的历史现实。

    ——余晖（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对通胀风险要有清醒认识   

    人民币币值稳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不断增强实施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经验表明，从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到出现通胀，至少有半年时间的时滞；而当通胀压力转移到资产，如房地产、股票及其他投资价格上，形成资产“泡沫”，其时滞可能更长，危害也更大。因此，中央银行要增强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对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作出“提前量”的正确的判断，而不是等到已经明显出现通胀时才采取措施。

　　目前，中国货币信贷呈现增长过猛的情况，如果不加以适当调控和引导，就有产生新的大量不良资产的危险，这更加突出了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金融领域存在的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股票市场恶意操纵行为以及保险费收入投资效益不高等问题，都与金融资源误配有关系。合理高效地配置金融资源，必须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同时要促进金融机构深化改革，提高管理金融风险的水平。

　　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经验来看，一国金融体制的建立和运行方式，除了由其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等决定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文化传统和文化特征的影响，因此需要促进中国先进金融文化的发展，以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摘自《证券日报》

    国资改革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微缩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进一步放大，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资源的全社会整合。也就是说，这种战略性调整不再局限在国有经济范围之内，也不仅国有企业一种实现形式，而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实现资源的重新整合，包括非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也包括外资经济介入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可以说，中国不改革原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就难以真正实现。反过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将在更深层次上推动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因此，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就不能是原有体制的简单重复和微缩，也不是机构和职能的简单调整和归并，而是体制结构的战略整合，从而建立符合基本经济制度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即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和趋势，构造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白津夫（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