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饼干点心与欧洲贵族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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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cake）蛋糕的起源
最早的蛋糕是用几样简单的材料做出来的，这些蛋糕是古老宗教神话与奇迹式迷信的象征。早期的经贸路线使异国香料由远东向北输入，坚果、花露水、柑橘类水果、枣子与无花果从中东引进，甘蔗则从东方国家与南方国家进口。
在欧洲黑暗时代，这些珍奇的原料只有僧侣与贵族才能拥有，而他们的糕点创作则是蜂蜜姜饼以及扁平硬饼干之类的东西。慢慢地，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西方国家的饮食习惯也跟着彻底地改变。
从十字军东征返家的士兵和阿拉伯商人，把香料的运用和中东的食谱散播开来。在中欧几个主要的商业重镇，烘焙师傅的同业公会也组织了起来。而在中世纪末，香料已被欧洲各地的富有人家广为使用，更增进了想象力丰富的糕点烘焙技术。等到坚果和糖大肆流行时，杏仁糖泥也跟着大众化起来，这种杏仁糖泥是用木雕的凸版模子烤出来的，而模子上的图案则与宗教训诫多有关联。
生日蛋糕的由来
中古时期的欧洲人相信，生日是灵魂最容易被恶魔入侵的日子，所以在生日当天，亲人朋友都会齐聚身边给予祝福，并且送蛋糕以带来好运驱逐恶魔。
生日蛋糕，最初是只有国王才有资格拥有的，流传到现在，不论是大人或小孩，都可以在生日时，买个漂亮的蛋糕，享受众人给予的祝福。
满月蛋糕的由来
宝宝满月，免不了求神祭祖，然后剃胎发，大人总希望小宝宝快快长大。在满月当天，外公外婆要送小宝宝许多满月蛋糕，希望外孙（女）能中状元，终生圆圆满满。
随着时代的进步，满月送蛋糕表示“蓬发”的意思，祝福小宝宝将来蓬勃发达。
慕斯蛋糕在欧洲的历史和演变
慕斯蛋糕最早出现在美食之都法国巴黎，最初大师们在奶油中加入起稳定作用和改善结构，口感和风味的各种辅料，使之外型，色泽，结构，口味变化丰富，更加自然纯正，冷冻后食用其味无穷，成为蛋糕中的极品。她的出现符合了人们追求精致时尚，崇尚自然健康的生活理念，满足人们不断对蛋糕提出的新要求，慕斯蛋糕也给大师们一个更大的创造空间，大师们通过慕斯蛋糕的制作展示出他们内心的生活悟性和艺术灵感，在世界西点世界杯上，慕斯蛋糕的比赛竞争历来十分激烈，其水准反映出大师们的真正功力和世界蛋糕发展的趋势。1996年美国十大西点师之一Eric Perez带领美国国家队参加在法国里昂举行的西点世界杯大赛，获得银牌。由于他的名望，97年特邀为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50岁生日制作慕斯蛋糕。并邀请在白宫现场展示技艺，成为当时轰动烘焙界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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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序导言:全球化视野下的中产阶级 自我们跨入21世纪的门槛的那天起，这几年来，几乎所有手上有点闲钱的中国人都将购买的目光投向了房产和汽车，而一个家庭拥有房产的数量、面积和档次，以及一个家庭是否拥有汽车及其档次，自然也成了判定一个家庭社会与经济地位的最直接指标。在房产和汽车快速进入普通家庭，并成为我们拥有的主要财产的时候，在我们的宪法第一次庄严地承诺“保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的时候，那个我们曾长期摒弃甚至视为罪恶的middle class即所谓“中产阶级”，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现代媒介以及最古老的媒介——我们的嘴皮子上,它也许会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语言之一。在短短的20余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突然间拥有的房产和汽车面前，“突然中产”在我们缺乏准备并因此多少有些局促不安的心里激起的眩晕，大概是托夫勒所说的“未来的振荡”（future shock）的最好的中国版本。在今天这个全球经济乃至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认真审视西方及其他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基本特征和内在分化，对我们理解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和命运无疑是有益的。 第一部分：序一何谓中产阶级(1) 尽管中产阶级的概念十分流行，但由于中产阶级本身的历史流变复杂、不同的学者在使用“中产阶级”一词时的理论背景和理解各异，这就使得迄今为止仍缺乏一个明确统一的有关中产阶级的界定。在已有的社会学文献中，罗列于“中产阶级”标签之下的相关内容不仅繁杂，有时甚至互为矛盾、大相径庭。 按19世纪英国法学家亨利· 萨姆纳·曼恩的看法，从农业社会及前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种“从身份迈向契约的运动”。Quoted in Tonnies, F, Community and Societ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8), p182尽管按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现象古已有之，但在前农业社会，社会分层地位常常是由先赋因素决定的，此即曼恩所说的“身份”（status）；只是在工业社会，那由后天的经济社会和自致因素决定的社会分层地位，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阶级”（class）。事实也是这样，在18世纪中叶欧洲重农主义者使用class一词之前，人们通常使用的是status, estate 或order：前者强调的是各个不同群体的经济功能，以及与此相关的职业因素，而后者强调的则是身份的差异。Pilbeam，Pamela M, The Middle Class Europe 1789~1914: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Russia (London: Macmillan, 1990), p3可以说，正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决定人们的社会分层地位的那些决定性因素。从这时起，阶级成为社会分析的重要单位，而与此相关的中产阶级及其概念也开始浮出水面。 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怀有高度的敏感，并且最早关注到中产阶级出现的人还是马克思。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现在仍然常为人引用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也是最早论述阶级及社会分层的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尽管马克思在单纯论战性的文章中大多持二元化或极化的资本主义分层模式，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1页。但他在其他许多文章中也使用过更为复杂的包括其他阶级在内的分层模式。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但使用过“中产阶级”的概念，而且可以认为他本人就是这一概念的创用者之一。在有关中产阶级的历史文献中，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用德文写成的《共产党宣言》中。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流动时，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以前的中等阶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同上引书，第259页。在马克思的多种著作的中文版中，那个被称为“中等阶级”或“中间阶级”的群体在德文版中为mittel klasse，在英文版中被译作middle class。也有人在重译《共产党宣言》时，将中产阶级的英文译成intermediate strata。参见 Draper, Hal,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ume II: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p616。 这一版本为人重视的原因在于，按Val Burris的说法，1888年即在马克思死后5年出版的英文版是导致人们将马克思的阶级结构理论归为简单的极化观点的主要来源之一。参见Val Burris,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Middle Classes”, Arthur J Vidich, The New Middle Classes: life-styles, Status Claim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p49因此，可以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版中使用的“中等阶级”、“中间阶级”的概念就是我们这里的“中产阶级”。据不完全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9卷中，直接论及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地方就有83处之多。陆梅：《中产阶级的概念及理论回顾》，南通：《南通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在马克思那里，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而中产阶级的划分依据，基本上仍然是这一群体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另外，不仅马克思最早使用了中产阶级的概念，而且他还多次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第653页。另外，同样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批判马尔萨斯时指出：“他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些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63页）由此可以认为，马克思关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会进一步扩大的看法不是随意的，而是十分成熟的。这样的论述虽然与马克思的其他论述似乎有些矛盾，但却与中产阶级在整个20世纪中的发展实态十分吻合。 第一部分：序一何谓中产阶级(2) 在马克思之后，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其壮大也引起了其他许多学者的关注。比如，在法国，许多学者同样注意到了这一阶级的出现，一些法国史学家将他们称之为中等中产阶级（middle middle class），也有的学者称其为小资产阶级（the petty bourgeoisie），而甘必大1872年在格勒诺尔发表演说时则干脆说：“共和国的到来，标志着中等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new social strata）已经进入权力机关。”甘必大在这里所说的新社会阶层，就是1850～1870年代之间法国因经济增长而不断壮大的新兴集团，“新阶层”也成了这个新兴集团最为人普遍接受的称谓。宋亚萍：《论19世纪法国中间阶层的兴起及其社会影响》，徐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认真考证起来，虽然包括甘必大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都对中产阶级概念的提出有所贡献，但较为全面的理论探讨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获得最初的发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绕着中产阶级的有无及其性质，在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争论。争论的一方如考茨基，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极化观点，他们将无产阶级定义为所有通过工作获取工资或薪水的人，并认为这些人越来越多、正在成为社会的主体，用考茨基的话说，“在所有的国家，人口的大多数都已经落入无产阶级的境地……无产阶级的境况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口的境况。” Kautsky, Karl, The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W W Norton, 1971), pp35～42而争论的另一方如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则同意德国经济学家、德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古斯达夫·施穆勒的观点，认为应该将公务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人员和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salaried employees）阶层视为“新中产阶级”（这是new middle class一词最早见诸文献），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弥补了老中产阶级衰落带来的问题，结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 上述两派观点分歧虽多，但主要集中在薪金雇员的归属问题。考茨基等人认为薪金雇员不占有生产资料，仍然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所谓“硬领无产阶级”（stiff-collar proletariat），因此这部分人的出现和增长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的阶级格局。当然，考茨基也意识到，这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常常落后于他们的客观存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以为自己的境况要好于无产阶级。他们错误地将自己归属于资产阶级，就像男仆认同于其主人一样。”Kautsky, Karl, op cit, p40和考茨基不同，伯恩斯坦接受了施穆勒的新中产阶级的观点。他反对阶级极化的理论，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正在消亡的阶级，而是一个“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增长的阶级。”Bernstein, Eduard, Evolutionary Social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1),p48在伯恩斯坦看来，白领雇员数量的增长和多样化反映了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内在分化和经济改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两极分化，“在工人阶级和巨富之间的阶层没有一个环节显著地缩小”。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北京：三联书店，1981，第25页。由此，他断言阶级的分化未必会引发革命的爆发，渐进主义的社会改良策略才是可行的。 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也是倡导薪金雇员非无产阶级化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在其《现代薪金雇员问题》（德文版1912年，英文版1937年）和《新中产阶级》（1926年）等书中，莱德勒也接受了前述施穆勒的新中产阶级概念，将薪金雇员从无产阶级中排除出去，他认为薪金雇员尤其是其中的技术人员和商业雇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占据着一个“中间位置”。“在两个阶级之间占据的这种中等位置——这是一种消极特征，而不是确定的技术功能——是薪金雇员的社会特征，他们在自己的意识和群体评估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性格。” Lederer, Emil, The Problem of the Modern Salaried Employee (New York: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1937), p8莱德勒证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独立企业主（即老式中产阶级）在经济活跃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882年的28%降到1907年的不足20%；同一阶段手工劳动者的比重也仅有小幅增长；而薪金雇员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重，则从1882年的18%上升到1907年的67%。这和后来米尔斯揭示的美国同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动趋势十分相似。 第一部分：序一何谓中产阶级(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欧美各国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为鲜明的变化之一是中产阶级“白领”阶层的扩张。这种变动或“扩张”，使得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相关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其中最为著名的包括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年）、帕克的《中产阶级的神话》（1972年）、吉登斯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1975年）、古德纳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1979年），以及阿瑟·维迪奇主编的《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地位诉求和政治取向》（1995年）等， Mills, C Wright, Ibid; Parker, Richard, 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New York: Harper, 1972); Giddens, Anthony, The Class Structure of Advanced Societies(New York: Harper Collins,1975); 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英文版1979）；Vidich, Arthur J, op cit。而关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在某一类群体中的中产阶级研究更是汗牛充栋。同早期的研究相比，这些研究的基本特点是：（1）以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对欧美中产阶级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2）对构成中产阶级的各群体均作了分类研究；（3）分析了中产阶级的特征、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4）发展了有关中产阶级的相关理论。 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上海：《社会》2005 第1期。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从字面上看，理解中产阶级即英文中的middle class似乎并不困难，它指的是那些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间层的阶级。但是，问题常常在，这个社会资源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或阶级分层的标准是一元的，即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在马克斯·韦伯那里，社会分层的标准是多元的，它起码包括：（1）从经济的角度界定的阶级（class），“从具体利益的观点来看，阶级是由同样经济地位的人组成的一些集团”，或者说他们具有共同的生活机遇；（2）从社会的角度界定的身份或地位（status），不同的身份或地位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或缺乏这种声望……它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方式来体现的”； Gerth & Mills, ed, From Mar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405（3）从政治的角度界定的权力（power），这是在社会生活中贯彻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意志的机会。这一由财富、权力和声望构成的所谓三位一体分层法后来影响到众多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吉尔伯特和卡尔的包括职业、收入、财产、个人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在内的九变量系统。吉尔伯特和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9页。这九个变量既包括职业、收入、财产等客观因素，也包括了个人声望、阶级意识等主观因素。尽管这九大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以及这九大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都常常被人们视为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但一般而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或收入和财产等经济因素是人们用来划分中产阶级的常规标准之一。比如，早期人们将老式中产阶级称为“小资产阶级”（the petty bourgeoisie），而现时人们仍习惯将中产阶级称为“中等收入阶层”。职业也是人们用来划分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另一常规标准，比如，在米尔斯眼里，新老中产阶级的交替，就“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 第一部分：序二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1) 一般说来，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级”即英文中的middle class最早出现在近代以来的欧洲。自17世纪甚至更早，欧洲社会就出现了现在被称作“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历程，并通过这场绵延数百年并不断向整个世界辐射的大变迁使人类生活于其中数千年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们公认的这场大变迁的“震中”却是18世纪欧洲的两次大革命。 现代意义上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工业革命有着最为密切的关联。这场以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前导的技术革命，在产生了现代大工业的同时，也使得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得以确立，同时使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原先繁复的社会等级逐渐演变成贵族阶级（gentry class）、市民阶级（burghers class）和劳工阶级（working class）， 他们分成为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upper class）、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和下层阶级（lower class）。早期的英国中产阶级由大小不等的商业和工业资本家构成，他们对财富孜孜以求，借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法国中产阶级的最初形态是那个后来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积极角色的第三等级（Third Estate）。同教士与贵族即所谓第一和第二等级相比，第三等级数量庞大，占到人口总数的97%，并且它的涵盖范围也很广。按托克维尔的说法，“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287页。但是，虽然第三等级包括了所谓“中产阶级”，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三等级都是中产阶级。第三等级包括了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分，也就是说，第三等级中有富人和穷人，有目不识丁的人、也有有教养的人，当然，也包括了中产阶级，或法国人所说的the petty bourgeoisie。如果需要解释的话，那么，第三等级中的富人是资产阶级，包括最有钱的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是小农场主、小店主，占总人口80%的农民中的10%的富裕者，以及为数不多的作家、医生、学者等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专业人员等；而穷人则是大多数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城市贫民。在法国大革命之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日千里的发展，这个在政治上仍然处在被统治地位的第三等级，包括上述大资产阶级，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日常生活方式上已经对包括贵族在内的整个法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法国贵族阶级之间上演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相互模仿的“闹剧”：一方面，传统的贵族阶级对向上攀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鄙夷和不屑，甚至Bourgeois一词本身在贵族阶级眼里就是粗鄙和缺乏教养的代名词；Maza, Sara, “Luxury, Morality, and Social Change: Why There Was No Middle- Class Consciousnes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9(June 1997)这种鄙夷和不屑使得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新兴市民阶级既反对贵族阶级的特权，又对这种特权顶礼膜拜。在当时的法国，用金钱来购得贵族的身份几乎是每一个法国新富们追逐的流行风气，而莫里哀笔下的那个醉心贵族的小市民——茹尔丹先生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小市民或小资产阶级的真实写照罢了。另一方面，有着天生的商业冲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们，也像托克维尔所说，则拿着用各种手段获得的“财富这一特权来反对他们的敌手所享受的五花八门的特权，他们当然会在贵族眼前炫耀所有的豪华富足”。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286页。像贵族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模仿对象一样，他们反过来也以后者为模仿对象：既要学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阔气，但又不知生财之道，于是很快就产生了经济上的拮据，或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其收入赶不上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贵族阶级在经济上的衰落，既是那场摧枯拉朽式的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起码是起因之一），也是它的必然后果。革命期间及革命之后，Bourgeois又开始具备了经济以外的政治特征，它和“无套裤汉”（sans-culottes，指激进的巴黎市民，包括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店主以及一部分富人，与小资产阶级有十分相似的构成）一样，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 尽管德国不是中产阶级最早的发源地，但是就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国思想家们却是中产阶级理论的主要倡导者。确实，德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晚于英、法国，但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之后，新崛起的德意志帝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就齐头并进，到19世纪末，德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英、法国，而它的首都柏林也“从一个相当偏僻、死气沉沉的市镇一下子变成为世界性的城市”。Coser, L, Master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Idea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7), p203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短暂的魏玛共和国时代，尽管政治上的安宁一天也没有过，但是经济的发展和文化领域的活跃却为德国造成了一大批中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期间，埃米尔·莱德勒和雅各·马沙克注意到了由薪金雇员和公务人员组成的所谓“新中产阶级”的出现，除了这两个主要的群体外，还包括私人教师，护士，在各种经济联盟、职业团体、工会和消费者协会中的高级雇员，劳动组织的秘书，保险公司的雇员，以及演员、歌手、音乐家、合唱队员、药店雇员、报刊编辑与记者等。尽管包括莱德勒在内的许多德国理论家们都认为，中产阶级在德国社会结构中的中间位置结束了社会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强了阶级之间的亲和力，但是1920～1930年代的德国却对这种说法提供了反例。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带来了整个德国的社会和经济的衰落，此时的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边缘”或“低等”中产阶级终于发现，自己既不相容于资产阶级，也不相容于劳工阶级，他们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扩展感到压抑，另一方面也对工人阶级力量的崛起惊恐万分。这种两头不靠的“中间状况”或“中产阶级的惊恐”（panic in the middle class）终于使他们成为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西奥多·盖格（Theodore Geiger）所说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第一部分：序二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2) 其实，在盖格提出上述观点的7年前，1923年卢杰·萨尔瓦托里（Luigi Salvatorelli）就以意大利为例，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出了同样的解释。 Quoted in Felice, Renzo De, Interpretations of Fasc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29这种关于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中产阶级运动的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认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埃里克·弗洛姆、弗朗兹·纽曼，意大利历史学家伦佐·德费利切，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威廉·科恩豪泽和塞默尔·马丁·李普赛特都是这一观点的积极拥护者。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中提出，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分为左、中、右三种类型，它们分别代表着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下，每一阶级都会采取一种或是温和或是激进的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上层阶级的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保守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而中产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则是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如此，在李普赛特眼中，法西斯主义是“中间派的激进主义”，“它从根本上说代表了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抗，对大型企业和工会的反抗。”Lipset, Seymour Martin, Political Ma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p131一句话，法西斯主义是1930年代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谈论中产阶级不可能不谈论美国，因为很久以前美国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吉尔伯特和卡尔，同前引书，第80页。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Mills, C Wright,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12～13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工业化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对立阶级的看法。 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5∶4。”Bell, Danie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17 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被米尔斯称为“老式中产阶级”的人，而是随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米尔斯发现，1860年中产阶级雇员只有75万人，而1940年达到1250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56%（70年前他们只占15%），老式中产阶级则只有44%（70年前他们还占85%）。Mills, C Wright, op cit,p65 在此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引自吉尔伯特和卡尔，同前引书，第86～87页。而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只占劳力的25%，而专业和技术的阶级（像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则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Bell, Daniel, “Technology and Human Civilization”, Speech on Television in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Nanjing University, 2002, May 20在丹尼尔·贝尔看来，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Bell, Daniel, opcit,1999,p13 而这一切，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主要景观。 无论社会学家们的论述有怎样的区别，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5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根据1958～1960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Vogel, Ezra F,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Second Edi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First Edition, 1963), p4 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个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虽短，仍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Hsiao, Hisn-Huang Michael (ed), Discovering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c Sinica, 1993), p3 进入199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的眼光又开始落在中国大陆，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它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已经出现后工业化的征兆。Pearson, Margaret M,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Goodman, David SG,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Goldman, Merle, & MacFarquhar, Roderick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秦言：《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上述研究及我们在本书的各章中提及的诸多研究，加之我们在《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一书中论述的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确实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化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 第一部分：序三新老中产阶级 一种类型学分析(1) 从近代以来中产阶级出现并引起社会理论家们的关注开始，有关中产阶级的类型学分析一直是中产阶级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种分析中，最为流行的划分方法是将中产阶级分为老中产阶级（old middle class）和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两大类型，而主要的理论争论又常常集中在新中产阶级的属性及其社会功能之上。 有关新老中产阶级的划分以及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问题，之所以会在1920年代甚至更早就成为中产阶级理论的关注焦点，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集中，许多小企业被大的垄断组织所替代，代之而起的是散布于工业、交通、通讯、金融、建筑、商业、保险和不动产等行业领域的各种股份公司，而随着股份公司的出现和股权的分散，企业的管理权从早期的所有者手中转移到迅速庞大起来的从事行政、管理、销售、财会、公共关系工作的白领群体手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发生了分离；比如，在1960年代的美国，200家最大的、几乎控制着全国公司财产一半的公司中，44%就是由经理们而不是所有者控制的（参见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61～362页）。而现代国家的发展及功能的分化和扩展，也造成了大批的文职公务人员，这两个主要方面造成了大量白领管理人员的出现，并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其二，上述变化自1920年代后之所以会引起马克思主义阵营和非马克思主义阵营共同的关注，是因为它不仅对马克思早期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化观点提出了挑战，也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态势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这一切，就像瓦尔·布里斯所说：“在政治社会学中，很少有什么主题会像新中产阶级的性质与政治这样的问题能获得这样多的关注。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从事脑力劳动的薪水雇员的阶级位置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论战的中心。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起码能够追溯到1890年代修正主义的论战中。它也是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法西斯主义分析的核心问题，今天在西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内部仍是最为热门的话题。在非马克思主义圈子中，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同样不乏诱惑力。从索尔斯坦·凡勃伦和詹姆斯·伯恩海姆的专家治国论的预言，到C赖特·米尔斯的《白领》中的‘新小人物’（new litter man），再到丹尼尔·贝尔和阿尔文·古德纳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每一代社会理论家都将对新变动的社会秩序的解释置于这一阶级的重新发现和解释上。” Burris, Val,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Arthur J Vidich, op cit, p15 在新老中产阶级的类型学分析及新中产阶级的属性方面，除了前述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外，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伯恩海姆和赖特·米尔斯的理论值得一提。1941年，伯恩海姆在《管理革命》一书中，受社会学家凡勃伦的企业家和工业家两种资本主义阶级类型划分的影响，具体论述可以参见周晓虹《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410页。 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向以工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为标志的“管理社会”转变。在这一社会中，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不再对生产有任何贡献，他们成为被管理人员所挣来的利润所喂养的人，而管理人员则实际控制着生产资料，而控制“生产资料是社会统治的位置，谁控制了它们，谁就事实上有了控制社会的权威，因为它们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手段。”Burnham, James,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41), p125这个被称作新阶级的管理阶级包括了业务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工厂主管人员及其协作者，以及一般行政人员、宣传专家和技术管理人员。 10年之后，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对新老中产阶级的特征及区别作了最为全面的分析。在米尔斯看来，“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最大区别有二：其一，无论是自由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因此，从财产方面说，他们的地位和普通劳动者一样；而“从职业收入方面说，他们多少是‘处在中间的’。”Mills, C Wright, op cit,1951,p73 正因此，米尔斯会提出，老中产阶级向新中产阶级的转变，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其二，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中产阶级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但新中产阶级（除了大型百货超市中的售货员）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他们从事的工作用米尔斯的话说是“与人和符号打交道”。Ibid,p65 这既是新中产阶级被称为“白领”（white collar）的原因，也是这个阶级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米尔斯对中产阶级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各种有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中，阿尔文·古德纳的看法独树一帜。和米尔斯一样，古德纳也认为出现了一个新阶级，但这个新阶级的组成比米尔斯的新中产阶级要单纯一些，它由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分子和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文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和旧阶级一样对这个社会施以影响和控制，不同的地方在于：新阶级的资本是它在教育的基础上获得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而旧阶级凭借的是财富资本。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6页。和凡勃伦尤其和伯恩海姆一致的是，古德纳也认为，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个新阶级正在逐步将占有生产资料的旧阶级转变为一个食利者阶级，转变为靠自身的利润、租金和利息生活的领取养老金的人，或转变为通过吸收新阶级的特点而重组其阶级性质的阶级；同样，他也预测，虽然新阶级在目前的美国还没有成为统治阶级，但它却完全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统治阶级。 尽管我们这里论述的伯恩海姆、米尔斯和古德纳，以及我们没有论述的普兰查斯20世纪的思想家们，都将有关中产阶级或相应人群的论述重点放在了对新中产阶级的考察之上，但事实上在他们的论述过程中还是将新老中产阶级的界限清晰地划分了出来。如果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s）的话，我们显然可以将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视为中产阶级社会构成的两个主要类型，或中产阶级的两种主要亚型。将新老中产阶级视为一对理想类型，能够有效地说明，尽管这两种亚型之间在财产关系、收入、职业、地位、社会声望、生活方式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客观差别，但这种概念类型的区分本身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建构，是为了社会结构研究的便利而进行的一种理论化约。作为一对理想类型，它同样符合一般的理想类型的那些基本特征：其一，它存在于分析者的观念之中，是我们对现实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分层的一种抽象；其二，我们使用的这一对理想类型所代表的社会现象是接近典型的，但现实中的社会现象只能与之近似，并不会同其完全一致。 第一部分：序三新老中产阶级 一种类型学分析(2) 老中产阶级，在马克思那里包括了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以及医生、学者、牧师等为数不多的自由职业者；在米尔斯那里则被进一步简约为小农场主、小商人和为数同样极少的自由职业者。除却人数极少的自由职业者，我们能够看到，尽管在1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欧美国家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包括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老中产阶级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大为降低，但其最基本的核心特征并没有变，即是对小额资本或财产的占有，并且这种占有方式常常是以个人或家庭所有为特征（现时的大资产阶级对资本的占有方式则更多是股票或债券），这也是他们常常被称为小资产阶级（the petty bourgeoisie）的原因所在。按斯图尔德·克莱格的观点，现时西方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或老式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小公司和农场主两种类型。前者主要集中在竞争性更强的边缘工业中（大公司则集中在制造业），它们因为拥有资本所有权而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其中有一些具有发展的潜力，但大多数或受制于大公司，或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一般说来它们的雇佣人数不足10人；而后者的财产一般说来不是在市场上获得的，而是从上辈那里继承来的——继承性是小农场主区别于城市老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 转引自周琪《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25～228页。 老式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他们信奉个人竞争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它将私人所有制、合理分配利润视为合乎社会需要的。因为深信资本主义的现时发展对老式中产阶级构成了威胁，他们希望能够重建一个自由的“道德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能够固守自己的“独立”，继续“做自己的老板”的理想。显然，老式中产阶级承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的价值观念，或者用米尔斯的话说，他们“仍旧是旧的并且现在依然强大的美国方式的定位之锚”。 Mills, C Wright, op cit, p54 同老中产阶级相比，新中产阶级确实是一种迥然有别的理想类型。尽管新中产阶级是相对于老中产阶级而言的，但他们在财产上却没有任何可比性。换言之，新中产阶级“没有任何独立的财产可言”。 Ibid，p63其实，没有独立的财产只是新中产阶级的一个特征，一个与老中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相区别的特征；它的另一个特征，即与工人阶级相区别的特征是，他们同时还是米尔斯所说的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或普兰查斯所说的“非生产性的非体力劳动者”。其基本的社会构成起码包括经理阶层、专业人员、销售人员和行政办公人员。 围绕新中产阶级的上述特征，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解释。在这些不同的理论解释中，有关新中产阶级的不同称谓，既涉及这一阶级的基本特点，也与其社会功能有关。在有关新中产阶级的理论中，起码有这样5种值得我们探讨：（1）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专业—管理阶级”理论。这一理论虽然也有某些亚型存在，但其一致的地方在于它们都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发展出了一个承担“管理”职能的阶级。（2）“新工人阶级”理论。按照这一观点，当劳动过程发生专业化、科学化和自动化时，劳动力也必须相应地进行专业化训练，这就产生了掌握了先进技术的新工人阶级。（3）“新小资产阶级”理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即前述N普兰查斯，他认为薪金“白领”阶层即“非生产性的非体力劳动者”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十分特殊的阶级——新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产物。（4）“新知识分子”理论。这种观点认为整个知识分子通过对科技知识的垄断控制了生产资料和当代社会的暴力手段，他们具有自己的共同文化，拒绝任何非他们所建立的理论和知识统治的权威。由于这个阶级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又拥有集体的或普遍的利益，它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5）“服务阶级”理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伦纳提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专业技术人员起到了支持和服务于资本家阶级的功能，构成了包括公共部门中的雇员（政府官员）、私人经济机构中的雇员（商业行政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和社会服务机构中的雇员（“福利分配的代理人”）三大部分在内的服务阶级。“尽管这个阶级不分享生产资料所有权，但由于他们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他们便不同于工人阶级，他们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而是直接地索取从工人阶级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价值。” 周琪，同前引书，第210页。 我们可以将上述有关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及功能的论述归纳为两种观点，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处在某种对立之中：一种观点如“新工人阶级”或“新知识分子”理论认为，新中产阶级不具备财产所有权，他们是与工人阶级地位相接近的雇佣劳动者；另一种观点如“服务阶级”理论则认为，新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地位更为接近，他们体现了资产阶级或功能的某种延伸，因为他们承担了先前由资产阶级承担的监督管理或服务功能，同时他们也和资产阶级一起分享了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尽管数量上要少于资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互为矛盾对立的观点，反映了新中产阶级本身互为矛盾的社会地位和与此相对应的互为矛盾的社会态度。 第一部分：序四全球化与中产阶级的未来(1) 中产阶级人数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稳步上升有关，更与工业社会向我们前面提及的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有关。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中，与“后工业”有关的社会特征有五点：（1）服务性经济的创立，用贝尔自己的话说：“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 Bell, Daniel, op cit, 1999,p15（2）在后工业社会中，专业和技术人员人数不断扩大并且确立了优越地位，这种人数的扩大和地位的提升与服务性经济的发展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正是后者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使劳动力向白领职业转移”；（3）因为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因此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开始凸现出来；（4）后工业社会有可能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技术变革，从而减少经济前途的“不确定性质”；（5）后工业社会有可能使我们使用各种新型的“智能技术”，而使我们这个庞大的社会变得井然有序。 Ibid, pp12～33显然，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导致了传统的工人阶级以及农民的减少或衰落，白领阶级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社会地位上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先来看被称之为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在这个按丹尼尔·贝尔的说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现在确实不仅在经济上从产品生产转向了服务性经济，而且专业技术人员即我们所说的新中产阶级或古德纳所说的“新阶级”在职业分布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美国的“阶级结构变得越来越非无产阶级化，拥有技术专长的工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对不需动脑的机械性工作的需求变少了，对责任和知识的需求变多了。” 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第93页。从表0－1中，我们能够看到，美国自1960～1990年间，阶级结构变化表现出这样一些基本的趋势：（1）主要由于1970～1980年间制造业中工人阶级人数的急剧减少，美国工人阶级的数量或占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比1950年代进一步降低；（2）包括经理、监督者、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和技术工人在内的所谓“白领”阶层的人数继续增长，这个需要资格证书和专长才能够“上岗”的阶级开始遍及社会各个部门，它所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从1940年代的31%，上升到1960年代的4202%，继而上升到1990年代的4873%； 由于统计资料的来源不同，包括丹尼尔·贝尔在内，许多人认为1980年代美国“白领”人数占劳动力的比例已经超过50%。 （3）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相一致，美国“白领”或新中产阶级的增长是1960年代社会政治服务业膨胀和1970～1980年代商业服务业扩展的直接后果。 在美国以外的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5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的诸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获得了全新的发展，这些国家传统产业工人的数量都发生了锐减，而中产阶级的人数则大为上升。比如，在英国，随着以信息与服务业为支柱的新的经济结构的形成，大量非技术职业消失，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非体力劳动部门；在法国，蓝领工人在全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从1969年的40%，下降到2000年的30%，与此同时白领雇员的人数则稳步上升；在德国这个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国家，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达到50%（主观认同率更是高达75%）；《瑞典和德国的中产阶级演进与中国未来社会阶层结构》，http://cfoicxocom/ htmlnews/2004/07/15/264615htm而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因为采取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政策，避免了社会成员贫富差别过大的问题，更是成了中产阶级滋生的温床。 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中，二战后的日本因为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特殊原因，在美国的扶持下也开始了经济的腾飞，而这种腾飞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根据1958～1960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 Vogel, Ezra F,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Second Edi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 First Edition,1963),p4从那以后，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始终在不断增长，尽管遭受过1973年的“石油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尽管也不时有学者警示日本其实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整个日本还是沉浸在“全民中产”的兴奋之中，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率甚至超过欧美达到90%。 从表0－2中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新中产阶级“白领”雇员的人数在20世纪末都有了大幅度的攀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白领”雇员的比例都超过了蓝领劳动者，美国甚至接近60%；而在1970年代，除美国以外，上述工业国家仍然是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白领雇员，这说明20世纪的后30年是发生逆转的主要年代。 第一部分：序四全球化与中产阶级的未来(2) 其实，也是在这几十年中，美国和欧洲的景象也开始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尽管这个中产阶级增长的神话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演绎得远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充分。如果有什么值得特别推崇的标本的话，那么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即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在任何论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论述中都值得一提。人们关注“四小龙”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地区人口众多，没有工业和技术的传统，且饱受战争的蹂躏和地缘政治的危害，但却能够在二战后的30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生产者与出口国家或地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显示新的全球化经济乃是被新的竞赛规则调整步调及结构。这些小龙似乎比老牌工业化国家对于新规则的学习更为迅速，掌握得也比较好。”卡斯特：《千年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89页。值得重视的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不仅表现为GDP的增长，而且在这种增长过程中改变了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我们这里讨论的“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增长，就是东亚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二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有二：其一，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二，在东亚地区，虽然新中产阶级不断增加，但包括小业主在内的老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规模并没有减少，而是随着后福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生活活动的重构而发展稳定并有所扩大。结果，“在所有四个东亚社会都经历了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新资产阶级）的同时增长”。 Hsiao, Hisn-Huang Michael (ed), op cit, p3新老中产阶层并进的这种现象现在也在中国大陆重演，这也是我们将中国的中产阶层称为“杂领”的主要原因。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发展，越来越受到现在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的影响。尽管全球化导源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金融的扩展，但显然它的后果或曰影响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处在一个全新阶段，全球化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内的一个共同景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化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的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的结构之中，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标准化市场和消费模式不断增长，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在这个被称为“全球化”的新阶段，现代那种集中于大城市大工厂的生产方式，开始转移到了周边国家或半周边国家（例如从美国转移到了墨西哥或南美诸国，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区域化和一体化的经济；而在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则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一种近似于生产之生产的生产，一种更高层次的生产，或者像人们所说的“元生产”（metaproduction）。“这种生产方式的市场不再以具体商品为主，而是以形象和景象的特殊安排及其储存和服务方式为主。”王逢振：《全球化、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91页。最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间的相互联系，也自然带来了整个世界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全面的和影响深远的，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将比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总和的影响都更为剧烈。金耀基：《全球化、多元现代性与中国对新文化秩序的追求》，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9页。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国际特征，使得我们对包括中产阶级研究在内的全部社会分层讨论仅限于某个单一的国家已经变得不切实际。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讨论全球中产阶级的发展、崛起与变化。而就本书的主题而言，全球化的影响及由此而生的全球中产阶级的变动起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直接造成了全球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职业结构的变动，它在相当多的国家或地区培育出更多的中产阶级的同时，也对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中产阶级的生存和成长构成了新的威胁。具体说来，正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使得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完成，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纷纷在欧美以外的国家或地区驻足的同时，“全球化导致美国局部去工业化，因为产业生产转移至世界其他地区（不是消失），全球化淘汰了传统制造业的工作。”卡斯特：《千年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52页。事实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大公司和大企业甚至开始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比如印度就建立起了许多现代的跨国企业。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一方面因为高端技术的使用和信息化的浪潮，另一方面因为计算机的使用而导致的管理层次的简化，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使文化程度或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管理白领跌入或面临失业的境地。但是，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是因为全球化，外发的经济形式则促成了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庞大。其实，不仅是印度，包括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这几十年内都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催生了低技术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这种快速增长，既有过度消耗能源、破坏生态、造成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等消极的一面，也有通过实现初步的工业化，向更多的人提供职位和物质性收益的一面。在过去的亚洲“四小龙”国家或地区，以及在今天的中国和印度，那种因为经济全球化而发展起来的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确实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使得中产阶层的人数快速增长起来。 第一部分：序四全球化与中产阶级的未来(3) 其次，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势必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并进而影响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它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造成失业率上升、收入降低、贫富差距过大以及社会福利锐减的同时，也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为更多的人群提供了就业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劳动力收入降低和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十分明显。1980～2000年间，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瑞典、德国等国家的国内收入差距都有所提高， 卡特尔，同前引书，第88页。 其原因之一就是全球化造成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移民群体的持续增加，在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助长了不平等的产生，因为新移民的工资都是低于市场行情的。受到移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与挑战，在比尔·盖茨这样的“科技贵族”暴富的同时，许多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境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的年均工作时间在这20年中增加了10%以上，但他们的收入的增加却十分缓慢。另外，包括北欧和加拿大在内的高福利国家都因为难以承受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而改变原有的福利政策，这也对中产阶级群体造成了相当的威胁。与此相比，在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因为全球化，却造就了人数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印度理工学院和北京中关村造就的IT行业人才，以及在中国大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外资企业代理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群体成长的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全球化带给第三世界的就一定是福音。恰恰相反，它在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造成了对这些国家的剥夺，形成了它们与发达国家更大的差距。比如，据《联合国发展报告》统计，从1960～1993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差额从5700美元增加为15000美元，30多年间竟增加了3倍。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3 再次，经济的全球化还形成了全球性的消费品市场，以及与这种市场相应的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成长与发育。其实，即使是单纯的经济全球化也起码涉及三个方面的全球性流动，那就是资本、产品和服务以及人员。资本的流入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的杠杆；产品和服务的输入有助于形成世界性的消费品市场；而人员的流入则不仅会带动消费，还会输入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当亚洲“四小龙”国家或地区、印度和中国以及拉美国家在全球化影响下经济起飞与发展时，初期的制造基地经过相当的发展之后必然会成为消费基地，或者说从世界性工厂转变为世界性市场。在本书中我们能够看到，原先在西方人的眼中印度有着数量庞大的人口就是没有消费者，但是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印度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群体表现出的消费能力却令人瞠目结舌。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个案。1990年代初，当中国羞答答出版第一本以中产阶层消费为定位的《时尚》杂志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还没有消除过度及超前消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现在几十种时尚类杂志其基本的主题都是倡导中产阶层白领消费、消费、再消费，消费已经成为中产阶层群体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从各种家用电器开始，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现在已经转移到宽敞明亮的住房和家用汽车上。从2000～2004年的5年间，中国沿海城市的房价翻了1～2倍，因为投资住房而暴富的人不计其数。其实，住房不仅是掏空当今中国人钱袋的主要消费品，而且也是转变他们的消费观念的演习场。比如，中国人原先都习惯于用一生的积蓄去买房，而不屑于贷款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2002年，中国住房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贷款总余额还不到2%，但仅一年之后的2003年，中国住房贷款余额已经升至12万亿元，比例跃升到10%，浩民、叶再春：《房地产金融为何要打“组合拳”》，上海：《文汇报》2005年3月28日第13版。而现在贷款买房更是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常规消费。在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各种跨国广告同样在为全球化的市场摇旗呐喊，而消费者感知到的产品国籍常常比其真实的国籍更为重要。Nan，Zhou ＆ Belk Russell W,“Chinese Consumer Readings of Global and Local Advertising Appeals”,Journal of Advertising, Vol33,No 3 (Fall 2004)尽管古德曼认为，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层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不大有关， Goodman, David SG,“The New Middle Class”, in Goldman, Merle, & MacFarquhar, Roderick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40～241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与先前那个“短缺经济”时代相比，中国出现了表征中产阶层出现和壮大的“消费革命”。 Davis, Deborah (ed),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尽管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将我们所叙述的这150年的历史演绎得精彩绝伦，但它对中产阶层的未来发展来说绝对不会是一段终曲。未来，值得我们刮目相看。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一中产阶级：近代英国的新贵(1) 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中不列颠群岛上的英国，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国家。它的发展为现代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奠定了诸多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从而把全世界推进到工业时代；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样板；英国的科学精神和经典理论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其求实与理性的态度明显地奠定了科学思维的基础。完全可以说，英国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英国是现代世界的开拓者。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卷首语》，第1页。 英国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然而，就在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个弊端——它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从而使得英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工业革命的受益者，英国中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一中产阶级：近代英国的新贵 英国的等级制度历史悠久。早在1688年，乔治王朝就把英国社会分为26种等级。后来，这种社会等级逐渐发展演变成为贵族绅士阶层（gentry class）、市民阶层（burghers class）和劳工阶层（working class），它们分别相应于社会上层（upper class）、中层（middle class）和下层（lower class）。这三个阶层的人去不同的学校，受不同的教育，从事不同的行业，他们之间的界限非常明晰。 在这里，middle class的定义显然是宽泛的，它指的是在社会资源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中间阶层，那是每个社会都有的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居于中间层次的群体。它与本章中论及的中产阶级有联系，但也有所区别。在本章中，中产阶级，专指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兴起的一个独立的结构性群体，因为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以农场主、商人、自由职业者以及没落贵族为代表的旧中产阶级，人员构成上以随着大公司经济的发展、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白领”为主体，具有明显的“后工业”色彩，所以又称新中产阶级。丁云亮：《中国中产阶级：一种文化分析》，转载自《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文章来源：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344。 英国学者彼得·厄尔对16、17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作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中产阶级中的绝大部分是商业和工业资本家，他们的财产主要来源于父辈的馈赠、遗产或放贷。这些资产为他们奠定了一个经济基础，使得他们有可能利用这些资本来谋取更多的财富。他们雇佣技术工人为其工作，这些工人没有钱，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得以维持生活。”PEarle,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3这个定义看起来与马克思关于阶级的定义比较一致——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控制土地和财富的动机。中产阶级对财富孜孜以求，其驱动力在于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而上层阶级却对工作毫无兴趣，因为其收入主要来源于不动产的租赁收益。他们并不热衷于财富增长，经营的目的也只限于维持现有的经济状况。 土地拥有的程度可视为划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一个标准——拥有土地的人比没有土地的人要富裕得多，而且他们也不需要像中产阶级那样卖命地工作——这种区分在17世纪是相当清晰的。19世纪，1700个贵族占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共约40%的土地。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们相互间交往密切，共同掌控着地方上的行政权力。这个群体不仅享有他们自己土地的出租收益，而且还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的独特权力。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观点是，富有的男性要肩负更多的国家责任——因为他们富有，因此行使权力时受贿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LStone & JCFStone,An Open Elite? England 1540～1880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p53～54 尽管上层阶级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来维护自身利益，但英国社会毕竟在悄然改变。变化之一，体现在人们的职业分布上。19世纪，人们的职业变化还比较有限，多数变动都是在同一个职业等级内部进行的，不同职业等级之间的流动相当少，所以在整个19世纪中，职业分布状况基本稳定，没有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的变化则相当大，总的趋势是：非技术职业比例缩小，技术职业比例扩大；体力劳动人数减少，非体力劳动人数增加（见表1-1）。钱乘旦、陈小律、陈祖洲、潘兴明：《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78页。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一中产阶级：近代英国的新贵(2) 1971年开始，“技术职业”区分为“非体力劳动的技术职业”和“体力劳动的技术职业”，其职业分布情况见表1-2。同上引书，第179页。 显而易见的是，非技术和半技术职业人员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减少了很多，这些都是原先从事体力劳动、完全靠出卖体力为生的人；技术职业在20世纪增长很快，而且在后三分之一世纪中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增长趋向，同时非体力劳动性质的职业大幅度增加——20世纪70、80年代已超过全部职业总量的1/3。这种情况反映了20世纪技术与社会的重大变化，在20世纪，以机械、动力为中心的传统工业结构逐渐过时了，以信息与服务为支柱的新的经济结构逐步形成。表现在职业上，就是大量非技术职业消失，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非体力劳动部门。 表1-2英国15岁以上男子的职业分布表（1971～1981）单位：％197119811专门职业53462半专门职业1801873非体力劳动技术职业1191264体力劳动技术职业3813705半技术职业1711726非技术职业72757其他2824 变化之二，体现在社会结构的比例上。按照职业分布，我们可以把社会分成三层，即上、中、下三个层次。凡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基本上都属于社会下层；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则分属中等和上等阶级。这三个阶级由于其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不同，其收入及收入的来源也不同，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身份也不同。 历史学家亚瑟·马威克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大约有58%的人属于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39%的人属于中等阶级，3%的人属于上等阶级；而在40年前（1945年），工人阶级大概占60%多，中等阶级大概占30%多，上等阶级大约是2%。根据约翰·史蒂文森提供的数据，在20世纪初，工人阶级占人口的75%，上层和中层合在一起占25%，上层当然不会超过2%。由此可见，在20世纪，阶级结构变化的总趋势是：工人阶级逐渐缩小，中等阶级正在扩大，上等阶级也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十分有限。同上引书，第183～184页。 那么，哪些人构成了英国中产阶级呢？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16世纪劳动力过剩导致劳动力价格偏低，但僵化的体制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英国内战期间，由于战争引起的社会混乱，导致了空前的社会流动。人们可以随意流动到由于战争而导致劳动力匮乏或资金匮乏的任何一个地方。这时期，由于城市工业化发展，工人阶级开始分化，一部分聪明能干的工人由于掌握了技术，成为技术工人，他们的收入要远高于普通工人，逐渐上升为中产阶级。 受重商主义的影响，17世纪的伦敦，早已从政治中心变成了一个全球工业和贸易中心。在伦敦有一个技术和半技术劳动者构成的庞大社会群体，这就为企业家投资制造业和商业贸易创造了机会。伦敦与当时英属殖民地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极其频繁，使得伦敦成为一个财富之都。这种变化当然也是中产阶级崛起的一个机遇。 此外，那些过去坐在自己的土地上，满足于从农民身上榨取果实的部分上层社会阶级，由于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也开始积极考虑如何增长他们的财富。他们试图开垦新土地，或投资小规模的工业来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RHTawney,“The Rise of the Gentry”,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umeⅠ（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1954）,p185农业上采用的新技术需要新的管理者——即需要高级的农业经理人。1610～1650年间，这一特定阶层的人员的薪水（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已经增长到原来的四倍。LStone,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65),p292 城市中商业的强劲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商业和制造业日益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纺织工业创造了大量的辅助性工作——工程、运输、贸易、零售业、金融业，以及艺术创造等等”。TWLaqueur,“Literac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Past and Present, vol64 (August,1974),p103由此催生了一整套文化制度，以支持这些新兴中产阶级商人和实业家的教育和娱乐——学校、报纸、咖啡屋，以及出版社。而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们，自然也被吸纳到中产阶级队伍中来。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二文化，或阶级认同的新视角 如果说在以往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社会等级是靠权力的大小和门第出身来表征的，那么，在市场经济为运行法则，一切以理性选择和效益有无为中轴的商业化社会，一个人的权利、尊严，除了财富的多寡外，还更多地依赖文化标准来确立。丁云亮，同前引书。 阶级的产生源于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并非有或无的关系，整个社会由无数个连续的阶层所组成，人们很难区分出界限分明的阶层来。蔡淑玲：《中产阶级的分化与认同》，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第79页。因此，如何对社会进行阶级阶层的划分，常常是研究者个人依据某种因素主观建构的结果。总体来看，西方比较有影响的社会分层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类：（1）基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如马克思的相关论述；（2）依据财富、身份和权力，如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3）依据权威关系，如德国社会学家拉·达伦多夫的《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冲突》；（4）依据职业地位，如美国社会学家彼德·布劳和奥蒂斯·邓肯合著的《美国的职业机构》；（5）依据声望（财富、收入、职业、家庭背景等），如美国社会学家劳埃德·沃纳对美国的一座小城扬基城（Yankee City）的研究；（6）依据劳动技术分工，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7）依据权威和技能，如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怀特的《阶级论争》和《阶级计量——关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8）依据人们在就业关系（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单位）中的位置，如新韦伯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社会学家高德索普的《高德索普阶级模式》；（9）依据职业、收入和财产、文化教育水平，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帕塞隆、布东、孟德拉斯等人，他们在研究社会分层时不约而同地把这三个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并把研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结合起来。陈义平：《关于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论问题》，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36页。 不难看出，上述各种社会分层方法一定意义上比较着重于客观分层，事实上，社会的主观分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所谓主观分层，是指对社会成员的地位归属，采用主观自我评价和他人认定的方法所获得的分层结果；其依据主要是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评价、认定）。李正东：《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与实践》，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文章来源：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shjgyfc/P020040628482601872939pdf。那么，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从何而来呢？在这方面，阶级意识是一种主要因素。 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阶级意识指的是一个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益的觉悟；另一方面，阶级意识指的是一个阶级的成员所具有的相似的情感、幻想、思想方法等。刘欣：《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09页。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阶级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一个阶级的成员会通过传统和教育不自觉地承袭和接受这些情感和观点。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29页。而承袭和接受这些情感和观点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成员认同的形成过程。由此可见，人们的阶级认同是社会主观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认同通过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将情感、态度、认识等不断进行内化，从而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与凝聚力，最终促进了阶级的形成。 “认同”（identity），亦译为“身份”、“识别”或“同一性”。“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 same）。它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同一性，即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第二是独特性，它表现为在时间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Richard Jenkins,Social Identity（London: Routledge Publishing Group,1996）,pp3～4“认同”揭示了“相似”（similarity）与“差别”（difference）的关系。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与其他人的差别。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人们的认同是由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构成的连续统。刘爱玉、周晖：《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与认同差异》，转载自《中国农村研究网》，文章来源：http://wwwccrsorgcn/big/zdbggczgrjhtm。所谓自我认同，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Jackman,M and R Jackma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8,5 (October,1973),pp569～582而社会认同则是有关某个群体的共同认同。它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群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和相似特征。群体的相似性总是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相伴而存在的。只有通过界定这种差别，相似性才能被识别。 那么在阶级认同中，我们如何来界定阶级之间的差别呢？或者说，某一阶级成员的身份，我们如何能够识别呢？一个人社会身份的获得，可以从经济地位、权力地位、职业声望来考量，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了；而从文化层面来考察，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文化是在一特定群体或社会的生活中形成的、并为其成员所共有的生存方式的总和。其中包括价值观、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习惯、风尚、生活态度及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物质表现形式。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行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32页。结成各种群体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从文化层面去考察阶级成员的身份认同，是非常有效，亦是非常有趣的。 英国中产阶级形成于18世纪后叶和19世纪早期，主要分布在内地和北部的工业城市。他们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最大获益者，体现着“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的特征；同时，他们也是政治改革胜利者的写照，并以维多利亚时代占主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其象征。总之，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Alan Kidd & David Nicholls (eds),Gender,Civic Culture and Consumerism: MiddleClass Identity in Britain 1800～194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2经济上新富的人们急于重新塑造自己的社会身份，以期彻底改变自身原有的社会形象。一股崇尚传统文化，模仿贵族生活方式的潮流在英国社会悄然流行。英国中产阶级的文化特征与品位格调无一不在社会性别塑造、城市建筑风格与城市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来。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三男性主流：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别塑造(1) 社会性别（gender）是相对于生理性别（sex）而言的，指的是心理文化上的性别，尤其是指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角色特征以及对性别的态度等方面的差异。万明钢：《文化视野中的人类行为：跨文化心理学导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第161页。社会性别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通过社会文化的传承而来。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时期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下面我们将从历史的碎片中，去看看英国中产阶级男性气质是如何被塑造的。 曼彻斯特市长 曼彻斯特的市政大厅陈列着36幅历任市长的肖像，从这些人物肖像及其悬挂仪式中，我们可以对中产阶级男性身份认同状况有一个大致了解。 36幅肖像中的第一幅描绘的是曼彻斯特的首任市长托马斯·波特。这是一幅全身的油画像，帆布边框很大，长3米宽2米。画中人物位居中央面对观众，身体摆放呈标准姿势。他的腿和脚显得很修长，并呈90度自然分开，左脚正对前方，后脚靠后。他的两只手臂略微有些弯曲并很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他的右臂靠身体很近，几乎就是垂在他的体侧，右手拿着一张纸，看上去可能是一封信。他的左臂抬起，整个小臂和左手轻轻支撑在一个圆形石柱上。波特市长的头直立着，脸看上去略显严肃；虽没有面带微笑但也绝无傲慢之意。他的表情安详，神情专注，目光深邃，直视前方，平静中带着自信，稳重中透出高贵。 肖像的作者威廉·布拉德利借用了罗马传统肖像的模式来表现一位理想的统治者形象。从这幅肖像中，我们可以看出作画者的精心构思。画面上的纸张和羽笔散放在一块红色绒布覆盖的书桌上，这个背景相比于波特市长的身影做了模糊的处理。它们是画面背景的一部分，然而却表征了很多意义：散放的纸张和羽笔显示了一位高效的市长正在进行繁忙的工作；红色巴洛克式的翻滚状长毛绒窗帘，与办公桌的台布一样鲜艳，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那个被波特市长的左臂所轻轻倚放的圆形石柱，则象征着政治权威。整幅肖像把工作场景作为一种符号来表征政治制度，或者说，努力工作是当时人们对政治权威人士勤勉政务形象的一种认同。人物的衣服，除衬衣是白色的之外，其余都是黑色：黑色上衣，黑色背心，黑色长裤，黑色皮鞋。黑色代表了严肃与庄重，19世纪初黑色是男士的专利与时尚，它是地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只有社会中上层可以使用，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普及开来，为普通大众所享有，当然这时黑色的象征意义已经有所改变。 肖像的提请与批准，也要经过一系列繁冗而规范的程序。首先，肖像完成以后，制作者当以规范的书面方式提请市政议会批准。市政议会经过讨论，并一致签名通过后，再以书面的方式告知肖像制作者，说明肖像已被市政议会批准接受，并将于某月某日进行画像的庆典仪式。庆典仪式也极为正式，相关人员衣冠整齐地站立一堂，由主持人宣说肖像人物的功绩，并陈述准予悬挂的理由，当然不外乎是工作的勤勉，对城市的贡献之类歌功颂德之词。最后才恭恭敬敬地把画像挂上市政府大厅的墙壁，供人们瞻仰。 之所以要经历这许多程序和仪式，完全是出于一种强化社会记忆的需要。它要告诉社会大众，新兴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历史任务，已经在19世纪上半叶完成了，历任市长的肖像在市政府大厅的摆放，就是这样一种象征意义。肖像的画技画法是传统的，画的表现力是积极的、强烈的。它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权力从形成到被仰慕的一种实践。 艺术收藏者 罗伯特·弗农是维多利亚早期一位有名的艺术收藏家与鉴赏家，他是新兴中产阶级中最先向社会捐赠大量个人艺术收藏品的人，因而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从他个人向上层社会的流动中，我们可以窥视出19世纪中期下层人物在向上层社会流动时，是如何塑造自身的艺术鉴赏者或艺术收藏者身份，以迎合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 弗农当过兵、经过商，后来做起了收集艺术品的工作。为了进入中、上流社会，他处心积虑地将自己的出身设置成一个悬念，在公共集会上假称自己出身贫寒并到处宣扬，以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因此，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奋斗与努力才成就今日之事业的人。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好的口碑，符合当时人们对中产阶级的认同。接着，他请当时一位知名画家为他画了一幅全身坐像。画中的他，优雅地拥着一身用天鹅绒镶边、用鹿角装饰的绸缎长袍，怀中抱着一只名为“查尔斯国王”的名犬，看上去高贵而浮华。而且，弗农那打理得很夸张的发型，加上他直立的领口，俨然是惠灵顿公爵那种英雄战士的形象。就画中的人物形象来看，人们不会把他当作仅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中产阶级，而会认为他是本国上流社会中的一员，与统治集团有着某种联系。弗农将这样的一幅肖像，当作自己所收藏的艺术品之一，连同其他收藏品一起捐赠给了国家美术陈列室。其用意或许就是为了让人们以为他是为国家立有军功的贵族成员之一，试图让不明真相的人们对他产生仰慕与敬佩，以塑造自己在人们心目中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表面上看，弗农是一个艺术赞助者的典范，一个给予艺术家们慷慨关怀并时常把自己家提供出来作为艺术家们进行艺术研讨和艺术交流的场所的人。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一些艺术名流，可以算得上他家的常客。然而，事实上弗农对与艺术家们为伍并不感兴趣。每当客人们被邀请来家中进行艺术沙龙的时候，他都忍受着嘈杂并期盼这天快些过去。弗农的侄子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叔叔：他是一个奇怪而孤独的人，今天慷慨而开放，明天很可能就反其道而行之。这一评论在弗农对待某位画家的善变的行为中得以充分体现。当弗农知道这位画家刚刚为皇室成员画过肖像，或者刚刚受邀于某一地位显赫的贵族世家时，弗农马上就会对他另眼相看；然而，当这位画家在为他所钟爱的“查尔斯国王”“查尔斯国王”是一条世界名犬的名字。作画时稍有闪失时，弗农就立刻翻脸，对他怒骂呵斥。很明显，弗农的这些行为与他的生长环境与家庭教养不无关系。尽管他竭力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高雅的艺术人，一个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但他内在的修养恰恰暴露了他真实的身份。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三男性主流：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别塑造(2) 市郊职员 19世纪晚期，有关家庭生活的私人世界作为一个舞台出现了，在这个舞台上，市郊居民这类下层中产阶级正在上演着各自的人生戏剧。乔治·格罗史密斯兄弟的小说《小人物日记》（Diary of a Nobody）塑造了一个自命不凡而又一事无成的下层中产阶级男子查尔斯·普特（Charles Pooter）的形象。自那以后，普特的形象就成了下层中产阶级男性身份认同的标准，是最为人知也最为人们喜闻乐道的一个安分守己的市郊职员的写照：他在储蓄所工作时，对老板点头哈腰、盲目忠诚，而在市郊的家中，却要充当主宰、舒服享受；他彻头彻尾是一个居家男人，但对家庭的支配管理理念却又华而不实；他常常饱受来自各方面的蔑视，有客户、朋友和自己叛逆的儿子，尤其是自己的妻子卡丽（Carrie）。日记追踪记录了这位市郊职员的无奈：在家政事务中他想重新塑造自己那微弱的家庭权威，他想努力充当家庭中一个慈善的长者形象，然而，结果却是不断地遭受打击。当然，普特的形象并不完全都是负面的，关键他是一个让人喜爱的角色，与19世纪80年代人们对下层中产阶级男性的认同很合拍。日记最终以普特在经济和家庭的双丰收而告终，许多先前对他不屑的人们最终也认可了他。 继《小人物日记》之后，巴里·派恩的小说《伊莱扎的账册》（The Eliza Books）成功地利用了《小人物日记》的轰动效应。它将熟为人知的普特的华而不实的理念，如自我价值、势利的社会交往和干涉家庭事务等继续夸大，同时还夹杂了更为刺耳的声音：伊莱扎与其丈夫之间的争吵。小说在市郊小人物的平庸之才与文化狭隘的主题上表现得更加清晰明白。在他们的每一次婚姻争论中，伊莱扎的丈夫——那个自我意识颇为强烈的商业职员，他的不善家政和笨拙表现，与伊莱扎干练的家庭经济管理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像普特一样，伊莱扎丈夫那“自己是家庭主人”的断言，在伊莱扎卓越的家庭管理才能和处世智慧中遭遇到了羞辱；他急于想控制家政大权的焦虑也暗示了一种男性气质的减弱。小说最后一章名为“伊莱扎的儿子”，这里，派恩没有把伊莱扎的儿子描绘成一个叛逆的形象，像普特的儿子那样；相反，派恩把他描写成一个结合了父母优点的聪明男孩：既继承了父亲热衷于事业的追求，又继承了母亲精于经济的计算。当他六岁时，就已经会对自己的圣诞礼物费用做收支平衡表了。这对伊莱扎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和喜悦。 通过上述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晚期下层中产阶级的男性气质在文学作品中是以一种讽刺的笔调来表现的，这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对下层中产阶级男性的不屑与藐视，就连他的家人，也没有把他们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们的形象就是一种“小人物”，失败多少总会挫败自己的男性气质。 白领青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英国广告业大幅度增长的时期，也是人们对广告的兴趣大幅增长的时期。弗兰克·莫特：《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11页。如果仅仅是靠理性诉求推销产品，广告很难带来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只有将产品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产品被赋予文化意义的时候，广告才会强有力地影响社会。因此，“创造力”在当时英国的广告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创造力”思想的指导下集合了大量的设想，它们指出广告和市场营销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而不仅仅是商务环境。 广告不可能照顾到人类的丰富个性及多样化的社会角色。为了商业利益，它必须寻求大众的认同点、共同兴趣点，并以这个点来开启大众的心灵之梦。因此，广告必然根据某种文化规定将出现在广告中的角色类型化。在广告中，成功的男人多以拥有的财富、汽车为荣；美满家庭一定是由事业成功的父亲、美丽贤惠的母亲以及活泼可爱的孩子组成；健康一定要用力量来显示；西方人肯定是自由的、潇洒的和浪漫的；骑着摩托车狂奔的必然是粗犷的美国人而不会是英国的绅士。每个角色都被套入一种模式，成为一种类型。 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青年男性的行为和习惯被公认为在未来的商品社会中极为重要。由此，一个重要的开发项目就是发展一种能够为男性青年接受的商业语言。消费专家们为此广征博引与高雅流行时尚格调有关的议论，广告商和市场策划者们都有自己的一套推广男性气质的方案。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家名为“下一个”的公司，在其广告中充分体现了表现男人形象的准则。1989年8月和9月合版的GQ杂志和国际羊毛秘书处联手登出双页彩照，特选典型形象配合《一个绅士的衣柜大观》和《国际商业款式》这些介绍文章。有意针对金融市场、“未来的布料”拍摄出来两个互补的照片。左边那一页上是一个青年男人的半身照，一副大公司高级白领的打扮：沉着而笔挺的姿态，条纹双排扣西装——配上雪白挺括的衬衫和花色鲜明的领带。他的头发向后梳理得油光可鉴，坚毅的面孔上灯光打得很足。他的目光定在中距离的一个位置上。另一张照片显示的是室内的情景：年轻的总裁坐在黑皮金属的董事椅上，思考着某项交易。脱去了西装上衣，他显得很精干。一只手抓着椅子，另一只手轻轻握拳。这一次，模特儿的视线正对他的观众，那是一种权威的、等待观众作出答案的目光。他的服装总体上是朴素的——正统白衬衣，裤缝笔挺的灰点裤子，黑色带拌拷花皮鞋。仔细查看“下一个”公司的销售对象就可以发现，产品针对的是在办公室或服务行业供职的青年男性白领。广告有意识地制造一种轻松自在的过去时光，塑造出老牌绅士的幽雅环境。 从以上曼彻斯特市长、艺术收藏者、市郊职员和白领青年的四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可以发现，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别塑造，体现着男性主流的文化印记。这种男性主流的极端表现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男人和女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男人寻求支配，女人则要服从；男人占有公共领域，女人则统治个人的家庭世界”，王赳：《论英国维多利亚前期中产阶级妇女的地位》，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96页。这是中产阶级男子对两性位置的界定。从维多利亚中期开始，中产阶级女性逐渐觉醒，并试图摆脱家庭的束缚，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直至今日，她们仍然在为争取平等地位而努力。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四城市文化与中产阶级的精神理念(1) 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文化的结构大致上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陈立旭：《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结构》，转载自《文化研究网》，文章来源：http://wwwxslxcom/htm/zlsh/shrw/2004-05-14-16845htm。其中物质文化指的是，城市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展现着明确的与不明确的符号，比如，旗帜、草地、十字架、标语、彩窗、橙色屋顶、螺旋梯、柱、门廊、锈了的栏杆等。这些符号告诉我们其所有权、社会地位、所属的团体、隐性功能、货物与服务、举止，还有许多其他有趣或有用的信息。这是感觉的一个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易辨性’，即在一个聚落里，居民用符号性的物质特征来与其他人沟通的有效程度。这些环境标志系统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对于不熟悉当地文化的外来者常常是无法辨识的。但任何观察者都能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容、准确性以及与所带信息的强度来了解它们。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中层结构，是城市文化的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形式。城市文化的变迁必然通过各种制度的变迁表现出来。城市的制度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但主要满足城市居民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即由于人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地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需求。城市的精神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内核或深层结构。城市的精神文化与狭义的文化概念内涵相一致，是相对于城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城市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一个城市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城市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城市的精神文化中，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印刷媒体、电子媒体以及其他有形物质媒体得以记录、表现、保存、传递的文化；另一部分则以城市市民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等形式存在。 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一个整体和分散并存的空间、一个物质作用的领域、一个相关决策的系列或者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第27页。城市是由许多不同群体来建设和维护的，如政治领导人、家庭和种族、主要的投资者、交通技术人员、决策精英、革命阶层等。由于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决策的过程是间断的和重复的，处于一种讨价还价的状态中。其中一部分群体起主导作用，其余的则只有服从这些主导者。这样，城市的各种符号，乃至城市的形态与布局，都不可避免带上了建设者的痕迹，体现着他们的思想与理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结构与变化。 利物浦的文化运动 19世纪早期，利物浦城市文化组织的蓬勃发展，导致了人们对城市商业精英认同的重构。而且，文化组织建设的成功说明了自发形成的组织具有独特的凝聚力，它将具有独立品格的社会阶层联合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可认知的、有自我意识的、积极主动的“中产阶级”。 利物浦在18世纪的时候还是一个不起眼的海港，人们靠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而逐渐富裕起来。财富的增长滋生了城市的骄傲，利物浦商人认为其财富是来自商业而非制造业，于是刻意要将利物浦城市与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区分开来。 尽管商人们的深谋远虑和进取心为人称道，事实上这也是他们能够在利物浦取得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同时，这些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人们大都出身低微，没有受过正统教育，因此他们也常常因为缺乏文化修养而被人耻笑。1795年，历史学家詹姆士·华莱士曾描述道：“艺术和科学在这里遭到冷遇，人们关注的是海上的风浪，商业利润是他们的唯一追求。” James Wallace,A General and Descriptiv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Town in Liverpool (Liverpool: Crane & Jones,1797),p283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人们则完全改变了看法：“英国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利物浦这样拥有如此多的教堂，也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利物浦的商人这样可以拥有持续的热情来建造大厦，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JWCorfield,The History of Adult Education (London,Longmans,1851),p96尽管这两种说法不免带有夸大之词，但无疑都表示了相同的意思，即利物浦在城市文化认同上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对利物浦城市文化认同的重新建构，主要出于一个动因：伴随着经济地位的崛起，商人阶层的人们信心增强了，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文化建设，试图与当时的大都市曼彻斯特一比高低。一位英国艺术的积极鼓吹者，曾经这样质问：“为什么艺术只能受限于大城市？它应该根植于英国大地的每一块土壤上。”T Fawcett,The Rise of Provincial Art: Artists,Patrons and Institutions outside London, 1800～1865 (Oxford,Clarendon,1974),p9 在这种背景下，威廉·罗斯科横空出世，在他的影响下，利物浦彻底改头换面，他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精神与文化气质深深地体现在利物浦的城市文化中。 几乎半个世纪以来，罗斯科一直在致力于改造利物浦民众的精神生活，在这方面他可谓是功绩卓著。罗斯科本人是旅店老板的儿子，他自小酷爱读书，长大后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植物学家、诗人、艺术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律师、银行家和商人。 18世纪末，罗斯科和三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建了一系列艺术和文学社团，但在商人阶层中却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迫于压力，这些艺术和文学团体在18世纪90年代的最初几年渐渐销声匿迹了。罗斯科长期致力于意大利文学和诗歌的研究，认为科学和艺术是伟大而优秀的。1796年罗斯科发表了一部传记，在传记中，他高度评价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城市在商业和文化结合方面所做出的典范。这在当时被人们认为是罗斯科的一个转折点——其出发点不再局限于利物浦的精神生活。他的传记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也激发了人们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兴趣。罗斯科因此而成为了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他的书引起了人们对利物浦城市形象的关注，燃起了人们对城市文化认同的兴趣。 1797年，罗斯科重新组合成员，并建立了第一个协会，这个协会的主要任务是构思19世纪利物浦基础文化组织的蓝图，此举引起了商业阶层的普遍反响，这与上次遭受冷遇明显不同。利物浦商业阶层态度的变化说明了罗斯科已经赢得了他们的热情关注与广泛支持。 以“雅典娜神庙”命名的城市“绅士”图书馆终于在利物浦完工了，这是当时英国最大最壮丽的建筑，从此揭开了人们对利物浦城市文化认同重新建构的序幕。 “雅典娜神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不仅英国达官贵人们来访参观络绎不绝，而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雅典娜神庙”的身价就翻了三倍。“雅典娜神庙”的股东们被认为是利物浦商业贵族阶层的根本象征。在国际舞台上，“雅典娜神庙”也为利物浦城市文化赢得了重要的认同，它日益成为世界其他城市争相模仿的一个典范。 受到“雅典娜神庙”成功的鼓励，利物浦城市中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群体又投资建设了植物园、学术讲演会堂、艺术学院、哲学研究团体等。不久之后，利物浦皇家协会也成立了，这使得罗斯科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所有这些利物浦文化组织中的成员都是当地的中产阶级，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从事各种活动的商业人士。利物浦城市所有文化组织都对市民开放，而且价格也比其他城市要便宜得多。以图书馆、哲学社团之类文化组织为平台，利物浦的商业阶层要向世人展示：他们不仅只是知道如何获得金钱，他们也已经懂得追求商业精神，而且他们的商业精神已经融入在城市文化的认同之中。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四城市文化与中产阶级的精神理念(2) 公共建筑与城市空间 在中产阶级认同的建构中，文化形式与文化实践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城市的进步（公共建筑和城市空间）代表了城市的想象，而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市民则可以改变两者的状态。第一，城市文化被当作城市及其历史和意义研究的主要资料。第二，城市空间的使用作为文化控制的一种手段，包含了公众行为和市民的独特理念。它们集中表现在19世纪城镇的建筑和开放空间上，这本身便代表了中产阶级男性精英这一“私人”群体对“公众”区域的“所有权”。中产阶级对“公众”区域占用的文化表达有多种方式。各种学术社团的雕像和肖像、城市仪式礼节和会议，都发生在这些公共建筑里，且被当地传媒大量地报道，这说明了中产阶级男性精英们为了相互间的认同以及阶级身份、权威和权力的稳定，将公共建筑当作舞台在利用。 19世纪末的建筑，虽然是由建筑师和设计师们共同实施完成的，事实上却是城市及其市民一定理念的表现。而且，城市建筑的作用还在于将精英人物从普通人中隔离出来，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那么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精英们是如何通过城市这一特殊的文化载体，来体现他们的精神气质呢？ 考察各个城市的市政府报告，我们不难发现，但凡要进行城市建设或改造的时候，总有许多方案难以定夺，总有很多意见难以平衡。利物浦和伯明翰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从1858～1883年间，利物浦市政府收到不少于9份城市建设的提案；而伯明翰对于城市建设提案的争吵自1860年就开始了，并且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标志性建筑物的设计与建造更是无法统一，因此，许多城市都倾向于将这些建筑物的建设权交给那些有经济实力的市民们去完成。这样既可省去定夺方案的麻烦，又可以节省财政开支。我们可以看到，伯明翰的艺术馆、博物馆、慈善机构等就是制造业主、律师等人捐赠的。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城市的建筑，总是与中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19世纪末，市民普遍认同这样的城市文化：男性气质的、理性的、积极的、自强不息的、体现知识的，尤其是要能够体现艺术性和科技性，这实际上也是商业与制造业人士所推崇的文化品味。许多中产阶级男性精英把城市文化团体当成自己社会舞台的延伸，以便相互交流，巩固他们自己的阶层或群体认同。其他社会群体可以自由参与，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其他社会群体只能作为一般公民身份旁听讲座，而讲课的人则是中产阶级。 19世纪后半叶，有关城市文化建设中的新论调依然不能自圆其说，尽管它强调了城市建设在于展示人类美好本性，并试图调和现代与古典、精神与实用的矛盾。这项争论的主导者是精力旺盛的城市文化的倡导者，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精英——商人、制造业主和职业人士——为了反驳人们认为他们没有文化修养的观点。他们当然也要驳斥马修·阿诺德的谴责。阿诺德认为：中产阶级想要文化和自尊，也想拥有理念，并试图以一整套与商业和制造业有相关意义的理解进行说教。M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0～21这种争论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关于城市的符号、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对于这些符号、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其他社会群体当然可以作出另外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而言或许也是一种选择。然而城市的统治阶层掌控着文化机构，他们凭借着文化机构进入市民的公共生活。不管怎样，城市文化的创造过程，就是不同阶层相互调适而共同生存的过程，一切存在着的都是合理的。 城市广场的权力象征 一个城市的布局和城市的空间结构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比如，广场是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挪威建筑历史与理论学家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广场是城市结构中最明确的因素，从古到今，广场向来都是城市的心脏，只有来到城市的主要广场才算真正抵达城市。城市广场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场所，它还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之一，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特征。在英国城市广场的发展历程中，便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创造者、投机者，建筑师和议员——城市男性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都市新风景的代表。在城市改造中，中产阶级精英获得了认同，强化了精英们作为“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商业领袖、资本家和公众人物”的地位。 1835～1845年间，曼彻斯特中产阶级精英开始陆续把自己的仓库往城市郊区转移，由此开始了城市空间的扩大过程。由于中产阶级的活动中心向市郊转移，这就使得原先的城市中心变得寂寞而空旷。城市精英们通过程序化和仪式化的方式，通过道德的宣讲，试图继续控制着城市的文化，保持对城市中心的控制。 19世纪中晚期进行的城市改造过程，体现了文化与政治结合、文化与道德的结合过程。比如，19世纪50年代在市中心建立的纪念碑和市政厅，其象征着城市中产阶级的集权统治。在伯明翰的张伯伦广场上，自19世纪70年代起，陆续建立了市政厅、自由俱乐部、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和其他一些教育设施，这些以政治和文化为概念的建设，规模空前而建筑华丽。在曼彻斯特的艾伯特广场上，19世纪60年代起陆续建造了艾伯特王子的纪念馆和纪念碑，以及一些远古时代的自由英雄的纪念物，这说明了死寂的、空阔的场地是如何借助道德权威和城市美德被重新塑造并加以利用的。 城市中的广场建设拥有众多象征意义，而非仅仅是当地的一道风景。历史学家RJ莫里斯和理查德·罗杰研究了乔治广场和建于1883年的格拉斯哥的市政府大厅，描绘了人们对其成为城市象征的认知程度：“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到贸易协会的领袖，无人不知乔治广场象征着一种城市权力的呼声。”R J Morris and R Rodger,“Introduction”,Morris and Rodger (eds),The Victorian City(London: Longman,1993),p9城市广场和开放的空间成为19世纪城市文化中一道高度形式化的仪式，这种仪式包括各种庆典活动、社会名流的葬礼，以及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游行等。1877年，曼彻斯特市政府大厅的开放庆典，以及1833年伯明翰为约翰·布赖特举行的生日庆典，都具有这样的暗示意义。类似事件具有高度情景化安排的特色，让权力（包括大众权力）在有秩序的和戏剧化的表演中得以体现。 当然，这些仪式的产生有着广泛的政治背景与城市空间背景，包括19世纪中期之后10年间的城市改造，以及公共生活中城市权力视觉认同的创新。在这个政治空间里，仪式和符号是中产阶级证明自己的认同，并定义其自身与现代城市关系的两种关键代码。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五生活方式：中产阶级的品味格调(1) 英国人具有传统的贵族情节，他们保守的个性和尊重传统的气质，在王室的留存与阶级制度等社会各层面中表露无遗。上层阶级对社会的统治不仅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而且也是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在中世纪，贵族是社会的主导阶级，贵族精神也是主导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所承认的官方的文化参照系。钱乘旦、陈晓律，同前引书，第290页。贵族的一举一动皆被视为世人的楷模，一切向上流社会努力奋斗的人们都竞相模仿贵族的言谈举止，生怕因自己的粗野行为被他人看出卑微的出身。下面让我们从闻名遐迩的绅士风度和别具特色的茶文化中，来品味一下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绅士风度 约翰·莫根，关于约翰·莫根的故事，参考《英国最后一个绅士之死》改编，源自《千龙新闻网》，文章来源：http://wwwctncomcn/Archive/2001/9/5-78302html。41岁，是伦敦的一位社交名人。在许多人眼中，他是一位真正的“英国绅士”，他是英国社交礼仪的权威，是一位成功的典范。他的几种有关现代礼仪的著作如《现代礼仪》等是各个图书馆所必备的参考书，他是英国著名男士杂志《绅士》的主笔，他还在《泰晤士报》上开有一个专栏，每周一次回答读者的提问，教导越来越不注意仪表的现代人应该如何做真正的绅士淑女。 他教人们如何才是吃香蕉的正确礼貌的办法：香蕉是不能拿在手上剥了皮大啃的，那实在是有失风雅，香蕉必须横放在盘子上，用刀叉先将它的两头切去，然后再横向剖开香蕉皮，其后才将香蕉切成小块，优雅地送入口中。他还教女士们出席皇家花园茶会时应该穿着的衣饰，这里，裤子是大忌讳。他常常劝他的好友们千万不能随便到一家商店买西装的成衣，因为这不是真正的绅士的作为。 他自己的谈吐举止、穿着打扮也都是无懈可击的，他只在西尔维亚街买衣服。衬衫、西装、鞋子，甚至外出旅行行李上的标签都是手工订做而成，他的衣服总是要用薄薄洁白的衬纸包裹，他丝毫不追求现代的名牌时装，在他看来，那只是肤浅的没有教养的暴发户所爱干的勾当。他的手表、皮带、皮夹也都是精致无比，他用平头钢笔蘸着墨水写的圆体字是英文书法的典范，他的信封信笺都是特制而成，上面压印着浮雕花纹，也许可与荣宝斋的上乘水印笺媲美，他是不用胶水更是不用唾液黏合信封的，他用的是那种古老的蜡制封泥。出门时，他总要带上他那把银柄的长伞，伦敦晴雨变化无常，刮风下雨时，他总是要为与他走在一起的女士遮挡风雨。他从来不去超市或一般商店购买日常用品，在一般的银行中存钱取钱对他来说也同样无法接受，他不能想象自己可以和那些臃肿的家庭妇女、出着臭汗的快递公司的摩托车骑手一起排队等着见柜台后满口伦敦东区低级口音的银行经理，他只在会员极为精选的俱乐部中兑换支票。办公楼中的卫生间他是不去的，需要方便时，他总是要不辞辛劳地来到他的俱乐部，使用这里的卫生间，因为只有在这里，方便洗手之后，会有服务员为他递上一条洁白的亚麻布的擦手巾。幸亏，他的办公室和他的俱乐部相距不是很远。每天下午四点，他的两位助手必须准时为他沏一壶下午茶，用的是一套正儿八经的精美的薄胎茶具，银质的擦抹得亮亮堂堂干干净净的托盘，茶壶、茶杯、茶盘一定要事先用热水温过，牛奶是要盛在小巧的钟形瓶中，小瓷罐中的糖可不是白糖方糖，而是浅棕色的透明的小冰糖，银质的茶匙舀起一勺来，如同一小堆碎水晶，晶莹剔透，当然，那一碟巧克力的小饼干也是必不可少的。 像莫根这样的绅士是一种典型，他那过于传统而刻板的做派现在已经很少为当代英国中产阶级接受。即便如此，受贵族文化的影响，英国中产人士依然有着独特的生活品位。 这种独特品位首先表现在衣着上。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无论在什么时候对自己的服装和打扮都十分注意。女性的服装以素色淡雅为主，很注意服饰的搭配：冬天，黑色的呢子外套配上一条醒目的粉红或白色围巾，几乎是英国女性的经典打扮。英国老太太为了显示活力，钟情有花纹的衣服，但也是不抢眼的浅色小碎花，或者是经典伯百利的传统格子。和女士相比，英国男性的服饰变化更少，他们清一色的西装革履，几乎可以说是有些单调。但是他们的衣服总是很干净，特别是里面的衬衣永远是雪白的。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洗两次澡并更换里面的衬衣。如果要约见重要朋友，他们更得换上洗熨过的合体西服，鞋子擦得一尘不染。在英国，男性衣冠不整是非常粗鲁的，穿着整洁被看成是一个绅士有涵养和有魅力的体现。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五生活方式：中产阶级的品味格调(2) 英国的绅士和淑女们都非常注重个人卫生，特别是牙齿卫生。英国人无论是否有牙病，每年都要到医院定期药物洗牙两次。他们与人交谈时露齿一笑，都会显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让人感觉很舒服。英国绅士和淑女的风度还体现在说话、语气、手势、坐姿等一些细节上。在英国，一个人与别人谈话的时候，如果动作幅度很大、声音很高，特别是谈话中粗话不断，会被看成是教养不够的表现，很可能会因为这种不雅的举止失去友谊。因此，英国男性与人谈话的时候总是坐得笔直，语调不高也不低。即便稍有动作，也能将一个姿势保持很久，像是定格了一样。 由此可见，尽管时间已经越过百年，但英国绅士的风度犹在，在摒弃了老式做派之后的现代绅士们，行为举止更加让人赏心悦目，体现着英国文化的高贵与不俗。 饮茶关于英国茶文化的介绍，参考《英伦一切瞬间为茶而停》改编，源自《中国网》，文章来源：http://wwwchinaorgcn/chinese/TR-c/377656htm。 英国人以其传统文化为荣，比较重视具有艺术与文化内涵的休闲生活。比如其典型的下午茶休闲方式，冬天就在温暖的炉火边，夏天则是在繁花盛开的花园内，不论喝茶或是饮酒，英国人都颇为注重地点的选择与气氛的营造。这种源自于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习俗，简直就是英国社交生活的极致展现，由此也可看出英国人温文尔雅富有绅士风度的一面。 历史上从未种过一片茶叶的英国人，却用中国的舶来品创造了自己独特华美的品饮方式，以内涵丰富、形式优雅的“英式下午茶”享誉天下。如今，无论英式红茶、香草茶还是水果茶，世界各地的人们皆对其兴趣盎然。“英式下午茶”已成为英式典雅生活方式的象征。 在英国，有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英国人每天“Teatime”之多，使外来者感觉英国人三分之一的人生都消耗在饮茶之中了。清早刚一睁眼，即靠在床头享受一杯“床前茶”；早餐时再来一杯“早餐茶”；上午公务再繁忙，也得停顿20分钟啜口“工休茶”；下午下班前又到了喝茶吃甜点的法定时刻；回家后晚餐前再来一次“High Tea”（下午五六点之间、有肉食冷盘的正式茶点）；就寝前还少不了“告别茶”。真正是以茶开始每一天，以茶结束每一天。英国人每天一丝不苟地重复着茶来茶去的作息规律并乐此不疲。此外，英国还有名目繁多的茶宴（TeaParty）、花园茶会（Tea Garden）以及周末郊游的野餐茶会（PicnicTea），真是花样百出。 英国每年出版一本《全英最佳茶屋指南》，专门介绍著名且有特色的喝茶场所，其中伦敦里兹饭店的茶室总以昂贵与尊贵名列前茅。来这里喝下午茶，男士必须打领带才能入内，并一定得事先预订座位，最忙时需提前两个星期方能觅得一席。高尚迷人气氛衬托下的红茶，已与华丽的茶具、高贵的厅堂、盛装的红男绿女以及训练有素的侍者浑然一体，体现了物质与精神并重的享受。 美国学者保罗·福塞尔认为，人的生活品味和格调决定了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而这些品味格调只能从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比如一个人的穿着，家里的摆设，房子的样式和格局，开什么车，车里的装饰，平时爱喝什么，用什么杯子喝，喜欢什么休闲和运动方式，看什么电视和书，怎么说话，说什么话，等等。由此告诉我们，社会等级已经由更多的文化标准来确立，而不是简单的以有产和无产、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等标准来划分。人们可以经由提高自己的生活品味来改变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仅仅有钱并不能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还必须提高文化品味与生活格调。没有品味的人永远不能改变自己最初所属的社会阶层。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译者前言。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及英国人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向往与模仿，无疑是对福塞尔理论的一个佐证。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六社会分化与中产阶级的未来 近年来，英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在上升，是具有3万～20万英镑流动资产的个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8%。这些“富有人群”的人数从1995年以来每年增长12%，百万富翁的同期增长率是每年17%。这两个类别的人加起来，总资产达到3130亿英镑。富裕人数最集中的年龄段是在35～54岁之间，男女之间的比率是2∶1。全英富人的38%生活在伦敦以及英国东南部。根据英国的家庭消费跟踪调查，1979～1994/1995年，英国家庭人均每周收入从208英镑上升到286英镑，收入水平在这一平均线以下的家庭成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从59%增加到62%。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Households Below Average Income 1979～1994/1995（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1997）,pp118,167 英国中产阶级人数缓慢上升的同时，其内部也不断地发生分化。一部分英国中产阶层正在向社会底层滑落，加入贫民大军的行列。根据英国《卫报》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一家基金会据称每年为包括低收入退休人员在内的2000多人提供援助。根据调查，这些滑落到社会底层的中产阶层大约有380万人，约占英国中产阶层总数的14%。这些人曾经是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的中产职员，有体面的工作，比如教师、护士、经理、社会工作者、律师和音乐家等，还包括一些有社会地位、却很少或根本不工作的人。然而，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不仅无法维持原来无忧的生活，甚至连维持生计都成问题。据统计，他们每人平均周薪为114英镑，在最低贫困线以下。 造成这些中产阶层生活水平下降、甚至赤贫化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不乏家庭经济条件恶化、社会失业率上升、家庭破裂、个人健康状况恶化和养老金不足等问题。但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随着信息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些中产阶层职员所受的教育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他们明显落伍，缺乏时代需要的正规教育和培训。在这些滑落到底层的中产阶层中，只有6%的人拥有大学文凭，1/3的人根本没有读过大学，还有1/4的人根本没有从学校正常毕业。当年，凭借家庭的财力支撑和社会关系，他们在接受了简单职业培训后走上了工作岗位，但在如今这个“日益呼唤精英的社会”里，在这个需要新技术、新知识和重文凭的时代里，他们无疑已经落伍。 与此同时，一部分中产阶级则跻身于上流社会，完全贵族化了。这是因为，从形式上看，工业革命结束后中产阶级似乎大获全胜，土地贵族的政治和经济优势都在丧失。但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贵族统治阶级已经消亡，已经被赶出历史舞台了。事实上，贵族统治阶级通过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通过教育，仍然把自己的世界观转交给了新的继承者——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自身很快就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中产阶级的贵族化，有内外两方面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工人阶级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日益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于是，在劳工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集体主义的思潮复兴了，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受到了挑战。在经济和对外贸易领域，英国国力的下降与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及维持一个庞大殖民帝国的需要，都有意无意地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逐步扩大，这样，中产阶级在全盛时期坚持的自由放任原则，也在不知不觉中崩溃了。 内部因素主要在于其自身对自己价值准则的怀疑。中产阶级过去曾自信地宣称，它的理想是有益于全民族的，会给所有英国人带来利益。然而，调查表明，仍有相当多的英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使得中产阶级中有良知的人不仅感到震惊，而且感到内疚。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中产阶级开始接受某些工人阶级的价值追求，比如费边社会主义；而中产阶级的价值主体却开始向传统的贵族精神认同，其结果就是工业家们的彻底贵族化。钱乘旦、陈晓律，同前引书，第308～309页。当中产阶级把贵族作为自己的形象来效仿时，他就把自己赖以成功的工业精神丧失了。这也是20世纪以来，英国经济逐渐衰落的原因之一。陈晓律：《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转载自《文渊阁》，文章来源：http://artzy51com/sixiang/chenxiaolv/chenxiaolvhtm。 由于英国中产阶级的两极分化，英国中、上层阶级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不像之前那样泾渭分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传统的社会上层，它使乡绅贵族衰落，同时使中等阶级上升。跻入上层圈子的不仅有工商业巨头，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如高等律师、资深法律顾问、企业高级经理、银行高级主管、科学/学术权威、文化/艺术名流等，由政界或高级文武官员途径进入上层的则更是俯拾皆是。现在人们很难再像19世纪那样以谋取财富的手段来区分上、中阶层——在19世纪，大土地所有者可说是都属于上层，工商业则大多数属于中层。20世纪的变化则很大，收入的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分离，“上层”这个概念与土地乃至资本都不一定有直接联系；收入最高的人中，可以有体育与艺术界的超级明星——当然我们不一定因为收入高就一定跻身于“上层”之中。 英国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则依然存在着一道无形的沟壑。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各种家庭用具也进入普通工人家庭，因此从消费角度看，工人与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差距已经不大了，但一个中产阶级成员仍可以把自己和工人区分得很清楚。70年代有一位伦敦中产阶级妇女曾这样说：“人总是不一样的，即使有同样的房子、同样的钱，还是不一样。我们的心灵要比工人阶级充实，因为我们读书。”而早在1949年，一位政府女职员就这样说：“收入有一点关系，但现在已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很多工人阶级成员比下层中等阶级工资还要高，而很多上层阶级的‘新穷人’拿的钱还不如他们。”但她说中等阶级有这样一些特点：在一个小型私立学校念过书，有一个“中等阶级职业”，“住在中等阶级街区”，由于有这些特点，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区别就很明显。应该强调，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中等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 总之，在20世纪，人们对阶级的意识仍旧非常强，但阶级间的界线却日渐模糊，财产和收入的方式都不再是阶级的明显标志，人们越来越强调一些非经济的因素——文化因素。近些年来，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各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英国也不可以避免地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传统而保守的英国人，心态也在逐渐变化。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逐渐开始取代单一的文化价值体系，这无疑将对英国社会注入新鲜血液，英国的阶级及其文化认同也将因此而发生变化。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一谁是法国的中产阶级(1) 提起法国，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巴黎，艺术之都，时尚之源，她精致的物质生活，考究的行为举止，优雅的艺术品位，多少年来一直都是人们所推崇与竞相模仿的榜样。那一份精致中透出的优雅与从容，正是独具法国特色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人说，中国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哈日”、“哈韩”的新人类乃至新新人类，与早几年出生的“哈美”一族，说到底，都逃不过小资与伪中产的嫌疑。因为，当一个人的品位、见识以及财富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他的目光就会转向欧洲，转向时尚之都巴黎，成为“哈法”一族。男人会对法国葡萄酒如数家珍，会欣赏法国电影、读杜拉斯或者罗兰·巴特；女人的日常必备品会包括夏奈尔香水、路易·威登手袋、克里斯汀·迪奥时装等；他们向往的是聆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沐浴枫丹白露的阳光，凝视蒙娜丽莎的微笑，当然还少不了的，是去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坐坐，遥想一番当年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们的雅香余韵…… 其实今日为许多中国人所向往的美国，早年同样也曾是法国文化的崇拜者。早在1830～1840年间，法国贵族式中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就得到美国中产阶级的热烈追捧。当时美国一本发行量高达15万份的流行妇女杂志《女士手册》（Godeys Ladys Book），其基本内容就是向读者提供法国文化的样本。它以小说、诗歌、短文、菜谱、音乐、书评以及大量的道德观察与说教等形式，告诉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士们如何保持家庭的舒适、整洁，如何才能具有优雅的举止，什么样的法国物品才会使你更具女人味……一位美国作家这样描述当时的这种潮流：“所有的人都做过欧洲旅行，都竭力模仿他们在大西洋彼岸所见到的那种独一无二的风度。”Sherrer,Grace Bussing，“French Culture As Presented to MiddleClass America By Godeys Ladys Book 1830～1840”,American Literature,资料引自网站：EBSCO Publishing法国文化究竟何以赢得世界各国人们的青睐？这与其中所体现的贵族精神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法国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要在这一点上有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必须对法国中产阶级产生、发展的历史有所了解。 一谁是法国的中产阶级？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中产阶级早在18世纪就已经在法国出现，不过那时还没有“中产阶级”这一称谓，只有一个更笼统的称号：第三等级（Third Estate）。“阶级”一词由重农主义者在18世纪中期率先使用，着重强调各群体不同的经济功能，也开始突出了职业的因素；此前的order或estate，着重的则是身份的确认。Pilbeam,Pamela M，The Middle Classes In Europe 1789～1914: France,Germany,Italy and Russia (London：Macmillan,1990),p3是马克思最先提出middle class一词，用来描述社会变迁时期出现的新兴群体：“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9页。1789年之前的法国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阶级结构并不十分明显，在教士、贵族与第三等级这三个身份等级中，占总人口3%的教士与贵族属统治阶级，此外97%的人口全是第三等级。关于大革命前夕法国经济状况的内容，得益于吴于廑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这个第三等级并不等于法国的中等阶级，只是包括了中等阶级。托克维尔把第三等级做了大致的划分：“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所以他认为，仅在第三等级内部，就存在自己的贵族，它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分。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287～288页。 在这样一个性质复杂、数量庞大的第三等级中，农民占总人口的80%，其中富裕农民又超过10%；农民之外还有landowner、rentier、bourgeoisie等标示身份的称谓。Bourgeois一般指第三等级中拥有财富与团体地位的那一部分人，它可以指示某些社会、经济和文化态度与功能，但并不具备职业色彩，说一个人为bourgeois，对他的工作没做任何说明，他可能是公务员、作家、专业人员、商人、银行家、工业家或学者，也可能是只靠乡村或城市财产及金融投资的收益来生活的食利者。Pilbeam,op cit,pp3～4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第三等级，包括银行家、船主、商人、工场主等在内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却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大革命之前，法国经济中占绝大多数的虽仍是分散的手工工场和个体作坊，但已有大型冶金与煤矿企业514家；奢侈品工业和纺织业如巴黎的化妆品、服装、家具、工艺品等，也都在国外市场上享有盛誉。金融业尤为发达：18世纪，巴黎已有银行60余家。富裕资产阶级在巴黎的罗亚尔宫花园、爱丽舍大街等地建造富丽堂皇的宅邸，并广有房地产。著名社会主义史学家饶勒斯说：“接近1789年时，巴黎资产阶级是市内财产、生产与消费的最高主宰者”，“除去几百家名门显贵外，连贵族本身也沦为资产阶级的房客”。吴于廑，同前引书。因此他们要求政治上的更多权利与自由，要求自身社会地位的切实提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以说就是第三等级力量的增强而导致的一种结果。这些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并非与传统封建贵族毫无瓜葛，因为其中一些人原本就是贵族，在一些大型企业中，他们占有相当的股份，甚至皇室的王子也在工业上有投资。Pilbeam,op cit,p31法国大革命，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实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在政治制度范围内，它并不想延续混乱……而是要增加公共权威的力量和权利”，其目的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59、48页。它表明了资产阶级开始在法国政治上崛起。 那么，bourgeois是否就是今天的middle class呢？两者最初的起源并不相同，在使用上开始时也存在差异，只是在后来才渐渐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一致。Bourgeois最早在11、12世纪出现，是对城市自由民的称呼，指拥有一定法律特权的非贵族的城市上层市民；后渐指在王室税收上享有特权的部分群体。自17世纪后期，bourgeois就有了“城市居民”的含义，后来又有了两种新的意义：在工人眼里是老板；在宫廷及其他上流社会人士眼里是缺乏教养的人。因此，bourgeois是一种身份的表示，它暗示着个人在某些方面的欠缺与否定，一个人被这样称呼就意味着你不是什么(如绅士、贵妇、工人、廷臣等)，而且在某些方面举止可笑，它实际上表明了主流社会对向上攀爬的资产阶级的嘲弄态度。Maza,Sara，“Luxury,Morality,and Social Change: Why There Was No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9 (June 1997)， pp199～229莫里哀在《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中就塑造了茹尔丹（Monsieur Jourdain）这样一个文学形象；作为布料商的后代，茹尔丹先生一心想购得贵族身份，为此闹出很笑话，最后只落得人财两空。以金钱购得贵族身份几乎是法国新富们的一种风气，但在真正的贵族眼里，这些新贵族本质上仍是平民，脱不了原来出身的粗俗鄙陋之气。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77～78页。甚至到了1830年代，资产阶级的地位开始确立并逐渐得以巩固的初期，形容某个人的风度、谈吐时还可以bourgeois一词来达到贬损的目的。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一谁是法国的中产阶级(2) 在“人可变富，但必须生来就贵”的法国，拥有财富的bourgeois越是无法得到上层社会认同，越是有着浓厚的贵族情结，贵族所拥有的特权令第三等级看到了“飞黄腾达的可能性”，同上引书，第292页。为了获得地位与声望上的肯定，他们转向奢侈品的消费，以彰显自己的财力，获得某种心理上的补偿。这一风气早在18世纪初法国城市中等家庭中就已经开始突出。中国古人所说的“富润屋”看来是天下的通理。首先是室内装饰迅速兴盛，色彩艳丽的墙纸与织物开始覆盖在墙壁上，镜子、时钟、油画、塑像这些曾经作为财富象征的物品，此时也如雨伞、鼻烟壶和书籍一样普遍起来。变化最显著的莫过于服装，几乎每个摆脱了贫困线的人都有了更多的衣服，妇女尤其如此。她们衣橱里的衣服成套地增加，外衣的质地与款式也千变万化：棉与丝绸代替了羊毛制品，明亮柔和的色彩也让人随心所欲。服装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能让人们判断出穿着者的社会地位，它越来越成为个人趣味与时尚的象征。Maza,Sara，op cit,pp199～229Bourgeois与经济财富的联系较之以往更加紧密，1789年的革命又给bourgeois增添了政治色彩。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固有的身份如“贵族”、“资产阶级”(bourgeois)与“无套裤汉”(sansculottes，指激进的巴黎市民，主要为小手工艺者、小商贩、小店主及一些富人)等，在革命期间转而成为一种政治标语。Pilbeam,op cit,pp3～4不过很难说此时他们已有了明显的阶级意识。按照马克思对阶级的定义，一个不能意识到自身与其他群体的冲突，不知道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团结起来的群体，只能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而不是自为的阶级。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处于两大对立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最终将分化为两大阵营而不再存在，中产阶级因此也没能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点。Vidich,Arthur J，ed,The New Middle Clas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pp18～20 19世纪，新兴行业的兴起及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使中下层国家公务员、领薪水的管理者、监工以及其他的资本主义的工作人员队伍迅速增大，bourgeois一词与老中产阶级群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但已不足以充分说明社会结构变迁的新状况，middle class被用来说明这一新的劳动群体。两词后来开始交互使用，只是在地位、职业与财富的等级排列上采用更细致的划分时，人们用bourgeois暗示拥有更高资本与社会地位的人，以middle class指那些拥有资本较少的人，特别是工业化初期依社会分工需要而产生的那些新兴职业的从业人员，即白领劳动者。相对而言，法国人更喜欢使用前者而不是后者。 早期的法国资产阶级或曰老中产阶级成分颇为庞杂。工商企业主（其中大部分也是地产主），政府官员，各种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等，级别不高的公务员及军事战斗人员，以及那些处于社会等级底层的群体，如下层中产阶级的小商人、小店主与手工艺者等，所有这些人共同构成了法国早期中产阶级的队伍。在这些人中，企业主、资产阶级的地产主、专业人员、国家高级公务员群体的bourgeois特征更为明显；1830年后增长较快的小店主及那些小的、非独立性的群体，如手工艺者、一般公务员及其他的白领职员等，在地位、职业与财富的等级上，他们要略逊于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服务于公用事业部门、处于社会中层偏下地位的公务员、医务人员、社会服务机关人员、技术员和初级工程师等各个“中产阶级”群体，更是保持了持续不断增长的态势。1975来以来对法国劳动人口结构进行的分析研究显示，白领职员和工人队伍一直稳定在60%左右，工薪阶层中的中层和上层分子的人数正在增加，工人的数目则呈下降趋势：1969年时，工人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占40%，而2000年时只占30%多一点。如果以此推算，再过30年，法国将不存在工人。丁骥千：《法国社会阶级差别的重现》，北京：《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7期，第18页。 企业主是法国老中产阶级中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性的群体，也许与一部分原先的贵族也成为企业主有关，这些人承认传统的社会认同，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经典的教育，并鼓励自己的子女进入专业领域；不能简单认为他们是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代替了传统的封建贵族。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有一点非常清楚的是：往往是贵族（无论其贫富），而不是中产阶级，常常蔑视商业，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为其他群体所模仿的文化准则；Pilbeam,op cit中产阶级追随其后。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一谁是法国的中产阶级(3) 职业军人是法国老中产阶级群体中颇具特色而且也增长迅速的部分。在王国时期，军人从贵族精英或享有特权的城市志愿者（bourgeois）中招募，军官由贵族担任，因而军人在身份上具有贵族特色，拥有一定的声望与地位。1790年代以后，下层中产子弟进入军队的机会更多；贵族受到打击之后，下层军人有了职位提升的空间，这都给中下阶级的人带来了地位提升的希望与可能，从而造就了这一新的、独特的中产阶级群体。Ibid，pp144～172拿破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并非法国一个国家如此，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表明，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无论在老中产阶级还是新中产阶级中，作为知识阶层，专业人士总是非常引人注目，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中产群体。法律、医药、工程与教育是中产阶级主要的传统职业。这些人的突出特点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技术能力与保证，而且其收入来自报酬而不是薪水，这一点足以使他们要求一种特别的独立。他们都视自己为服务精英，对社会责任与荣誉有着特殊的敏感。就职业的古老、报酬和声望来说，法律一直都是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地位的行业。这与它经济上的高投入与长时间有关，背景低微的家庭很少有能力支撑这一成本。1860年代，法国80%的法律学生来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其中60%是知名律师、大地产商或食利者的儿子；其他的16%来自高级专业人士的家庭，或者是工商业中产阶级家庭。伏尔泰（律师之后）、巴尔扎克（宫廷家具商之子）、福楼拜（外省医生之子）、波德莱尔（生父为贵族院机构负责人，继父为将军）、龚古尔兄弟（出身外省小贵族）……法国文化领域里的精英们几乎都从事或学习过法律，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想要他们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02页。19世纪中期法律专业的学习费用，巴黎是1500法郎，外省是1000法郎。法律与医药同样都为有实力的家庭为自己孩子首选的职业。1908年，39000个大学生里有2/3的人在这两个专业学习。不过，186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很少有学生愿意选择医生作为职业。这也许与医生收入并不高，对自身的职业认同与组成十分焦虑有关。据1880年代的一份医学杂志测算，在巴黎繁华区域的医生需要12000法郎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而在外省，许多从业者一次诊费才收15～2法郎。Pilbeam,op cit pp77～88相对于法律与医学而言，工程学是一个为下层中产创造机会的行业。18世纪法国工程师均由国家专门培训后聘用，当时只有300人左右，这些人有着强烈的团体荣誉感，工程师被认为是有着崇高品德的人。这一职业在开始时也具有浓厚的精英色彩：1/5的工程师来自下层中产阶级、中层官员和企业主家庭，手工艺者及小店主的后代仅占5%，而下层阶级出身的人更是不足1%。随着工业和技术学院的发展，工程学才不再为传统精英所垄断。Ibid，pp89～96新的职业如兽医学、医药学、初级学校教学等的出现，也为更多的农民及手工艺者的孩子进入这一领域创造了条件。 教育在19世纪的法国出现分化。为了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学校教育，统治精英将原先面向上层社会的精英教育扩展成为不同的行业技能教育。教育的分流导致专业区别，更重要的是地位上的差异受到特别的强调。那些接受过不论是大学还是国立高等学校教育的人，都会被认为是专业人才而享有较高的地位与声望，而初级学校的教师则被排除在外。当各教师群体组成专业协会来要求承认时，不同的群体就形成了完全分离的组织。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二从制约到推进：教育与中产阶级(1) 教育是19世纪西方中产阶级群体成长、定义与发展的关键。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要求更多受过更好教育的工程师、监工和工人，正规教育本身已成为中产阶级内不同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早在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就强调，教育机会有助于减轻人类的不平等。人类发展的历史也证明，没有教育的普及，缩小社会各等级的差别就只能是理想的乌托邦，没有教育的普及，也就没有19～20世纪中产阶级群体成长与发展的可能。教育因此成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定义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精英化教育还受到许多国家的推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教育实际上成为统治阶级强化社会控制与分层的手段。帕梅拉·M皮尔比姆认为，教育作为实现社会等级向上流动的途径，其可能性在19世纪时还没有表现得十分明显。在那时，不独法国，许多欧洲国家都相信：教育应该更好地使孩子们适应他们的社会出身；因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即在于让中产阶级的所有群体，特别是下层接受现有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基础教育向更为贫穷的社会群体开放之初即是基于这种考虑。传统的精英教育以其昂贵的金钱与时间投入，保证了只有上层社会和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才可以踏入这一门槛。富裕的中产阶级和那些没有接受家庭教师教育的贵族子弟可以进入开设经典课程的中等学校，这类中等学校的目标是培养“绅士”，培育贵族式的思想与行为，而这正是那些资产阶级的父母所要极力模仿却又未能掌握的。经典教育因此不仅吸引了那些努力奋斗以求得社会接受的家庭，也吸引了那些急于在急剧变迁社会中获得地位的家庭；它使得富裕资产阶级与贵族间的共同性增加，与中产阶级的其他部分则差距拉大。在此期间，精英教育仍是国家教育的基本方针：1808年，计划中的45所lycée（法国公立中等学校或大学预科）已开办了37所；学士学位（baccalaureate）课程也已引进，不过淘汰率极高。1840年代，每年5000位学位申请者中只有3000名能通过考试拿到毕业文凭，其中47%来自lycée。根据1843年的一项调查，1789年有5000～7000名男生在中等学校学习，约占总人口的2‰；而这一比例在1843年还没有超过18‰。然而，最近有关法国历史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传统精英成员想控制社会的向上流动，中下层中产阶级对技能教育的需求却不断增加。因此，19世纪的法国学校教育在精英教育之外，不同功能的中等学校的教育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以技能教育为主的其他学校则在中下层中产阶级中广受欢迎。Ibid，pp173～209来自下层中产阶级或更为贫困的家庭的中等学校毕业生，其社会流动虽然往往限于层级内的职业流动，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多少满足了他们地位提升的心理需要。 从已有的材料看，在精英教育体制之下，教育对个体地位的提升并非如人们所设想的那般乐观。没有证据表明一般称为工业革命的初期是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活跃期，各国皆然，只不过不同国家进入工业领域的不是同样的社会群体而已。“自我奋斗”的神话也由近年有关美国与欧洲企业家社会出身的研究而显示出其虚假性：1865年，89%的英国钢铁业主有着富裕中产阶级的背景，7%有下层中产的背景，只有4%来自工人家庭。有相当一部分商人来自商业家庭，特别是纺织与冶金行业。1872年的法国，80%的雇主以前是工人，15%是工人的后代，但是这些工场都是小的家庭手工作坊。直到1880年，仍然只有35%的法国银行业者来自工业领域，其余皆是商人或商业银行家。1860年代一个关于法国中等学校毕业生的调查显示，比较他们想要从事的职业与实际从事的工作，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他所毕业的学校与所学的课程，而是他父亲的职业。在职业的选择上有着明显的群体特征：40%的店主的儿子准备继承父业。有不同选择的是工业资产阶级，他们不赞成孩子步自己的后尘，而是希望他们去做公务员。在他们的后代里，也只有1/8的人想学父辈，1/3的人更愿意从事其他行业的经营活动。相较之下，商业的地位要高于工业，40%的商业中产阶级的后代希望学父亲的样做个商人。Ibid，pp31～34,187 新中产阶级成长的坚实基础即在于大众教育的普及。也许因为到18世纪时法国的教育仍掌握在教会手中的缘故，教会在法国19世纪教育的普及上作用尤为显著。1790年代的革命者曾提出新的教育主题与理想，特别是科学的原则，以反对教会的教育垄断。到了拿破仑时期，法国政府才与教皇达成协议：由国家与教会分享对19世纪的教育的统辖权。不过识字教育的任务更多地落在教区学校的身上。1820年，44000个教区中已有24000个教区开办了小学，并免费向贫困家庭开放；尽管如此，直至1828年，法国550万8～15岁的学龄儿童中仍有400万从未进过学校。1833年，路易·菲利浦七月王朝的教育部长奎卓特签署一项法令，责成每个社区必须开办对穷人进行免费教育的学校。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1846年，33000名孩子入学，但大部分又在10～11岁时离开学校。教会重新夺回对学校的控制权。1850年代，75%的大学在教会的控制之下；教会新办的学校超过了公立学校，教会女校也有了快速的发展。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教会在不同层次的学校开设不同的课程，上至合法贵族与上层中产阶级，下至中下层中产阶级及贫困家庭，都能在各类教会学校里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课程。在教育市场的争夺上，教会学校取得了明显的胜利。Ibid,pp179～181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二从制约到推进：教育与中产阶级(2) 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多，成为中产阶级群体的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虽然在1860年代为女生开设的中等教育课程还比较有限，但教会学校并没有将女生入学的资格限定在新教和大学教师家庭出身的女孩子身上。1850～1863年间，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男生比例从7%上升到22%，女生更是从9%上升到54%。第一所女子中学出现于1880年代，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从而获得较高层次的教师资格，也可以继续更高水平的教育。不过，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并非出于学习知识的考虑而送她们去学校，他们将女儿送去教会学校学习，是为了让她们掌握一些得到社会公认的仪容举止，以便她们遇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丈夫，从而保证她们将来的家庭从内到外都能保持符合身份的体面与优雅。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从1862年第一位女性得到学士学位到1882的20年间，只有49个女学士。Ibid,pp182～184我们知道，在孩子的早期家庭教育中，母亲的文化素养对后代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的言传身教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与重视。换句话说，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果，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增多，教育水平也得到普遍的提高，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中产阶级群体的增长。 大众教育的出现使更多的家庭实现社会等级的攀升成为可能。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中下层中产阶级家庭提升子女地位的压力，同样也刺激了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职业上的进取心。19世纪，对许多家境并不十分富有的中产阶级父母来说，教育是最具操作性的地位提升的途径：通过教育，也许他们的儿子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赢得奖学金而成为一名教师；女儿也许能得到一份职员的工作，或者会有更好的机会遇上位家底殷实的丈夫。 20世纪以来，国家教育政策的转变直接造就了新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大革命时期就在法国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教育方针有所改变，不同社会阶级学习机会的分布结构向上移动，但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来的面貌，如在1961～1962和1965～1966学年，工业家的子弟进入大学的机会分别是528%和74%，而工人农民与小职员的子女则不足20%。在专业的选择上同样存在阶级差异：理学院的化学或自然科学、文学院的地理学以及中学的现代科成为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最有可能选择的方向；巴黎社会学专业接受的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大学生比例最高，达68%（文科各专业平均仅为55%），而现代文学或地理学等专业却接受了比例最高的下层或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比例分别为48%和65%（各专业平均为45%）。P布迪厄、J-C帕斯隆：《再生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103～104页。随着一项被称作法兰西计划(French Planning)的教育框架开始实施，各类培训课程均可以学位资格来衡量，传统上一直作为进入更高层次教育与社会地位的敲门砖、标志着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分隔的baccalauréat学位，不再具有精英筛选的功能。1985年，学位证书已不能表示拥有者具备了未来精英的资格，因为政府着手实施的高等教育“一体化”（massification）政策，使技能与职业培训也有了相应的学位证书，培养社会精英的大学之门已向所有的年轻人敞开，baccalauréat曾经所包含的高等教育与社会地位屏障的功用至此消失。教育的社会地位提升机的功能至此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70年时，只有206%的中学毕业生获得了baccalauréat学位，1999年就有611%的人拿到了学士文凭。Cam,Pierre，“The French Baccalauréat Since 1985: Level of Qualification or Type of Diploma?”, Assessment in Education,Vol8,No3,(2001)，资料来自网站：EBSCO Publishing大众教育在消除社会地位的差异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其负面效果则是学士学位证书普遍的声望贬值。 尽管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就受教育机会的均等而言，法国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在今天依然严重。统计数据显示，在法国目前30～34岁的一代人中，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子女有21%的机会能够上一所好学校，而一名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只有11%的机会能考上好学校。前者入学后得不到毕业文凭的风险是233%，而后者得不到文凭的风险则高达827%。此外，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子女比一名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大学毕业后当上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机会多一倍。在专门培养精英分子的学校中上学的学生们，他们的出身越来越趋于一致化。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在这些高等学府中，职工家庭出身的学生所占的比例已从原来的269%下降到目前的162%。丁骥千，同前引文，第42页。 不容置疑的是，教育为法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提高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水平，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等方面，教育确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看到，在教育机会的均等方面，法国各阶级间的区别仍十分明显；精英教育本可以在培养个人情趣方面弥补家庭出身的不足，但因教育机会的差异而受到限制，以致你可以从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判断出他所属的阶级群体。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三现代法国，无阶级的社会 从19世纪后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兴的中产阶级队伍呈几何级数增长，特别是中下层群体增长的速度尤为惊人；而老中产阶级则相对处于衰落状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白领劳动者出现在各个行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经济的空前繁荣，使法国中产阶级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这种情形一度导致“阶级消亡论”在法国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年代，法国新中产阶级定型。在原有的法律、医药、工程师及教师等老中产专业人士之外，服务于公用事业部门，从事公务员、医务人员、社会服务机关人员、技术员和初级工程师等工作的各个群体，也就是处于社会中层偏下地位的“中产阶级”持续不断地增长。1945～1975这30年，是法国人称为“光荣的30年”时期，这时的“新的工薪劳动者中间阶级”继承了其先辈的某些特质，都有辛苦得来的专业资格，也同样离“精英分子”还差得远。所不同的是此一时期工资劳动者经济收入的迅速提高，35%的工资年增长率，使工人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差距从原来的4倍下降到27倍。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人类社会以往的任何时候。法国各阶级间的差异日渐缩小，以致“阶级消亡论”在20世纪60年代占据了上风。这一观点认为，法国政治、经济与消费等方面的状况已经说明了阶级在法国不复存在。因为政治上，政权已由各阶层人民共同分享；经济上，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使人们的就业不再受明显具有阶级性质的制度的束缚，而且社会各阶层都能享有产权；消费上，由于社会生活和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过去的那些纯消费阶层已宣告消失。所以，“今天的法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减少，消费和教育方面的社会鸿沟正在缩小，社会各阶层之间地位转变的活动余地正在扩大，分成等级集团的阶级结构正在削弱，阶级冲突正在减少，阶级觉悟正在不断削弱。”这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为法国‘中产阶级’人口的大量涌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使社会上原有的各阶级失去明显差别。”1975来以来法国劳动人口中，白领职员和工人在60%左右，中层和上层分子的人数正在增加，工人的数目则呈下降趋势：1969年时，工人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占40%，而2000年时只占30%多一点。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90年工人队伍将会消失。同上引文，第17～18页。“阶级消亡论”的流行也许同法国社会对阶级的划分标准有关。法国人关于阶级的看法不同于其他国家，他们认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必须具备三种身份：一是世俗身份，即相对稳定的职业和工种，一定的通婚范围；二是文化身份，即生活方式和工作作风；三是集体身份，即能起来保卫其共同利益。相比之下，阶级趣味的差异与生活方式的不同更为法国人所津津乐道；许多国家借以指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指标——收入——并不是法国人十分关注的阶级划分标准。 然而近年来，由于职工工资增长缓慢，社会上各种不平等现象重新抬头，法国社会惊呼：“法国社会中的各个阶级现在又重新回来了。”这时被长期忽视的收入指标似乎又重新得到法国学界的密切关注。法国政府原来规定，公司企业领导干部、新闻工作者、医生、律师等家庭月收入在4万法郎以下的，可以享受政府津贴，在家雇佣保姆照顾儿童。1998年，因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人员和贫困人口增加，政府拟对上述享受政府津贴的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提高缴纳所得税的税率，此举在法国全国引起一场大辩论。根据2000年法国全日制职工的工资收入，一个非熟练工的月收入约为8000法郎，高级职员月收入约为2万法郎，中间职业层的月收入则在11000法郎左右。据此人们倾向于把税后年收入在12万法郎左右的工资劳动者阶层划为“中产阶级”，但由于经济形势的不稳定，这一标准一直没有固定下来。不过，在法国，半数以上的社会成员不是工资劳动者，他们中约有1/10的独立劳动者，另有1/10是退休职工，其余是靠家庭主人抚养的配偶和子女。所以，要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得是否宽裕，必须要看这个家庭人均“生活水平”。但究竟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法国国内始终没能达成统一的意见。同上引文，第18页。换句话说，在全民生活水平达到中产的情况下，法国人不认为阶级间存在多少差异。而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则认为，截至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如果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的话，而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社会结构出现了断裂。孙立平：《断箭：关注当下中国发展中的社会断裂（下篇）》，山东：《社会学家茶座》第二辑2003年1月，第34页。 布迪厄则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看，法国阶级差异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有加重的趋势，各阶级都努力以趣味的区隔将自身与其他阶级区别开来；这种阶级间的差异，在当今社会已经不是经济资本的大小所能解释的，对文化资本的占有，以及个人的审美性情倾向则在区分不同阶级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家庭出身与教育背景作为个人文化资本的主要来源，是造成人们文化审美趣味区隔的主要因素，因为它造成了个体在文化符码解读能力上的差异；其中家庭出身的影响最大，教育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出身的不足。由此，布迪厄将“生活方式”引入对阶级的分析之中。生活方式是什么呢？在布迪厄看来：“生活方式是惯习体系化的产物，在相互的关系中通过惯习的影响而被感知，成为全社会认定的符号体系（如高贵、庸俗，等等）。”按照这一划分体系，布迪厄将法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分为上、中、下三层：①上层支配阶级，主要由中、高级教师、高级管理者、工商业高级雇员、专业人士以及工程师组成。②中产阶级由公务员、手艺人、小店主、技术工、办公室工人、低级管理者和初级教师组成。③下层则指那些农场工人、农场主、渔民、矿工、非熟练、半熟练与熟练工以及工头。在社会中处于中下地位的阶级总是竭力模仿支配地位的阶级所崇尚的生活与趣味，然而由于其文化资本的欠缺，人们却总能从他们对趣味的标榜中发现其庸俗与可笑。Bourdieu,Pierre,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四法国中产阶级的特征(1) 西方民主思潮伴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强大而强盛，法国自不能外。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法国社会在由封建王朝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其民主进程在保守派与激进派的意见纷争中，不是采取如英国般的渐进民主方式，而是经历了其他欧洲国家少有的暴力革命与激烈的流血冲突，往往诉诸武力解决，反复多次，才最终确立下今天的共和国制度。这就决定了法国中产阶级具有了较之其他国家中产阶级更多的独特属性。马克思认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这次革命对理解法国历史，特别是法国中产阶级的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法国早期中产较之其他西方国家持保守态度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有着更为浓厚的激进色彩，这与法国独特的社会制度不无关联。18世纪的法国在高度专制的封建集权制内部，也已经有了某些形式上的民主的萌芽：国王与教会掌握着统治大权，贵族除了地位与特权外，并不参与国家行政，反而是平民进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如国王身边的御前会议成员及各省三级会议的代表，不过他们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只是在巴黎之外，各省总督才掌握着统治的实权，他们出身平民，却常以金钱购得贵族身份；然而他们却无法获得真正的贵族所拥有的社会声望、地位与特权。只有在最具代表性的朗格多克省，平民阶级才享有与其他阶级完全平等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以三级会议的名义负责领导日常事务、名为总理事的三位行政官员，都是法律界人士，即都是没有贵族称号的平民。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77～78、265～274页。由此可见，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封建王朝时期即有机会进入专制体制，虽然还没有形成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意识，但有财力、有文化的平民加入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则为大革命以后取代封建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启蒙运动唤醒了法国民众的民主意识，“自由主义”的主张逐渐深入人心，它所提倡的人类生来就自由和平等，应拥有言论、出版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的观点，代表了力量逐渐强大的法国第三等级，尤其是资产阶级诸群体的政治要求。革命之所以发生在法国，并不是因为中下层阶级的境遇最为悲惨，所受的压迫最为严重，对此，托克维尔有一段精彩的论述：“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同上引书，第291页。人民享有了一定的自由，对社会的不平等感受更为深刻，相对剥夺感也更强烈。反对专制，推翻特权阶级的呼声终于在1789年演变为暴力革命。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确立了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思想，对欧洲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法国的民主制度就在复辟、反复辟的不断斗争中逐步成型。 18～19世纪法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精英。其中有些是贵族，大部分则是中产阶级。自由政治的口号在1820年代由法国工商业集团提出，不过他们一时间还未能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群体，不具多少威慑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与土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法国政治的贵族色彩依然浓厚。Pilbeam，op cit,pp235～293但是平等与自由的思想却已深入到民众心里，即使那些享有特权的各级贵族也欢迎平等自由的理论，那些贵族中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所以，“贵族制的原则虽在政治社会中还占上风，风尚却已经变成民主的。”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64页。到了1830年开始的七月王朝时，贵族势力已大大削弱，法国的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也很少有根本的对立冲突。商人虽然在法国绝对人口数上只占一小部分，但此时他们却有能力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促使政府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OBoyle,Lenore，“The ‘Middle Class’ Reconsidered:A Reply to Professor Cobban”,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003) pp53～56,资料来自网站：EBSCO Publishing法国政权的资产阶级特征更为明显，故一般认为，资产阶级在法国的真正胜利则始于1830年。1848年革命，法国人民再次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帝国—共和—帝国—共和，法国就在这样的历史循环中演绎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1914年时，法国已经有了40年的共和国历史，就理论上而言，它是一个建立在等级与机会平等的基础上、一个为资产阶级政体提供先进模式的国家。直到戴高乐时代，建立了第五共和国，法国进入和平发展的繁荣时期。 拥有财产是老中产阶级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但是像法国中产阶级那样对土地拥有无与伦比的巨大热情在其他国家也并不多见。也许是因为动荡年代里工商业投资的高风险，土地被认为是最安全、最有收益、最有眼光的投资。18～19世纪法国富裕的资产阶级，无论是企业主、专业人士还是国家公职人员，都对土地怀有激情。有关土地所有权的记载说明：1789年时，法国资产阶级已拥有25%的土地，与贵族拥有的比例接近一致，教会则拥有大约20%的土地，农民永佃田占1/3，村社公有地占5%。吴于廑，同前引书。1789年革命之后，教士的土地被全部拍卖，贵族的土地也出售了大部分。不过“这些土地大部分是由已经拥有其他土地的人买走的”。一些留存下来的地产清单表明，当时的法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小地产主”，在有些地方，这类人的比例甚至高达1/2甚至2/3。旧的土地所有者财产的丧失，使大量平民逐渐获得了财产。因此，与英国相比，法国拥有大宗地产的人极为少见，但拥有土地的人则为数众多。地产主的身份赋予人们以某些特殊的思想和习惯，而这些思想和习惯是仅拥有动产的人不大可能产生的。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65～67、295～296页。对土地的钟情还或许是因为法国当时的选举条例总是对土地所有者倾斜。在1814～1848年间，个人的利益会受到选举出来的代表大会的保护，而所交纳的土地税则是投票人和议会候选人资格的主要依据，1830年法国自由主义者十分乐意以300法郎换来一个这样的资格。1848年后，直至1871年公投开始时，乡村地区的选民还得到了相当的政策倾斜。所有这些无疑都激励着法国中产阶级对土地这份产业的热情。 长期封建专制下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地位，使法国社会其他阶层一直有着浓厚的贵族情结。这在18、19世纪的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出身与血统代表着个人与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声望时，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深感特权的重要。不仅政府高级官员认定自身在社会属性上倾向于贵族，企业主与专业领域的中产阶级也乐意将自己与地产主、官员和贵族联系在一起。以财富购得贵族名分为富裕家庭所热衷，那些工场主的新富们更渴望与贵族联姻，并热衷于购买破产贵族的不动产。有钱人不愿意将自己认作中产阶级，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等级中拥有特权的那一部分，害怕公民平等的概念会危及自己的生活，降低其社会地位，所以他们竭力表现自己与贵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更乐意把自己认作bourgeoisie，而不是中下层白领雇员与劳动者的middle class。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四法国中产阶级的特征(2) 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似乎也支持人们拥有不动产。最近20年来，由于西方各国经济发展的强势受到遏制，法国中产阶级的工资收入也增长缓慢，与此相对的则是资本收入的快速增长。那些有房屋等家产的家庭，其家产价值大幅度上升。1990～2000年这十年间，职工工资购买力只提高5%，而财产税的税率却提高了25%。丁骥千，同前引文，第18页。这一情形更加强化了法国人对不动产的感情。 法国社会独特的发展历史决定了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传统贵族立场与价值观的崇尚态度。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在对贵族精神的弘扬上作用显著。作为一个有着悠久血统贵族统治历史的民族，贵族地位身份的高贵与王权专制的不可动摇，决定了金钱不可能成为人们追求的唯一荣耀。贵族虽有着声望，却无权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工商业资产阶级虽有可观的金钱，却缺乏社会对这一阶层的尊敬。其结果必导致有大量的公民珍惜精神享受，并推崇制造精神产品的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闲散的贵族乐意亲近知识，推崇艺术；渴望获得身份与地位的人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财富的多寡，高尚的情趣更可使他们得到财富之外的荣誉，也会在政界之外为自己创造一个无可争议的显赫地位。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291～293页。早期精英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知识阶层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都向贵族看齐，对艺术的崇尚影响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法国历代国王对艺术的爱好更加推动了法国文化艺术的发展。1699年，路易十四批准在卢浮宫举办首次皇家绘画和雕塑学院作品展，此后卢浮宫展览不断，还向许多优秀画家提供工作室，并对外开放。卢浮宫不仅吸引了法国的艺术家，更成为世界各国艺术家向往的殿堂。法国大革命使美术从宫廷走向大众：1793年，卢浮宫作为国立美术博物馆对外开放；七月王朝时期，在卢浮宫举行的巴黎沙龙成为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事，常常吸引上万的观众。 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辉煌的思想、文化与艺术成就对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自18世纪始，巴黎就牢牢奠定了它“世界文化艺术之都”的地位。这与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在法国人口中占有了相当的比例有直接的关联。中产阶级人口的增加，保证了人文科学与艺术在法国拥有数量庞大而且固定的阅听人，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基础。启蒙运动的先驱们，几乎都出身于不同的中产阶级家庭。孟德斯鸠的父亲是军人，祖父与伯父相继担任过波尔多法院院长，他自己也在27岁那年继承了伯父的职务；狄德罗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伏尔泰的父亲是个律师；卢梭的父亲则是钟表匠……他们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精神领袖，自在情理之中。19世纪的法国，文学、艺术大师群星璀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异彩纷呈。作家与艺术家们几乎也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莫里哀、博马舍、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司汤达、大仲马、左拉、莫泊桑、雷诺阿、德加、马奈、莫奈……莫里哀（1622～1673），出生于一个巴黎的家具商家庭，负责向宫廷提供室内装饰；博马舍（1732～1799），出生于巴黎钟表匠家庭；巴尔扎克(1799～1850)，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福楼拜(1821～1880)，青年时在巴黎学过法律，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雨果（l802~1885），祖父是木匠，父亲是共和国军队的军官，曾被拿破仑的哥哥西班牙王约瑟夫·波拿巴授予将军衔，是这位国王的亲信重臣；司汤达（1783～1842），父亲是一个资产者、律师，外祖父是一个医生；大仲马（l802～1870），其祖父是侯爵，与黑奴结合生下其父，受洗时用母姓仲马；莫泊桑（1850～1893），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之家，母亲醉心文艺；德加（1834～1917），巴黎银行家之子；马奈（1832～1883），父亲是内务部首席司法官。相比之下，作家中是左拉(1840～1902)，画家中是莫奈（1840～1926）和雷诺阿（1841～1919）属于贫穷家庭出身。左拉7岁丧父，与母亲在外祖父的接济下生活，靠助学金读完中学，1862年进书局当打包工人，不久以诗作出众被擢升为广告部主任；莫奈一度随父亲居住在海边小城阿弗尔做杂货买卖，曾两次到巴黎求学，并于22岁时入古典主义学院派画家格莱尔画室学习，在那里结识了雷诺阿等人；雷诺阿则生于一个穷裁缝的家里，13岁便被送到瓷器工厂去学习手艺，学画瓷器、屏风等，他对绘画的兴趣即产生于此，并于1862～1864年间进入美术学校和格莱尔画室学习。他们的作品或以文字或以画面，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生活形态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刻画与展现。高老头、包法利夫人、于连……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各不同层次群体的代表人物，都没有逃过作家们的笔触。作家们对急于提升财富、地位、声望等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可悲、可笑与可鄙的行为所采取的或批判或讽刺或同情的态度，在精神上与贵族达成了和谐一致。文学所体现出的高尚情趣使法国贵族尤乐于与作家接近，更有许多贵族加入作家行列。作家、评论家、艺术家们也因此而成为等级森严的贵族沙龙的座上宾。文学、艺术从而吸引了法国许多缺乏财产和必要的社会保护的青年人，因为这条充满浪漫成功魅力的道路，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常规方式难以企及的自身价值，实现他们一生的梦想。 大众传媒的出现为大量来自巴黎和外省的中产或下层阶级的年轻人提供了梦想实现的机会。他们希望借此走上作家或艺术家的道路，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到那时为止，它还一直是贵族或巴黎资产阶级的专利。作家和艺术家都知道，“只要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会前途无量”，“因为从普通老百姓到资产阶级，从部长到王室，每个人都读报纸”，他们就是“通过报纸和连载小说无一例外地交了好运”。布迪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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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饮食文化一瞥
作者：muhuotu 提交日期：2007-5-19 23:52:00 | 分类: | 访问量：14
作为一个地跨欧亚大陆的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虽然俄罗斯在亚洲的领土非常辽阔，但由于其绝大部分居民居住在欧洲部分，因而其饮食文化更多地接受了欧洲大陆的影响，呈现出欧洲大陆饮食文化的基本特征，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也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饮食文化。
一、俄罗斯的食文化
在饮食习惯上，俄罗斯人讲究量大实惠，油大味厚。他们喜欢酸、辣、咸味，偏爱炸、煎、烤、炒的食物，尤其爱吃冷菜。总的讲起来，他们的食物在制作上较为粗糙一些。
一般而论，俄罗斯以面食为主，他们很爱吃用黑麦烤制的黑面包（Хлеб）黑面包是用面粉、荞麦、燕麦等原料烤制而成的，颜色很深，是俄罗斯人的主食，就像我国北方人的面食和南方人的米饭一样。初尝黑列巴有一点酸酸的味道，还有点刺嗓子，但越嚼越能品出淳淳的麦香。黑列巴的形状象一个小枕头，外壳烤得很是坚硬。如果放了两天不吃，它就会硬得根本嚼不动，这倒保证了它不会变质。黑列巴在俄罗斯很便宜，是政府能控制价格的不多商品之一。除黑面包之外，俄罗斯人大名远扬的特色食品还有鱼子酱、酸黄瓜、酸牛奶，等等。吃水果时，他们多不削皮。
俄式大菜脍炙人口，口味浓郁，用油较重，酸甜咸辣俱全，是享誉世界的美食。而红菜汤和土豆是俄式大菜中的两款特色。俄罗斯菜是十分丰富的，在北部、中部和西伯利亚地区，最普遍的第一道菜是用牛肉或别的肉类、新鲜的或经酸渍的白菜和别的蔬菜所做成的菜汤。新西伯利亚市面上、伊尔库芡克州的居民喜欢吃红菜汤。红菜汤在俄罗斯久负盛名。做法是先用甜菜、戈瓦斯放在罐中焖煮，煮开后放入白菜、甜萝卜，煮烂后放入葱、蒜、油、盐、肉，这是最基本的程序。真正的俄式红菜汤做法程序严格。煮汤时用文火并适当加柠檬、西红柿酱和香菜，放置要合理。也有的用酸模（一种野生草本植物，叶酸辣，嫩叶可用作制色拉）做成的、放置一夜后的冷青菜汤。菜汤中往往加入一种称为"香料"的树叶，增强汤香味、鲜味。在众多的汤品中，鱼汤也是很受欢迎的一种。还有用鸭块、母鸡块或者腰花和腌黄瓜熬煮的肉汤，味道很鲜美。
在夏季，人们喜欢制备冷杂拌汤。这是用格瓦斯和切成碎块的肉、新鲜蔬菜或加煮鸡蛋做成。吃时浇上一层酸奶油，有清暑除烦、提神醒胃的作用。以中国的腐竹、香菇、粉丝和俄式的鸡块煮汤，味道也十分鲜美。在餐厅，较为普遍的菜汤是牛肉块、土豆块或土豆丝、胡萝卜块、红甜菜等一起熬成的大杂烩汤。或者是加入鸡块，一般肉块都切得较大。一餐多半一大盘汤，加面包、奶油就足够了。除了黑面包外，面粉烤制的食品也多种多样，如大馅饼、油炸饼、牛肉煎包、奶渣饼、软圆面包等。
第二道菜中最普通的还是炖牛肉，或是与土豆或其他配菜一块炒的牛肉，有时吃土豆泥、色拉、大红肠、鱼块。但当地居民一般不吃鲫鱼，很便宜的大鲫鱼大多是华侨买了吃。而俄罗斯人都喜欢吃生鱼块、腌成红肉色的，味道挺好。
土豆是俄罗斯人喜欢的食品。做法很多，煎土豆条配餐是俄罗斯烹饪的一大特点。土豆烧牛肉做法是将土豆块与青椒、牛肉煮，然后放些黑胡椒、葱、蒜、醋等，起锅时撒点香菜。此菜有肉有菜，营养丰富，是最普及的一道菜。
一般地说，根据工作时间决定进餐的早迟，但大多数情况是这样，8点10点间吃早餐，有蒸蛋、煎蛋、红肠，喝红茶或咖啡、牛奶，吃面包。下午1点到4点进午餐，有菜汤、牛肉、鸡块、土豆或土豆泥、甜点心、薄饼、水果。到下午5点到6点间喝红茶、吃点面包。傍晚7点晚饭，有色拉、肉块等，就是不喝汤。
夏季日照长时一日四餐，冬季夜长，一日三餐已足够了。尽管俄罗斯人与欧美居民一样，以奶油，肉类等高脂、高热量荤食为主体的饮食内容。但是，他们同时饮用大量牛奶及其制品，并且每天均要喝茶，这对降低血脂、减肥、防止心脑血管硬化是十分有利的。
说到俄罗斯的饮食，就不能不提到俄式的传统面食之一—— 馅饼（пирог），小些的叫пирожок。它在俄餐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每逢重要节日、新年、洗礼、生日、命名日、婚礼以及葬礼，馅饼作为一道重要的菜肴，都是必不可少的。
俄式馅饼有着"太阳"、" 伟大节日"、"丰收"、"孩子健康"和"婚姻幸福"等多种涵义，俄国古谚语中有"俄国人的一生都伴随着馅饼"的说法。
在俄罗斯，馅饼不仅制作方法多样，更有在馅饼用料、形状等多方面的差异。 俄式馅饼属于酵母发酵类馅饼，并依据使用原料的不同，将馅饼分为：黄米类、荞麦米类和面类馅饼。俄式馅饼的形状也有很多种，除了常见的圆形馅饼外还有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比萨式露馅形、半露馅形、封闭形等等。馅饼的命名也很有趣，如：以人名命名的有"古里耶夫斯基饼"；以用途命名的有"婚礼馅饼"；还有以馅心命名的"卷心菜大馅饼"、"果酱大馅饼"、"奶渣饼"......在饮用Водка或馈赠亲友时，馅饼都是理想的佐餐食品或礼物。当家中的小孩吵架时，妈妈就要做一个大馅饼让大家分吃，这意味着"和好如初"。俄罗斯还有一种馅饼名为" 婚礼馅饼"，它有着非常有趣的制作方法，并代表了一个特殊的俄罗斯风俗。当一对俄罗斯青年准备结婚时，在婚礼当天除了要制作各种佳肴宴请宾客外，男女双方还要做一种传统的馅饼——由薄煎饼加几种馅层层垒叠而成。在制作馅饼盖时，夫妻两家制作的花纹会有所不同：丈夫家的馅饼花纹要制成小人形，表示"人丁兴旺"，而妻子一方的花纹要以鲜花为主，象征美丽、忠诚。看似简单的馅饼却饱含了深深的祝福和对新生活的无限希望与憧憬！
俄式的馅饼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显示着俄罗斯的文化，由此不仅看出俄式面点历史发展渊远的一面，还会使人联想到粗犷豪放的俄罗斯人民细腻深情的一面。
二、俄罗斯的酒文化
伏特加(Водка)是俄国罗斯的国酒，又称俄得克、俄斯克。日本、中国也有生产。它是极寒之地的产物。12世纪，沙皇俄国酿制出一种以稞麦酿制的啤酒和蜂蜜酒蒸馏而成的"生命之水" 可以认为它是现今的伏特加酒的原型。之后不久，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引进俄国，成了伏特加酒新的原料。18世纪，确立了用白桦木炭炭层过滤伏特加原酒的方法。19世纪，随着连续式蒸馏机的应用，造就了今天的无臭无味、清澄透明的伏特加酒。正牌伏特加酒，没有其他蒸馏酒的风味和香气，因此作鸡尾酒的基酒最合适。冰镇后干饮也妙不可言，仿佛冰溶化于口中,进而转化为一股火焰般的清热。伏特加是俄罗斯的名酒，在世界上也小有名气。有些西方人干脆把伏特加当成了俄罗斯的代名词。
在俄罗斯人看来，不喝酒的男人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俄罗斯男人则说，不让喝伏特加还不如让我死了。有些俄罗斯人见面时也会问候一下喝了没有，就像我们中国人见面时常问"吃了没有"一样，只不过他们不是说出来，而是用形体语言表达：右手拇指和食指合成一个圆，然后食指弹出，弹到下巴。难怪常驻俄罗斯的外国人把伏特加比喻成俄罗斯男人的"第一妻子"。
严格地说，伏特加酒大体相当于中国所说的白酒，因为它并不是特指一个牌子的酒而是泛指一类酒。在俄罗斯几乎所有的白酒都叫伏特加，国产的伏特加酒有几十个牌子，由欧洲进口的也有十个牌子。伏特加酒的酿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酒精进行活性炭处理，除去不纯气味然后加水勾兑。市面上出售的伏特加酒大都是这样勾兑而成的，度数有38度、40度和42度三种。我个人觉得这种伏特加口感较差，味同假酒。在国内时，一位朋友从苏联带回伏特加酒请我们几位同学品尝。我们喝了第一杯后，觉得与我们想象中的味道相差甚远，便一致断定朋友带回的伏特加是假酒。这位朋友坚持说"老毛子"喝的就是这种口味的伏特加。到了俄罗斯之后，我发现朋友说的是对的。不过他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伏特加还有一种是用粮食酿制而成的。这种伏特加口味比用酒精勾兑的那种好多了，清冽净爽，余味悠长，基本属于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口味。只可惜这种伏特加酒在商店里卖的不多。
俄罗斯人喝酒对酒杯比较讲究，普通老百姓家里都备有饮用啤酒、葡萄酒、白兰地、伏特加酒的各式专用酒杯。伏特加酒杯大多是200-300毫升的大杯子，饮伏特加之前需把它放进冰箱冷却一下，据说这样口感更好。俄罗斯人喝伏特加喜欢一口喝干，很是豪爽，当然一般情况下酒只倒到酒杯的三分之二左右。第一杯通常是一齐干下，以后各人按自己的酒量随意酌饮。不过，俄罗斯人喝酒从不耍滑，都极为诚实，一般不劝酒，有多少喝多少，直到喝倒。
俄罗斯人喝酒不太注重地点，只要想喝，不必在家，也不必到饭店，再说那样还用花钱。每天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大街上尽是可爱的酒民：姑娘们一只手牵着爱犬，一手提着啤酒瓶，她们坚信啤酒就是面包；男人们手里拿的一准儿是伏特加，边走边喝。冬天雪地上常有冻死的酒鬼，大街上随处可见踉踉跄跄找不着家门的醉汉。
俄罗斯人喝酒也不大讲究菜，喝口酒，吃口面包，再来一小口奶酪就成了。不少俄罗斯人人外出时，随身总带着伏特加，下酒菜不一定总备着。如果同车或同机上有哪位酒友早已打开了味道鲜美的熏制鲟鱼或者香肠、奶酪、腌黄瓜什么的，那他们的旅途就会更愉快了。据说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有的穷人喝酒买不起菜，就在酒店里干喝白酒，喝一口酒，就把油腻的袖口贴近鼻子闻一闻，权当吃菜。
俄罗斯民族能歌善舞，男人们大都谈锋很健，极富幽默感，喝起酒来会把这一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几杯伏特加下肚，遂雅兴大发，或翩翩起舞或尽展歌喉。接下来便是各色故事、笑话、绕口令脱口而出，妙趣横生。朋友间聚会喝酒一般要持续三四个小时，每隔1小时休息10分钟，烟民们可出去过会儿烟瘾。俄罗斯人的祝酒词也很有意思，第一杯为相聚，第二杯祝愿健康，第三杯为爱，对祖国的爱，对家庭的爱，对妻子的爱，总而言之，为所有的爱干杯。接下来便是祝愿和平、祝愿友谊等等。如果是在朋友家聚会或做客，最后一杯要献给女主人，表示对她高超厨艺的赞赏和辛勤劳动的感谢。
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不是伏特加爱好者，这在俄罗斯政坛实属罕见。他喜爱喝啤酒，只是在正式场合或在朋友执意劝说下才喝伏特加。前总统叶利钦可以说是伏特加酒最忠实的捍卫者。他不仅喜欢喝伏特加，而且常喝，并且海量，一次可喝一升。上议院议长斯特罗耶夫很少喝酒，而且只认准一种牌子得伏特加。他喝酒很讲究，酒具必须精致，下酒菜必须可口，因而被封以"酒仙"得雅号。下议院议长谢列兹尼奥夫则刚好相反，他善饮，但只要是国产伏特加就行，下酒菜也不挑剔，生嚼圆白菜足矣。
俄罗斯人宠爱的另一种酒精饮料是啤酒。在俄罗斯，啤酒是作为一种普通饮料出售的。也就是说，它不作为酒类饮料在政府控制下销售。因此，啤酒在任何一个出售软饮料的商店、商亭里你都可以方便地买到，但却未必能买到伏特加。由于其兼具软饮料和酒类饮品的特点，成为俄罗斯人每日生活的必选。无论是在酷暑还是在严冬，无论是在清晨还是在深夜，你都可以在大街小巷、车站地铁，看到数量不菲的俄罗斯男女公民或步履匆匆，或悠闲自得地手持啤酒瓶开怀畅饮的情景。这已经成为俄罗斯街头文化不可或缺的一景。在街头设置的保洁箱里，街边的牙石上，随时都可以看到被人丢弃的啤酒瓶。有一次笔者在路边候车，无意间发现路边的街灯上竟有一只啤酒瓶，看来俄罗斯人饮酒之余也没忘了幽默一下。
在俄罗斯，上年纪的人还是钟情于一种叫格瓦斯的饮料，但年轻人已经被可口可乐等西式饮品的特殊口感和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所俘虏。
葡萄酒在俄罗斯好像没有像在欧洲大陆那样占据崇高的地位，也许是伏特加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太重要了，以至于再好的东西也难以取而代之。
三、俄罗斯的茶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中国人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俄国人饮茶的历史虽不算太长，但茶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中却占有重要位置。俄国人不但喜欢饮茶，而且逐步创造并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茶文化。
历史上，茶从中国经西伯利亚直接传入俄罗斯。1616年，俄国人出使中国，使他们得到了认识茶叶的机会。在招待宴会上，俄国特使彼得罗夫十分惊异地看到，端上来的热牛奶里放着一种不知叫什么的叶子，这种彼得罗夫从未见过的叶子就是茶叶。这是俄国人了解茶叶的开端。二年后，明朝政府派人携带茶叶数箱前往俄国，赠送沙皇，企图打开华茶在俄国的销售市场，未果。1638——1640年，瓦西里·斯塔尔科夫出使阿勒坦汗庭，受到达音诺彦的宴请，席间他们喝的是茶。临别前，阿勒坦汗赠给沙皇许多礼品，有皮货、绸缎以及按蒙古人估价相当于一百张貂皮价格的茶叶二百包。斯塔尔科夫对茶叶一项提出了异议，说在俄国，这是一种不知名的、没有人想要的东西，因此，莫斯科宫廷宁愿请汗赠以相等价值的貂皮。但是结果仍按原来方案处理。此项茶叶约248公斤多一点，价值约合旧卢布30个，这是华茶输俄的开端。比华茶输入荷兰晚了30多年。可见在17世纪中叶之前，茶叶对俄罗斯人来说还是新奇的东西。在品尝之后，沙皇即喜欢上了这种饮品，从此茶便堂尔皇之地登上皇宫宝殿，随后进入贵族家庭。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莫斯科的商人们就做起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生意。
清朝康熙皇帝在位的1679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关于俄国从中国长期进口茶叶的协定。但是，从中国进口茶叶，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数量也有限。因此，茶在17、18世纪的俄罗斯成了典型的"城市奢侈饮品"，其饮用者的范围局限在上层社会的贵族、有钱人，喝茶则一度成了身份和财富的象征。直到18世纪末，茶叶市场才由莫斯科扩大到少数外省地区，如当时的马卡里叶夫，如今的下诺夫哥罗德地区。到19世纪初饮茶之风在俄国各阶层始盛行。
然而，事实上，有关史料证明，俄罗斯人第一次接触茶的时间还要早些，是在1567年。当年到过中国的两位哥萨克首领彼得罗夫和亚雷舍夫曾经描述过一种不知名的稀奇的中国饮品，这种饮品在当时的西伯利亚东南部及中亚地区已经比较普及。但可能因为哥萨克首领的描述没有引起沙皇贵族的注意，因此，这段历史也就鲜为人知了。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饮茶习俗。从饮茶形式上来看，中国人饮茶一向是香茗一杯，细品慢饮；俄国人喝茶，则伴以大盘小碟的蛋糕、烤饼、馅饼、甜面包、饼干、糖块、果酱、蜂蜜等等"茶点"。从功能上看，中国人饮茶多为解渴、提神亦或消遣、待客；俄国人喝茶则常常为三餐外的垫补或往往就替代了三餐中之一餐。当然，喝茶之际谈天说地是必不可少的，俄罗斯人把饮茶当成一种交际方式，饮茶之际达到一种最好的沟通效果，而独自饮茶则可以给自己一个沉思默想的机会，进行一种"我"与"我"的交流。
从饮茶的品种来看，中国人喜喝绿茶，俄罗斯人则酷爱红茶。有趣的是红茶在俄语是"чёрный чай"，直译为"黑茶"。之所以称之为"黑茶"，似乎有合乎逻辑的道理：一来红茶在没泡入水中时呈黑色，二来俄罗斯人喜喝酽茶，浓浓的酽红茶也呈黑色。从饮茶的味道看，俄国人更喜欢喝甜茶，喝红茶时习惯于加糖、柠檬片，有时也加牛奶。因而，在俄罗斯的茶文化中糖和茶密不可分，人们用Спасибо за чай-сахар (直译谢谢糖茶)来表示对主人热情款待的谢意。从饮茶的具体方式看，俄罗斯人喝甜茶有三种方式：一是把糖放入茶水里，用勺搅拌后喝；二是将糖咬下一小块含在嘴里喝茶；三是看糖喝茶，既不把糖搁到茶水里，也不含在嘴里，而是看着或想着糖喝茶。第一种方式最为普遍，第二种方式多为老年人和农民接受，第三种方式其实常常是指在没有糖的情形下，喝茶人意念当中想着糖，一边品着茶，结果是似乎也品出了茶里的甜味，很有些"望梅止渴"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人还喜欢喝一种不是加糖而是加蜜的甜茶—— чай с мёдом。在俄国的乡村，人们喜欢把茶水倒进小茶碟，而不是倒人茶碗或茶杯，手掌平放，托着茶碟，用茶勺送进嘴里一口蜜后含着，接着将嘴贴着茶碟边，带着响声一口一口地吮茶。喝茶人的脸被茶的热气烘得红扑扑的，透着无比的幸福与满足。这种喝茶的方式俄语中叫"用茶碟喝茶"。有时代替蜜的是自制果酱，喝法与伴蜜茶一样。在18、19世纪的俄国乡村这是人们比较推崇的一种饮茶方式。
俄罗斯人重视饮茶，也就常常赋予饮茶以更多的文化内涵，从而使俄语里的"茶"（чай）一词有了更多的意义。俄罗斯人中常以пригласить (звать) на чай(на чашку чая)(请来喝杯茶)向友人发出作客的邀请，同时也是向对方表示友好诚意的一种最佳方式。另外，旧时俄国人有喝茶给小费的习惯，俄语里称之为"давать на чай"，后来俄语这一表达方式转义表示指在任何场合的"付小费"。
中国的茶文化讲究茶具，谈到俄罗斯的茶文化，也不能不提到有名的俄罗斯茶炊（самовар）。俄国有"Какой же чай без самовара"(无茶炊便不能算饮茶)的说法。在民间，人们还把"самавар"(音译"萨马瓦尔")亲切地称作"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амовар"(伊万·伊万诺维奇·萨马瓦尔)，或是"Золотой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金子般的伊万·伊万诺维奇)，以表示对茶炊的钟爱和尊崇。在古代俄罗斯，从皇室贵族到一介草民，茶炊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器皿，同时常常也是人们外出旅行郊游携带之物。俄罗斯人喜爱摆上茶炊喝茶，这样的场合很多：当亲人朋友欢聚一堂时，当熟人或路人突然造访时；清晨早餐时，傍晚蒸浴后；炎炎夏日农忙季节的田头，大雪纷飞人马攒动的驿站；在幸福快乐欲与人分享时，在失落悲伤需要慰藉时；在平平常常的日子，在全民喜庆的佳节......在不少俄国人家中有两个茶炊，一个在平常日子里用，另一个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启用。后者一般放在客厅一角处专门用来搁置茶炊的小桌上，还有些人家专门辟出一间"茶室"，茶室中的主角非茶炊莫属。茶炊通常为铜制的，为了保持铜制品的光泽，在用完后主人会给茶炊罩上专门用丝绒布缝制的套或蒙上罩布。
俄罗斯茶炊出现于18世纪，是随着茶落户俄罗斯并逐渐盛行而出现的。茶炊的制作与金属的打造工艺不断完善密切相关。何时打造出的第一把茶炊已无从查考，但据记载，早在1730年在乌拉尔地区出产的铜制器皿中就有外形类似于茶炊的葡萄酒煮壶。直到18世纪中下期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茶炊。在当时，有两种不同用途的茶炊：茶壶型茶炊和炉灶型茶炊。茶壶型茶炊的主要功能在于煮茶，也经常被卖热蜜水的小商贩用来装热蜜水，以便于走街串巷叫卖且能保温。原理在于茶炊中部竖一空心直筒，盛热木炭，茶水或蜜水则环绕在直筒周围，从而达到保温的功效。炉灶型茶炊的内部除了竖直筒外还被隔成几个小的部分，用途更加广泛：烧水煮茶可同时进行。这种"微型厨房"式的功能使它的使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家庭，而且深受旅游、旅行者青睐。无论在森林还是草场，在能找到作燃料的松果或木片的地方，人们都可以就地摆上炉灶型茶炊，做一顿野外午餐并享受午后茶饮的惬意。到19世纪中期，茶炊基本定型为三种：茶壶型(或也称咖啡壶型)茶炊、炉灶型茶炊，烧水型茶炊(只用来烧开水的茶炊)。
茶炊的外形也多样化。有球形、桶形、花瓶状、小酒杯形、罐形，以及一些呈不规则形状的茶炊。
谈到茶炊就不能不提到它的产地。19世纪初，莫斯科州的彼得·西林先生的工厂主要生产茶炊，年产量约3000个。到19世纪20年代，离莫斯科不远的图拉市则一跃成为生产茶炊的基地，仅在图拉及图拉州就有几百家加工铜制品的工厂，主要生产茶炊和茶壶。到1912、1913年，俄罗斯的茶炊生产达到了顶峰阶段，当时图拉的茶炊年产量已达66万只，可见茶炊市场的需求量之大。
俄罗斯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里也多有对俄罗斯茶炊的描述。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有这样的诗句：
天色转黑，晚茶的茶炊
闪闪发亮，在桌上咝咝响，
它烫着瓷壶里的茶水；
薄薄的水雾在四周荡漾。
这时已经从奥尔加的手下
斟出了一杯又一杯的香茶，
浓酽的茶叶在不停地流淌
诗人笔下的茶炊既烘托出时空的意境，又体现着俄罗斯茶文化所特有的氛围。
俄罗斯著名的画家巴·库斯托季耶夫以饮茶为题材作有油画《商妇品茗》，画面左侧靠边就是一把高高立在餐桌上的铜制茶炊。通过人的视觉，传递俄罗斯茶文化的信息。
在现代俄罗斯人的家庭生活中仍离不开茶炊，只是人们更习惯于使用电茶炊。电茶炊的中心部分已没有了盛木炭的直筒，也没有其它隔片，茶炊的主要用途变得单一烧开水。人们用瓷茶壶泡茶叶，茶叶量根据喝茶人数而定，一般一人一茶勺。茶被泡3一5分钟之后，给每人杯中倒入适量泡好的浓茶叶，再从茶炊里接煮开的水入杯。在现代俄罗斯的城市家庭中流行趋势是，用茶壶代替了茶炊，茶炊更多时候只起装饰品、工艺品的作用。但每逢隆重的节日，现代俄罗斯人一定会把茶炊摆上餐桌，家人、亲朋好友则围坐在茶炊旁饮茶，只有这样，节日的气氛、人间的亲情才得以尽情喧染。而传统意义上的пить чай за самоваром(围着茶炊饮茶)在俄罗斯乡村的木屋里一直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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