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贵族与中国贵族

欧洲贵族与中国贵族 昨天写了戴安娜的贵族血统问题，又联想到一些其他问题，暂时把戴安娜放一放，先说说古代社会欧洲贵族与中国贵族的异同。
欧洲贵族与中国贵族最大的不同是，欧洲贵族基本上是永久世袭的，被外力和制度剥夺贵族称号的可能性很小。即便国王换了人，原先的贵族也还是贵族。中国古代的贵族，虽然也可以世袭，但是有一个限度，一般是传了5代之后，就不再世袭，成为与平民一样的身份。即使是皇亲，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因此，中国古代有一首著名的诗写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这种贵族的盛衰。昨天提到山东曲阜的孔子世家，历时2000多年，一直被历代皇帝加以封号，享受某种特权。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贵族永久世袭是欧洲封建制度的重要特征，它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主要是能够限制王权。贵族领地内的事务由贵族自己说了算，国王也管不到。因此，欧洲基于封建制度的贵族世袭，是一种分权，也可以看作是早期民主的萌芽（关于这个话题，以后将在论述“封建制度”时再加议论，这里算是给自己先做一个广告）。但是，世袭贵族的坏处同样严重。由于贵族永久世袭，使得贵族世世代代享受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并且在政治、军事等社会重要领域，永远占据控制地位。社会等级森严，贫富分化严重，并难以改变，平民很难有出头之日。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当欧洲人发现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为何会那么钟情。因为，科举制度以一种公平的方式，使得每一个平民都获得了成功的可能。
中国古代的贵族不能永久世袭，甚至还有随时被皇权剥夺的可能，造成的一个今天看来不好的结果就是皇权最大，中央集权牢不可破。但是，这种方式的好处是，避免了社会上永久的寄生虫，避免了社会权力被少数人永久把持。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祖先的功绩并不能永远庇佑，一旦后代不努力，便会失去一切。三国时期的刘备就是一个例子。刘备号称“皇叔”，据现代考证，刘备的祖先应该就是中山王，是地地道道的皇亲。但是，到了刘备出生的时候，由于传代太多，刘备早已失去了皇亲贵族的特权，徒有一个自我标榜的“皇叔”，其他人也并不非常在乎。刘备主要还是靠个人奋斗，才获得了历史上的地位。
另一个被人熟知的名言，出自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之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说明从商鞅时代开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观念就在中国人的心目建立了。我们今天还能在某些地方找到古代名人的后裔，例如诸葛亮的后代。其实在很久以前，他们就是普通平民了。如果中国像欧洲一样，贵族都能永久世袭，那么，当今中国社会遗留下的贵族遗老将不计其数。从这个角度说，对于曲阜孔家大修族谱，将旁支末叶都纳入谱系的做法，我觉得没有多大的意义。要修孔氏家谱，只要维持家族主脉的延续就足够了，没必要把毛细血管都网罗进来。
我们不能说欧洲世袭的贵族后代都是无能之辈，但世袭贵族后代的嚣张、傲慢、无能也是常见的事实。由于永久世袭的关系，很多欧洲贵族后代都没有努力上进的压力，纨绔子弟，游手好闲，挥霍败家的很多。这就造成一个明显的后果：为了贵族身份而竭力装扮的虚荣。进入民主社会之后，由于贵族已没有多少实际的特权，这种虚荣比以前有所减少，但依然还是存在的。昨天说到的戴安娜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虚荣心尚在的破落贵族之家，这对于戴安娜后来的身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果我们看看曾国藩给后代留下的家训，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贵族后代，一般来说要比欧洲贵族后代懂得努力，懂得个人奋斗，懂得不能永远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清朝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特殊（元朝也有点类似），它一方面保持着满族贵族的世袭特权，另一方面又开放了汉族贵族的升迁流动，因此，到了清朝后期，比较有才干的，大多数都是汉族的贵族，八旗子弟则变成社会的祸害，类似欧洲的世袭贵族。
中国古代贵族的盛衰交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改朝换代。常有人说，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是社会的恶性循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改朝换代其实是社会管理阶层的大换血。不能世袭的贵族和平民升迁的科举制度是小范围的吐故纳新，改朝换代则是大规模的新陈代谢。前者是权力决定的人才流动，后者是百姓决定的全民选举，它们共同保证了社会活力和自我修复。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才流动和社会变革，还是非常可取的，当今社会基本接受了这种方式。只有在社会根本的政体结构上，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与现代民主社会存在着冲突。
现代社会在社会权力方面有两个重点，一方面是最高权力的产生和制约，另一方面是中间权力的公平和流动。前者主要来自于欧洲的历史演变，后者则来自于中国的历史贡献。因此，对于古代贵族的怀念和标榜，不是中国人的习惯。对于高人一等的贵族身份的热衷，在现代社会中，并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无数人崇拜、热爱戴安娜时，总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滑稽戏。明天接着再说戴安娜。